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認為“賢能政治”意識形態已經變成經濟寡頭統治，在當今新自由主義文化中用以偷偷摸摸獲得認可的主要手段。本文用三節來分析“賢能政治”概念的演變過程以及當今含義。第一節探討賢能政治觀念可能存在的謬誤。第二節追蹤該概念在社會理論學界內外傳播的若干重要時刻，從阿蘭·福克斯和邁克爾·楊在20世紀50年代最初詆毀性使用這一概念，到丹尼爾·貝爾在20世紀70年代贊許地接受這個概念，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新保守主義智庫廣泛使用這一概念為止。第三節分析了賢能政治被用來作為新自由主義政治修辭和公共話語的使用情況。焦點集中在該術語在最近英國文化中引起的反響，討論了“賢能感覺”的說法在卡梅倫“志向國家”話語中的操作方式。賢能政治已經成為旨在把平等觀念市場化的話語。

　　【關鍵詞】志向　平等　賢能政治　新自由主義　寡頭統治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deology of “meritocracy” has become a key means through which plutocracy is endorsed by stealth within contemporary neoliberal culture.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term “meritocracy，” to open up understandings of its genealogy， and to comprehend its current use through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considers what might be wrong with the notion of meritocracy. The second traces some key points in the travels of the concept within and around academic social theory， moving from Alan Fox and Michael Young’s initial， disparaging use of the term in the 1950s to Daniel Bell’s approving adoption of the concept in the 1970s， and on to its take-up by neo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in the 1980s. The third section analyses the use of meritocracy as a plank of neoliberal political rhetoric and public discourse. It focuses on the resonance of the term in relatively recent British culture， discussing how the term “meritocratic feeling” has come to operate in David Cameron’s “aspiration nation”. Meritocracy has become a discourse which predominantly works to marketise the very idea of equality.

　　Keywords：aspiration， equality， meritocracy， neoliberalism， plutocracy

　　一、論梯子與蛇

　　我們在建設志向國家。在英國，重要的不是你認識什么人或你出身于什么家庭，而是你是什么人和你決心要到哪里去。我的英國夢在于機會平等，不是出生的偶然性而是天賦人權。

　　——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

　　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和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都再三提及英國作為“志向國家”的形象：在這樣的國家，人人都有機會爬上社會流動性的階梯，無論他們的出身如何。①這是賢能政治的話語：這種觀念認為無論你出生時的社會地位如何，社會都應該提供足夠的機會和流動性讓“人才”加上“努力”都能“爬上高位”。

　　尚賢話語并不局限于英國。比如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3年的就職演說中宣稱“我們忠誠于我們的事業，保證讓一個出生于最貧窮環境中的小女孩都能知道，她有同其他所有人一樣的成功機會”。②賢能政治擁有深刻和多樣的歷史淵源;在英國，它可以追溯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自助傳統，在美國則與20世紀初期定義“美國夢”的激動人心的消費主義觀念的興起有關。如今，在北半球許多國家，我們應該生活在“賢能政治”國家的想法已經成為當今情感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右翼還是左翼政黨都接受，在教育話語中被廣泛宣傳，在大眾文化中被熱情鼓動，賢能政治已經變成沒有爭議的觀念，成了像“母愛和蘋果餡餅”一樣令人感到親切的東西。③為什么要談及這個顯然平淡無味的概念?因為其能夠與從前的世襲特權“舊”形式形成鮮明對比從而促成社會流動嗎?

　　在本文中，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密切關注賢能政治，因為它已經變成寡頭統治(富豪精英政府)的主要意識形態工具，要把它在新自由主義文化中的地位永遠維持下去。換句話說，我們在尚賢時代生活或應該在尚賢時代生活的常識與當今時代明顯缺乏社會流動性以及既得利益集團將財富傳遞給子孫后代同時共存的事實決非僅僅是個巧合。④筆者將在下文中展現的賢能政治話語目前正被寡頭統治的成員積極動員起來以便維持和延續其既得利益和已獲權力。當今賢能政治的操作是把平等觀念市場化，若在福柯的新自由主義形成的理論框架下來理解，競爭性的市場不是事物的“自然”狀態(如古典自由主義通常理解的那樣)而是需要被生產出來的實體。⑤這幫助解釋了賢能政治雖然有明顯的矛盾和沖突卻仍然威力強勁的部分原因，也解釋了它作為制造社會和文化不平等并將這種不平等永久化的機制的運行方式。

　　本文通過簡單然而說明問題地概述尚賢話語的部分譜系學來探索這種論證。賢能政治的討論很大程度上要么發生在教育界要么成為實證性分析，即旨在驗證現有社會機構的尚賢性。⑥對尚賢觀念的源頭進行文化政治反思能夠加深我們對這一觀點和它塑造的世界的理解。在本文中，筆者的分析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賢能政治觀念可能存在的謬誤。第二節追蹤該概念在學界和社會理論界內外傳播的若干要點，從阿蘭·福克斯(Alan Fox)和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在20世紀50年代最初使用，到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在20世紀70年代贊許地接受這個概念，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被新保守主義智庫使用為止。第三節分析了賢能政治被用來作為新自由主義政治修辭和公共話語要點的使用情況。焦點集中在該術語在最近英國文化中引起的反響，討論了從撒切爾夫人的“反體制”版本經過布萊爾明確無誤地接受這一概念一直到卡梅倫用來作為其建造“志向國家”工程的組成部分的當代生活。要理解賢能政治如何被新自由主義拿來操作，我們就需要從它與更廣泛背景的關系和它在當今時代被塑造的具體方式兩個方面來理解。

　　二、賢能政治有什么錯？

　　賢能政治有什么錯?考慮到尚賢概念當今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正常化，成了總體上有益的東西，本文只是突出顯示對該概念的普遍理解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首先，賢能政治邏輯認為“才干”或者“智慧”都是天生的：換句話說，它依靠的是思想和能力的本質主義概念。它首先假設天生的能力，然后假設是否被賦予“成功”機會。這種智慧觀是單一的和線性的，與智慧的多樣性和可變性概念格格不入，后者認為智慧可以不斷增長并可朝多個不同方向變化。這種將智慧作為密封起來的單一實體的封閉概念如果推向符合邏輯的結論，將與邁克爾·楊在《賢能政治的崛起》中暗示的優生學邏輯如出一轍。⑦這種精英主義的“世襲差異神話”在20世紀50年代在富裕國家如英國越來越盛行，丹尼·多琳(Danny Dorling)指出，“該國充滿熱情地支持將孩子們分為不同類別，文法學校的孩子在學習上花費的時間遠遠高于現代中等學校學習的孩子。”⑧多琳所說的“學校種族隔離”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遭遇挑戰，但是正因為20世紀50年代學校和社會興起的精英主義差別化傾向部分促成了邁克爾·楊在1958年首次使用賢能政治這個詞。

　　賢能政治的第二個關鍵問題是認可一種競爭性的、線性的、等級差別體系，從定義上看注定有人要被拋棄。因為若沒有底層，就根本不可能有上層。不是人人都能“爬上去”。因此，郁郁不得志者就成為賢能政治存在的必要條件和結構性條件。當今名人和真人秀或人才秀所采取的形式恰恰就說明了這種結構，⑨既戲劇化地公開展現了假設又同時提供了公共娛樂基本形式的基礎。賢能政治為社會流動性提供了“梯子”，助長了競爭性的、自我牟利的破壞性社會倫理，因為這種觀念將不平等合理化，同時因為“要求人們永遠處于競爭狀態”而破壞社區團結。⑩經典的賢能政治階梯比喻最近因為被卡梅倫在2013年保守黨大會上提及而再次復興起來，他誓言要“為每個人提供向上爬的機會之梯”。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1963年所論述的那樣，梯子是資產階級社會觀念的完美象征，因為雖然它無疑提供了向上爬的機會，但是這把梯子是只能被個體使用的工具，你必須獨自一人往上爬。威廉斯指出，這種“團結的替代品”令許多工人階級領袖頭腦發昏，并在兩個方面令人厭惡：它通過賢能而不是金錢和出身提供成長機會而“讓等級差別的毒藥更甜了”，既弱化了共同體的力量和共同改善命運的任務又維持了對等級體系概念本身的承諾。11

　　賢能政治意識形態的第三個關鍵問題是它認可職業和社會地位上的等級差別。某些職業被置于“上層”地位，但是它們憑什么處于上層?應不應該處于上層往往很少被討論。為什么歌手或企業家而不是獸醫或護士成為人們渴望和羨慕的角色?隨著收入差別的擴大，為什么以名人為基礎的職業在社會上地位越來越高?顯而易見的答案之一是“收入”，但這些問題不是賢能政治的當今新自由主義邏輯最突出強調的內容。該答案還有一個歷史維度，即它與社會流動性的構成變化有關。學術界對社會流動性的研究往往區分“絕對的”和“相對的”社會流動性。12“絕對的”社會流動性指職業階級從一代人到下一代人的移動。在英國，從1945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種流動性程度很高，這歸功于公共領域專業人才招聘量的增長(尤其是教育和醫療)和服務領域用工數量的增加，該領域也吸引了大量體力勞動工人的剛剛受到教育的子弟：但這種現象已經大幅減少，因為自20世紀80年代公共領域開支削減和服務經濟規模開始萎縮。對“相對的”社會流動性的衡量則涉及對比那些從“下層”爬上來的人的比例和從“上層”掉下來的人數比例;維基·玻利瓦爾(Vikki Boliver)和大衛·拜恩(David Byrne)最近指出，不僅很少有跡象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變得更平等了，相反，中產階級在不斷萎縮，“向上的流動性越來越要求同時存在著向下的流動性”。13這種模式幫助解釋了上世紀中期專業性職業領域的文化合理性和20世紀后期人們關注的焦點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創業和名人身上。在極端貧困和超級富豪的風景中，創業故事和一夜暴富的名人自然受到吹捧，或引用安吉拉·默克羅比(Angela McRobbie)的術語就是變成“光輝燦爛的明星”;14他們成為公眾明顯看得見的“出人頭地”機會，本來他們都可能永遠處于社會下層的。

　　但是，這種“出人頭地”擺脫命運束縛的機會引入了第四個相互聯系著的問題：即賢能政治為上層中產階級價值觀辯護，將其視為人們渴望追求的規范，同時把工人階級文化變成落魄和遭受羞辱的對象。賢能政治語言是金錢和階級術語上的“向上爬”，雖然這或許意味著吃得更好，但并不意味著存在更好的或更幸福的文化。中產階級郊區不一定是比公共租住屋更好的社交場所或建立良好人際關系之地。15但是，賢能政治話語假設所有移動肯定都是向上的，在此過程中促成了將工人階級文化置于“失敗者”的地位，變成需要逃離的貧民區生活。正如伊莫金·泰勒(Imogen Tyler)在最近的新書《反叛的臣民》(Revolting Subjects)中有力顯示的那樣，這是新自由主義施虐下越來越猖獗的趨勢。16

　　賢能政治的第五個關鍵問題，即把我們帶入考慮為什么它擁有貨幣和權力領地的問題是賢能政治作為掩蓋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意識形態神話在發揮作用，同時扮演了阻止社會平等的角色。最近有關社會流動的社會科學研究已經指向這個方向;如麥克納米(McNamee)和米勒(Miller)已經指出在美國，賢能政治是個既不準確又有危害性的描述，使用這個詞宣稱“明顯不實的說法”不過是為權力和特權的不平等辯護而已。17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這種意識形態神話的關鍵要素之一是過分推崇“努力”卻對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不平等視而不見。在賢能政治中努力與才干合起來產生功績。強調“努力”是最近一些年一直在擴張的賢能政治的關鍵。

　　因此，賢能政治或許被廣泛地描述為本質主義的和排他性“人才”觀、競爭性個人主義和對社會流動性的需要三者相結合的強大混合體。本文接下來各節將分析這種特別的文化雞尾酒，闡述賢能政治主張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如何作為社會理論、政治敘述和公共話語而傳播開來的。

　　三、概念的譜系：社會主義者根源

　　為了追蹤尚賢概念的傳播方式，我們可以回顧其出現的時刻;因為它動員的話語的歷史更長，而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和重要的起點。邁克爾·楊被廣泛看作是在1958年的《賢能政治的崛起》中創造“賢能政治”(meritocracy)這個詞的人。這是《牛津英語辭典》中對這個詞的最早引用。但是與民眾的觀念相反，該詞實際上被阿蘭·福克斯在此前兩年《社會主義評論》雜志的一篇文章《階級與平等》中使用過了，英國歷史學家大衛·基納斯頓(David Kynaston)最近在他的書《打開歷史：認識1957-59年的英國現代現代主義》中注意到這一點。18因為基納斯頓對賢能政治不是特別感興趣，他只使用了幾句的篇幅來闡述這個發現，但是若從該詞的詞源學和文化貨幣角度分析，這是一個重要的和了不起的發現。

　　福克斯的文章給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它比邁克爾·楊的使用(筆者將在下文討論)更具批判性和政治激進色彩。阿蘭·福克斯后來成為有影響力的工業社會學家，他對工業關系的激進視角挑戰了該學科的自由派正統思想。1956年，他在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Nuffield College)擔任研究員，研究英國工會史和國家鞋靴勞工聯盟19的歷史。刊登該文的期刊《社會主義評論》是社會主義者互惠基金——先鋒集團(Vanguard Group)的周刊，這是工黨左翼政治群體。1955年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lee)曾將《社會主義評論》描述為“《新政治家》(更主流的英國左派周刊)的有效糾正”。20

　　福克斯的文章是對再生產社會分層并為之辯護的政策、社會機構和意識形態的社會學精彩總結。它考慮了在鞏固地位不平等方面“四大量表”——收入、財產、教育和職業的作用。該文還討論了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聯系在一起的，如低收入讓工人無法“擺脫摧毀其生活的惡性循環”21。福克斯傾向于把焦點集中在產業工作上。他建議說我們或許通過觀察職業地位的極端情況和劃定其社會地位的歸類標準而明白社會不平等(“這活臟嗎?累嗎?還是正好相反?”是在約束和監督下工作，還是在允許個人獨立性、主動性和辨別力的條件下工作?)。雖然他提出希望制度化和工人的車間要求將改善藍領工人的生活，但他認為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即使制度化得到改善和工會活動取得成功，社會分層依然存在。在福克斯看來，只要我們認定那些擁有更高職業地位的人不僅享受特別良好的教育而且無論從權利還是必要性角度看都應該擁有更高收入作為協商要求，不平等就必然繼續存在。只要該假設存在，只要違背該假設被視為怪異的矛盾，只要社會被分成得到保佑者和得不到保佑者，就肯定會有得到最好和最多利益者和得到最差和最少利益者。這個方法就是“賢能政治”。在這樣的社會，聰明的、智慧的、精力充沛的、野心勃勃的、無情的人會脫穎而出成為占支配地位者，他們不僅實現了發揮自身天賦才能的愿望而且獲得豐厚的經濟回報。不僅如此，簡單地設計更大更好的“漏勺”(sieves，機會平等)來幫助聰明的孩子爬上高層然后給他們豐厚的回報，這是一種新保守主義;絕對不是社會主義觀點22。

　　筆者大篇幅引用這段話因為它不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因為它非同尋常地從來沒有被人引用過。這說明批判賢能政治的激進思想之源一直被掩蓋起來，同時也說明賢能政治這個詞的傳播歷程。在福克斯看來，“賢能政治”是被濫用的詞。它指這樣一個社會，“聰明的、智慧的、精力充沛的、野心勃勃的、無情的人”不僅獲得因為自己(令人懷疑的或令人欽佩的)的技能而獲得獎勵，而且收益太多：這些“豐厚的獎金”、無數的獎勵集中在勝利者身上就意味著其他人遭殃。作為這種分析的結果，他建議用“交叉評級”作為朝向更大平等的途徑，這種平等的概念化不僅用經濟術語而且用時間、教育和休閑術語來衡量。他提供了朝向重新分配政策的指標;這些或許意味著拒絕接受將延長現代中學教育到15歲以后是“浪費時間”的想法。或許意味著那些從事英國經濟大量存在的乏味的重復性工作的人獲得比別人多得多的休閑23。

　　福克斯的精彩論文是到現在為止被發現的最早使用“賢能政治”這個詞語的文章，該文明顯反對“賢能政治”邏輯的社會主義論證。但這些源頭在2013年前被人遺忘了，人們似乎更喜歡邁克爾·楊滑稽的反烏托邦社會諷刺作品《賢能政治的崛起》。

　　四、從邁克爾·楊到“成熟的”賢能政治

　　《賢能政治的崛起》出版于1958年，該書將故事設定為發生在2034年。一個裝腔作勢的敘述者利用現已去世的社會學家“邁克爾·楊”的博士論文(我們在書的最后得知)來講故事。楊死于一場慘烈的戰斗，起因就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賢能政治帶來的問題。這里，“賢能政治”被理解為I + E = M公式產生的東西，意思是“智商 +努力 = 功績”。該書的上半部分用科幻小說設想未來的方式描述了21世紀初期的英國。里面考察了以階級為基礎的任人唯親的舊秩序崩潰，其中親屬關系凌駕于技能之上，有錢人將社會世界傳承給子弟，這是一個被爭取更大社會平等的運動推翻了的世界。本書后半部分描述了新功績體系的出現，結果不是導致平等社會反而出現了新的種姓制度，其中智商成為決定社會地位的唯一標準。在這個世界，底層由從前的富人和從前的窮人的智慧低劣的子弟組成，如果借用當今社會學術語就是“被社會排斥的人”;一個人在到了40歲和50歲后其職業生涯就走下坡路了;存在買賣聰明寶貝的猖獗黑市。該書最后暗示到了2034年的“彼得盧戰役”(Battle of Peterloo)，家庭主婦和“民粹主義者”聯盟在“五一”節開始反擊賢能政治。我們了解到就是在這場戰役中“邁克爾·楊”死掉了。

　　該書稿曾經被多家出版社退稿，其中就包括一個出版商。這個出版商希望作者將其修改成以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風格寫成的小說，楊確實照做了，雖然該版本最終并沒有出版，但《賢能政治的崛起》最后卻成了英國暢銷書。這本身就說明邁克·薩維奇(Mike Savage)所描述的21世紀中期英國社會學的空前威力。24該書描述了迂腐偏狹而又非常不公平的英國階級社會，記錄了戰后時代通過福利國家重新分配資源和朝向更平等社會的蹣跚進步歷程。但非常清楚的是，在這本書中賢能政治不是被描述為階級社會應該努力追求的完美目標，相反卻被描述為由于導致新的權力不平等和社會分層形式而變成問題的意識形態或組織原則。

　　《賢能政治的崛起》通過其反諷不僅質疑了社會秩序被再造的方式而且將其與更古老的功績政治和哲學辯論聯系起來，這些辯論包括涂爾干(Emile Durkheim)的社會設想，即“所有功德提供發展空間”;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美國結構主義功能主義者的設想，他們企圖更新涂爾干的觀念;英國一戰后、二戰前社會民主黨激進分子如托尼(Tawne)、科爾(Cole)、霍布森(Hobson)的懷疑主義，這些人認為“功德”的生產需要被理解為更加平等的合作過程。25楊的政治哲學立場更接近后者。作為1945年工黨宣言“讓我們面對未來”的主要執筆者之一和工黨研究所所長，楊撰寫《賢能政治的崛起》部分是作為一種警告，用以提醒工黨避免造成新的社會分裂。26該書對朝向過分穩定的天賦能力和出現新等級差別的趨勢采取批判態度。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評價楊書時說“我們認為智慧是絕對的和有限的，因為我們被這種社會告知要這樣思考。但實際上，似乎越來越明顯的是我們的智慧概念特別缺乏智慧”。27

　　20世紀90年代，當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領導下的新工黨滿懷熱情地采用非諷刺的“尚賢社會”觀念后，“賢能政治”逐漸偏離了這種明顯諷刺的含義。就在去世前不久，楊寫道，這個詞被布萊爾使用并在美國廣泛傳播，但歪曲了他的本意。他在《衛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指出該詞遭到誤解，所以新工黨應該停止使用賢能政治這個詞，該文后來被人經常引用。在楊看來，現在使用的非諷刺性“賢能政治”通過“根據教育的狹隘價值級別篩選即令人吃驚的眾多證書和學位”而起作用。這意味著社會分層已經固化，淪落到社會底層的人被認為是品質低劣和缺乏道德感的人;“沒有哪個潦倒者不是成了道德上的赤裸者。”28

　　下文中筆者將談及賢能政治自20世紀60年代起是如何改變其意義的問題，不過值得考慮的是楊的書本身或文本和作者的準文本框架可能對這種“誤讀”意外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9雖然《賢能政治的崛起》是一份以貶低賢能政治聞名的文本，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無論是文本本身還是賢能政治還是邁克爾·楊的評論都是如此。作者宣稱該書旨在“呈現事物的兩個方面——支持和反對賢能政治”30。在書中，雖然“賢能政治”因為有能力拆除世襲特權而遭到推崇，但因為可能制造新的不公平和社會分裂而受到譴責。虛構的“切爾西宣言”(Chelsea Manifesto)是替代兩者的最清晰表現，因為其爭取平等的強有力論證，因為更強調“友好、勇氣、同情、慷慨”的重要性而不是狹隘的智慧概念;但是這種替代品被刪掉了。而且作者的準文本活動也并非前后一致。如楊指出他支持無階級的社會，但在21世紀頭十年被問及他的書是否因為鼓吹“全面的觀點”而主張抗拒賢能政治的新興精英主義時，他用并不興高采烈但也不容置疑的口氣回答說不。31

　　楊在撰寫該書的時候擔任社區研究所所長，后來獨創或者與人共同創辦了對戰后英國生活和進步社會教育產生重要影響的眾多機構，包括開放大學、消費者協會和第三齡大學。他堅定承諾于創立各種將參與和投入政治社會結構活動的新形式。為此他的遺產在當今英國仍然備受推崇。這是將楊的工作與當今參與性民主鼓吹者的工作聯系起來的政治概念傳承關系。該書的試探性結論就是家庭主婦和其他民粹主義者共同起來反抗的癥狀。

　　但是，雖然反對“大機構”，楊的主要模范或參與模板是核心家庭。正如希拉里·蘭德(Hilary Land)在論述“政治精英的崛起”的文章中明確指出的那樣，該書雖然預料到女性主義者對“功績”的批評，但沒有特別挑戰傳統的性別勞動分工。32我們還可以加上一條，他也沒有挑戰父權規范(heteronormativity)或挑戰將“社會封閉性”概念化的單個手段。我們也注意到楊厭惡大機構的態度，他對國有化產業采取堅定的模糊或敵視態度;他最具左翼色彩的部分是鼓吹相互幫助和“鄰居社會主義”;而最少左翼色彩的部分則是參與社會民主黨(SDP)和沒有明確批判資本主義。福克斯的描述中被突出強調的經濟和文化再分配到了楊那里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這意味著雖然《賢能政治的崛起》明確批判本質主義的和個別化的“功績觀”和隱蔽的優生學智慧途徑，但它與綜合福利制度和資本主義的關系就不那么清晰了。任何概念、書、或術語的責任顯然不能放在作者的腳下、大腦中或打字的手指頭上，這種文本缺陷的持續存在是后來賢能政治被使用的關鍵因素。楊的歷史立場的矛盾本質也非常明顯地體現在評論者把他描述為具有獨創性的“社會企業家”的趨勢，33該術語現在已經非常模糊：不僅反映了創立對社會有益的倡議(楊很擅長)時的創新智慧，而且反映了后來成為新自由主義創業主義的更廣泛社會政策領域的飽和狀態。

　　五、“公正”賢能政治？

　　1973年，美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楊的朋友丹尼爾·貝爾在經典著作《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中提出“后工業社會按其邏輯來說就是賢能政治”。3420世紀60年代那些被剝奪了公民權的人的民權運動和斗爭的影響意味著對社會分層主線的巨大挑戰和部分破裂。這些人是福特主義模式造成的工人等級體系的犧牲品，如婦女、非白人和同性戀者等。在1963年美國通過《平等工資法案》和1970年英國通過《平等工資法案》后，如果男女做同樣工作而被支付不同的工資就屬于違法。爭取同工同酬的斗爭和反對文化偏見的斗爭仍然是必要的，如哪些工作應該由男性做，哪些工作應該由女性做等。

　　社會流動性的這些挑戰通過“后工業的”、后福特社會和文化轉變而產生出來。后福特文化和社會已經出現了眾多引人矚目的發展變化，其中包括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生產、品牌塑造和服務業的快速增長，服務于“創意產業”的恰好趕上的信息通訊技術(ICTs)的動員、產業規模縮減、制造業海外承包、新自由主義時代工人權利受到損害和因為更喜歡私有化的解決辦法和社會風險由個人承擔等而導致的福利國家各種保障的縮減等。35

　　在《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中，貝爾使用“賢能政治”主要指產生于后工業社會內部的社會流動性的新形式。這很重要：貝爾文中的“賢能政治”的使用是要中和或消除楊的著作中呈現的和福克斯文中激烈批判的有問題的(或反烏托邦)方面。貝爾在比較不被人注意的文章中更詳細地闡述了他對賢能政治的看法，該文是1972年發表在《公共利益》雜志上的文章“論賢能政治和平等”。該文引人入勝，因為它成為賢能政治意識形態從被嘲諷的對象(《賢能政治的崛起》)到新自由主義(如社會市場基金會傳單，筆者將在下節談論)核心的明確教義的轉變歷程的中間點。《公共利益》雜志是丹尼爾·貝爾和歐文·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在1965年創辦的美國公共政策季刊，目標讀者是記者、學界和政策制定者。而作為作家、記者和出版商的歐文·克里斯托爾在1979年成為《時尚先生》(Esquire)雜志的封面人物，被譽為“新保守主義教父”。他后來接受了這個綽號并用在他的書中，如《新保守主義者的反思》、《新保守主義論述》和《為資本主義的兩次歡呼》等。而貝爾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則與該雜志脫離關系，因為它越來越右傾了。36

　　因而，貝爾對賢能政治的解釋是楊的社會民主黨版本和新保守主義的交匯點37。楊在1994年為《賢能政治的崛起》寫的序言中公開稱貝爾是朋友。這是該文可感知的東西。貝爾在這篇精心撰寫的文章中區分了“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該文引用約翰·羅爾斯的著作指出這些立場存在的概念混淆。我們渴望什么?貝爾聲稱“結果平等”是社會主義倫理學，而“機會平等”是自由主義倫理學。38在此過程中，他質疑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價值，最終主張“公正的賢能政治”，即由“那些贏得權威地位的人所組成”對應“那些因差異招致不滿或貶低下層人”的“不公正的”賢能政治。39

　　在該文中，“賢能政治”的使用逐漸采取了我們當今熟悉的形式輪廓。它成了含義受到限制的毫不含糊的褒義詞，也是主張“機會均等”的詞。這是當代人熟悉的領域。但是，它與當今用法不同的地方在于兩個重要的上下文背景。首先，賢能政治的操作領域是對經濟增長有高度的信心，這體現在貝爾能夠辯論“我們是否已經達到了物質極大豐富的后稀缺狀態”的事實。這顯然是20世紀70年代經濟衰退之前或者后來“石油峰值”危機襲來之前的時刻。其次，與之相關，貝爾的立場背后是人們對凱恩斯主義共識的廣泛支持還沒有崩潰的政治背景，即“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一步步減少”。40不客氣地說，實施競爭性的賢能政治在擁有強大社會保障網的時刻并不是特別顯眼或引起爭議的做法。

　　從這個立場看，福特主義福利模式抵消了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及相應社會腐敗導致的最糟糕的極端情況，因為人們對經濟增長有高度信心，貝爾覺得賢能政治可以被視為一種“公正的”社會制度，其中根據才能的不同而“公正地”獎勵，給予小小的特權和地位差別。這里，尚賢甚至可以被用來推動更大的經濟增長：

　　沒有理由不讓尚賢原則也應用于企業和政府管理部門。人們渴望企業家和創新者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41

　　所以《賢能政治的崛起》的模糊性得到了解決，只不過偏向完全不同于楊的具體使用。在貝爾看來，智商并不是什么大問題。他對本地的或參與性的權力潛力和福克斯建議的社會拉平效應不怎么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獲得一種社會秩序，國家能限制資本主義的某些過分行徑，希望賢能政治被重新校準以避免形成楊想象的一種新種姓制度，提供一種產生充滿活力又不失公平的社會激勵機制。這里，賢能政治開始變成“生產財富”的發動機。

　　六、新自由主義實驗室中的賢能政治

　　貝爾的賢能政治版本源自一個以強大福利國家為特征的歷史背景，它可以抵消市場產生的社會不平等的最糟糕影響。在此背景下，賢能政治能夠被想象成為發動機，能為社會流動性和打破僵化的階級體系提供“機會”，而且可以帶來模糊想象的“生產性”財富，而生產性財富的含義很模糊能被不同政治光譜的人拿來使用。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模糊性被右派公然利用，賢能政治概念被用來明確反對社會民主。在英國，來自社會市場基金會的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1995年的小冊子《賢能政治和無階級社會》中鼓吹的賢能政治顯然是建立在反對全面的教育、學生資助、住房補貼和其他集體福利等的基礎之上。賢能政治在這里被拿來與伍爾德里奇所呼吁的60年代和70年代的‘善心革命’對應。42作為其組成部分，它公然反對“社群”和福利國家，這些被認為是傳播尚賢價值觀的障礙。43伍爾德里奇的賢能政治版本明確與資本主義市場邏輯和創業主義綁在一起，激烈反對社會民主黨和福利國家的集體福利。這里，賢能政治充分擁抱了自由主義者的“機會平等”觀念，并把它作為經濟增長、資本主義競爭和市場化的同義詞。賢能政治被市場化，而市場化很好。

　　通過采用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8年～1979年法蘭西學院系列講座中做出的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有先見之明的區分(這成為他在2004年出版的法語版和2008年出版的英語版《生物政治學的誕生》的背景)，我們能夠弄清楚該框架起伏不定的發展軌跡。在需要區分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上，福柯前后一致，抓住它們的獨特性就能“向你準確地顯示新自由主義是真正不同的東西”44。在福柯看來，新保守主義變成的“別的東西”是一種情景，其中“政治權力的總體使用建立在市場經濟原則之上”45。換句話說，不僅是市場占主導地位，而且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它開始塑造起作用的政治權力結構。

　　福柯描述了為創造這個政權，經典自由主義不得不做出很多轉變。重大轉型之一是雖然經典自由主義接受壟斷，但新自由主義不接受：新自由主義下的競爭被視為不是自然狀態而是人為塑造出來的46。而且，新自由主義眼中社會政策的唯一“真正”目標是經濟增長和私有化;因而福柯認為社會肌體內的“企業”發展是新自由主義的利害關系所在，它成為“社會的構成性力量”47。

　　用伍爾德里奇的公式，賢能政治變成了積極干預的手段，在社會肌體內大量催生企業。他看到了風險，不僅上院貴族的世襲利益而且撒切爾沒有能力“削弱公辦學校的總體原則”。48換句話說，這個前景是明顯分層的社會，其中人們能夠根據其天生的“功績”流動。只要維持讓能干者流動的潛力，財富和貧困的巨大不平等在它看來都是合理的。他們討厭群眾，厭惡綜合性教育的“全部”模式，排斥“標準化”在考慮社會流動性時根本就沒有想到民眾。所有這些術語都被省略了。

　　有趣的是，伍爾德里奇的小冊子是跨黨派智庫社會市場基金會(SMF)出版的。而社會市場基金會的名稱本身就體現了福柯的主張，新自由主義修辭旨在把整個社會肌體市場化，同時強烈呼應邁克爾·楊的社會創業主義語言：正如福柯分析的那樣，新自由主義和楊的政治話語幾乎完全交織在一起。在這本影響很大的小冊子里(新右派思考幾十年的產物)，“賢能政治”毫不含糊地被認定為鼓勵競爭但應該會削弱社會合作形式的發動機。

　　七、賢能政治感覺：英國政治話語中的賢能政治運動

　　這時，賢能政治獲得的含義顯然受到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公然出現的影響。我們或許可以稱作“賢能政治感覺”的東西，它是政治話語、情感訴求和文化修辭匯合的結果。該詞源自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覺結構”觀點和最近強調情感的傾向。49在英國，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賢能政治觀點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受到撒切爾主義的深刻影響，該思想求助于賢能政治促進社會流動性，同時拆除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網，啟動了延續時間很長的私有化過程，出售像煤氣、電訊和鐵路等公共服務產業。50撒切爾主義將公共服務業私有化變成常態，作為對凱恩斯式工業經濟的所謂不適所能做出的唯一反應，并把它表述為增加社會流動性的具體措施和部分解決辦法。

　　這里值得重新考慮尚賢理想的具體術語。這種形式的賢能政治話語將成就和功績等觀念引向成功的消費同時卻偏離智慧。它習慣性地表達了對世襲特權的厭惡，尤其是如果在任何方式上獲得國家支持的話。與此同時，因為對待性和性別的態度被典型地描述為社會保守主義。尤其是大力贊美異性戀核心家庭，同時常常求助于帝國主義者的白人特權。51雖然撒切爾主義在多種方式上試圖贏得民眾對其政策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賢能政治對消費主義的吸引力。消費主義被看成參與公共生活的普遍模式，在眾多公共場合，民眾不是被邀請去辨認出自己作為公民或者工人的身份而是自認為消費者。貪婪的消費主義被呈現為社會背景下獲得權力的途徑，這一點恰好與心照不宣的假設密切聯系在一起，即消費品的積累不僅是功績的表現而且是實實在在的獎勵。撒切爾第一任期最風光的時刻之一就是重新確定公共資源使用者的個體業主 / 消費者地位：她給城市公寓租戶用遠低于市場估計的價格把房子買下來的權利。52最關鍵的是，這種政府補貼的房屋存量沒有被取代。因為取消了市場中的社會福利房屋和對租戶的法律保障和對租金的控制，私有業主就可以自由地提高房租價格，這不僅從長遠看刺激了房地產的繁榮，這對那些無法從中獲得收益的社會階層造成傷害，同時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為福利享受者在支付私有房主租金時提供公共補貼的成本。53

　　消費成為撒切爾主義“向前走”的象征的核心。引人注目的消費新先鋒是商人、股票經紀人和雅皮士，這些人的新潮生活方式在報紙的周末增刊和光鮮炫目的廣告中被大肆宣揚。金錢注入社會機構的觀念在哈里·恩菲爾德(Harry Enfield)的電視喜劇人物“裝錢”(Load as money)上體現出來(他身上帶著現金到處炫耀，卻不知道怎么花，只是手中拿著一沓錢揮舞著，代表了一種新的階級差別：一種人會花錢，一種人不會花錢)。與此同時，收入不平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迅速拉大，兒童貧困加劇，失業率大幅升高，私有化的公共服務業招致的用戶投訴至少和它宣稱的要改善的公共事業時一樣多。

　　隨后就出現了一個時刻，人人都被想象成為個體消費者，成為完全統一起來的群體，唯一突出的社會場所就是家庭。正如撒切爾夫人在接受《女性的自我》雜志采訪時所說，“沒有所謂的社會這種東西。只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只有家庭。”這種原子化的社會觀成為人人都熟悉的和沒有任何危險性的東西，英國被比喻為由撒切爾來領導的維持家庭預算平衡的大家庭。正如安吉拉·麥克羅比(Angela McRobbie)在本期其他地方討論的，借用福柯的說法，這種“好持家”比喻成為民族性新自由主義文化的經常性主題。54雖然撒切爾是堅定的反女性主義者，但是把國家比作拿著消費者錢包的家庭的比喻對女性有特別的吸引力。55撒切爾夫人的得票率總是很低，但她在贏得婦女的支持上總是很成功，尤其是中產階級下層和工人階級上層婦女方面。這些人是最容易接受其觀點的選民，不僅因為她們傳統上沒有機會獲得權力，而且因為在傳統上婦女擁有比男人更多權力的少數領域之一就是消費了，雖然是在特定邊界內。56使用消費主義作為更大流動性的手段和明顯看得見的指標對撒切爾夫人新自由主義獲得民眾認可非常關鍵。

　　在撒切爾主義下，筆者所說的“賢能政治感覺”是在特別受到充滿渴望的女性的塑造和鼓勵下形成的，或者籠統地受到被捆綁的個別化的(和或以核心家庭為中心的)消費主義形式的塑造和鼓勵。民眾之所以支持撒切爾主義是要表達對福特主義模式的最突出的不公正和不滿，因為該模式依靠階級、種族和性別的等級體系。人們對根深蒂固的階級等級差異和性別歧視的不滿——連同同性戀者權利和反種族主義——這些是促成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沖突裂痕和反抗活動的因素，正是這些社會運動在1968年破壞和劃定了權利主張的邊界。撒切爾主義利用賢能政治的大眾消費主義以特別重要的方式化解了性別和階級上的種種不滿。其文化和修辭說服了女性，尤其是中產階級下層婦女即最支持她的選民相信，在私有領域的個體消費者獲得滿足的方式是贏得權利和社會流動性的途徑。在撒切爾主義下，賢能政治因而被描述為實用主義的解放性的社會問題解決辦法，解決福特主義福利模式產生的性別不平等和產業裂痕。

　　八、布萊爾主義及其他

　　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賢能政治的市場化含義已經成為新工黨政策話語的主題，雖然同樣帶有民粹主義色彩，但已經不再像撒切爾主義那樣反智了。新工黨的賢能政治主題部分受到另一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影響。在《新工黨現在在哪里?》中，吉登斯竭力主張，“我們應該渴望一個比現在更平等但更尚賢的社會……采取導致不平等的賢能政治途徑則不可避免。”57正如約翰·貝克(John Beck)所說，當“m”這個詞不一定明顯時，里面有眾多同義詞：社會包容、缺乏志向、社會正義、人才、賦權的個體等。58

　　維持社會保障(如包括引入最低工資和帶薪產假)同時通過新自由主義擴張而破壞社會保障(如私人融資計劃[PFI]的進一步私有化、引進專科中學(academy schools)、取消歐洲勞工市場管制)等雙重特征是新工黨執政時期的主導思想。這種往返運動被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令人印象深刻地稱為“新工黨的雙重洗牌”。59但是，杰里米·吉爾伯特(Jeremy Gilbert)在回應霍爾的論證時指出，所呼吁的保護方式與其說和社會民主黨的平等主義一致倒不如說與新自由主義賢能政治更吻合，因為該主張也在尋求建立在市場化的和個別化基礎上的“機會平等”。60

　　爬上社會階梯的流動觀也提出了到底能走多遠的問題。在《賢能政治的崛起》中，能夠達到的頂點是金錢和等級特權的結合。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兩者都在撒切爾式挑戰社會秩序和新工黨擁抱金融界、經濟金融化和倫敦作為金融交易中心和英國經濟的主要發動機而被重新定義。61正如新工黨的貿易和工業大臣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在1998年時的名言：“我們對人民變得令人惡心地富裕已經越來越感到輕松了。”62爬上梯子上層的是突變，正如首席執行官的工資飆升和現實電視節目的“世俗轉變”顯示出一舉成名的瞬間名人(tempa-celebrities)或借用克里斯·羅杰克(Chris Rojek)的定義“類名人”(celetoids)。63功績是什么和如何評級變成反映新工黨企業增長和民粹主義通道的雙重命令，這個現象被安東尼·巴奈特(Anthony Barnett)巧妙地稱為“企業民粹主義”。64正如約翰·貝克在精彩分析新工黨談及教育時使用這個術語的尖刻話語，哪怕稍微了解一點歷史就會突出顯示賢能政治和衡量標準是永遠引起爭議的問題，但這似乎“對政客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尤其是那些位于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的人，在這些人的話語和政策中，賢能政治觀念仍然堅定地占據主導地位”。65

　　但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影響波及到20世紀中期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形式，貧富差距越來越顯著，越來越具有實證性，21世紀頭十年社會科學中出現了很多批評性研究，論證“社會流動性”作為描述性概念和規范性目標的局限性。在2009年出版的書《賢能政治神話》中，美國社會學家斯蒂芬·麥克尼米(Stephen McNamee)和羅伯特·米勒(Robert Miller)通過眾多的個案研究考察了普遍擁有的觀念即“人們基于個人功績能從原來位置脫穎而出”。他們得出結論，雖然美國社會已經減少了造成婦女和非白人機會受挫的帶有偏見的不平等，但“決定個人最終在經濟上處于什么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是他們最初的位置”，也就是說“這場比賽其實是一場接力賽”。66他們寫道，“簡單的事實是民眾中有太多的人才、智慧、努力工作和能力，但足夠幸運地找到合適崗位來使用這些品質的人畢竟沒有那么多。”67

　　九、“志向國家”和新精英的虛偽嘴臉

　　當前在英國，志向、社會流動性和人人都有機會通過社會結構爬上去等最強大的語言還沒有消退，雖然“雙底”經濟衰退，貧富差距仍然在擴大，工人階級大多數的生活水平空前下降。相反，在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盟政府下情況進一步惡化，政府使用賢能政治觀念代表了發展的新階段。在這個例子中，它已經被部署但并沒有引入改良倡議或集體福利形式(如最低工資)，同時伴隨著旨在削減窮人收入的具體政策(如臥室稅)。聯合政府已經使用經濟衰退作為借口持續和加速推行將福利國家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國內市場的延伸和監獄和醫療服務業的企業參與等)。68在2012年保守黨大會上，大衛·卡梅倫宣稱在他的領導下，英國現在是“志向國家”：“我們是渴望小康者的黨。”

　　按照卡梅倫宣揚的世界觀，“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延伸一下即相信你的孩子是首要任務。這是一種不僅在希望行為中置入權力而且置入道德美德的話語，信任和立志的心理和情感能力都成為美德。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希望和承諾成為一體，努力工作本身越來越難有機會得到回報。不是把社會不平等作為可解決的問題，而是通過這個修辭機制將對付不平等的行為變成個體的責任，變成個體的道德尚賢任務。這個過程演化成個體的私人責任，即不僅要在賢能政治競爭中取得成功，而且還要擁有競爭意志和對勝利的渴望，這些已經被視為道德命令。若不立志奮斗、若不期待成功就會被越來越多地視為放棄自己的責任，不僅應該受到譴責，更糟糕的是還可能令你的孩子也被社會拋棄。若引用卡梅倫在2012年保守黨大會上的演說：

　　低期待文化是有毒的，每個孩子都缺乏遠大志向——這會阻礙國家的發展。工黨理論家們就成為有志向的家長的障礙，他們為低期待開脫，把責任都歸咎于社會不利條件69。

　　這里志向遠大的賢能政治起了作用，反對在集體福利上的任何投資，并視之為“低期待”的癥狀和起因。在2013年的保守黨會議演說中，卡梅倫再次重申“志向國家”主題，通過把自己描述為投入地與對手斗爭的人而強化了這種話語，對手則被他公然描述為不努力工作的、“沾沾自喜的、自我滿足的社會主義者”。他強調“那是我們反對的人，我們知道要為什么人奮斗：為那些努力工作和不斷進步的人”。70

　　這里，社會劣勢只是在作為純粹的心理意志和志向加上努力工作就能戰勝的障礙時才是“真實的”。這些言論和話語因素產生了一種情感模式，勞倫·布蘭特(Lauren Berlant)敏銳地稱之為“殘酷的樂觀主義”。這是在新自由主義文化中產生的情感狀態，說它殘酷是因為它鼓勵一種對更光明未來的樂觀主義情緒，同時這種情緒受到新自由主義嚴酷的動蕩和不確定性的積極“阻礙”。71如果“志向國家”與“殘酷的樂觀主義”有關，也可以使用英語短語“having a go”(嘗試一下)，這涉及到一種非競爭性的競爭，即愿意競爭但根本不期待自己會贏，因為認識到體育競爭是一種社會參與模式;雖然不同在于在志向國家中，做到最好還不夠，你必須想著贏。

　　甚至立志所需要的心理資源相當多，某些階級比其他階級更容易獲得和動用這些資源。教育的文化研究中有很豐富的傳統，它們分析中產階級孩子往往被鼓勵要擁有遠大志向，而工人階級的子弟如果引用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的經典著作標題就是“學習當工人”。72瓦萊麗·吉爾斯(Valerie Gilles)最近對家長們在談論孩子在學校的行為時使用的志向語言的分析特別具有建設性。她的研究顯示對工人階級家長來說，最可能被驕傲描述的品質是孩子不惹事，與他人友好相處，學習努力，這些反復灌輸了斗爭的力量和捍衛稀缺資源;而中產階級家長培養孩子“成為聰明人的權利”和從智慧角度看有問題的課堂行為規范和學會妥協，這些是幫助中產階級成功的素質。吉爾斯批評新工黨的教育政策將中產階級的行為當作道德正確的做法，同時指責“擁有幾乎類似傳教士熱情的”窮人應為失敗承擔責任。73

　　自2005年以來，這種趨勢就已經在政治和大眾文化中持續不斷地傳播了。現在有一個“指責家長”的普遍趨勢，不管出了什么問題都怪家長，完全忽略了經濟和社會貧困等其他社會因素。比如，該趨勢就是在談及孩子的行為和人生機會時，集中討論家長管教孩子的方式卻不考慮任何其他因素，74通過像“超級奶奶”等電視節目提供的家長責任框架75和政府和媒體對倫敦暴亂的反應等76突出地表現出來。正如安吉拉·麥克羅比在本期中指出的那樣，該趨勢與家庭越來越多地被描述為受到限制的企業單位密切相關。77

　　作為修辭戰略的志向國家和賢能政治感覺的用語將自我信念和志向與努力工作的用語聯系起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努力工作”如何一次次地與自信聯系起來，被享受空前特權的政客和百萬富翁精英群體用來為自己的地位和成功辯護，并把這作為他人可借鑒的成功之路。“努力工作和不斷進步”是成功之道。這種話語被保守派議員和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再三使用，用《每日郵報》(The Daily Mail)的話說，約翰遜“為奧林匹克歡呼因為它體現了‘保守派的生活智慧’——辛苦工作終有回報”。78最近告訴英國人的是他們需要更努力地工作否則工作將被經濟移民搶去。79

　　考慮到有眾多研究證實以金融和社會關系等形式呈現的世襲機會，這種“努力工作”修辭以及當今受到推崇的交易、工作特征如何成為通向富豪之路的更重要因素呢?80值得注意的是眾多繼承財富的富豪包括鮑里斯·約翰遜和大衛·卡梅倫都不失時機地宣揚努力工作是社會流動性的最大影響因素。這種話語同時幫助消除說話者本人享受過多特權的懶漢形象，同時質詢聽眾能夠獲得類似的社會地位;事實上，一定程度的社會流動只是少數幸運兒的特權。正如麥克尼米和米勒所說“特權階層才往往相信賢能政治的論調”。81但是“努力工作”的話語對當今的賢能政治感覺非常重要。在北美一所繳費的精英學校——圣保羅進行的最近一次研究中，可汗(Khan)和杰爾馬克(Jerolmack)注意到典型情況是，這些學生都意識到他們享受特權，不過用建立在功績基礎上的資格說來替換特權說，他們往往特別強調自己是多么用功，學習多么刻苦。研究者認為，“他們通常學習并不努力，雖然很擅長表現出看起來或感覺到在努力學習的忙碌樣子。”(經常去圖書館學習的學生反而被嘲笑為“怪物”。)正如他們所說，“努力工作”多數時候是一種談話，雖然是很重要的談話。這是“新精英”世界的學生使用的修辭戰略。這些精英“嘴上說的是賢能政治但享受著特權的輕松愜意”。82

　　同樣的，聯合政府宣揚“努力工作”是有階級的：在被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名人和精英私立繳費學校的子弟表達時，“努力工作”被編碼為“貪污”。這不是全新的東西：正是撒切爾主義和布萊爾主義話語的核心因素。撒切爾夫人非常著名地使用過這種修辭，該修辭話語的結構框架是尊重的衰落和階級地位上升的修辭類別。正如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和湯姆·米爾斯(Tom Mills)指出的那樣，撒切爾很少承認她丈夫的巨額財富對其成功的重要性。她更愿意喋喋不休地談論自己出身寒微，是一個雜貨店店主的女兒，設想她的成功得益于乏味的工作和自律。83卡梅倫及其內閣成員比如鮑里斯·約翰遜并沒有在其自我敘述中利用這樣的早年經歷來校準階級貪污(classed graft)，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這些：他們出身貴族或準貴族。但他們借用了“努力工作”的話語——就像可汗和杰爾馬克采訪的特權子弟那樣，說“努力工作”的行為本身就是在邀請努力工作者認同他們，同時也恭維其他人。這樣，“努力工作”被聯系到擁有志向的必要性上而不是特定低層階級的反思立場：在此世界觀中，你不可能在缺乏一種品質時卻擁有另一種品質。缺少任何一種在道德上都是失敗。

　　這樣一來，卡梅倫和約翰遜做了撒切爾做的事，但去掉了高度選擇性的反思階級出身的傳記細節，取而代之的是籠統的志向。這些行為類似于布萊爾主義提供的行為，雖然關鍵差別是保守派拋棄了對布萊爾鼓吹的機會平等的妥協，同時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更喜歡更大幅度地削減社會保障網開支。這使得志向需要走過更遙遠的旅程，而且跨越的可能性更加遙不可及。

　　十、奮斗者和逃避者

　　賢能政治這個詞的詞源學歷史很短，僅僅只有六十年，但是在此期間，其意義已經漸漸地，然而戲劇性地發生了變化。它已經從分散地指代通過令人懷疑的“功績”產生有問題的等級差別的國家組織初級體系，轉變成為將競爭性的個人主義、本質主義的“人才觀”和在高度不平等的社會里對社會流動性的渴望和可能性的信仰結合起來的褒義詞。賢能政治出現在英國福利國家的高點時期，當時福利國家因為提高了社會平等和社會流動性而得到多數人的稱贊，雖然不是所有人在那個時期都經歷過，同時該詞也是對建立在令人擔憂的本質主義人才觀基礎上的新等級差別的批判，表達了對這種觀念開始產生的種種不平等形式的模糊焦慮。該詞最初被作為激進社會主義話語的術語來使用，其來源已經丟失或被掩蓋，人們更多談論楊的左翼自由主義立場。

　　賢能政治作為話語的使用漸漸地落入新自由主義之手，雖然使用方式多種多樣有時候難以捉摸。賢能政治一直和持續被作為不同選民、代理人和包括流行文化、社會理論和政治話語等場合的話語來塑造。正如本文試圖顯示的那樣，筆者使用的“賢能政治感覺”在新自由主義文化中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如在英國，撒切爾主義刪減集體性國家福利和“偉大和優秀者”的根深蒂固的特權，福特主義模式的性別劣勢被動員、被利用，從而變成反智主義的貪婪消費主義的賢能政治形式。保守黨—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鼓吹的“賢能政治感覺”就像從前的工黨運動一樣將追求物質的個人主義的消費主義的賢能政治觀念永久化。但是這種賢能政治感覺走得更遠，因為在志向和希望的行為和情感上投入了更多道德內涵;這種觀念與“努力工作”話語結合起來，明確無誤地反對任何形式的集體福利或互助形式的社會再生產。志向國家的本質特征與互助格格不入。你要么是奮斗者，要么是逃避者：相信任何一種集體形式的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性都會被視為不愿意奮斗，是在為自己的懶惰找借口。

　　賢能政治已經依靠 / 由于新自由主義變成了經濟寡頭統治或者富豪精英治國的借口，已經成為英國新自由主義文化再生產的關鍵意識形態術語。它通過抓住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更大社會流動性的觀點、實踐和話語做到這一點，并把它市場化。賢能政治作為本質主義的“人才觀”、競爭性的個人主義和社會流動性的信仰的強大混合體被動員起來掩蓋通過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并獲得認可。但是，與此同時，這種話語既非必然也非前后一致。它要求積極地鞏固和再生產，并在眾多地點和空間內被放大和塑造。取代作為經濟寡頭統治的賢能政治的應該是對“功績”的更多樣的理解，認為“功績”是集體的而非單純個體品質——同時具有社會再生產的相互合作形式，這將帶來財富、機會、關愛和福利的更大平等。

　　*本文原載New Formations， No. 80 & 81 (Winter 2013)， pp. 52-72。

　　(譯 / 吳萬偉)

　　【注釋】

　　①Patrick Wintour， “David Cameron Presents Himself as Leader of an ‘Aspiration Nation’，” Guardian， Octber 10，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12/oct/10/david-cameron-leader-aspiration-nation. Isabel Hardman， “Budget 2013： It’s all about the ‘Aspiration Nation’，” Spectator， March 20，2013，http://blogs.spectator.co.uk/coffeehouse/2013/03/budget-2013-its-all-about

　　-the-aspiration-nation/.

　　②The White House， Inaugural Addres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January 21， 2013，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1/21/inaugural-address-

　　president-barack-obama.

　　③Adrian Wooldridge， Meritocracy and the “Classless Society”， London： Social Market Foundation， 1995， p. 7.

　　④Danny Dorling， Injustice： Why Social Inequality Exists， Bristol： Policy Press， Kindle edition， 2011; Martin Marmot， Status Syndrome： How Social Standing Directly Affects Your Health， Bloombsbury， 2005; Stephen J. McNamee and Robert K. Miller，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London： Penguin， 2010.

　　⑤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Graham Burchell (tra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在本文中簡稱“《生物政治學的誕生》”。

　　⑥Ansgar Allen， “Michael Young’s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59， No. 4 (2011)， pp. 367-382; Ansgar Allen， “Life without the ‘X’ Factor - Meritocracy Past and Present，” Power and Education， Vol. 4， No. 1 (2012)， pp. 4-19; John Beck， Meritocracy，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New Labour’s Legacy， London： Continuum， 2008; Valerie Gilles， “Raising the Meritocracy： Parenting and the Individualisation of Social Class，” Sociology， Vol. 39， No. 5 (2005)， pp. 835-852; Shamus Khan and Colin Jerolmack， “Saying Meritocracy and Doing Privileg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54， No. 1 (2013)， pp. 9-19.

　　⑦Micha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Transaction Books， 2004;在本文中簡稱“《賢能政治的崛起》”。

　　⑧Danny Dorling， Injustice： Why Social Inequality Exists， p. 870.

　　⑨Jo Littler， “Celebrity and ‘meritocracy’，” Soundings：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ss. 26， 2004， pp. 118-130; Nick Couldry and Jo Littler， “Work， Power and Performance： Analysing the ‘Reality’ Game of The Apprentice，” Cultural Sociology， Vol. 5， No. 2 (2011)， pp. 263-279.

　　⑩Rebecca Hickman， In Pursuit of Egalitarianism： and Why Social Mobility Cannot Get Us There， London： Compass， 2009.

　　11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8， p. 331.

　　12Rebecca Hickman， In Pursuit of Egalitarianism： and Why Social Mobility Cannot Get Us There， p11; John Goldthorpe with Catriona Llewellyn and Clive Payne，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Transaction， 1980.

　　13Vikki Boliver and David Byrne， “Social Mobility： The Politics， the Reality， the Alternative，” Soundings：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forthcoming.

　　14Angela McRobbie， “Feminism， the Family and the New ‘Mediated’ Maternalism，” New Formations， Iss. 80-81 (Winter 2013)， pp. XXX.

　　15正如作者扎德·斯密斯(Zadie Smith)2013年6月24日在BBC第4電臺“本周伊始”(Start the Week)節目中指出的那樣。感謝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提醒我注意到這個節目并與我討論了這些議題。

　　16Imogen Tyler， Revolting Subjects： Social Abjection and Resistance in Neoliberal Britain， London： Zed Books， 2013; 也參見Owen Jones， Chavs： The Demo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Verso， 2012;以及Bev Skeggs， Class， Self， Culture， London：Routledge， 2003。

　　17Stephen J. McNamee and Robert K. Miller，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p. 22.

　　18David Kynaston， Modernity Britain： Opening the Box， 1957-59， London： Bloomsbury， 2013， Kindle location 3666; Alan Fox， “Class and Equality，” Socialist Commentary， May (1956)， p. 11-13.

　　19H. C. G. Matthew and Brian Harrison (eds.)，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DNB)，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0R. M. Douglas， “No Friend of Democracy： The Socialist Vanguard Group 1941-50，”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Vol. 16， No. 4(2002)， pp. 51-86.

　　21Alan Fox， “Class and Equality，” p. 12.

　　22Alan Fox， “Class and Equality，” p. 13.

　　23Alan Fox， “Class and Equality，” p. 13.

　　24Mike Savage， Identit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ince 1940： The Politics of Meth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在本書中，作者注意到楊是有影響力的人，但是討論中并沒有涉及《賢能政治的崛起》一書。

　　25John Beck， Meritocracy，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New Labour’s Legacy.

　　26Asa Briggs， “The Labour Party as Crucible，” in Geoff Dench (ed.)， The Rise and Rise of Meritocrac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6， p. 17-26.

　　27Raymond Williams， “Democracy or Meritocracy?” Manchester Guardian， October 30， 1958， p. 10.

　　28Michael Young， “Down with meritocracy，” Guardian， June 29， 2001，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01/ jun/29/comment.

　　29楊在1994年版本的序言中指出“影響力最大的書往往是那些沒有被閱讀的書”(Micha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p. xv)，后來寫道，他并不認為布萊爾真的讀過他的書(Michael Young， “Down with meritocracy”)。克萊爾多諾萬(Claire Donovan)有點兒含糊地認為許多引用該書的學者也沒有讀過該書(Claire Donovan， “The Chequered Career of a Cryptic Concept，” in Geoff Dench[ed.]， The Rise and Rise of Meritocracy)。眾多評論家也指出其風格是有問題的(例如，Richard Hoggart， “IQ plus Effort = Merit，” Observer， Nov. 2， 1958; Paul Barker， “A Tract for the Times，” in Geoff Dench [ed.]， The Rise and Rise of Meritocracy)。

　　30Micha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p. xvii.

　　31Geoff Dench (ed.)， The Rise and Rise of Meritocrac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6， p. 74.

　　32Hilary Land， “We Sat Down at the Table of Privilege and Complained about the Food，” in Geoff Dench (ed.)， The Rise and Rise of Meritocrac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6， p. 59.

　　33Asa Briggs， Michael Young： Social Entrepreneur， London： Palgrave， 2001.

　　34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409.

　　35Ulrich Beck and Elizabeth Beck-Gernsheim，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s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2001; 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1993; Zygmunt Bauman， Individualisation， Oxford： Polity， 2000;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07; Colin Crouch， Post-Democracy， Oxford： Polity， 2004.

　　36Paul Buhle， “Daniel Bell： Obituary，” Guardian， January 26， 2011，http://www.guardian.co.uk/education/2011/jan/26/daniel-bell-obituary.

　　37Micha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p. xv.

　　38Daniel Bel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The Public Interest， Iss. 29 (Fall， 1972)， p. 48.

　　39Daniel Bel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p. 66.

　　40傳統上說，市場是基于稀缺性或者需求的差額獎勵的仲裁者。但是因為經濟決策變得政治化，市場被社會決策取代，公平獎勵和公平差異的原則是什么呢?(Daniel Bel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p. 63.)

　　41Daniel Bel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p. 66.

　　42Adrian Wooldridge， Meritocracy and the “Classless Society”， p. 45.

　　43Adrian Wooldridge， Meritocracy and the “Classless Society”， p. 43.

　　44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p. 130.

　　45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p. 131.

　　46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p. 134-137.

　　47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p. 148.

　　48Adrian Wooldridge， Meritocracy and the “Classless Society”， p. 9.

　　49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Paperbacks， 1977; Melissa Gregg and Greg Seigworth (eds.)， The Affect Reader， Durham： Duke， 2012.

　　50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London： Verso， 1988.

　　51正如亞當·柯蒂斯(Adam Curtis)的電影《閣樓》顯示的那樣，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的肖像畫法是其形象的核心，與此同時她發起了一場針對傳統的“偉大和善良”的戰爭，請參閱http://www.bbc.co.uk/blogs/adamcurtis/posts/MRS-THATCHER-THE-GHOST-IN-THE-HOUSE

　　-OF-WONKS。

　　52感謝杰里米·吉爾伯特(Jeremy Gilbert)和尼克·索邦(Nick Thoburn)就這個話題與我的討論。

　　53Jonathan Prynn and Miranda Bryant， “London Rents at All-time High as Prices Rocket Eight Times Faster than Wages，” Evening Standard， April 18， 2013， http://www.standard.co.uk/news/london/london-rents-at-alltime-high

　　-as-prices-rocket-eight-times-faster-than-wages-85782

　　30.html.

　　54Angela McRobbie， “Feminism， the Family and the New ‘Mediated’ Maternalism，” New Formations， pp. xx;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55Bea Campbell， The Iron Ladies： Why Do Women Vote Tory?London： Virago Press， 1987. Heather Nunn， “Running Wild： Fictions of Gender and Childhood in Thatcher’s Britain，” Enter Text， Vol. 1， No. 3 (2001)，http://arts.brunel.ac.uk/gate/entertext/issue_3.htm; Heather Nunn， Thatcher， Politics and Fantas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2002.

　　56Rachel Bowlby， Just Looking： Consumer Culture in Gissing， Dreiser and Zola， London： Methuen， 1985; Victoria de Grazia and Ellen Furlough (eds.)， The Sex of Things： Gender and Consump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Jo Littler， “Gendering Anti-Consumerism： Consumer Whores and Conservative Consumption，” in Kate Soper， Martin Ryle and Lyn Thomas (eds.)， Counter-Consumerism and its Pleasures： Better than Shopping， Palgrave， 2009; Mica Nava， Changing Cultures： Feminism， Youth and Consumerism， London： Sage， 2002.

　　57Anthony Giddens， “Where Now for New Labour?” London： Polity Press， 2002， pp. 38-39.

　　58John Beck， Meritocracy，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New Labour’s Legacy， pp. 12-17.

　　59Stuart Hall， “New Labour’s Double Shuffle，” Soundings， No. 24 (July 2003)， pp. 10-24.

　　60Jeremy Gilbert， “The Second Wave： The Specificity of New Labour Neoliberalism，” Soundings， No. 26 (2004)， pp. 25-45.

　　61Doreen Massey， World City， Oxford： Polity， 2007.

　　62Victor Keegan， “Economics Notebook： Raising the Risk Stakes，” Guardian， Oct. 26， 1998，http://www.guardian.co.uk/Columnists/Column/0，，325036，00.html.

　　63Chris Rojek， Celebrity (FOCI)，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1.

　　64Anthony Barnett， “Corporate Populism and Partyless Democracy，” in A. Chadwick and R. Hefferman (eds.)， The New Labour Reader， Oxford： Polity， 2003; Jo Littler， “Creative Accounting： Consumer culture， the ‘creative economy’ and the cultural policies of New Labour，” in Tim Bewes and Jeremy Gilbert (eds.)， Cultural Capitalism： Politics after New Labou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00.

　　65John Beck， Meritocracy，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New Labour’s Legacy， p. 11.

　　66Stephen J. McNamee and Robert K. Miller，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p. 16.

　　67Ibid.， p. 19.

　　68Stuart Hall， Doreen Massey and Michael Rustin， The Kilburn Manifesto，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13.

　　69David Cameron’s speech to the Conservative party conference， Guardian， Oct. 10， 2012，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video/2012/oct/10/cameron-conservative-

　　conference-labour-borrowing-video.

　　70Huffington Post， “Cameron Spring Conference Speech A Rousing Battle Cry Against Labour’s ‘Self Satisfied Socialists’，” March 16， 2013，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2013/03/16/cameron-spring-conference-battle-labour-

　　socialists_n_2890437.html.

　　71Lauren Berlant， Cruel Optimism， Durham： Duke， 2012.

　　72Paul Willis，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Class Kids Get Working-Class Jobs， Farnham： Ashgate， 1977.

　　73Valerie Gilles， “Raising the Meritocracy： Parenting and the Individualisation of Social Class”.

　　74Tracey Jensen， “Tough Love in Tough Times，” MAMSIE： Studies in the Maternal， Vol. 4， No. 2 (2012)，http://www.mamsie.bbk.ac.uk/ Jensen_SiM_4_2_2012.html.

　　75Mark Fisher， Capitalist Realism， London： Zero Books， 2009; Tracy Jensen， “What Kind of Mum are You at the Moment? Supernanny and the Psychologising of Classed Embodiment，” Subjectivity， Vol. 3， No. 2 (2010)， pp. 170-192.

　　76Kim Allen and Yvette Taylor， “Placed Parenting， Locating Unrest： Failed Femininities， Troubled Mothers and Rioting Subjects，” MAMSIE： Studies in the Maternal， Vol. 4， No. 2 (2012)，http://www.mamsie.bbk.ac.uk/back_issues/4_2/index.html; Jo Littler， “Work， Power and Performance： Analysing the ‘reality’ game of The Apprentice”.

　　77Angela McRobbie， “Feminism， the Family and the New ‘Mediated’ Maternalism，” New Formations， pp. XX.

　　78Geri Peev， “Games Embody the Tory Ethic of Hard Work that Leads to Reward， Says Boris，” Daily Mail， August 6， 2012，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184687/Boris-Johnson-London-2012-Olympics-embody-Tory-

　　ethic-hard-work-leads-reward.html#ixzz2QG4E5oVC.

　　79Boris Johnson， “Migrants Get Jobs Because We’re Not Prepared to Work as Hard，” Daily Telegraph， April 7， 2013，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politics/9977793/Migrants-get-jobs-because-were-not-prepared-to-work

　　-as-hard.html.

　　80Danny Dorling， Injustice： Why Social Inequality Exists; Chrystia Freeland， 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London： Allen Lane， 2012.

　　81Stephen J. McNamee and Robert K. Miller，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p. 3.

　　82Shamus Khan and Colin Jerolmack， “Saying Meritocracy and Doing Privilege” .

　　83Tom Mills， “The Death of a Class Warrior： Margaret Thatcher 1925-2013，” New Left Project，http://www.newleftproject.org/index.php/site/article_comments/the_death_

　　of_a_class_warrior_margaret_thatcher_1925_2013.

　　喬·里特爾：英國倫敦城市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院(Jo Littler，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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