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兩極分化的根源

周新城

《中華魂》2010年第8期

　　當前，思想理論界有關兩極分化問題的討論十分熱烈。有的學者根本否認我國存在兩極分化，他們把城鄉分開計算基尼系數，得出結論，我國基尼系數并不高，認為我國的主要問題是平均主義，要警惕“殺富濟貧”。持這種意見的人往往被人們斥之為替少數暴富階層辯護，閉眼不看事實。有的學者認為會不會產生兩極分化取決于我們的工作，工作做得好的話可以不產生兩極分化，仿佛出現兩極分化現象只是工作的失誤，而沒有客觀必然性。主管方面則竭力回避兩極分化問題，他們實際上處于一種兩難處境：說沒有兩極分化吧，那太不符合實際，老百姓不認可；而承認存在兩極分化，又怕否定了改革（因為鄧小平說過，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只好不提這件事。而大多數學者則認為我國兩極分化已經十分嚴重，他們也利用基尼系數來說明問題，提出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僅為0。16，而2003年達到0。458。目前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53或0。54，大大超過國際上公認的、基尼系數為0。3—0。4的“社會失衡臨界點”。他們大聲疾呼，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在討論中，無論是否承認存在兩極分化，一般都只是談論分配領域中的問題，談到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思路往往也只是停留在再分配領域采取某些措施。然而究竟收入分配差距多大（基尼系數多大）就算是兩極分化了？性質的分界線在哪里？其根據又是什么？卻似乎并沒有說清楚。
　　因此，需要探討的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什么叫兩極分化？產生兩極分化的根源是什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對待兩極分化現象？
　　從現象上看，兩極分化是分配問題：有的人占有大量財富，花天酒地，有的人則一貧如洗，生活困頓，“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但是，停留在現象層次上來理解兩極分化是不夠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配是由生產決定的，必須到生產領域中去尋找兩極分化的根源及其解決辦法。不能就分配談分配，就兩極分化談兩極分化。在任何一個社會里，分配方式都不是人們主觀的選擇，不是隨意地確定的，而是由生產方式客觀地決定的。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①社會產品如何進行分配，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人們可以改變分配的具體做法，但分配的性質和方式卻是事先由生產方式決定了的。“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②我們研究分配問題，不能停留在分配關系的表面現象上，而應該深入到決定分配方式的生產方式中去，通過研究生產方式去把握分配問題。對于兩極分化問題，也應該按照這一思路進行分析。

兩極分化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
積累一般規律時提出的論斷

　　一般來講，人們在使用“兩極分化”這一概念時，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馬克思最早科學地分析了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3章中深刻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他指出：“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來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④
　　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兩極分化是資本與勞動對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因而它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如果把兩極分化僅僅看作是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僅僅看作是分配問題，那么，這種認識只是停留在現象的表面，而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馬克思指出：“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5}
　　資本和勞動的兩極對立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財富與貧困的兩極對立則是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表現形式。因此，只有從分析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入手，即只有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才能把握兩極分化的實質。
　　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根源于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
　　在封建社會末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價值規律的作用使得商品生產者發生分化：一些生產條件較好、采用新技術的小生產者，由于個別勞動耗費低于社會必要勞動耗費，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經濟上日益富裕起來，積累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而那些生產技術差、勞動熟練程度低的小生產者，則由于商品的個別價值高于社會價值，在競爭中處于劣勢，最終難免破產，淪為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計。這樣就形成了一極占有生產資料，另一極喪失生產資料的局面，這是私有制基礎上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原始積累大大加快了這種分化的進程。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使得世界市場急劇擴大。新興資產階級在強烈的致富欲望推動下，用暴力手段剝奪直接生產者，使生產資料和貨幣財富迅速集中到少數資本家手里，而廣大勞動者被剝奪了生產資料，他們除了勞動力外，別無其它。這種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大多數生產者喪失生產資料的兩極的出現，是產生資本與勞動對立的基礎。
　　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出現的，因而兩極分化是以私有制的存在為前提的。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由于生產資料歸公共所有，消除了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排除了任何個人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無償占有他人剩余勞動產品的可能性，從而從根本上消除了產生兩極分化的基礎。私有制是產生兩極分化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并不是任何私有制都會導致一極財富的積累，另一極貧困的積累這種社會現象。且不說個體所有制，即使是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里，生產資料所有者追逐的是使用價值的消費，這在既定歷史條件下總是有一定限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不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一方面，資本追逐的是價值的增殖，而價值是無差別的，價值的增殖沒有任何界限，所以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就有榨取剩余價值的無限的沖動，他不斷地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以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這就造成財富越來越多地集中在資本家手里，只要有可能，這一過程會是無盡頭的。另一方面，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日益相對地、有時甚至絕對地減少，由此形成相對過剩人口即產業后備軍。大量產業后備軍的存在，又使得資本家有可能壓低工人的工資，加重對工人的剝削，從而使無產階級貧困化，造成貧困在勞動者一極積累起來。這兩方面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而資本的積累又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從而造成財富與貧困兩極分化越來越加劇。
　　可以說，兩極分化是以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它是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表現。只要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有可能消除兩極分化這種社會現象。鄧小平把消除兩極分化列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其理論根據正在于此。
　　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資產階級學者從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需要出發，不能也不愿意揭示兩極分化背后的階級對立，因此，往往用收入的差距、生活富裕程度的差異（例如基尼系數）來說明兩極分化這種社會現象。誠然，像基尼系數這類指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狀況的，但是，第一，它只是停留在現象的描述上，而沒有透過這種現象揭示出問題的本質，沒有找出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第二，這類指標沒有階級分析，把在社會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同地位的不同階級混淆在一起，從而掩蓋了階級矛盾。所以，我們可以運用基尼系數來觀察社會上的兩極分化現象，但必須注意到這一指標的局限性。從本質上講，我們還是應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積累一般規律來分析兩極分化問題。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兩極分化現象激化了階級矛盾，威脅到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為了緩和階級矛盾，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一系列措施來限制、緩解兩極分化，例如，對高收入者（主要是大資本家）的收入實行累進所得稅，對生活困難者發放各種補貼，普遍實行社會保障等等。他們試圖使勞動者相信，不需要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不需要觸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基礎——資產階級私有制，只要通過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就能夠實現收入均等化，消除貧富懸殊現象。然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在維護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的前提下推行的，它并沒有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勞動人民得到“社會福利”，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動人民的生活，但這并不是資產階級恩賜的，它實際上是勞動者自己的勞動成果。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只是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6}而已。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量事實證明，這種福利政策沒有也不可能解決財富在一極積累，貧困在另一極積累的問題。按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水平及其擁有的物質財富，是具備消滅貧困的條件的，然而正如西方的一些學者指出的，資本主義不是不能消除貧困，而是這一制度需要貧困。失業、貧困等社會弊端并不是因為生產力不夠發達，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消除兩極分化，必須消除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舍此別無他途。
　　需要指出的是，反映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新自由主義，赤裸裸地反對社會福利政策，他們用效率來反對公平，贊揚兩極分化現象。他們把資本主義的價值歸結為自由，認為公平與自由是對立的。例如，弗里德曼提出，“當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時候，人們所有的自由權利都將處于危險之中。”卡爾·波普則認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試圖實現平等就可能危及自由。”新自由主義崇尚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認為這是自由的體現，是效率的保證，“有自由才有效率”。而公平、平等妨礙自由，因而講公平是沒有效率的。他們反對政府為了公平而進行干預。哈耶克明確表示，反對以經濟再分配的手段來增進窮人的自由；拉弗則認為，政府的社會支出嚴重削弱就業和儲蓄的積極性，這會使貧困擴大化、永久化，不能為了公平犧牲效率。這些言論充分表明了新自由主義的反工人階級性質，說出了其他資產階級學者還想用粉飾性詞句加以掩藏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這也許是新自由主義值得贊許的一點理由吧！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對待兩極分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人們收入來源的多樣化，我國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集團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出現了富裕程度不均，甚至貧富懸殊的現象。輿論界對兩極分化問題議論紛紛，正是對這種現象的反映。
　　有人認為，兩極分化是指不同社會集團占有物質財富的差距過大，仿佛在分配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縮小貧富差別就可以解決。然而物質財富應該區分為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占有的差距，即生活富裕程度的差距，只是浮在社會表面的現象。縮小生活資料占有的差距，在某種程度上也許靠調整再分配政策可以實現。但是兩極分化現象背后的本質是生產資料占有不平等，是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這不是分配領域的問題。經濟學的任務是揭示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從而為消除這種現象找到正確的途徑。馬克思對兩極分化的分析，不是停留在對這種現象進行譴責、表達義憤上，而是科學地指出，兩極分化是在資產階級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表現。只要存在資本主義經濟，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所有制結構是復雜的，既有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又有個體經濟、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決定不同的分配方式。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里，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分配領域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消滅了剝削，從而也就消除了兩極分化，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毫無疑問，在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時，既可能出現平均主義的傾向，也可能出現差別過大的現象，但這都只是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調整政策加以糾正。在私有制范圍內，情況就根本不同。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的分配方式只能是按要素分配。在我國，私有制有多種形式，性質不一樣，分配方式也不完全一樣。就私營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以及合資企業中的非公有部分而言，它們具有資本主義性質。毫無疑問，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在我國共產黨領導和公有制為主體的政治經濟條件下，這些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受到社會主義“普照之光”的影響，其經營的外部環境，經濟運行的具體條件顯然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決定其性質的內部經濟關系，卻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在這些經濟成分中，生產資料仍歸資本家私人所有，他們雇傭工人進行勞動，并無償地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經濟關系仍然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仍然在起作用（盡管其作用范圍受到很大限制，作用的形式也有很大變化），因而在這些經濟成分的范圍內，兩極分化現象是難以避免的。有人擔心，承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兩極分化，會不會影響改革開放的形象？的確，鄧小平曾經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7}我認為，這一論斷，第一，是就發展趨勢而言的；第二，是就社會整體而言的。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以致成為社會的主流現象，這種改革就違背了“消除兩極分化”這一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兩極分化現象。我們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僅允許，而且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那么就應該承認由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所決定的兩極分化也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無庸諱言。鄧小平晚年根據社會實際情況，就明確指出，“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8}鄧小平關于兩極分化的論斷只是告誡我們，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注意不要使兩極分化現象普遍化、嚴重化。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那么在分配領域就可以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原則，兩極分化就可以控制在允許的范圍內，從而保證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地發展。發展公有制經濟、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防止兩極分化的根本措施。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9}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兩極分化呢？
　　第一，應該按照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關系的原理來理解和對待兩極分化。既然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必然產生的社會現象，那么評價兩極分化實質上就是評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作用。從道義上講，共產黨人是要譴責兩極分化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就是要消除兩極分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3章中，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充滿階級感情，揭露資本原始積累的實質。但他們卻對處于上升階段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作用客觀地進行贊揚，稱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主義生產方式時，大大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只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尖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他們才提出要求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對我國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也應采取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因而我們對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兩極分化現象是允許存在的。我們對兩極分化的政策，不能從道德觀念、思想感情出發，而應該立足于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這一價值判斷。
　　第二，應該采取措施，緩和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雖然在目前條件下，兩極分化在一定范圍內難以避免，但是必須看到，兩極分化現象如果聽任其發展是會激化社會矛盾，引起社會不穩定，甚至導致政局動蕩的。因此，在允許存在兩極分化的同時，應該采取措施，一方面把兩極分化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這一點，不應用阻礙私營經濟、外資企業發展的辦法，而應靠積極發展公有經濟，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來實現）；另一方面限制兩極分化帶來的消極影響，緩和社會矛盾。在初次分配領域，應該嚴格貫徹《勞動法》，并在非公有制企業里建立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切實保障工人的權益，保證工人在市場上能按照勞動力價值出賣勞動力，不僅保證滿足再生產勞動力的生理要求（即勞動力價值的最低標準），而且力爭實現再生產勞動力的社會歷史因素的要求（即勞動力價值的最高標準）。借口“改善投資環境”而人為地壓低工人工資、從而擴大兩極分化現象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再分配領域，除了嚴厲打擊偷稅漏稅、侵吞國有資產、行賄等違法行為（對這些違法行為的任何“赦免”、“淡化”的主張，只會激起民憤，絕不可取）外，還需要通過征收個人收入的累進所得稅、擴大社會保障等辦法縮小貧富差距。在第三次分配領域，應大力提倡和鼓勵富裕群體捐資慈善事業。總之，要在分配的各個領域采取有力措施，盡可能縮小兩極分化帶來的消極影響，緩和社會矛盾。
　　第三，應該明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在消滅私有制基礎上徹底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現象。但是，這一目的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實現。目前允許剝削、兩極分化在一定范圍的存在，并不是我們的目的，在分配領域采取一些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也不是共產黨所追求的公平的標志。我們是利用資本主義性質經濟的積極作用，發展生產力，為將來消滅資本主義、最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創造條件。當然，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過程。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的一切工作的長遠目標。忘記了黨的最終奮斗目標，不把當前的一切工作看作是朝最終目標前進的一步，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
　　最后應該說明一點，即要把理論與政策、宣傳區分開來。我們對干部、黨員和大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是把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傳授給他們，使他們掌握認識社會現象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理解我國社會的現狀和前進方向，懂得目前黨的政策的理論依據。在剝削、兩極分化等問題上，理論教育的任務是講清楚馬克思主義關于剝削、兩極分化的基本原理，使他們了解剝削、兩極分化現象的來龍去脈以及將來的發展趨勢。政策和宣傳則有所不同。政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當前實際制訂出來的，宣傳工作應圍繞中心工作開展，因而政策和宣傳在不同時期應該有不同的側重點。在當前條件下，為了大力吸引外資和國內民間投資，調動外商和私營企業的積極性，政策的重點可以放在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上，宣傳工作也應側重于非公有制經濟的正面作用上，無需渲染剝削、兩極分化問題。但是，這不等于理論教育中應回避剝削、兩極分化問題。理論是穩定的，因為它反映的是一般規律；政策是靈活的，因為它是一般規律在當前具體條件下的實現形式；宣傳是有重點的，因為它要服務于完成當前任務的需要。理論、政策、宣傳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三個問題。不要由于政策的調整、宣傳的需要而否定一般規律，否定理論。在兩極分化問題上，更應該注意這一點。？箏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4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鄧小平年譜（1975—1997年）》（下）第136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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