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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世界杯足球賽結束了。

　　沒有人會否認現代足球的魅力。1986年的墨西哥阿茲臺克運動場，迪戈·馬拉多納只用了十秒鐘就完成了一件流動的藝術品;而她足以與任何現代藝術的杰作相媲美。

　　不過，在那些被貼上了“懷舊”標簽的觀點看來，如今的足球比賽變得越來越不純粹，越來越拜倒在金錢和權力的腳下：“職業運動的技術控制管理給足球注入了閃電般的速度和粗野的力量，卻否定了踢球的樂趣，謀殺了球員的奇思妙想，泯滅了他們的冒險精神。”《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作者同時也是資深球迷的加萊亞諾如是說。足球現在已經完全從“運動”變成了“產業”，最徹底的屈服于全球資本主義的秩序之下。當我們看電視直播的時候，我們其實看到的不只是一場足球比賽，確切地說是足球+廣告的比賽：商業廣告不是只出現在比賽的間歇，而是無所不在;一個球員從頭到腳，都是活動的廣告牌。耐克、阿迪達斯、甚至是中國匹克......從這個意義上講，看著球場邊“中國英利”“光伏入戶”等等的廣告牌，你可以感到“安慰”：中國何曾缺席過世界杯了?

　　據說1954年世界杯決賽時，西德隊正是靠著阿迪達斯球鞋的出色性能，戰勝了如日中天的匈牙利人，創造了被視作民族復興象征的“伯爾尼奇跡”。現在的阿迪達斯球鞋只是代表著一種簡單的金錢關系，大腕球星們穿著它出現在絢麗的電視廣告中，做出各種匪夷所思的華麗動作，與之相對應的卻是在正式比賽中他們的精彩表演不斷地減少。上世紀50年代中期，烏拉圭的佩納羅爾隊簽署了他們的第一份球衣廣告合同，10名球員穿著胸前印有公司名稱的球衣登場，只有一位名叫巴雷拉的黑人球員拒絕：“他們曾經用鼻環牽著我們黑人到處跑，現在那些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然而，是這樣的叛逆精神“一去不返了”;今天，幾乎所有的足球運動員都心甘情愿地被一條黃金鼻環牽著奔跑。

　　全球資本主義的三大文化策略——標準化、商業化、抽象化(參見謝少波《另類立場：文化批判與批判文化》)——在現代足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接軌過程中同樣都得到了明確的驗證。所謂“標準化”就是“同質化”，君不見甚至連巴西人都放棄了“桑巴足球”，學起了世界“最先進”的踢法，只是為了嬴得比賽。

　　商業化自不必多談，國際足聯(FIFA)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跨國官僚資本主義集團：因腐敗而貪婪，因貪婪而腐敗;它的黑幕故事遠超一千零一夜。主辦權、轉播權、贊助商、推廣活動、承包工程、門票銷售;錢、錢、錢、錢、錢......為了滿足歐洲人的黃金收視時段，將比賽安排在赤日炎炎之下，不顧球員們汗流浹背，苦不堪言。職業聯賽，超高密度的日程設置，超高強度的比賽，傷病甚至猝死;等到達世界杯時，那些聯賽中的優秀球員已經筋疲力盡，無心戀戰。為祖國而戰變得虛無縹緲，真正的“祖國”只是自己的職業前程。世界杯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以歐洲五大聯賽為中心的足球新秩序逐漸確立，這正同資本主義全球化中的“去國家”過程相一致;對于“新秩序”的參與者們來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不再是足球王國的最終加冕儀式，而更像是一次難得的聚會野餐。當低調的俄羅斯寡頭阿布拉莫維奇入主英超球隊時，保守的英國人曾高呼“沙皇入侵”，但他們很快就因寡頭的大手筆引援而興奮不已，金錢的力量消滅了一切國家邊界和民族認同，足球也變成了少數寡頭的玩具。如果說單從國家隊層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對足球的影響還不特別明朗的話——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處于“外圍”或“半外圍”的國家在足球場上，仍然能夠戰勝“中心”國家——那么，職業聯賽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幅更真實和更匹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圖畫。“外圍”或“半外圍”國家最頂尖的球員都向“中心”地區流去，甚至那些未成年的希望之星也早早地就被老謀深算又手握大把鈔票的“中心”地區連根拔去，本土聯賽的水平也因之每況愈下。在根部被破壞的情況下，即使是擁有深厚足球文化的國家，衰落也將是遲早的事。就像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地區貪婪地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的自然資源一樣，作為擁有足球人才這種特殊資源的第三世界國家，今天同樣面臨著“中心”地區的貪婪掠奪，直至最終枯竭。

　　抽象化，好比“普世價值”的美妙說辭一般。足球政客試圖使人們相信，足球代表了某些“全人類共同價值”并且通過足球能夠實踐這些價值。“對種族主義說不!”本屆比賽開始前，兩隊球員總會拿著寫有這個標語的橫幅拍照。足球是否有助于消除種族主義，我不得而知，但近些年來的現實是，包括足球在內的體育比賽場內外的種族主義仍然層出不窮。國際足聯還有一個著名的普世式口號：“公平競賽”。是否現實世界太不公平，也許足球還保留了一塊凈土?遺憾的是僅在世界杯的歷史上，我們就看到了太多的不公平。1950年代初，匈牙利人雄視一時。他們倡導一種“社會主義足球”，強調集體主義和協作精神，所有隊員攻守均衡，這種踢法被認為是日后荷蘭“全攻全守”戰術的早期版本。依靠這種戰術，他們把現代足球的老家英格蘭人打得落花流水。然而，1954年世界杯決賽，無敵的匈牙利人卻輸給了西德隊。西德人創造了“伯爾尼奇跡”，三比二反敗為勝，成為德國現代史上最大的民族神話。不過匈牙利輸得并不服氣，除了裁判因素(吹掉了匈牙利最后時刻扳平比分的一個好球)以及不能讓“國際共產主義”嬴得世界冠軍的氣氛——那時的政治氛圍現在看來似乎好笑。當屆輸給了匈牙利的巴西隊，向國際足聯提出申述，抗議英國裁判“偏袒國際共產主義而反對西方基督教文明”;1962年在智利，巴西裁判菲爾霍懷著對蘇聯的仇恨情緒執法蘇聯對哥倫比亞的比賽，結果可想而知。蘇聯隊在四比一領先的情況下，最后與哥倫比亞打成了平手——德國人是否注射過興奮劑一直充滿爭議。有關研究認為，西德隊員可能注射了曾使用于納粹軍隊的甲基苯丙胺(冰毒)。1980年代的西德隊傳奇門將舒馬赫曾在書中回顧了1986年世界杯上西德隊使用藥物的詳細情節：“他們進行藥物注射，服用數不清的藥丸，還喝大量的含有神秘礦物質的水用以腹瀉，這支球隊到底是代表它的國家還是代表德國的化學工業?球員們甚至被強迫服用安眠藥”這些歷史是今天令全世界都羨慕的嚴謹科學高效的德國足球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美妙的辭藻不能夠改變足球，更不可能改變世界。甚至在大多數時候，足球比賽只是足球場外一切病癥的延伸與集中地，人們所有的壓抑情緒都聚攏到了一處，它既可能被宣泄，也可能被點燃。2013年，在一場韓國對日本的足球比賽中，主場的韓國“紅魔”拉拉隊打出兩面巨大的畫像，畫上的人物是李舜臣和安重根;而日本人則舉起太陽旗回擊。

　　毛澤東時代，中國體育提出的口號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2006年德國世界杯期間，一篇由西方左翼所撰寫的文章，在分析了資本主義與現代足球的關系后，末尾處筆鋒一轉，提到了這個現在被很多中國人嘲笑的口號，并展望了一種“社會主義體育”的可能性：體育不再是少數人的搖錢樹或仇恨歧視心理的移情裝置，而是真正能夠作為聯系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中國足球職業化最熱鬧的幾年，曾經有一篇批評容志行的文章。容志行是中國足球史上最優秀的球員，在一次點球誤判中，他故意踢飛了點球。那篇文章的作者大意是：球場上不是學雷鋒的時候，嬴球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即使容志行現在站在“我”的面前，“我”也要說他不對。當時我對這一觀點不置可否，但我如今堅定的認為：容志行不愧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他的行為無比高尚，他的行為令人尊敬;他為我們建立一種真正屬于人民的“社會主義體育”提供了很好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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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以來，某些左翼觀念對于現代足球持有否定的態度，認為足球與宗教都是馬克思意義上的麻醉人民的“鴉片”;足球比賽使人們忘卻了現實中的剝削壓迫，陶醉于無論窮人富人，都為自己心愛的球隊歡呼或者哭泣的虛假平等之中。從一個方面來說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但是足球畢竟還存在著另一個側面，比如從不避諱反帝立場的馬拉多納。在阿根廷出場某些比賽時，迪戈的頭像和切·格瓦拉的頭像飄揚在一面紅旗上。佛朗哥獨裁統治下的西班牙，支持皇家馬德里還是巴塞羅那，不是單純的喜好問題，更是深刻的政治問題。“皇家馬德里隊是佛朗哥時代的模范俱樂部”，而巴塞羅那俱樂部的主席卻在1937年被佛朗哥槍殺;“對于加泰羅尼亞人來說，巴塞羅那隊不僅僅是一個俱樂部，它還是他們為了反抗馬德里權力中心而進行的長期民族斗爭的象征......巴斯克地區旗第一次升起而沒有遭到警察的阻撓，是在足球場里。”曾經代表著反叛和不屈的旗幟，在如今全球資本主義對足球的“三化”之下，是否也褪色了呢?毫無疑問，全球資本主義以及現代媒體技術，強化了足球作為“鴉片”而非“反叛”的功能。

　　當德國人在米內羅競技場對巴西人實施“大屠殺”之時，在世界的另一邊，以色列人正在對巴勒斯坦人上演著真正的大屠殺;格策的進球和德國隊的奪冠慶祝被反復播放，但卻沒有人用同樣的力度述說巴勒斯坦婦女兒童的痛苦和死亡;“德國嬴了!德國是冠軍!“24年之后，夢想成真!”我們的解說員將全副的激情投入到一場體育比賽中，滔滔不絕地抒發著感想，而當場景切換到狂轟濫炸下的加沙時，聽到的卻是操著不急不徐、“不偏不倚”的“中立”調子，異常平靜地談論著一場關于種族滅絕的暴行。

　　全球資本主義統治造成的是一切領域的巨大貧富差異：在巴西，一個比利時大牌球員的身價超過了整支阿爾及利亞隊;在加沙，抗擊以色列人昂貴的“鐵穹”系統和尖端進攻武器的，是巴勒斯坦人廉價的火箭彈，甚至是石塊。

　　現代媒體技術的發達，并沒有帶來公正和公理精神的發達。相反，操縱在少數人手里的現代媒體，成為了更有效的使用“推”“拉”謀略的工具。巴西球星內馬爾重傷退場，高速攝象機記錄下了他的一切動作與表情，女球迷們傷心落淚，各大網絡頭版頭條，鏡頭不斷地推推推，一個特寫、二個特寫、三個特寫......無數特寫的疊加。內馬爾是世界排名第三的足球富豪，他當然也會有他的痛苦，但這種痛苦比起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來，究竟有多重?但當加沙在流血時，鏡頭卻是不斷地拉拉拉，直到加沙被籠罩在濃濃的無法辨別的媒體霧霾之下。中國媒體或許是世界上唯一的不是世界杯參賽國卻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于世界杯的國家了。以中央臺(5套)為代表，24小時不間斷地播放世界杯比賽及特別節目，我不得不懷疑即使是世界杯參賽國，有幾個能達到這種程度的熱情;央視的美女主持人因意大利隊出局掩面而泣，恕我直言，這實在又是一種異常的光景。

　　巴西世界杯的某場比賽中，一個抗議者沖入了場內：“救救貧民窟的孩子!”在對現代足球的“鴉片”功能提出批判的同時，很多時候，批判者也正是利用了現代足球的巨大影響力來作為連接現實社會批判的最佳媒介。早逝的德國天才電影導演法斯賓德，曾在其代表作《瑪利婭·布勞恩的婚姻》的結尾處，讓女主角死于“伯爾尼奇跡”發生時刻的亢奮呼喊中，對于民族復興神話的象征物投去了冷徹的一瞥。世界杯進行期間，皇家馬德里的傳奇球星迪·斯蒂法諾去世。或許少為人知的是，1963年，迪·斯蒂法諾在委內瑞拉被綁架，綁架者是左翼革命組織民族解放武裝力量，行動代號是“胡利安·格里莫”，來自于同年被佛朗哥政權殺害的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的名字。佛朗哥將皇家馬德里作為“戰無不勝的移動使團”，但革命組織也正是反過來利用了這個“戰無不勝的移動使團”，進行了回擊。“鴉片”或者“清醒劑”，這場攻防戰仍沒有結束，現代足球的兩面性或許正是其魅力所在。

　　里約，還是加沙?這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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