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隨著克里米亞公投后迅速入俄，烏克蘭發展走勢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表面看，當前烏克蘭亂局主要是西方與俄羅斯大國角力所致。但外因通過內因才起作用。正是由于烏克蘭政壇亂象叢生，才為外部勢力插手干預提供契機。更具體地說，烏克蘭當前亂象的禍根，始于1991年獨立時移植的西方政治制度。正是由于西式民主“水土不服”，才使烏克蘭陷入“民主化陷阱”。

　　烏克蘭原來是前蘇聯非常富裕發達的加盟共和國，工業體系完備，礦藏資源豐富，交通設施發達，地理環境優越，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但獨立二十多年來，經濟水平始終沒有恢復到獨立前水平。

　　既然很多人都說“民主是個好東西”，為何這種西式民主制度移植到烏克蘭，卻成為“壞民主”的典型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好民主”本來就是奢侈品，它的正常運行需要若干條件(如較高的經濟水平、龐大的中產階級、成熟的政黨制度、具有共識的政治文化等)。除此之外，還需要國家完整、國族整合，民眾具有共同的國族認同。否則民主化只會加劇民眾間種族、教派對立。烏克蘭恰恰缺乏這些條件。

　　在歷史上，烏克蘭從未作為獨立國家存在過，烏克蘭東部(第聶伯河以東)從1654年起就被俄羅斯統治，擁有全國70%的工業，人口以俄羅斯族為主，主要信仰東正教。西烏克蘭地區從l4世紀直到l939年都屬于波蘭等國管轄，當前主要以農業為主，居民主要是烏克蘭族，信仰天主教。克里米亞地區是l954年為慶祝俄烏合并300周年，赫魯曉夫將其并入烏克蘭的。這種獨特的歷史經歷和地域隔閡，使烏克蘭東西部居民政治態度迥然不同：克里米亞和東部地區居民天生親俄;西部居民則親近波蘭和歐洲，將自己視為歐洲一部分。

　　按正常情況，民主政治多元競爭以及政黨力量組合的標準應該是基于觀點、利益等后天性分歧，而不是先天性的教派、種族或地域差別。但烏克蘭人的種族、地域認同強于國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啟動民主化進程，反而將東西部潛在的種族、地域差異日趨激活。例如，l994年總統選舉中，克拉夫丘克獲得西部l3個州多數選票，其政治對手庫奇馬則贏得東部各州支持。2010年選舉中，中西部民眾大多支持親西方政治家季莫申科，東部選民則支持親俄的亞努科維奇。來自不同地區的領導人政治主張各異，而且互不妥協，使國家內訌不斷，內外政策左右搖擺，難以在重大問題上（如烏克蘭加入歐盟以及面對俄羅斯出兵等）形成統一意志，由此會導致政治動蕩乃至國家分裂的危險。

　　獨立二十余年，烏克蘭國內裂痕非但沒有消融，反而越發擴大。民調顯示，烏克蘭獨立17年后的2008年，仍有l2.5%烏克蘭公民沒有將烏克蘭視為祖國，31.5%居民不以烏克蘭公民身份為榮。烏克蘭東部俄羅斯族聚居區域(特別是在頓涅茨克和克里米亞地區)，這一比例更高。有學者干脆將2014年烏克蘭東西部對立稱作“文明的沖突”。

　　這種因民主化而導致族群分裂的情況，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共性問題。例如，伊拉克在美國“民主改造”后，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三大力量矛盾加劇，利比亞在卡扎菲倒臺后出現部族間群雄割據的四分五裂狀態。

　　由此說明一個簡單道理，政治變革事關國家興衰和根基穩固，不能“隨大流”，更不能“瞎折騰”。衡量政治制度優劣的關鍵，主要是看這種制度是否實現富國強民，增強綜合國力，而不是實現所謂“民主化”。因此政治制度選擇一定要結合國情、民情、社情，而生搬硬套很容易“畫虎不成反類犬”，使國家深陷“民主化陷阱”。習近平主席曾說過，“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這種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科學態度，遠比西方抽象的“普世價值”更適合第三世界國家。

　　(田文林，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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