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沖突”論具有種族沖突的含義
鄭彪
近代以來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馬克思說資本原始積累是“血與火”的歷史,實際上就是西方種族擴張史,是殖民地人民的“血與火”。這種“悲情”是客觀存在,歷史上被宰割,卻不允許人民有歷史“悲情,豈非咄咄怪事?一些人出于故意或被洗腦,歪曲歷史,掩蓋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真相,美其名曰“以文明為主線”,其實是為虎作倀。終于圖窮匕見,現在人家圍堵過來,殺將上來,甚至兵臨城下,虎視眈眈,而且打出“文明沖突”的旗幟,窗戶紙已經捅破,甚至公開叫囂戰爭,再不言語,就會被視為愚昧和軟弱可欺,會引狼入室。亨廷頓直言不諱地說:“在這個新世界中,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沖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50)聽話聽聲,鑼鼓聽音。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全球不過是擴大的區域,全球政治也是種族的政治,不過是換上文明的概念,比較“文明”一些。只不過他沒有這樣直接赤裸地表述,但是至少已經在暗示,必須讀懂。其實,“文明沖突”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含義是:基督徒已經摧毀了東正教(蘇聯),現在需要摧毀儒教和伊斯蘭教。雖然美國衰落,但是軍事優勢尚存,必要時不惜一戰。20世紀下半葉世界范圍內宗教的復興,特別是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復興,美國起了重要作用。這個問題在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的《美國道德危機》和喬治·索羅斯的《美國的霸權泡沫》中有所揭露,但是他們都是美國要人,話說得相對含蓄。對此揭露最徹底的是俄羅斯學者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的著作《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一書(以上都有中譯本)。亨廷頓說:“在所有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義運動都專注于對宗教教義、體制的凈化,其方式是好戰的,并根據宗教信條來重塑個人、社會和公共行為。原教旨主義運動是劇烈的,并可能產生巨大的政治影響。”(51)不是“可能”產生,而是已經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特別是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背景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對政治的影響,所以索羅斯稱新自由主義對市場的崇拜為“市場原教旨主義”,這不是偶然的。揭示新自由主義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助于理解其好戰性和種族意義。亨廷頓還說,冷戰結束以后“發生了大量的種族沖突和‘種族清洗’”,“在柏林墻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戰時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頻繁地聽到‘種族滅絕’一詞。”(52)在這些發生在非西方文明國家的種族滅絕現象的背后,是否有西方“看不見的手”在為之推波助瀾?是什么人最希望世界大亂和非西方文明發生種族滅絕?用種族沖突來概括21世紀的國際政治,明示或暗示21世紀人類將面臨一場種族決戰,對誰有利呢?其實,對誰都不利,那將是人類毀滅,這是不正確的,也是不能接受的,但卻是弱勢文明必須給予高度重視和切實認真應對的。中國人由于文化原因,既善良又不熟悉宗教,更由于一個時期以來的“去政治化”,對新自由主義的認識往往忽略其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種族主義背景,特別容易吃虧。
亨廷頓說:“馬克思主義是歐洲文明的產物,它既沒有在那兒扎根,也沒有在那兒取得成功。而現代化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會,列寧、毛澤東和胡志明使它適應了他們的目標,并用它來向西方的權力挑戰,來動員其人民,堅持民族認同以及自己國家對西方的自主。”(53)在亨廷頓看來,中國人爭取獨立自主,恢復民族尊嚴,過人應當過的日子,就是向西方挑戰。難道中國人注定要永遠給西方當馬騎?這還不是種族主義?這恰恰說明過去中國的路走對了,今后也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華復興的偉大目標。他還預言:“未來的危險沖突可能會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國家的不寬容和中國的武斷的相互作用下發生。”(54)伊斯蘭國家為什么“不寬容”?西方又豈止“傲慢”?中國更何嘗“武斷”?這都是哪兒跟哪兒?終于,亨廷頓憋不住,索性挑開天窗說了亮話:“中國的崛起則是核心國家大規模文明間戰爭的潛在根源。”(55)這是預見,還是挑唆?或是詛咒?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有不少深刻的觀察,同時也散發著一種西方沒落悲觀的種族主義氣息,對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充滿敵意,不少人竟渾然不覺,甚至有盲目崇拜者,也是咄咄怪事。
(節選自拙著《中國軟實力 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第一章“世界政治新時代”,該書由中央編譯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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