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食品問題在公共討論中是一個關注度非常高的話題，在既有討論中，最核心的關注點是安全與否。這一討論足夠熱烈，以至于遮蔽了議題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即轉基因作物涉及的知識產權方面的問題，以及更深層的資本積累問題。它關系到全球農業格局的重塑和世界上幾十億農民的身家生計，不能不予以足夠的重視。

　　寡頭壟斷的種子市場

　　種子支撐著一個巨大的市場和產業。根據國際種子聯盟(International Seed Federation，ISF)的估計，2006年全球商業化的種子市場規模為340億美元，2012年增長到450億美元。種子市場增長快的原因之一是種子的國際貿易快速增長，2005年國際種子貿易額不到45億美元，2012年就增長到了100億美元。

　　農作物的種子主要有三大來源：農民自留種、公共機構售種、私營企業售種。美國農業部2011年的一份報告(Research Investments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the Food Processing, Agricultural Input, and Biofuel Industries Worldwide)估計，2006年全球種子市場規模為290億美元(比ISF的估計少)，其中農民自留種總值61億美元，占比為21%;公共機構售種為33億美元，占比為11%;私營企業售種為196億美元，占68%。在1995年(種子史上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三類種子的占比分別為25%、22%和53%，此后11年里，市場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贏利為目的的私營企業售種侵蝕了以公益為基礎的公共機構售種份額，農民自留種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

　　種子市場“私有化”程度的上升，并沒有帶來競爭度的提高，相反，形成了寡頭壟斷的局面。根據美國農業部的報告，種子市場上規模最大的4家企業所占的市場份額在1994年為21.1%，2000年上升到32.5%，2009年達到53.9%。占市場份額最多的兩家企業是美國的孟山都和杜邦。據一個叫ETC集團(ETC Group)的國際組織的計算，2011年孟山都的種子銷售額為89.5億美元，市場份額為26.0%;杜邦的種子銷售額為62.6億美元，市場份額為18.2%;排名第3的是瑞士的先正達，市場份額為9.2%。(ETC集團與美國農業部的計算口徑不同，結果有些出入，但相差不大。)

　　美國農業部將孟山都、杜邦、先正達以及拜爾(總部在德國)、陶氏(總部在美國)、巴斯夫(總部在德國)合稱為“六巨頭”(Big Six)，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在農作物種子和農業化工兩個領域都有強大的技術實力和重要的市場地位。巴斯夫是化工巨頭，目前種子銷售額很小，但它對種子和生物科技的研發投入較多。根據ETC集團的計算，2011年“六巨頭”在種子市場的份額高達60%。

　　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他們一般都是補貼的對象，與之相匹配的種子產業也應該利潤較薄，需要補貼。但現實的種子產業與人們的印象截然不同，它現在是高度商業化、國際化、私有化、壟斷性的產業，跨國巨頭在這個市場攫取壟斷利潤。

　　種子產業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與農業化工聯姻，“六巨頭”都有種子和農業化工兩方面的業務。這就是說，在跨國巨頭眼中，培育種子和制造化工品具有相似性，他們用化工的思維培育種子。這是與人們將種子培育看作自然過程完全不同的思維。

　　轉基因專利的沖擊

　　種子市場在這十幾年中的深刻變化，是由轉基因專利引發的。

　　根據ISAAA(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的一份報告(Global Review of the Field Testing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Transgenic Plants: 1986 to 1995)，轉基因食物第一次被允許用于商業銷售是在1994年，美國批準一種轉基因西紅柿投放市場。1995年，美國、加拿大、歐盟等共批準了35個轉基因農作物用于商業化種植。美國發放的許可最多，共有20個，孟山都有3種種子獲得了許可，包括大名鼎鼎的抗農達大豆。1996年轉基因作物開始在美國大量種植。從此，種子市場發生了深刻變化。

　　孟山都成立于1901年，從1940年到1990年，它的主要業務是化工。在生物科技方面，孟山都是后來者，1980年代才開始大規模投入，技術積累并不多。1995年之后的幾年，孟山都收購了多家種子公司，這才在種子市場上確立優勢地位。1997年和2000年，孟山都剝離了非農化工和醫藥業務，更加專注于種子和農業化工。2004年到2008年，孟山都又收購了一大批種子公司，成為了全球第一的種子公司。

　　孟山都在種子市場的統治地位不是靠自身積累，而是通過收購實現的。“六巨頭”中其他幾個公司的經歷與孟山都相似，它們都在1995年之后收購了一大批種子公司，從而迅速獲得大量市場份額，搶占寡頭壟斷的地位。顯然，改變種子市場的不是科技的力量，而是資本的力量。

　　大資本為什么突然對種子市場感興趣了?是轉基因專利吸引了它們。

　　雜交等傳統育種技術對于資本而言，不夠有效率，培育一個新品種需要很長時間，不能迅速地獲得利潤。轉基因技術大大加快了培育新品種的過程，在細菌上發現的抗除草劑基因，可以植入到玉米、大豆、土豆等多種農作物中，種子公司可以注冊多項專利，銷售多類種子，很快就能見到利潤，而且可以長期受益。

　　世界是多樣的，市場需求也具有多樣性，生物更是多樣的，但轉基因技術及理念(如“實質等同”原則)消解了農作物的多樣性，將農作物簡化為幾類物質和性狀的組合。簡化之后，跨國種子巨頭只需要控制幾類性狀的供應，就可以在種子市場上占據壟斷地位。現在，它們基本上控制了兩種性狀(轉基因)—抗蟲害和抗除草劑—的供應(部分得益于它們也是農業化工巨頭，生產殺蟲劑和除草劑)，它們有這方面的專利，于是相當大一部分種子買賣逃不脫它們的手掌，要向它們繳納大量專利費。不管種子多么有獨特性，只要它含有抗蟲害或抗除草劑的基因，種植者就要向它們付錢，否則可能被起訴。轉基因專利使種子市場變得易于控制。

　　種子研發模式被改變

　　轉基因專利不僅改變了種子市場，它還通過種子進一步改變了世界的其他方面，例如種子及生物科技的研發、農業的生產成本、農業生產方式，以及全球經濟格局。

　　與種子市場私有化、壟斷性相伴隨的是種子研發的私有化、壟斷性。根據美國農業部的報告，在2006年全球農作物種子和生物科技的研發投入中，大型種子公司占75.6%，集中度非常高。種子研發的集中化也是從1995年前后開始的，1995年，種子和化工聯合體(2002年之前，這樣的聯合體有十來家，經過一系列購并，2002年之后才只剩下“六巨頭”)在種子和生物科技方面的研發投入占全球總投入的23%;而到2010年，“六巨頭”的研發投入占到了全球的76%。

　　可以想見，種子研發的私有化程度也會比較高，但這方面的數據不多。美國農業部的報告僅計算了2000年食品和農業研發的結構，這一年，全球食品和農業研發投入為293億美元，私營企業投入占45%;高收入國家食品和農業的研發投入為245億美元，私營企業占50%;而在其他國家，私營企業僅占19%。報告沒有計算近年種子研發中私營企業和公共部門的比例。但考慮到高收入國家的示范效應和先發地位，以及這些年種子研發集中度的不斷上升，我們可以推斷，這些年種子研發的私有化程度也是不斷上升的。

　　從研發取得的成果來看，私營企業要遠多于公共部門。1982年到2007年間美國批準的農作物專利中，孟山都和杜邦分別占28.7%和36.5%，而公共部門和非盈利機構只占0.6%。在1985年到2008年，美國的轉基因作物田間試驗申請有39.7%來自于孟山都，來自公共部門和非盈利機構的只占26.4%。

　　顯然，孟山都等跨國巨頭主導了種子和生物科技的研發。研發是以牟利為導向的，而不是以科學和公益為目標。產品越賺錢，研發的力度就越大，與是否有利于人類或消費者無關。轉基因種子是最賺錢的，于是就成為研發的主要方向;在轉基因技術領域，抗蟲害的和抗除草劑的品種最賺錢，理所當然獲得最多的研發投入，產生出最多的研發成果。這本來是商業的邏輯，卻往往被包裝成科學的發展方向。

　　商業的要求使研究的范圍越來越小，從1995年轉基因農作物被允許商業化到現在，抗蟲害和抗除草劑一直都是轉基因專利的主流，相比之下，其他方面的成果并不多。這對科技的發展當然是有害的，卻有利于跨國種子巨頭維持它們的壟斷地位。壟斷地位使它們能夠主導研發，而對研發的主導又進一步加強了它們的壟斷地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農民負擔加重

　　跨國種子巨頭壟斷市場和研發的直接后果，是轉基因種子的價格偏高而且漲得快，導致農業生產成本上升，農民不堪重負。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從1995年到2011年，每英畝大豆和玉米種植花在種子上的成本分別上升了325%和259%。美國一個非盈利組織有機中心(The Organic Center)在2009年12月發布了一份報告(The Magnitude and Impacts of the Biotech and Organic Seed Price Premium)提供了轉基因種子價格的更多數據。根據這份報告，從1975年到2000年的25年間，美國大豆種子價格僅上升了63%;而在轉基因大豆被廣泛種植后，從2001年到2009年的8年間，種子價格上升了107%;傳統種子的價格也隨之上漲，漲幅為88%。2009年，轉基因大豆種子的平均價格比傳統種子高47%。2010年，孟山都的新品種抗農達二代大豆種子比抗農達大豆種子高42%，是傳統種子價格的近兩倍。玉米的情況也類似，2009年轉基因玉米種子比傳統種子貴69%;2010年，孟山都的新品種SmartStax的價格比原有轉基因玉米種子的平均價格高30%~40%，是傳統種子價格的兩倍多。2010年，新品種的轉基因棉花種子比傳統棉花種子貴近6倍。

　　轉基因種子價格高而且不斷上漲(種子公司通過推出新品種從而漲價)，也拉動了傳統種子價格的上漲。有機中心的報告估算，1997年之前種子的成本只占大豆種植總收入的4%~8%，占大豆種植總成本的13%~23%;進入轉基因時代后，傳統種子的成本占大豆種植總收入的比例上升到8%~12%，占大豆種植總成本的19%~33%。種子成本占總成本的30%以上，占總收入的10%以上，這已經是很重的負擔了。如果農民使用更貴的轉基因種子，那種子成本就會占到總成本的40%~50%，占總收入的15%~20%。這是一般農戶難以承受的重負。

　　在印度，一些農民沒有足夠的錢購買轉基因棉花種子(比傳統種子貴幾倍)，他們需要向銀行貸款。如果當年雨水欠佳、收成不好，他們的收入無法償還貸款，第二年就不能再貸款購買種子，而只能去借高利貸。如果第二年的收成仍然不好，很多人就會走投無路，一些人因此自殺。2002年，印度允許轉基因棉花商業化，2005年之后，種植轉基因棉花的農戶迅速增長;2006年后，印度自殺農民的數量驟然增加。這兩者之間是有一定相關性的。

　　摧毀農業生產

　　既然轉基因種子貴得難以承受，為什么農民還會去購買?為什么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會快速增長呢?ISAAA認為，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從1996年的170萬公頃增加到2013年的1.75億公頃，增加了100倍以上，原因是它們給農民帶來了收益，也反映了不愿冒險的農民對轉基因的信心和信任。這種解釋似是而非，至少是不全面的。

　　農民選擇轉基因種子的部分原因是，在一個寡頭壟斷的市場，他們的選擇并不多。有研究發現，美國的非轉基因種子從2005年的3226種減少為2010年的1062種，降幅為67%。農民會發現，他們熟悉的一些種子已經從市場上消失了，而轉基因種子銷量很大，似乎很受歡迎，值得信任。

　　轉基因種子被選擇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它改變了農業生產方式。確實有人從種植轉基因種子中獲益，但不是一般的農民，而是工業化的種植企業，這樣的企業會選擇轉基因種子，而不是傳統種子。

　　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最大的國家是美國，位列第二和第三的是巴西和阿根廷。在這兩個拉美國家，轉基因種植面積的擴大伴隨著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

　　阿根廷在1996年向孟山都的抗農達轉基因大豆發放了許可，只比美國晚一年。當時的背景是，阿根廷面臨資本外流、經濟衰退的困境，大規模種植大豆用于出口可以創造外匯，這是阿根廷政府批準種植抗農達大豆的原因之一。幾年之后，轉基因大豆種子走私到了巴西與阿根廷鄰近的地區。當時巴西是世界第二大大豆生產國，但一直禁止種植轉基因大豆，但由于走私等因素，到2004年，巴西種植的大豆中已有20%以上是轉基因大豆。2005年，巴西正式允許種植轉基因大豆。

　　巴西和阿根廷的農場都很大，在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下，需要雇用數量眾多的農民。而除草劑農達和抗農達大豆的引進，以及免耕法的推廣和農業機械的使用，大大減少了農場所需的勞動力。在免耕法的耕作模式下，農場并不整理土地，而是任由雜草和秸稈在地里腐爛;播種則靠專門的機器，將種子埋入雜草和秸稈之下的土地。據說這種模式可以改良土壤，它的缺點則是容易雜草叢生，如果人工除草，就仍需要大量勞動力，但使用除草劑則可能連農作物一起殺死。孟山都的農達和抗農達大豆解決了這個難題，農達可以殺死雜草，抗農達大豆卻免受其害，那農場就只需要少數勞動力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農業生產方式由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轉變為機械化，轉基因技術是使這種轉變成為可能的條件之一。

　　這個轉變伴隨著大量農民失業，還有小規模農場經營者被大規模農場經營者擠垮，他們中的一些人涌入城市變成貧民。有人將這個過程與英國歷史上的“圈地運動”相提并論，后者是“羊吃人”，前者是轉基因技術驅逐農民。

　　從1995年到2006年，阿根廷的失業率一直維持在10%以上，即使在GDP增長率較高的年份也是如此;城市人口貧困率一度非常高。巴西也有類似情況，從2005年到2010年，農村人口加速減少，鄉村人口貧困率一度非常高，失業率維持在8%上下。這些現象與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是有一定關系的。

　　轉基因技術還改變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農業結構，大豆的種植面積大大增加，分別占總耕地面積的約40%和約60%。這兩個國家和美國大量出口大豆，而中國則大量進口。這種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化，轉基因技術在其中起到了推動作用。

　　此外，國際貿易量巨大的大豆等農產品作為大宗商品，其期貨及其他相關金融產品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著全球的經濟，牽動著巨大的利益—這遠遠大于種子市場的規模。

　　說到底，轉基因專利對農業、科研、全球經濟的改變，不過是資本邏輯的體現，轉基因技術是資本實現其意志的便利工具。轉基因技術在農業領域所催生的轉變是非常巨大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倘若如國內的某些“挺轉”人士所愿，中國也大規模推廣轉基因作物，不但農民原本就微薄的收入空間會被大幅擠壓，作為中國發展緩沖地帶的農村也可能會被重塑。這個代價—即便不考慮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也可能是中國所無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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