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帝國不能夠保持它的霸權，不能依靠“剝削者霸權”解決制度的危機時，就依靠一切暴力和與之相隨的破壞。歷史上荷蘭帝國的霸權的衰落就是這樣發生的。

　　剝削者霸權”是美國經濟學家戴維•卡萊奧提出來的。為的是說明“處在衰落中的大國不是忍受和適應情況，而是企圖以‘剝削者霸權’支撐它們搖晃的優越地位”。

　　帝國曾企圖用一種“剝削者霸權”將自由貿易強加于其他國家，大英帝國就是這樣干的，情況與荷蘭帝國類似，但是性質不一樣。從30多年前開始，我們就看到了美國世界霸權的衰落。

　　剝削者霸權”有一個動聽的名字叫新自由主義，它特別進行金融、貿易和工業的極度擴張，美國帝國主義相把它的擴張施展到最大的局限，因為它不能夠控制也不能調解自己的社會解體和經濟災難的后果，只能將權力和財富集中到寡頭的帳戶上，現在這些寡頭實際上壟斷著所有的經濟部門，更不用說在破壞環境和使地球升溫，威脅地球的生命。

　　在荷蘭和英國的情況下，“剝削者霸權”的階段的結果是這些帝國的“秋天”，但也是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春天”，特別是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關于美國帝國，有理由思考它的“剝削者霸權”不僅是帝國的“秋天”，而且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秋天”。因為它面對著卡爾•馬克思預言過的“無可挽救的障礙”。

　　在美國帝國工業資本主義獲得了更加完善的形式，發展了—不僅是在美國—建立在自動化基礎上的生產方式的基礎，部分實現了大資本的龐大目標，或者說實現連續生產的目標，放棄了大部分或是全部領取工資的勞動力。

　　從半個多世紀前開始，由于自動化引起的生產方式的變革，跨國企業結構的發展，金融資本在決定將進行的投資時作用加大，直接投資的渠道、金融的流動和生產的轉移是可能的，資本主義制度普遍化了，或是大資本的目標的第二部分完整地實現了。

　　資本的重要夢想是擺脫領取工資的勞動力，或是普遍支付更可能低的工資，實現了自動化和分散化。但是，這種變革意味著剩余價值的榨取，在先進的社會使用領取工資的勞動力，如馬克思曾說過的，為資本的實現創造必不可少的“消費點”，更多由在國外(在其他的社會)榨取剩余價值所取代，作為有差別的收入或是作為利潤回到在帝國中心的母公司，再落到企業的股東和行管人員的手里。

　　正是這種闡述既可能解釋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的性質，又可以解釋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當前的現實相對的不可逆轉。

　　這樣將可以解釋這場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日益增加的和越來越長期的技術性失業—正如約翰•凱恩思在定義工人被機器取代時所說的那樣—在一個更多地創造財富的結構中實現，這些財富集中在少數壟斷機構和金融家的手里，在發達國家已經不再像原來那樣進入資本的再生產。

　　同樣也說明由于就業和工資總額的減少，消費不足傾向于變為長期的，這個因素同時擴大了失業和半失業的螺旋式增加，結果使非自動化的經濟部門陷入危機。

　　這也可解釋家庭債務的增加—缺乏就業和低工資—因為稅收萎縮國家的債務(稅收的負擔主要落在工人的收入上)增加，其他的方面還有為緩解失業增加了公共開支。

　　我們不要忘了資本主義和新技術的普遍化也有助于解釋在亞洲新的工業大國迅速出現，在那里跨國公司必須與部分被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制度結合，國家沒有將其全部的主權讓位給新自由主義。

　　也許還能解釋根據亞洲的經驗和缺乏真正的經濟發展，在發展中國家首先遭受新自由主義的經驗的痛苦的是拉丁美洲國家，它們尋求新的發展戰略以便修補新自由主義的遺產，如失業和半失業，貧困和極端貧困，國家的制度被破壞，醫療、教育和養老的社會計劃被破壞。

　　沒有肉制誘餌的魚鉤

　　根據社會學家吉奧瓦尼•阿里吉和貝維利•西爾維的說法，不可能知道美國帝國的“剝削者霸權”什么時候完結，但是可以肯定的其結果將會很糟糕。

　　現在我們可以肯定帝國主義面對它不能擺脫這些危機而走回頭路，抓住破壞性的政策--有助于增加榨取利潤的自由貿易的機構化而再次背信棄義—美國與它的盟國一起回到過去的戰爭和殖民主義的政策，給受其影響的所有國家的人民帶來可怕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后果。

　　由于自動化和企業轉移更換了工人，因蘇聯解體共產主義的“威脅”已經消失，美國資本主義完全取消了基本的計劃，如同因馬努埃爾•瓦列斯滕所說的，“滿足第三世界聯合企業的需求(相對來說對每個國家不多，但是人數很多)以及西方工人階級(相對來說人數不多，但是對每個國家來說則是很多人)的要求”。

　　實際上正如瓦列斯滕在近20年前所觀察到的，資本主義開始回到“1848年以前的情況，那里在自由的國家的中心工人的工資就很低，被排除在政治和社會權利的領域之外”。

　　實際上在短期、中期和長期內經濟不可能有力地恢復，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的銀行繼續坐收數萬億美元，不使用中央銀行向其提供的近乎免費的貸款。正如加拿大的專欄作家、《多倫多星報》的托馬斯•瓦科姆指出的，這些企業和金融家并沒有在創造就業的生產部門投資，“除非是他們的產品有市場的時候”。

　　這個總的形勢和為了有利于金融系統而堅持的緊縮政策已經蘊育著政治危機和重大的社會抗議，在歐盟政治危機和社會抗議開始讓政治階級害怕，表明一些國家的政府在掙扎，讓緊縮政策延期而不是取消，以便達到財政緊縮的目標。

　　在這些同時發生的危機中間，美國的主要目標是通過跨太平洋經濟合作戰略協議(TPP)擴大和深化自由化，與此同時，歐盟則力求達成與加拿大的一項經濟自由化協議，以便與美國開始談判一項類似的協議。

　　無疑在談判這些協議時，各國政府是在滿足本國的利益，或者說是為了滿足跨國公司和壟斷集團的利益，從財政的觀點來說在創造就業和國內需求方面，對這些國家幫助很少或是沒有任何幫助。

　　眾所周知，美國已經不再是世界的“工廠”，現在世界的工廠在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美國已經失去了世界財政的唯一“出納員”的作用。此外，在美國消費的下降使其不能繼續成為世界經濟擴張的“火車頭”。

　　如果現實改變，必須改變思維方式。

　　今年2月，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羅伯特•斯吉德爾斯基說，西方國家制造業自動化的浪潮正在到達中國，領取工資的勞動被資本(自動化)取代正在超出制造業，不僅正在“呑食”工資低的工作，而且也在“呑食”有技術水平的“更好的工作”，類似保險業的工作。

　　談到凱恩斯所說的“技術性失業”，斯吉德爾斯基認為，解決的辦法是減少工作日：“如果一臺機器能夠減少一半的人工勞動力的需要，為什么不是解雇一半的工人，而是讓所有的工人減少一半的勞動時間?為什么不利用自動化將平均每周工作的時間從40小時減少到30小時，以后減少到20小時甚至10小時，將這種減少的工作日算作全時段的就業?如果自動化的利潤不是專門留在富人和有權勢的人手里，平等地進行分配將是可能的”。他還指出，必須準備“在將來自動化將留給我們更多的自由的時間。但是為此需要一場社會思想的革命”。

　　1996年法國作家和政論家比維昂內•弗雷斯特對記者說，“(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的)經濟的恐怖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在就業問題上我們仍然按照19世紀的規則生活這一事實”，他強調不要把“勞動的思想、基本價值與就業的思想相混淆”。但是在保留19世紀的準則時，我們會怪罪那些遭遇這種情況的人。所有的理由建立在必須找到基礎上。我們經常對這些人特別是青年說他們不可能找到一份為了生存下去的工資，只有被授權的生活方式是被雇傭的生活。正常的計劃在它們相信就業的危機是暫時的時候明顯地是一致的。制定政策時應當考慮到世界化、尖端的技術，不讓這些現實成為僅僅是經濟的所有物。

　　這位分析人士提出了在一個雇傭勞動和領取工資的就業經常減少的社會能做什么的問題，是該問如果我們繼續說尊嚴取決于有一份就業的事實的時候了。

　　在被問及對像法國共產黨這樣一個黨是否有所指望時，這位政府家回答說她不支持這個黨，但是“我希望所有的政黨以現實主義的、現代的和現在的方式考慮形勢。更多地關注世界化和尖端技術，關注隨之而來的就業的減少，關注不再試圖可能整頓已經超越的工業時代的方式，不要繼續對許多人因半失業而沒有工作而感到恥辱，或是那些仍然工作的人會失去就業崗位”。

　　那么，跨太平洋經濟合作戰略協議和其他的協議是為了什么?跨太平洋經濟合作戰略協議和歐盟與加拿大正在談判的接近于與美國的協議的經濟與金融自由化協議的一個特點是，這些談判是秘密的，是在政府間的技術官僚與跨國公司的代表之間進行的，將不會提交給國會討論、修改和進行投票。

　　關于這些談判的動機，應當提及阿里吉和席維爾在他們的書中強調的由美國提出的跨國經濟的一體化，在機制化較差的東亞本質上比在歐盟為了一體化生產更加開放。他們注意到美國在利用它的衰退時成績很小，但是它仍然有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去重新指導地區經濟的一體化走向機制化的形式，將創造一種對它的出口和投資更加有利的氛圍。

　　另一方面，美國跨國化的公司特別是高技術的工業的表現對影響力來說，確實沒有作為保持東亞門戶開放的楔子，以至其行動可能正好相反。因此跨國經濟的力量明顯地破壞國家的實力，但是在這個進程中一些國家的實力增加了，如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實力。

　　這些地區性的組織的發展速度令人吃驚，已經變成為世界新的“車間和出納”，處在“看不見的”一個企業的國家(日本)和一種流散的企業(中國的企業)的“領導”之下，這促成普遍對西方文明主要的中心的“垮臺的恐懼”。

　　實際上，西方的工業轉移到亞洲是一個人所共知和被研究的現象，但對“亞洲的出納”談論較少，跨國公司在在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和其他地方)活動，在這些中心地區的決定中華爾街、倫敦城或是法蘭克福的決定顯得重要。

　　日本、中國和韓國貨幣當局和中央銀行以及公立和私立的銀行已經和正在發揮一種關鍵的作用。

　　衰落的帝國想靠利潤生活

　　工業生產和金融的跨國化和轉移到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增強了這個地區的國家的勢力，降低了美國的霸權勢力，這表明華盛頓和壟斷機構新自由主義規則(力量的背心)的機制化努力恢復它們的勢力，這些規則包括經濟、金融和貿易領域以及在跨太平洋經濟合作戰略協議中提出的關鍵的知識產權。

　　關于跨太平洋經濟合作戰略協議的用處，顯然一種機制化意味著企圖通過在簽字的國家的市場實施美國法律的治外法權，將這種“剝削者霸權”強加給別的國家，以便嚴格地實施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增加更多地吸收來自跨國公司企業的利潤。

　　這種機制化為華盛頓和美國的利益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杠桿—通過在法庭外強制的仲裁—以便在其他的簽字國政治和法律的框架內進行活動，這樣在影響到美國的利益的政治和經濟變革的領域擁有一種否決的權力。這就是華盛頓和渥太華在美洲自由貿易區協議中想要而沒能得到的東西。

　　跨太平洋經濟合作戰略協議的談判引起了歐盟與加拿大和美國進行談判的興趣，以及可能與拉丁美洲國家談判的興趣。目標是類似的：使機制化取得進展，成為保持已經建立的秩序的“力量的背心”，以便阻止在亞洲限制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加強勢力，在拉丁美洲鞏固建立在我們的機構(如美洲玻利瓦爾聯盟、南美洲國家聯盟、南方共同市場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的原則的基礎上地區一體化的道路。

　　總之 ，所有這一切確定了美國帝國主義實施的“剝削者霸權”，這能夠很好地既指明帝國的情況，也說明資本主義的情況。(作者阿爾伯托•拉維洛塔是加拿大—阿根廷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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