如何應對通貨膨脹

                      盧麒元

石油價格的不斷攀升，將毫無懸念地推高普通商品的價格。當代中國人的衣食住行已經了形成對石油的絕對依賴。換句話說，誰能控制石油價格，誰才有可能控制中國的通貨膨脹。

顯而易見，我國沒有能力控制石油價格。所以，我國的宏觀調控很難控制通貨膨脹。

在一九七一年之后，黃金美元變成了石油美元。石油價格成為表達美元價值的尺度。美元超發行的必然結果就是石油價格上漲。石油價格上漲，進一步刺激了石油美元的需求。不斷刺激石油美元的需求，才能保障美元的超發行。因此，石油價格不斷上漲成為了歷史性的趨勢。如果，在未來兩年中，石油價格上漲到每桶兩百美元，筆者絕不會感到驚訝。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在以美元備兌發行人民幣的機制之下，在絕對依賴外部石油供給的客觀條件下，美元貶值和石油價格的劇烈上漲，將繼續放大人民幣的發行量，將不可避免地引發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

筆者是支持管理層實施緊縮貨幣政策的。這顯然可以起到暫時緩解通貨膨脹的作用。不過，筆者必須提醒管理層，我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對于治理通貨膨脹存在著明確的局限性。請注意，遏制輸入型通脹，只剩下人民幣急劇升值一條路。而這幾乎是一條不歸路。所謂數量型控制（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成本型控制（加息）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也就是說，不要指望我國央行現行的貨幣政策可以治理通貨膨脹。尤其不要輕信，“央行將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有效控制通脹”的言論。

筆者希望管理層盡快建立中國應對通貨膨脹的系統策略。我們必須趕在石油價格完成歷史性突破之前，制訂并落實應對通貨膨脹的系統策略。這個策略包括：國內策略；國際策略；政治策略。

首先，國內策略。

第一，政府要準備在必要時終止聯系匯率制度。政府要向國際市場明確表達隨時終止聯系匯率的意向。政府要表明堅持人民幣發行自主性和獨立性的堅定信念。這是對人民幣實施數量控制的根本方法。也是控制總需求的最有效的途徑。

第二，中央政府必須堅決遏制地方政府的信用膨脹。地方政府不能擁有非債券融資的任何融資渠道。地方政府的變相融資行為應視同為行政違規，必須追究主要領導人的行政責任。不壓抑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支出，就無法遏制總需求的非理性增長。

第三，立法禁止投機性資本進入普通商品市場。對于通過操縱經濟政策在商品市場牟取暴利的政府官員應嚴厲查處。對于非國營機構和個人囤積戰略性物資者應處以重罪。必須使用強有力的措施熨平總需求的非理性波動。

第四，為過剩流動性提供出路。應將國內的過剩流動性導向生態治理、現代農業、信息產業、高端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領域。要使從緊的貨幣政策具有明確的針對性。貨幣政策的針對性，需要財政政策密切配合。財政政策要履行轉移支付的職能，充分利用稅費和補貼等財政轉移支付工具，平衡利益分配，將發展重心導向生態治理、現代農業、信息產業、高端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領域。

我們要敢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資訊高度發達的條件下，我們完全有能力實現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均衡、協調地發展。

其次，國際策略。

政府應積極干預大宗商品的國際市場價格。要有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雄心和魄力。必須扭轉長期被動挨打的局面。

我國干預大宗商品的國際價格有三種方式：第一，政策調整。政府不能繼續對輸出通縮和輸入通脹進行政策鼓勵。必須反其道而行之。政府可以使用環保等正當理由干預特定商品的進出口價格。第二，均輸平準。中國政府應該利用巨額外匯儲備建立大宗商品的戰略儲備。戰略儲備應包含現貨和期貨。大型國有企業，應以戰略儲備為基礎，根據國家需要，在國際商品市場使用風險對沖工具實施價格干預。第三，地區沖突。中國政府要積極介入全球熱點地區的紛爭，通過操縱地區沖突，間接干預大宗商品的國際價格。應該學習運用外事和軍事牟取國家經濟利益。

筆者再一次痛陳，請不要奢談“負責任的大國”了。犧牲萬億計的國民福利，一手支撐國際原材料的價格，一手壓低我國制造業的利潤，持續輸入通脹并持續輸出通縮，去實現他國的經濟復蘇，去贏得什么國際贊譽。我們在需要進行戰略性收縮的時刻，進行了非理性的戰略性擴張。歷史地看，所謂的刺激經濟方案，不過是一個可悲的局，中國失去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歷史性契機，也埋下了惡性通貨膨脹的歷史性禍根。國民不語，未必愚癡。

最后，政治策略。

筆者對于“治理”通貨膨脹的說法，感到驚訝。管理層可能并不熟悉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歷史。近現代以來，尚且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政府可以有效“治理”本國通貨膨脹，遑論有效“治理”全球性通貨膨脹。所以，本文的題目使用“應對”一詞。應對的含義包括接受現實、適應形勢、轉危為機。事實上，我們已經錯過了治理通貨膨脹的最佳時機；我們已經浪費了治理通貨膨脹的寶貴資源。我們必須準備接受殘酷的現實，并在危機中尋求一線生機。

應對通貨膨脹，需要明智的政治策略。一些人忽略了顏色革命的經濟原因，幾乎所有的顏色革命都是惡性通貨膨脹的必然結果。千萬不要忽略了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政治效用。我國在二十二年前曾經有過深刻的教訓。當前，突尼斯和埃及的動亂，仍然是通貨膨脹引發社會不滿造成的。突尼斯和埃及的利益集團實在是太苛刻了，他們已經將自己的國民逼到了革命的邊緣。非常遺憾，愚蠢的政治家往往對通貨膨脹缺乏起碼的政治敏感。這是非常淺顯的常識，面對洶涌而來的經濟危機，漠視、拖延、逃避、欺騙永遠是最差的政治策略。很多人未必明白，經濟問題是需要政治解決的。沒有明智的政治策略將是非常危險的。

政治策略的核心是表達鮮明的政治立場。政治策略是明確的棄保策略。限制利益集團，確保國計民生，這是執政黨政治策略的邏輯基礎。就我國國情而言，堅決開征針對資產和資本的系列稅項，進行制度化財政轉移支付，均衡社會分配，實現全社會和諧共贏，將是最現實的政治策略。政府推出房產稅，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我們期待著：政府繼續推出資產來源不明稅；資產贈予稅；資產離境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等等一系列符合三個代表理論和科學發展觀的稅種。筆者曾經著文《萬法皆稅》。稅政是最大的政治。治國先制稅。稅政才是真正的反腐利器。高明的稅政策略，就是最好的政治策略。一個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勝過千言萬語。

二零一二年已經臨近了。通貨膨脹的幽靈在中國的上空游蕩。在繁榮昌盛的節日氣氛中，彌漫著一種莫名的恐慌。

未來惡性通貨膨脹的過程中，在國內的機構和個人并不擁有可以獨善其身的應對策略。最佳的個人策略，必須仰賴國家的系統策略。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發出自己的聲音，敦促政府進行義無反顧的戰略調整。我們應該用集體的力量改變個人的命運。

佛，反轉面孔就是魔。人民是佛。慈悲而善良的人們，也會有金剛怒目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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