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左翼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等相關理論，結合新的時代特征，深入研究了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全面解析了與之相關的“新自由主義”、“金融化”等問題，并就擺脫危機的出路提出了應對之策。這些研究對于我國正確處理生產與消費、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國家調控與市場調節的關系，以及正確理解“兩個必然”與“兩個決不會”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 鍵 詞：國際金融危機;美國左翼;研究狀況;啟示

　　作者簡介：孫來斌，武漢大學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鄭偉，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2008年發端于美國、蔓延于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強烈地吸引著許多西方思想家的目光。憑借所處的地理優勢及自身的研究背景，美國左翼學者站在了理論回應的最前沿。美國左翼學者對金融危機的根源、實質、影響及對策等問題進行了廣泛且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許多深刻而獨到的見解。關注和梳理他們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從中獲取觀察國際金融危機所需要的重要參考資料，深化和拓展我們的有關研究，而且有助于從中獲取中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所需要的國際借鑒，從而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美國左翼學者關于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根源的研究

　　對于金融危機的成因，多數美國左翼學者并沒有停留在表象觀察層面，也不滿意于美國主流媒體渲染的諸如金融制度體系的不完善、房地產泡沫破裂、政府監管松懈等操作層面上失誤的解釋，而是著力挖掘更深層次的根源。

　　1.新自由主義引發危機。綜觀近些年來世界經濟的風云變幻，人們不難發現，集理論、思潮和政策于一體的新自由主義與經濟危機緊密相關。因此，許多美國左翼學者很自然地將研究的視角轉向它，并將其歸結為此次危機爆發的根源。一些學者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可以從新自由主義本身的特征中找到答案。麻省大學經濟系教授大衛·科茨從SSA(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理論出發，指出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實際上是“一場積累結構型危機”，“是由新自由主義導致的”[1]。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美國經濟，出現了不平等狀況加劇、資產泡沫膨脹以及金融投機頻繁的狀況，最終釀成此次危機。著名左翼學者諾姆·喬姆斯基也指出：“自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成為流行的定規并被人們所廣泛遵守以來，國家的經濟形勢日漸惡化，社會民主程序也隨之削弱。”[2]因此，金融危機根源于新自由主義。

　　2.資本主義發展的停滯引發危機。以俄勒岡大學教授約翰·貝拉米·福斯特、佛蒙特大學教授弗雷德·馬格多夫為代表的《每月評論》學派，著重強調此次危機的根源在于晚期資本主義的停滯。他們認為，從表面上看，這次金融危機是由次級抵押貸款造成的，但實質上則是由龐大的金融體系、強勢的金融邏輯導致生產停滯的結果。由于工業資本主義實際的價值生產得不到相應發展，實體經濟中缺乏對投資強有力的激勵，導致整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完全陷入了停滯狀態。在此情況之下，現代資本主義越來越依靠金融部門來獲取利潤，以便將停滯推后，這就使得金融泡沫惡性膨脹并逐步與實體經濟脫離開來，最終引發了金融危機。

　　3.“生產過剩”引發危機。不少美國左翼學者還深入到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入手來尋找答案。美共副主席賈維斯·泰納認為，“當今的危機是華爾街的貪婪和美國政府政策造成的，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引起的”。[3]羅伯特·布倫納指出，當前這場經濟危機根源于“全球生產能力過剩”[4]，這種產能過剩導致了資本利潤率的長期下滑，投入的資本無法得到有效的回報，社會總需求長期處于萎靡狀態。持同樣觀點的還有美國著名左翼學者大衛·施韋卡特，他通過詳實的數據分析指出，“有效需求不足與生產相對過剩”是此次危機的根本原因，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可供銷售的商品數量激增，這就需要工人購買力的相應提高，但是，“資本家不是通過提高工資水平，而是以貸款的方式來提高工人的購買力”。[5]因此，社會有效需求嚴重不足與生產過剩的矛盾從未得到解決。

　　4.資本利潤率下降引發危機。西方左翼經濟學陣營近來就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利潤率是否呈現長期下降趨勢、當前金融危機是否根源于資本利潤率的下降，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一批美國左翼學者在這一爭論中紛紛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屬佩斯大學的安德魯·克里曼教授，他依據美國官方數據(平均利潤率在1941～1956年為28.2%，1957～1980年為20.4%，1980～2004年則降至14.2%)，[6]推導出美國的平均利潤率呈下降的總體態勢。“當利潤率和積累率下降后，就會造成一個或長或短的投機熱和大量無法償付的債務出現”[7]，最終導致危機的爆發。

　　美國左翼學者關于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相關問題的解析

　　一些美國左翼學者著重關注了“新自由主義”、“金融化”等能夠注釋當代資本主義最新變化特征的基本概念，他們意識到只有明晰這些基本概念，廓清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才能揭開此次危機的神秘面紗。

　　1.對新自由主義的多維度批判。這場“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風暴不僅凸顯了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而且使人們對曾經醫治20世紀70年代“滯脹”良方的“新自由主義”喪失了信心。正如著名左翼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所言，2008年將是“自由主義全球化終結的一年”[8]。因此，新自由主義順理成章地成為美國左翼學界所批判的焦點。

　　其一，關于新自由主義的階級立場。大衛·科茨指出，新自由主義的階級實質，即它“不僅代表金融資本的利益，而且還代表在國家調控的社會積累結構的危機時期和特殊歷史條件下變得相對統一的資產階級的利益”[9]。另外，大衛·哈維認為，新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為了更好地維護其階級統治，有效獲得高額利潤所采取的一項規劃。“美國新自由主義的最大受益者是金融家、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以及諸如計算機、互聯網和大眾傳媒這些新興部門的所有者。”[10]

　　其二，關于新自由主義的運行規律。埃爾多安·巴基爾等人指出：自新自由主義興起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較之戰后“黃金時代”明顯放緩，但“資本的利潤率和資本積累率之間的變化軌跡背離明顯”[11]。由于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利潤逐步向金融部門轉移，從而導致實體經濟中用于積累的利潤不斷減少。另外，諾姆·喬姆斯基、羅伯特·麥克切斯尼等人強調，當代金融體系是以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為主體的，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規定是允許市場的自由放任，然而在全球市場經濟出現和運作過程中，政府卻始終處于中心地位并干預市場運行，這樣無疑會產生大量矛盾，從而引發金融危機。

　　2.對金融化的重新審視。其一，關于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關系?這個問題引起了廣泛熱議，并形成了兩派觀點。一派以大衛·科茨為代表，認為新自由主義的重構不僅“拉開了金融化的序幕”，而且為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發展環境”。在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選擇了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積累結構。受其影響，美國國會通過相關法規放松了對金融部門的監管，從而開啟了金融化的時代。可見，“新自由主義的重構導致了金融化的發生，而不是金融部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重建”[12]。另一派左翼學者則持截然相反的觀點。其中，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教授認為，金融化正是在經濟蕭條不斷擴大的情形之下產生的，它的迅速發展為新自由主義提供了滋生土壤。隨著金融化的不斷發展，大量的社會財富不斷涌入投機領域，為了防止投機泡沫破滅，資本主義只有提高剝削水平，加劇社會收入及財富分配的不均。在此情況下，新自由主義制度應運而生，它能有效地保證壟斷金融資本主義獲取更多的高額利潤。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新自由主義可以被視為壟斷—金融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產物”[13]。

　　其二，關于金融化對資本主義的作用。有美國左翼學者把金融化視為一柄雙刃劍。福斯特教授在《金融內爆與停滯趨勢》、《壟斷金融資本的時代》等文章中揭示了金融化對資本主義的雙重效應。他認為，當前整個經濟體系已變得越來越依賴于膨脹的信貸債務體系，金融化已成為彌補經濟停滯的一種有效手段。然而，對于當今疲軟的經濟來講，再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也無濟于事，它只會吹大金融泡沫直至其破滅為止，金融化的發展不但不會消除這一障礙反而會加速資本的過度積累趨勢。有左翼學者不僅看到金融化的兩面性，更強調它的負面影響。美共主席薩姆·韋伯認為，金融化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這主要表現在它“促使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產生了新的薄弱環節，使其變得不可持續”;美國國內“家庭債務、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像天文數字般堆積”;“美國歷史上最多的財富由財富的創造者工人身上轉移到財富占有者美國金融資本的上流社會手中”[14]，最終加劇危機。

　　美國左翼學者關于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應對方案

　　西方資本主義各種矛盾交織，經年沉疴。作為此次危機的親歷者，一些美國左翼學者跳出了西方主流話語體系，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決危機的思想先導，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積極主張。

　　1.馬克思主義是解決危機的有效方案。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中，美國左翼紛紛將目光投向馬克思，認為“馬克思的觀點對于理解和討論當前的金融危機有重要指導意義”[15]。一些學者訴諸對馬克思主義的再研究，試圖發掘其理論寶庫中有價值的瑰寶，以便重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例如，《社會主義與民主》(Socialism & Democracy)雜志在2010年12月刊登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在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對馬克思主義有關思想的極大贊同。一些左翼學者相當重視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其中，福斯特教授明確提出，只有“始終堅持和維護《資本論》的原理”[16]才能真正理解當代資本主義。新學院大學社會學教授安瓦爾·謝赫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出發，將這次金融危機置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脈絡中來考察，批判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認為牟利已成為其追求的終極目標，人們因此喪失了道德自律和人的本性。此外，斯蒂芬·雷斯尼克和理查德·沃爾夫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從實際工資、勞動生產率和個人債務發展趨勢的視角，證明當前美國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獨特的階級結構之間存在著內在關聯性，認為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不可能最終解決經濟危機，而只有“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生產的階級結構”[17]，才能最終解決危機。

　　2.社會主義是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徹底救贖。其一，關于實現社會主義的必然性。一些美國左翼學者面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層矛盾，提出諸如“現在該是我們挑戰整個基礎的時候了”、資本主義的“最終瓦解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已進入到了過渡的新時代”等觀點。這些提法反映了他們對蘊含公平正義的全新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的深切期盼。正是在這種充滿“救贖”意蘊的呼聲之下，一批美國左翼學者對實現社會主義的必然性進行了論證。大衛·施韋卡特揭露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存在的“七大癥結”，認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即代際團結、有意義的工作、參與性的自治以及生態的可持續性，能夠有效醫治資本主義的這些頑疾。社會主義“這個夢想并不是不可實現的烏托邦，而是可以實現的。我們現在豐裕的物質資源，足以保證地球上的所有人體面地、有意義地生活”[18]。有的學者特別強調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人的全面發展。邁克爾·勒博維茲認為資本是我們自身與自我發展之間的一道屏障，為了使自我得到全面發展必須反對資本，爭取實現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價值取向的社會主義。[19]此外，一些美國左翼學者揭露了資本主義危機對社會各個領域造成的嚴重影響，展望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前景。在2012年國際左翼論壇上，“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生態環境危機”問題引起了與會者的共鳴。一些學者認為，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充分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不穩定性和不可持續性，明確昭示著發展一種積極的替代模式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20]馬格多夫教授指出，資本積累是生態惡化的主要推手。資本主義推崇無止境的增長方式，必然帶來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及環境的極大破壞。因此，要消除資本主義危機對經濟社會及自然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只有實現社會主義。[21]

　　其二，關于實現社會主義的途徑。當前一些美國左翼學者不僅在價值理念上提出了選擇社會主義的必要，而且在實現路徑上探討了選擇社會主義的可能。有學者認為，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中，資本對勞工的壓榨日益嚴酷，工人的薪水、福利、退休金大幅縮水，公共部門雇員的利益也受到蠶食。因此，在美國左翼的各種學術會議、論壇及相關刊物上，關于“勞工問題”的討論非常多。在2012年國際左翼論壇上，由《批判》(Critique)雜志發起的主題為“這是最后的危機嗎?‘是的’，‘不是’，‘也許’，各種答案的含義”的分會場上，許多學者就“最后的危機”的含義以及它對階級意識和革命的意義進行了激烈的討論。[22]美共主席薩姆·韋伯此前指出，“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社會主義對美國人民的吸引力在增強”，但是，“目前的力量對比和千百萬美國人的思想觀念還沒有達到擁護社會主義的程度——這是我們進行任何嚴肅的戰略戰術探討的起點”[23]。由此可見，美國左翼學者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視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一段時期以來，在資本主義內部自身的調節機制的作用下，西方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幅提高，分配關系得以調整，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導致許多工人的階級意識日趨淡化。美國“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伯特爾·奧爾曼教授認為，采取各種措施喚醒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責任。[24]一些左翼學者還將“共有”與人類發展的歷史和現實聯系起來加以考察。其中，邁克爾·哈特指出，當前社會的“共有性”在各方面都得到加強，從而“經濟現實和社會現實，更多地被合作生產性服務和關系所界定”[25]。隨著世界生產聯系的日益緊密及社會化程度的空前加強，人們迫切要求在生產資料上的公共占有。在探討如何實現共同體并擺脫危機的議題時，一些學者十分強調“團結”，提出“團結全球99%的人與帝國主義戰斗”[26]，“努力爭取團結進步的多數派，幫助擺脫當前的危機”[27]等思想。此外，一些美國左翼學者目睹了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成就，認為這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及活力，粉碎了所謂資本主義已徹底戰勝社會主義，成為人類歷史的最終結局的神話。

　　美國左翼學者關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分析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左翼學者關于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有關問題的分析，雖然在一些方面顯得有些書生氣，缺乏現實可行性，但是，他們置身于美國社會，親歷危機過程，對此次金融危機既有豐富的感性認識，更有深刻的理論反思，其研究成果為我們全面觀察、深入研究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提供了極為生動的材料和極其重要的參考。總結近幾年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對照美國左翼學者的有關探討，可以得出一些寶貴的啟示。

　　1.必須正確處理生產與消費的關系。美國左翼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實質，既各有其側重，也各有其道理。筆者認為，美共副主席賈維斯·泰納、左翼學者威廉·K.塔布教授等人從生產過剩角度的探討，比較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總根源;而生產無限擴大與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是前一矛盾的直接表現。“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沖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28]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是否存在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的可能，在理論上也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一方面，由于公有制在社會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因此中國具有預防和抗擊經濟危機的制度優勢。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存在非公有制經濟、國際上參與了經濟全球化，中國無疑存在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因此，正確處理生產與消費的關系，是一個避不開的話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生產相對過剩的現象在我國一些行業比較嚴重。其中，房地產市場的表現尤為突出。一方面，到處都是新開建的工地、新開發的樓盤;另一方面，群眾想買房卻買不起，形不成有效需求。結果造成大片的空置房甚至“鬼城”。這不正是典型的生產相對過剩嗎?筆者六年前曾指出：住房問題當時雖然是局部性的，但是如果任其發展，有可能加劇各種社會矛盾，甚至演化成全局性問題。[29]現在看來，這一問題可能尚未演化成嚴重的全局性問題，但是早已超過了局部問題的范圍，值得高度警惕。

　　2.必須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金融化是近幾十年來世界經濟中出現的普遍現象，指包括銀行、證券、保險、信貸等廣義的金融業在一個經濟體中的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和趨勢，其典型表現就是金融衍生產品(如期貨、期權、遠期合約等)不斷涌現，增速超過國民財富。關于金融化對于當代經濟的影響，福斯特教授等人的雙重效應之說，應該說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馬克思在其所生活的時代就已經注意到，包括股票、債券等在內的虛擬資本，是在借貸資本和銀行信用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可以作為商品買賣，但本身并不具有價值;它代表的實際資本已經投入生產領域或消費過程，而其自身卻作為可以買賣的資產滯留在市場上。當然，在馬克思所生活的時代，不可能出現金融化，因而虛擬經濟規模不大。列寧雖然深入分析過帝國主義條件下的金融資本，但那時也沒有出現金融化。

　　美國左翼學者關于金融化的雙重效應的分析啟示我們，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必須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虛擬經濟作為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產物，最終目的是服務于實體經濟。但是，由于一些人士過分迷信美國經濟模式和新自由主義，脫離實體經濟發展的實際，片面宣揚金融化和虛擬經濟，結果在一段時間內造成全民炒股、金融衍生產品濫發、企業家無心經營產業等怪象、亂象。應該注意到，與實體經濟相比，虛擬經濟具有高流動性、高風險性和高投機性、不穩定性等顯著特征。與西方相比，我國在發展和管理虛擬經濟方面缺乏經驗，容易被他人操縱。如何發展好、利用好虛擬經濟，是管理現代經濟的一篇大文章。在此方面，我們是新手，務必謹慎小心、認真研究，切忌食洋不化、盲目跟風。

　　3.必須正確處理國家調控與市場調節的關系。近些年來，以貿易自由化、全盤私有化、完全市場化為特征的新自由主義，依靠西方國家的強力推行、憑著“自由”等美好字眼，在國際上大行其道，并對我國產生一定影響。所謂“市場搞定一切”的觀點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條，他們極力淡化、貶低、排斥計劃機制及國家的宏觀調控職能，突出市場功能，并不惜為此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張國有經濟全面后退，旨在確立自由市場經濟至高至尊的地位。與此同時，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此缺乏積極的回應。

　　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再次表明，無論是商品市場還是金融市場，單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是不夠的，還必須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積極作用。大衛·施韋卡特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弊端的批判，以及大衛·科茨、大衛·哈維等人對新自由主義危害的揭露，對于我們批判和抵制“市場萬能”論、正確處理國家調控與市場調節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啟示。當前，一些西方勢力又在熱炒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話題，并將這頂帽子扣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頭上，制造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矛盾，試圖將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歸咎于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從而轉移國際視線，進而為其遏制戰略造勢。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

　　4.必須正確理解“兩個必然”與“兩個決不會”①的關系。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和不斷發展，使一些人對“兩個必然”的科學性提出質疑。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些美國左翼西方學者重新思考當代資本主義的命運問題，其中伯特爾·奧爾曼多次談論“當代資本主義的死亡問題”，邁克爾·勒博維茲等人甚至直接呼喚社會主義的到來。美國等西方國家近期或多或少地顯露出的經濟復蘇的跡象表明，當代資本主義仍然具有很強的自愈能力，此次金融危機并沒有從根本上撼動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根基。一些美國左翼學者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能力的估計存在不足。西方發達國家經歷多次經濟危機，積累了應對危機的豐富經驗，包括固定資本的更新、市場的擴張、信用的擴大、政府的干預、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其他轉移危機的手段。應該說，馬克思的“兩個決不會”仍然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當代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尚未完全發揮出來，它決不會馬上“死亡”。

　　但是，這次席卷歐美諸國的國際金融危機，無情地掀開了蒙在西方發達國家頭上溫情脈脈的面紗，再次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二戰后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美好時光”已經成為記憶。西方國家固然可以采取各種辦法來應對危機，但這些辦法終究治標不治本，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30]亦正如一些美國左翼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當代資本主義必將因對社會協調發展和個人自由發展的雙重阻礙而遭拋棄。就此而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兩個必然”并未過時。“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強調的側重點不同，前者強調了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后者強調了資本主義滅亡的過程性，但是兩者都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暫時性和社會主義制度取而代之的正當性。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也是我們從美國左翼學者的有關討論中得到的重要啟示。

　　注釋：

　　①“兩個必然”即“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兩個決不會”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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