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國內基礎

 ——專訪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特邀顧問劉國光

特約記者 周建軍

從十二大到十七大，“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一直是中央經濟工作的重要指南。近一段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諸常委分赴國內多個地區就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密集調研。今年2月，國家主席胡錦濤就指出：“綜合判斷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商務周刊》就如何認識和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尤其是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特邀顧問劉國光教授。

《商務周刊》：請您總體上談一談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新格局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要性及緊迫性。

劉國光：中央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在“加快”。之所以提出要“加快”，我認為既要放在國內來看，更要站在國際經濟大格局下來看。盡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是要做好國內的事情，內因是主要矛盾，但也要看到，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越來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對外經濟發展中的一些不足，如外貿依存度過高、對外技術依賴性過大、對外資源依賴性過強、外匯儲備過多和國際產業轉移導致的環境問題等弊端，也會轉向內部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形成制約。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對外出口急劇下降，國際貿易領域的爭端和摩擦增多，沿海地區出現企業訂單減少、部分企業破產、失業增加等現象，在國際上也面臨石油原材料等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匯率問題等壓力，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受到了挑戰，就很能說明問題。

危機發生后，我國采取了果斷措施，有效遏制了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并率先實現了復蘇。但是，經濟回暖的基礎還很不穩固，而國際形勢的發展還暫時看不清。當然，理論界對危機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有的認為危機已經過去，有的認為危機還在發展。但國際金融危機還是能夠給我國帶來一些啟示：一是過度虛擬化的經濟隱藏著巨大的潛在風險，虛擬經濟的發展不能脫離實體經濟，金融創新必須得到有效監管；二是現在發達國家重新撿起宏觀調控和國家援助的救命稻草，說明完全私有化、自由化的發展道路是行不通的；三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會不會轉嫁危機？我覺得，要防止這種可能性。最近歐洲發生了主權債務危機，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總之，我國在融入國際市場的同時，需要注意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防止這種變化對我國利益造成損害。

《商務周刊》：您提到了“需要注意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防止這種變化對我國利益造成損害”，如何確保對外開放與實現國家整體利益的統一？

劉國光：對外開放是我國的一項長期國策，根本目的是為了促進和帶動我國的經濟發展。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就曾指出：“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的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改革開放后，鄧小平也提出：“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的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它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可見，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并不是無條件的。我們從資本主義國家那里所要學習的，是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

對外開放并不僅僅是合作，也有國際競爭。背后有國際資本的利益問題，有國家經濟安全、國內勞動者的地位和切身利益問題，說到底是涉及到我國的國家利益問題。這個問題處理得好，可以加快國內問題的解決；處理得不好，就會加重國內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甚至會使改革開放的成果毀于一旦。從這個角度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能只著眼于國內，還必須將眼光看得更寬些、更遠些，緊迫感更強一些，更加科學地推進對外開放。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中央的精神是明確的，方向是正確的。

《商務周刊》：關于切實轉變對外經濟增長方式，更加科學的推進對外開放，您有什么具體建議呢？

劉國光：當前深入推進對外開放，必須做好三件事情。

一是要樹立對外經濟發展的國家利益觀。對外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按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標準來衡量，而不能不顧國內和地區條件，單純強調招商引資和出口的規模，鼓吹越開放越好。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擴大了開放的領域、規模，就是和國際接軌了。依我看，和國際接軌必須首先在國家利益、經濟效益上接軌。怎么做好利益接軌？就是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也要看長遠利益；不能只看局部利益，也要看整體利益；不能只看資本利益，更要看勞動者的利益，不能損害勞動者的利益。當前現實中的確存在一些不好的現象，如：各地區競相招商引資、低價出讓土地，在出口產品和進口資源上國內企業間盲目競爭；不重視重要資源的國際定價權，低價出口資源；還有一些地區將招商引資作為政績考核標準，不顧環境和人民群眾身體健康，不重視保護職工權益，近來還出現了富士康“十二連跳”的慘劇；甚至在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也放棄控股權，等等。這些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不利于我國從根本上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是要制定正確的對外發展戰略，必須根據國情和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積極提高對外開放的層次、水平和能力。在新的形勢下進一步推進對外開放，單純地實行封閉式的進口替代戰略固然不可取，但完全的出口導向戰略也是不可行的。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的大國，不能將經濟發展的主動權完全交付國際市場，國際市場也沒有能力解決我國的需求問題。最好的辦法，還是堅持開放條件下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相結合，立足于擴大內需，增強內部發展動力。

三是要增強我國對外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增強對外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關鍵是要堅持獨立自主的開放政策，改變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發展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提高國際競爭力，提高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參與能力。在貿易規模增加的同時努力改善貿易結構，提高貿易層次。

《商務周刊》：您談了轉變對外經濟增長方式的具體建議，那么我們如何依靠現有體制優勢切實“轉變對外經濟增長方式”呢？

劉國光：我國的經濟體制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需要重視發揮這一體制的內在優勢。現在國際上談中國模式的很多，聲音也很雜，究竟什么是中國模式？我個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核心,就是容許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但同時堅持社會主義的主體地位和發展方向。這種模式不是照抄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也不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這是我們在國際危機中的表現相對出色的主要原因。今后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我們還要挖掘這一模式的潛力。

依靠體制優勢，主要是堅持特色社會主義模式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改革開放前我國沒有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旋渦，就是因為當時沒有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因此不受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干擾。當前中國被卷進世界經濟危機，原因并不僅僅是過深陷入外向型經濟那么簡單,關鍵還是在內部。

依靠體制優勢，需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導地位，不能搞私有化、依附化。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現在對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雖然取消了，但國內一些地區、一些人群中，還存在著“重外輕內”的傾向，主張將國有資產賣給外資，對外資企業盤剝、壓榨中國工人的行為視而不見，甚至怕影響到招商引資和地方的GDP，而采取曖昧甚至縱容的態度。這不利于增強國家的調控能力，不利于掌握對外經濟發展的主動權。

依靠體制優勢，就是要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中集中力量辦大事,以計劃導向來調控經濟的能力。今后，我國在重視市場調節基礎作用的同時，仍然要保持并加強計劃調控能力；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的同時，仍然要對與國際市場接軌保持比較謹慎的態度。這次危機中，我國資本賬戶沒有完全放開，銀行運作尚未完全與外國接軌等因素，大大緩解了危機的沖擊。今后，我國還要是審慎地推進對外開放，及時調整對外開放的領域和范圍。調控手段上，經濟手段可以用，行政手段也可以用，堅持走獨立自主、合作共享的道路。

當然，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還要依靠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只有勞動者的地位和發言權提高了，才能遏制外資企業對低成本勞動的濫用，將企業的注意力轉移到提高技術、改進管理上來，對外經濟發展才有持續性和可靠的基礎。

《商務周刊》：面對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新格局、新變化，有什么特別需要關注和研究的新動向？

劉國光：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我國經濟理論界承擔著很大的歷史重任。我認為，當前圍繞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應當特別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堅持獨立思考。研究對外經濟發展問題要有國際視野，但更要有國內的立場。對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要聯系我國的客觀情況和實際利益來分析、判斷，腦袋要長在自己的脖子上，不能人云亦云。比方說，在后危機時代，全球貿易層面的“市場”已經日益變得稀缺，用市場換技術的老路能否還行得通？貿易保護主義會不會轉化為產業保護主義？就值得認真研究。

二是要拓寬研究領域。對外經濟發展包含的領域是全方位的，不僅涉及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也涉及全球產業轉移和國際生產要素流動，還涉及金融安全、資源環境、各國專利保護制度和科技體制等一系列問題。特別是在貨幣金融爭端和科技體制方面，我國現有的研究還不夠，應對國際挑戰的經驗還不足。這些都要根據形勢的發展，在推進開放過程中研究新的對策。

三是要面向未來開展前瞻性研究。我們要看到，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對過度金融化、虛擬化的發展思路已進行了重新調整。現在發達國家有一種說法，叫“重新工業化”，實質上是重新重視實體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顯然不能再走承接全球產業和投資轉移的老路了。研究我國未來對外經濟發展的增長點和利益實現的問題，才能真正探尋出一條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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