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有大大小小六百多個,大多分布在繁華市區的山坡上。 CFP供圖

　　22歲的內馬爾似乎是要復制前輩們的神話,世界杯將全球的目光匯聚到巴西這個南美最大的國家上。這是南美大陸時隔36年再次舉辦世界杯。

　　這個誕生過貝利、蘇格拉底、羅納爾多等超級球星的國度,除了激情的足球和迷人的桑巴,很多人并不知道,上世紀50-80年代這個國家還曾創造過一度令世界為之矚目的“經濟發展奇跡”,并曾有過“20世紀末融入發達國家行列”的豪言壯語。

　　但如今,伴隨著一系列國際國內形勢的巨變,這個曾在世界經濟大舞臺上大展身手并欲實現自身崛起的國家,在發展道路上遭遇了接二連三的挫折,以至于早已復歸了平靜。

　　但平靜并不意味著裹足不前,對于人均收入超過1.2萬美元的巴西來說,“第二次崛起”已經不再只是夢想,當然,這條路途依然不會平坦,現今環視巴西國內,工業發展不均衡、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等問題仍然存在,對于巴西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至今仍未完全被甩脫。

　　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對于目前仍在經濟發展之路上飛奔的中國來說,同為“金磚四國”的這個兄弟國家已經走過的和正在走的路,很可能就是以后我們要走的路,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巴西,更重要的是為了發展、充實自己。

　　桑巴之國的“經濟奇跡”

　　對于“桑巴之國”巴西而言,再沒有什么比足球距離它更近的東西了,包括它的經濟。

　　巴西第一次捧起世界杯是在1958年。這是球王貝利的第一屆世界杯,這一年他還不滿18歲。

　　而正是從20世紀50年代起,原本以典型的“亞非拉”落后形象示人的發展中國家巴西,隨著世界杯的奪冠開始了經濟的騰飛,并創造了堪稱“經濟奇跡”的巴西發展模式。

　　在1951-1980的30年間,巴西年均經濟增長率在6.8%,特別是1968-1973年,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1.2%,而1973年甚至創下14%的年均增長紀錄。

　　盡管與上世紀70年代末步入改革開放時期,并創造了年均經濟增長率9.8%(1979-2007)的中國經濟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在1980年代之前,巴西無疑是世界上經濟發展領域最受矚目的國家之一,在那個“意識形態掛帥”的年代,籠罩在美蘇兩極爭霸陰云中的桑巴之國,以其獨有的發展模式,向世界宣告著自己的存在價值。

　　有趣的是,在這三十年“經濟奇跡”過程中,巴西又分別于1962和1970年兩次奪得世界杯,經濟的發展與足球的輝煌幾乎同步,二者相映成趣。球王貝利成為至今世界上唯一一位奪得過三屆世界杯冠軍的球員,為祖國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

　　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的是對國家前景的“信心爆棚”。正是在1970年,在梅迪西政府執政下處于巔峰發展狀態的巴西,憑借經濟的崛起,甚至喊出了“在20世紀末融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響亮口號。

　　1960年,巴西政府甚至將首都由里約熱內盧遷至巴西利亞,試圖促進內陸的開發。

　　當時的國際學術界曾掀起過一陣研究“巴西崛起”的熱潮,在學者看來,“未來之國”、“潛在大國”的名頭,對于巴西而言實至名歸,這個“拉美奇跡”的領頭羊、發展中國家的佼佼者,已經被賦予了太多期待。

　　一切,似乎都在朝著無比美好的方向發展,如果不是上世紀70年代末的石油危機,21世紀說不定又會被某些樂觀的預言者稱為“巴西的世紀”了。

　　“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事實證明,“巴西夢”很快面臨夢醒,一個叫做“中等收入陷阱”的巨棒,兜頭將雄心勃勃的世界經濟新貴巴西“打回了原形”,遭遇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加之錯失轉型良機,在這個原本“出線形勢”一片大好的國家上空,籠罩了一層久久難以揮去的陰影。

　　按照世界銀行對這個概念的解釋,身陷“中等收入陷阱”后,鮮有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例子。這些國家往往陷入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隨著上世紀70年代末世界范圍內石油危機的到來,“巴西奇跡”戛然而止。

　　“瘋漲的油價,國際資本的短缺,國際市場對初級產品需求的下降等因素,讓巴西經濟從1970年代中期就進入了尾期。”6月27日,中國社科院巴西研究中心秘書長周志偉接受齊魯晚報記者采訪時說,而后到了上世紀80年代,全盛時期經濟上曾經有過兩位數增長的巴西,一度轉入負增長的困局:1981年為-3.1%,1983年為-2.8%。

　　與負增長率相伴隨的是不斷高企的外債和通貨膨脹率:1973-1984年,巴西外債余額從125.7億美元增加到910.9億美元,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5.9%增至43.1%,通脹率從14.9%猛增到220.6%。

　　曾經的經濟奇跡締造者巴西,已經成為人們眼中“永遠的未來之國”。其實即使沒有國際客觀因素制約,巴西經濟發展本身已經存在了不少問題。

　　此前奠定了“經濟奇跡”的進口替代模式和“舉債發展”模式,也成為人們主要的反思對象。

　　所謂“進口替代”,簡單說就是以本國產品替代進口品,主要途徑是通過限制外國的工業制成品來促進本國工業化,巴西的這一發展模式起于20世紀30年代。

　　客觀來說,這一政策下的巴西很快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由于缺乏競爭環境,導致壟斷企業效率低下,產品質量不高且價格居高不下,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日益突出。在面臨世界范圍內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時,巴西仍然在“舉債發展”,推進耐用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從而錯失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時機。

　　與經濟方面相伴隨的,是前期經濟高速發展光芒下所掩蓋的各種社會問題也集中爆發,其中之一,便是過度城市化所帶來的城市貧民窟林立,收入分配不均等問題。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亞幾乎從它建成的第一天起,批評聲就從未停止過。遷都沒有解決前首都的“城市病”,卻造就了一個支離破碎的新城市。

　　“按照指標衡量,目前巴西仍處于‘中等收入陷阱’上下范圍內。”長期致力于巴西研究的周志偉分析,經濟疲軟,社會兩極分化等問題的存在,讓巴西至今仍難以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夢魘。

　　巧合的是,巴西足球也在這個時期霉運不斷。擁有“舞蹈家”身材和醫學博士頭銜的蘇格拉底,代表巴西隊參加的第12、13屆世界杯大賽,都在1/4決賽中被淘汰出局。盡管蘇格拉底在1982年被評為世界十佳球星,但他仍十分沮喪。

　　經濟發展與社會難均衡

　　不過,進入到新世紀后,巴西人似乎看到了一線轉機。

　　2003年前后,高盛公司提出的金磚四國(BRICs)概念,讓巴西再次躍入人們視野。其實在此之前,自1994年雷亞爾計劃開始,巴西便重整旗鼓,奔向“第二次崛起”。

　　而巴西經濟重獲動力的原因之一,在于一些體制上的障礙的掃除,從卡多佐、盧拉到盧塞夫,控制高通脹率,壟斷企業私有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行,逐漸解脫了捆綁在這個國家身上的枷鎖。

　　“如果要說經驗,最重要的就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周志偉認為,既不能過分強調政府的管控作用,也不能一味強調無形的“市場之手”的作用,“處在什么樣的階段,就要采取相對應的政策。”

　　進入20世紀90年代,巴西推行的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就是新自由主義政策,放開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型,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和減少政府開支等。

　　“這個階段巴西已經不再是高速增長,而是速度適中的增長。”周志偉認為,自2003年執政以來,盧拉政府謹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促使巴西進入20世紀70年代“巴西經濟奇跡”以來的最快且最長的經濟增長周期,巴西重回世界經濟十強之列。

　　但是,經濟的增長并非萬能,深埋其下的社會問題,并未得到根本改變。

　　中央黨校學者陳江生在《拉美化陷阱:巴西的經濟改革及啟示》中曾援引一組數據稱,1993年20%巴西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占到了全國總收入的58.7%,基尼系數超過了0.5,進入21世紀后甚至一度逼近0.6,成為世界上貧富分化十分嚴重的國家。

　　而遍布巴西大小城市的貧民窟,則成為這個國家貧富分化最明顯的標記。

　　學者胡續冬在其旅巴游記《去他的巴西》中,對于巴西最大城市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有過如此描繪:大大小小六百多個貧民窟……大多分布在繁華市區的山坡上,雖在摩天大廈、時尚街區之側,但完全與世隔絕、自成一體,儼然城中的山寨。遠望這些“山寨”,一個個都密密麻麻地擠滿了破舊、雜亂的棚戶,像是史前時代的部落。

　　1976年9月18日,后來被稱為“外星人”的巴西球星羅納爾多,就出生在里約熱內盧這樣一個貧民窟。18年后,他代表的巴西隊在美國世界杯上奪得冠軍,相距巴西上一次奪冠,已經過去了24年。

　　現在的巴西人這樣形容他們國家的貧富差別:富人在天上(即乘直升飛機),中產階級在地上(開小汽車),窮人在地下(即乘地鐵)。嚴重的兩極分化,使得國家秩序混亂、社會動蕩、人們缺乏安全感。盜竊和搶劫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在里約熱內盧,這里的人都懂得出門要帶幾十元的“保命錢”。

　　兩極分化和嚴重的貧富差別成為黑社會勢力滋生和猖獗的溫床。僅圣保羅市就有七個黑社會集團,就在2006年5月,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黑社會勢力甚至公開向警察挑戰。

　　此次世界杯期間,來自全球各地記者們對此也深有體會,因為描述“被偷,被盜,丟東西”的新聞成為除球賽外最多的花邊報道。

　　經濟不發展,萬萬不行,但僅靠經濟發展又不是萬能的,必須重視社會均衡發展尤其是民生等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出現,又不啻巴西這個“先行者”給很多注重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們提供最重要的提示。

　　巴西90%城市化率之痛

　　“巴西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這些社會問題,我們多多少少也存在。”周志偉告訴齊魯晚報記者,我們實際也處在一個經濟增長比較快,但存在社會和民生問題與之不相協調的問題。

　　其中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城市化問題: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城市化?

　　從世界范圍來看,城市化是一個大的趨勢,眾所周知,目前城鎮化是我國大力推進的一項戰略性政策,根據國家統計局年初的一項統計,2013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53.73%。資料顯示,在2050年之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70%以上,這就意味著每年平均需增長1%左右的城市化率。

　　在此大背景下,“北漂”、“民工進城”、“農民進社區”等成為近些年媒體關注的焦點,各地城鎮化浪潮更是一浪高過一浪。

　　在周志偉看來,越是在這種時候,對于城市化的發展越需謹慎,因為巴西此前的發展以及種種社會問題,便與城市化的無序、惡性發展密切相關。

　　公開資料顯示,目前巴西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約90%的水平。

　　伴隨著過去數十年的經濟發展,城市生活的便捷、舒適使得該國大量農民一擁而入,進入包括里約等巴西大中小城市,但問題是,工業的發展難以支撐起數量如此之多的人數就業。伴隨著城市快速膨脹,就業、醫療、教育、住房等問題接踵而至。

　　城市化人數在“數字上的好看”并不意味著問題解決,大量人口進入城市,沒法給他創造就業,無收入就無法買房,規劃生活,所以就有了貧民窟,形成一種現象。可以說,巴西社會問題層出不窮,與這種無序城市化有著直接的關聯。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戶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著制動閥的作用。”周志偉說。從巴西的教訓來看,如果完全放開戶籍,極易產生難以預料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目前巴西已經完成了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轉型,只是進一步升級的問題,而中國顯然連這點都還未完成。

　　城市化不是人口往城市流動,如果流動后要在教育、醫療、工作方面跟不上,會產生很大問題,周志偉認為,這就需要工農政策的均衡發展問題,不可一蹴而就。好在現在中央已經注意到這點,提出“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策略。

　　“其實我們關注巴西,研究巴西,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自己的發展。”周志偉最后表示。

　　巴西所擁有的,不僅僅是桑巴和足球。從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上來說,現在我們對于巴西的全面關注,不是多了,而是依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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