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底開始,烏克蘭國內政治危機愈演愈烈,至今沒有停息的跡象。2013年11月,烏克蘭政府1決定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協定的籌備工作,這引發了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12月11日,烏克蘭防暴警察進入駐扎著抗議者的基輔獨立廣場,與反政府示威者發生激烈沖突。2014年1月10日,烏克蘭總理阿扎羅夫又稱,烏克蘭將恢復并繼續與歐盟的談判,討論簽署聯系國協議和成立自由貿易區。烏克蘭地處歐俄之間,地緣位置十分重要,自冷戰結束以來,歐盟和俄羅斯都在力爭對其施加政治影響。但烏克蘭是靠向俄羅斯,還是擺向歐盟,其外交政策走向一直沒有確定,伴隨外交結盟對象上的不同意見,烏克蘭國內政治素來有親歐和親俄兩派。此次烏克蘭國內政治沖突,參與沖突的雙方、相關的外部力量都與十年前“橙色革命”有相同之處。歐盟在十年前的“橙色革命”中就發揮了巨大作用,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此次烏克蘭政治沖突,可以發現歐盟十年前影響烏克蘭國內政局的這些方法和手段,依然沒有過時,仍然起效。溫故而知新,我們不妨仔細回顧一下那場十年前的“橙色革命”。
發生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顏色革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推動新一輪“民主化”浪潮的“成功”實踐案例。這三次“革命”中,歐盟與美國持相似立場,雙方發揮各自特長,協調行動,上演了一出“雙簧戲。”特別是2004年12月的烏克蘭“橙色革命”,歐盟的作用在其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美國新保守主義學者羅伯特·卡根在《華盛頓郵報》上興奮地撰文道,“在烏克蘭這個不斷延伸的舞臺上,布什政府和歐盟漂亮地演了一幕跨大西洋合作的好戲”,這種情形是伊拉克戰爭之后所沒有的,“也許將成為日后歐美合作所應遵循的典范”。[1]歐盟在“顏色革命”中持什么樣的態度,歐盟是否同意美國推廣民主的方式?是否“顏色革命”就將成為歐美關系重新轉為密切的新起點?本文即以烏克蘭“橙色革命”為例,介紹歐盟在“橙色革命”所發揮的作用,分析歐盟與美國對推行全球“民主化”在價值觀和方式方法上的異同,總結歐盟推進全球民主的特點,進而對歐美關系未來的走向作一簡單預測。
“橙色革命”中的歐盟因素
誠如有國內學者指出的,已經爆發的“顏色革命”三國,有其各自的特點:論外力干預的程度,格魯吉亞最為明顯;論前政府的腐敗和所謂“革命”的突發性,吉爾吉斯斯坦最甚;而論到反對派的組織水平和對世界的影響,則要數烏克蘭的“橙色革命”最高和最大。[2]烏克蘭位于歐洲東部,在2004年5月1日歐盟東擴后,成為了歐盟的新鄰居,歐盟對烏克蘭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橙色革命”中,歐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全面綜合來看,歐盟甚至不低于美國因素所起的作用。
當然,首先要承認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主要因素。烏克蘭作為前蘇聯國家一員,在1991年獨立后,經濟沒有大的改善,政治上建立了主要為原來的黨干部把持的官僚寡頭政權(Oligarchy),腐敗盛行,人民有極大的怨言。但歐盟作為重要外因,在觀念影響、利益誘導、國際壓力、關鍵時刻的插手等各個方面和環節,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下面我們逐一分析。
1.歐盟作為世界上最成功的一體化的范例,對烏克蘭等歸屬歐洲地域的前蘇聯國家產生了極大的磁吸作用。
1994年開始上臺執政的庫奇馬從一開始,就希望實行一種“多頭外交”(multi-vector),即既不得罪俄羅斯,又博得西方的歡心,希望在兩大勢力中間保持平衡。不過在這種“走鋼絲”似的平衡當中,烏克蘭政府在90年代還是一直傾向于歐洲的。原因很簡單,在冷戰后的歐洲地緣環境中,歐美要大大強過俄羅斯的力量。如果烏加入歐盟,也就意味著從此獲得政治穩定和安全保障,再加上歐盟每年可以劃撥的結構基金援助,烏克蘭的經濟也會有所起色。另外,在波蘭等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后,烏克蘭也深恐從此波烏邊界就成為東西方的界河,一旦西方和俄羅斯的關系交惡,這條邊界就會變成新的“歐洲鐵幕”。所以,烏克蘭擺出了積極爭取的架式,大打歐洲文化牌,希望說服歐盟同意其加入。
1996年2月,當時的烏克蘭總統庫奇馬就宣稱“烏克蘭文化的根源是歐洲基督教文明,這就是我們為什么把自己的家首先確定為歐洲的原因”。當年4月份,他在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大會上,宣布烏克蘭的戰略目標就是融入歐洲的結構之中,首先就是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1999年時任烏克蘭外長的Boris Tarasiuk宣布“歐洲觀念已經成為烏克蘭的國家觀念以及社會穩定的因素”[3];2000年8月庫奇馬還頒布總統令設立一個調整烏克蘭法律以適應歐盟法律的諸事項的國家委員會,委員會主席由他親自擔任。民眾對加入歐盟的熱情也很高,據一項2002年的抽樣調查顯示,57%的烏克蘭人支持烏克蘭成為歐盟成員,反對的人只有16%[4]。
但是歐盟并沒有認真考慮過烏克蘭的入盟事宜,畢竟波蘭、立陶宛等八個中東歐國家對歐盟已經是一個嚴重的負擔,再向東擴,已經超出歐盟現實所能承受的界限之外。所以,2000年之前歐盟把歐烏關系的重點放在核不擴散、北約東擴、維系與俄羅斯的良好關系和關閉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等次一級具體事項上,始終拒絕給予烏克蘭聯系國的地位[5]。2000年至2004年,歐盟開始關注烏克蘭的人權和民主,它和美國一道直接認定庫奇馬個人是烏克蘭民主化的主要障礙,認為只要他還掌握權力,就不對歐烏關系有所進展報什么期待。它轉而支持反對派領導人尤先科,期望他在2004年選舉中獲勝。這樣尤先科在選舉中獲得歐盟的支持,可以舉出歐洲的大旗吸引選票。
歐洲這一“觀念”在“橙色革命”中起到了極強的動員作用,尤先科的支持者把歐盟的藍底黃星旗掛到了基輔著名的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和烏克蘭的其他各地。尤先科宣布這個世界將看到“一個脫胎換骨的烏克蘭,一個具有真正的民主價值觀尊貴的歐洲國家”[6],他在選舉中向大眾展示了加入歐盟的美好前景,歐盟的支持為他的拉票工作助益甚大。
2.歐盟對烏克蘭民主化作了長期有效的預備工作。
從蘇聯解體后,歐盟國家和歐盟就在向獨聯體國家加強滲透。1994年6月歐盟和烏克蘭簽訂了《伙伴關系和合作協定》(PCA),這是歐盟與獨聯體國家簽訂的第一個類似協議。在此協定基礎上,歐盟對烏克蘭開展了援助工作,這些援助被稱為“對獨聯體技術援助”(TACIS)項目。從1991年到2002年,歐盟共向烏克蘭提供援助10億歐元,其中TACIS項目占到了3/5 [7]。TACIS在烏克蘭共施行了60多個項目,大部分為實質性的合作項目,如提高運輸能力、加強邊界控制,保護自然環境、改革法律制度和提高教育水平等等,但也有一部分項目實行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烏克蘭非政府組織(NGO)的發展[8]。歐盟希望通過西式教育、職業培訓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促進烏克蘭公民社會的發育,改變烏克蘭原有的寡頭壟斷國家政治經濟的局面。
在處理烏克蘭申請加入歐盟的過程中,盡管歐盟并未實際考慮此問題,但也不忘以此為籌碼施壓,要求烏克蘭改進內部民主狀況。比如1999年布魯塞爾發布一份“對烏克蘭共同戰略”的文件,在安慰烏克蘭,說歐盟“了解烏克蘭對歐洲的渴望,歡迎烏克蘭作出親歐的選擇”之外,特別強調歐盟支持“民主和良治(good governance)的鞏固”[9]。歐盟針對烏克蘭等暫時不予考慮入盟的鄰國提出“邦鄰政策”(Neighborhood Policy),列出一些經濟上的優惠條款,但都和政治上的民主程度掛鉤。2000年后歐烏關系轉惡,主要原因也是出在人權方面。2000年記者Georgi Gongadze被謀殺,歐盟視此為侵犯新聞自由的重大違反人權事件;歐洲委員會大會也有提案要求驅逐烏克蘭出會。歐盟在Gongadze被害三周年紀念日還發表聲明,表示對此事件的持續關注,對此案遲遲沒有進展表示不滿。2001年歐盟對當時的改革派總理尤先科表示支持,它專門發表聲明,態度相當強硬地指出尤先科政府所實行的改革是“深化烏克蘭和歐盟關系的前提條件。”[10]在尤先科下臺成為反對黨領袖后,歐盟就開始支持這位烏克蘭“民主的代言人”,徹底拋棄了庫奇馬的烏克蘭政權。
此外,近兩年來,有證據表明,歐盟及其成員國在和美國合作,力圖建立一個西方民主的“跨國網絡”。這集中表現在煽動對象國的年輕人情緒,結成社團,進行“民主革命”。比如“橙色革命”中學生運動的核心組織Pora運動(有說法說它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11]),在和塞爾維亞的Otpor和格魯吉亞的Kmara等青年組織的接觸中,受益極多[12]。
3. 歐盟及其成員國通過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等國際組織,對烏克蘭選舉的合法性進行質疑,幫助尤先科推翻了第二輪選舉結果。
歐洲素來注重多邊機構的機制化合作,在2004年烏克蘭的三輪選舉中,歐安組織等國際組織派出了幾千名選舉觀察員。同時,經過歐安組織、歐盟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培訓,在選舉日烏克蘭的非政府組織也結成“烏克蘭投票者無黨派委員會”監督投票,僅該委員會就部署了超過1萬名觀察員。在前兩輪選舉(第一輪選出兩名候選人,第二輪選舉在亞努科維奇和尤先科兩名候選人中選出最后獲勝者)結束后,國際觀察員立即認定前兩輪選舉中存在舞弊行為,拒絕承認亞努科維奇的“勝利”,鼓勵民眾動員起來否認這次選舉。
4. 歐盟部分國家和機構領導人在關鍵時刻進行高層斡旋,對烏當局施加壓力。
在第二輪選舉結束后雙方處于僵持階段,民眾已經上街的時候,歐盟負責外交和安全事務的高級代表索拉納(Javier Solana),波蘭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sniewski),前總統瓦文薩(Lech Walesa),立陶宛總統阿達姆庫斯(Valdas Adamkus)11月26日抵達基輔,進行調解。最終迫使庫奇馬同意反對派,即尤先科的“我們的烏克蘭”提出的要求,改組被指控有“掩蓋舞弊行為”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并修改選舉法,確保即將重新舉行的烏克蘭總統選舉第三輪投票公正進行。為此,美國總統布什在12月8日尤先科獲勝后特意致電克瓦希涅夫斯基和阿達姆庫斯,感謝波蘭和立陶宛在此次選舉中鼎立襄助[13]。此外,瓦文薩和眾多德國、荷蘭、斯洛伐克、捷克等國的政治家在獨立廣場輪番演講,支持尤先科的反對派[14]。
歐盟推進全球民主的戰略特性
歐盟和美國作為西方世界最主要的兩個代表,民主是它們共同的價值觀念。隨著歐洲一體化從經濟向政治領域不斷擴展,歐盟作為歐洲代表的地位越來越鞏固,歐盟也開始展現出一定的擴展民主的欲望。歐盟對外關系委員貝妮塔·費雷羅·瓦爾德納(Benita Ferrero-Waldner)女士今年4月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演講中開頭就說:“杰里米·里夫金寫到‘歐洲夢是這個麻煩世界上的一束光,它引導我們進入一個包容、多元、強調生活質量、深刻、可持續、倡導普遍人權、保護自然和維持地球和平的新時代’。我對‘歐洲夢’深信不疑,我們擁有促進全球民主、自由和公正事業發展的潛能,特別是在我們的周邊地區。”[15]不過和美國相比,歐洲的“民主擴展”事業,有其自己的特點,下面本文將對照美國,以“橙色革命”中美歐的表現,介紹歐盟推進全球民主的四個特點:
1.美國的民主戰略具有全球視野,歐盟則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周邊地區。
由于實力地位上的差距,歐美在實現“世界民主化”的目標上有所差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超強的實力后盾使得美國以全世界為推廣民主的對象,并且加大力度,把“輸出民主”作為它主要的外交支柱之一。[16]
歐盟同美國一樣,相信民主是救治世界的“良藥”,但它比美國要現實得多,它擴展民主的計劃,是與其自身的安全和經濟利益需要緊密結合的,是隨著它自身的不斷擴大而擴大的。冷戰結束后,從1990到1995年,歐盟陸續和波蘭等中東歐八國締結“歐洲協定”,賦予了后者“聯系國”地位,考慮接納它們入盟。但入盟要滿足一定條件,1993年6月歐盟哥本哈根首腦會議制定了加入的標準,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條件就是要維持穩定的民主機構,法治和人權,歐盟會對“聯系國”每年的民主狀況進行考核評估,以確定它是否在朝這個方向努力。2004年5月這些國家成功入盟,也標志著它們民主化的完成。另外,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也將于2007年入盟,克羅地亞也已完成和歐盟的談判,成為歐盟的候選國;現在歐盟還在和土耳其談判其加入的事宜。歐盟同意這些國家入盟,意味著這它們已經達到了可以令歐盟滿意的民主水平。歐盟的巨大吸引力,迫使象庫奇馬治下的烏克蘭為了達到入盟的目的,也要主動調整自己,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最終庫奇馬是由于實在看不到有入盟的希望[17],才被迫轉向俄羅斯一邊[18]。
2.美國的民主計劃通常顯得激進,不惜使用武力,而歐盟則比較謹慎。
美國對外“輸出民主”,或者是“移植民主”的霸道蠻橫,是眾所周知的。究其原因,除了其所處霸權地位這樣的客觀因素外,和它崇尚個人競爭、秉承清教傳統的民族性也有關系。[19]
歐盟在擴展民主問題上則繼承其一貫的和平主義立場,力主采取非暴力手段解決“政體更替”(regime change)問題。冷戰后十多年,只是在科索沃,歐盟同意使用武力趕米洛舍維奇下臺,其他絕大多數時候,歐盟都堅持聯合國的權威,主張盡量用政治手段化解危機。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試圖用導彈開路,把“美式民主”強植入伊拉克的做法,歐盟,特別是法德等歐洲國家并不欣賞。相反,此次烏克蘭“橙色革命”,不少歐洲人認為這是歐洲擴展民主方式的成功,布什政府應當從中認識到“你不可能用軍事行動來‘移植’民主,民主是從內部生長出來的,只有人民自己才能決定他們想要什么。”[20]
此外,歐盟委員會和法德等國在批評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的民主、人權狀況,策動這些地區的民主運動時,還比較小心收斂,這是因為要顧慮和俄羅斯的關系,畢竟歐盟不像美國,它距離俄羅斯的領土并不遙遠。
3. 美國的擴展民主計劃往往具有臨時性和機會主義的特征,而歐盟則保持相對長期穩定。
美國的外交政策帶有鮮明的實用主義色彩,即使是在推進全球民主這樣意識形態濃厚的領域中,美國政府的機會主義痕跡也依然清晰可見。
大力推進烏克蘭的“橙色革命”,美國在“民主”的旗幟下面,更看重的是烏克蘭的戰略地位。一旦把烏克蘭拉到西方陣營里來,俄羅斯就再也無法恢復超級大國的地位,至多只能成為一個“正常的大國”。所以美國不惜資助支持街頭革命,力挺親西方的尤先科,并在尤先科上臺后,通過各種途徑壓歐盟考慮接納烏克蘭入盟,以鞏固“革命成果”。相比較之下,歐盟就顯得更加現實,因為接納新成員國要考慮到諸多相關條件,除了穩定的民主機構,法治和人權,尊重少數民族權利之外,還要確保市場經濟正常運行,并能應付歐盟內部的競爭壓力;接受歐盟全部立法等等,最后還要考慮歐盟再擴大會帶來更多的負效果,所以它并沒有為了削弱俄羅斯就輕易地應許烏克蘭可以加入。正因為歐盟的民主改造計劃是隨著它自身的擴展而擴展的,所以它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速率上。
4.歐盟在擴展民主時要比美國更機制化,因而也更具有合法性。
歐盟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聯合體,由于它本身就是在多個國家統一協調意見基礎上組成的,所以它的行動就顯得更民主、更多元、更和諧、更穩健,因而也就更容易讓人接受,更具合法性。歐盟擴展民主也重視對象國“民主之后”的處境,通常情況下是將其吸納進歐盟,確保其民主政權的鞏固。蘇聯解體后,波蘭、立陶宛等各國皆是如此,有了歐盟作體制保證,就助長了烏克蘭相當部分民眾對民主革命的熱情。
此外,歐盟對外實施行動的計劃性很強,凡事立在前。還拿波蘭等2004年入盟的中東歐國家作例子:90年代初東歐巨變后,歐盟先是推行“法爾計劃”,組成西方多國多邊援助框架,先是援助波蘭和匈牙利,隨后擴展到所有中東歐國家;其次籌組“歐洲重建與開發銀行”,提供貸款和投資,支持中東歐的私人資本和私有化進程;然后和中東歐國家締結《歐洲協定》,賦予其“聯系國”地位[21];1993年制訂哥本哈根標準,提出入盟的門檻,只要申請國達到,即可入盟。這樣一步步,使得中東歐國家入盟有目標可尋,有望可盼。
在烏克蘭問題上,有美國學者認為歐盟犯了錯誤,不應當遲遲不給予烏克蘭聯系國地位,使它看不到成為歐洲一員的希望,否則,用不著“橙色革命”,庫奇馬政權早就倒向西方了[22]。
歐式擴展民主和美式輸出民主
歐美在對民主的定義上是沒有多大分歧的,它們擁有共同的社會政治制度,在價值觀方面有共同的信念[23],也都有欲望向全球推廣其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這些西方世界的核心價值。
區別在于其推銷方式,從本文第二部分可以看出,存在著歐美兩種形態,或者說模式,筆者想用“歐式擴展民主”和“美式輸出民主”這兩個詞匯來概括。歐盟在推廣民主時,是以其自身為圓心,以安全保證、經濟利益誘惑、文化吸引等軟實力為資本,謹慎考慮自身消化能力和周邊大國的反應,有限度、有節制地,和平地吸收對象國加入歐盟,最終同化對象國,使其民主化水平達到歐盟的要求。美國的“民主事業”則更具侵略性,它的功利性更強,注重結果而忽視手段,只要能達到政權更替的目的,它不惜使用武力,二戰后它已經有過多次這種實踐,如在智利、厄瓜多爾、薩爾瓦多、伊拉克等等。美國往往把自己的民主,不顧客觀條件限制、不顧對象國人民是否同意,就生硬地從外部移植進去,這種“輸出”方式和歐盟以自身為基點發動的“擴展”方式存在差異。
此次烏克蘭“橙色革命”美歐都參與其中,雙方互相配合,但一定程度上也顯露出二者推廣民主模式上的競爭。現在看起來歐盟的模式更有“競爭力”,曾經批評歐洲軟弱,說過“美國來自火星,歐洲來自金星”的羅伯特·卡根也承認“這次烏克蘭危機顯示歐洲能夠扮演一個多么重要的角色,而且正在它已擴展的邊境周圍的國家和人民塑造著怎樣的政治和經濟新局面”。他認為歐洲帶給世界的是一種新的權力形式,它的形式是吸引力而非軍事武力。對此他頗為贊同布萊爾前顧問羅伯特·庫珀(Robert Cooper)的定義,“變為成員國的誘惑”(the lure of membership)。庫珀把歐洲形容成一個自由民主、并愿意把那些想要加入的國家包容在內的帝國。這樣一個不斷擴展的歐洲把碰到的問題和沖突都吸收起來,而不采用硬碰硬的美國方式。這種方式已經穩定了巴爾干半島的局勢,并影響了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進程[24]。所以當歐盟循序漸進地擴大,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被吸入歐盟,烏克蘭出現在邊境之時,歐盟積極插手它的民主運動,也就收到了順理成章的效果。
歐盟擴展民主的推動與制約因素
現在歐盟向外擴展民主的趨勢依然沒有停下來,這主要是受三個因素的推動:
第一,波蘭等東歐國家的極力慫恿。2004年歐盟擴大后,波蘭等中東歐國家就成為歐盟的新邊疆,再加上它們冷戰時期長時間處在蘇聯的高壓之下,現在仍對俄羅斯抱有余悸,因此積極主張繼續擴大歐盟,吸收烏克蘭、白俄羅斯等獨聯體國家入盟,增強自身安全;
第二,歐洲強調人權和民主的意識形態思維根深蒂固,并隨著顏色革命而不斷高漲。2005年1月尤先科剛剛獲得勝利,歐洲議會就以467對19的高票通過議案,要求給以烏克蘭“清晰的歐洲前景,讓它擁有通向歐盟成員國的可能”。歐洲議會還要求增撥資金,加大在白俄羅斯境內支持反對派的力度。歐盟委員會和法德等國原本不愿采取過激的行動,但在民意的壓力下,歐盟委員會今年8月同意撥款通過電臺和互聯網向白俄羅斯廣播宣傳,“以提高該國對民主和人權的意識”[25]。
第三,歐美關系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后陷入僵局后,經過兩年調整,2005年上半年在布什擺出了一系列軟姿態后,趨于緩和[26]。此次在烏克蘭“橙色革命”中,美歐成功合作,一定程度上增進了雙方的感情。俄羅斯和歐盟之間的獨聯體國家,現在已經演變成一種“灰色地帶”[27],歐美很可能繼續合作,把“顏色革命”繼續推進,它們現在已經鎖定盧卡申科的白俄羅斯為下一個目標。
但是另一方面,歐盟的民主擴張運動同它自身的擴大是同方向的,在他國煽動民主思潮沒有地緣限制,但它的擴大卻必然是有邊界的,超出了承受能力它就不可能再接受新成員國。歐式擴展民主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加入歐盟,一旦它止步不前,它的作用也就大打折扣。前面提到普羅迪不答應庫奇馬讓烏克蘭加入歐盟,但是尤先科當選后歐盟仍舊在烏加入事項上支支吾吾,畢竟2004年加入的10國就已經夠歐盟消化上好一段時間了。2005年歐盟內部爆發一系列事件,歐盟憲法條約在法荷兩國公決被否,2007-2013財政預算擱淺,法國郊區騷亂蔓延等等,不同程度上都有歐盟擴大過快的因素作祟。所以說,世界上不存在庫珀所描繪的“鋼牙鐵胃的吞食者”式的歐盟,全球民主狂熱主義者雖然不明白,但歐盟、歐盟成員國和它們的民眾內心是清楚歐盟的野心是有能力邊界的。
注釋:
[1]Robert Kagan,“Embraceable EU”,Washington Post,December 5,2004;Page B07.
[2]見孫凌云撰寫的“‘顏色革命’與國際關系專題研討會”中馮紹雷的發言,《國際觀察》2005年第3期。
[3]R.Solchanyk,Ukraine and Russia:the post-Soviet transition,Rowman and Littefield,Lanham,MD,42001,p.94
[4]K.Wolczuk,Ukraine’s policy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a case of‘declarative Europeanization’.Paper for the Stefan Batory Foundation Project,The Enlarged EU and Ukraine:New Relations,2003,p.6.
[5]聯系國地位是歐盟有可能吸納該國為新成員國的第一步。
[6]V.Yushchenko,Our Ukraine,Wall Street Journal,3 December,2004.
[7]見歐盟駐基輔使團的網頁,http://www.delukr.cec.eu.int/en/eu_and_country/data.htm.
[8]Paul Kubicek,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2005),278.
[9]European Council Common Strategy of 11 December 1999 on Ukraine,Document 1999/877/CFSI,i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3 December 1999.
[10]http://europa.eu.int/abc/doc/off/bull/en/200101/p106046.htm,http://europa.eu.int/abc/doc/off/bull/en/200104/ p106023htm
[11]Paul Kubicek,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 (2005),287.
[12]Adrian Karatnycky,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Foreign Affairs,p.52,March/April 2005.
[13]Taras Kuzio, Poland Plays Strategic Role i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http://www.jamestown.org/edm/article.php?volume_id=401&issue_id=3172&article_id=2368993
[14]Adrian Karatnycky,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Foreign Affairs,p.50,March/April 2005.
[15]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 news/ferrero/2005/sp05_257.htm
[16]羅艷華:“試論冷戰后美國‘輸出民主’戰略的新發展”,《國際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95頁。
[17]2003年在雅爾塔舉行的歐烏峰會上,歐盟再次拒絕給予烏克蘭聯系國地位。當時的歐盟委員主席普羅迪曾說烏克蘭成為歐盟成員的可能性類似于新西蘭,并且說歐盟提出的“邦鄰政策”(Neighborhood Policy)就是要把烏克蘭、突尼斯、摩洛哥這樣在地理上不適合加入歐盟的國家打包對待的。見Paul Kubicek,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2005),280.
[18]2003年庫奇馬簽署了《獨聯體單一經濟區》協定。他在解釋時說“……由于歐洲已經向我們關閉了市場…….所以與其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見J.Maksymiuk,23 September 2003,Kuchma signs accord on CIS single economic zone with‘reservations’, RFE/RL Poland,Belarus,and Ukraine Report 5(35).
[19]這方面的研究國內已有不少,杰出的有王緝思:“美國霸權的邏輯”,《學習時報》第205期。
[20]Michel Bastian,http://www.freeworldweb.net/values8.html.
[21]吳弦等:“大歐盟,新歐洲——歐盟東擴進程的意義與影響評介”,《大歐盟,新歐洲:2004-2005歐洲發展報告》,4-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22]Paul Kubicek,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 (2005),281-286.
[23]梅兆榮:“歐美關系:實質與前景”,《現代國際關系》2004年第2期,第4頁。
[24]Robert Kagan,“Embraceable EU”,Washington Post,December 5,2004;Page B07.
[25]http://euobserver.com/?sid=24&aid=19723.
[26]趙晨:“美歐關系新趨勢分析”,《經濟日報》2005年6月27日。
[27]許志新:“獨聯體向‘灰色地帶’演變——論俄羅斯對獨聯體政策的危機”,《歐洲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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