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世界變局，突破美國圍堵，推進中華復興

——《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自序

鄭彪

我們正在經(jīng)歷的是一次史無前例的世界（政治）變局。近代以來，大的世界變局有三次，有兩種情況和性質(zhì)，一種是向前發(fā)展，是歷史進步；另一種是向后倒退，走向人類毀滅；如果說有第三種情況，那就是看起來似乎是進步，其實是倒退，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或者是看起來似乎是倒退，其實是進步，如席卷美歐的“占領運動”、中國的“唱紅打黑”和共同富裕，都反映了歷史趨勢。人類正義這種東西，聽起來虛無縹緲，實際上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xiàn)實中，都是真實存在。一部人類文明史，特別是一部中華民族的歷史，充滿了正義與邪惡的斗爭。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歷史主要是階級斗爭史，無非是另一種表述，與前者本質(zhì)上無異。所謂“文明沖突”者，何嘗不是正義與邪惡的沖突？一部中國歷史，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就確立了正義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子曰“政者，正也！”自秦漢以來，形成東亞地緣政治體系，也叫朝貢體系，或稱儒家文明圈，奉行王道，就是要主持公道，伸張正義。近代以來西方靠以殖民戰(zhàn)爭為先鋒的重商主義-資本主義崛起，資本代表邪惡，于是將邪惡的利益最大化，終于催生了馬克思主義，代表正義。20世紀的世界政治表現(xiàn)為兩種主義的沖突，本質(zhì)上是正義與邪惡的決戰(zhàn)，結果是表面上看兩種主義兩敗俱傷，但畢竟歷史水落石出，正義公道自在人心，人心向著社會主義，歷史又走向東方。所以，經(jīng)過20世紀世界歷史的反復折騰，西方和國際壟斷資本的霸權，已經(jīng)是強弩之末，而“強弩之末，不可以穿魯縞。”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個人類歷史的大是非，大趨勢，中國尤其要看透。看透歷史，需要馬克思主義，也需要比較東西方文化的視角。

恩格斯說歷史的發(fā)展由于合力，現(xiàn)實政治極其復雜，正義與邪惡并非總是涇渭分明，實際上正義勢力中存有邪惡（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將正義與邪惡歸結為人的心術不同，即公心與私心的矛盾，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提倡公心，抑制私心，如《禮記》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音舉）能，講信修睦。”這也是幾千年中國政治的基本方向和道德支撐，否則大一統(tǒng)的中華民族何以持續(xù)生存幾千年而不滅？實際上現(xiàn)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也應遵循這一中華文明大道，不必汲汲西求，舍本逐末），或侵入邪惡，此所以正義事業(yè)也會走彎路，有曲折，如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發(fā)展和改革事業(yè)；邪惡勢力中也滋生正義，此所以有新思想新制度產(chǎn)生，如馬克思主義產(chǎn)生于資本主義社會，發(fā)達國家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又正義與邪惡，禍福相依，過猶不及，此消彼長，彼消此長，故歷史進步可以演變?yōu)榈雇耍雇艘部梢赞D(zhuǎn)化為進步。其中的關鍵是什么？毛澤東說得最精辟、簡潔和通俗：“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么都無從談起。”（陳晉：《讀毛澤東札記》，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58頁）說世界變局有兩種或三種情況，是理論抽象，實際情況極其復雜，令人眼花繚亂，當局者迷，往往難以正確認識判斷。究竟如何判斷分析，需要有正確的立場、價值判斷和理論工具（包括方法），不同的立場和價值判斷，會選擇不同的理論工具和方法，會得出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處在世界變局的轉(zhuǎn)捩點上，必須洞察世界歷史發(fā)展的根本方向，了解它將會給自己的民族和國家乃至人類社會帶來什么，從而順應和把握時局，趨利避害，才可言發(fā)展和改革，才可言中華復興；否則可能適得其反。

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xiàn)實看，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世界變局是把握中國命運的一個關鍵因素。

第一次世界變局是16-18世紀三百年近代西方崛起和19世紀確立全球霸權，中國對此懵然無知，導致從歷史上的東方文明古國和世界強國地位淪為西方的半殖民地、殖民地，這是釀成中國近代史悲劇的一個關鍵因素。

明清兩朝正值世界近代史的轉(zhuǎn)捩點。這次世界變局歷時三百年，如此漫長的大變局，中國竟然懵然無知，清朝直到覆滅之前，才疾呼“此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能不嗚呼哀哉？明鄭和遠洋歸來，已察覺“近來海上不平靜”，怎么個不平靜，原因何在，對我的影響如何？朝野都懵然無知，也不想知道。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為耶穌會士長期歸化而能終生保持高度警覺（至少自漢朝就有的“夷夏之防”實為中國歷史上的一種反“西化”、反“和平演變”的早期意識形態(tài)，主要針對游牧文化。唐代又有辟佛運動，宋儒更高唱夷夏之防，明清儒則公開揭露和斥責耶穌會士“以夷變夏”的政治圖謀，這些都是歷史上的反“西化”，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的反“和平演變”和當前的反對“西化分化”，實際上一脈相承，不是什么倒退）不受，能夠自覺地抵制其“西化”政治圖謀（康熙和整個清廷對傳教士從西方教廷領取津貼和指令一事極為敏感和反感，康熙后來不惜與西方?jīng)Q裂，實與此有關。物換星移，現(xiàn)今已演變?yōu)闃O少數(shù)中國人直接從西方得到津貼和指令），難能可貴，但是他對近代西方紛紛建立民族國家，爭先對外殖民擴張，靠戰(zhàn)爭崛起引起東西方地緣政治變局的大勢和危險，只是到了晚年才稍有覺察，卻判斷失誤，認為西方的威脅還很遙遠，“千百年后恐受其累”。結果是迅雷不及掩耳，從“康乾盛世”到道光淪陷，不過四十幾年光景！康熙身邊那么多傳教士，顯然所謂康乾盛世的清政府被西方實施了地緣政治戰(zhàn)略欺騙，這一點應無疑問。此外，乾隆皇帝號稱文治武功，文治如修篡《四庫全書》，不失為一樁文化大繁榮的豪舉，然則其大搞文字獄，禁錮思想，以致清代文化工程浩大，但學術思想?yún)s無法恢弘博大，實與此有莫大關系。乾隆皇帝號稱“十全老人”，自我感覺太好，昧于東西方地緣政治格局的翻盤，缺乏憂患意識，對馬戈爾尼大型外交使團帶來的大量重要信息視若無睹，更錯誤地將其視為貢使，與送上門的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歷史轉(zhuǎn)機失之交臂，而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卻被使團深刻細致的全方位地緣政治偵察搞得底兒掉，焉得不敗？道光以后，全賴幾千年中華文明哺育的，不甘心作亡國奴的人民群眾的殊死斗爭（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才將一個貧弱之極、奄奄一息的中國勉強帶入二十世紀。

第二次世界變局是20世紀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成功沖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一個四分五裂、奄奄一息的中華民族終于重新站立起來，不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且成為推動世界格局演變和影響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力量。20世紀50年代以后，在冷戰(zhàn)的大背景下，新中國的外部條件逐漸惡化，特別是由于美國與蘇聯(lián)搞了實質(zhì)上的“G2”，致使中國在被迫獨自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承受著巨大的外部壓力，外因通過內(nèi)引起作用，這也是中國后來政治思想領域矛盾不斷激化，進而付出十年文革高昂代價的一個重大原因。但這期間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盡管遭遇挫折，其成就仍然舉世矚目，史無前例，特別是國際地位和影響空前巨大。尤其是進入六十年代以后，中國義無反顧地高舉義旗，反帝反修，兩面開弓，竟能以一弱對兩強，硬是將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扭成中美蘇“大三角”態(tài)勢，且在其中擁有獨特的道德優(yōu)勢（蘇聯(lián)出兵阿富汗后，中國在“大三角“中獨占道德高地），致使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來到中南海菊香書屋（不是趨謁也是趨謁），提出中美聯(lián)手改變世界的動議，毛澤東對此沒有理睬，但是卻抓住歷史機遇，中美關系就此發(fā)生歷史性轉(zhuǎn)折。中國從此一舉擺脫了一度形成的地緣政治困境，世界格局也由此加速演進。就中國而言，這其中的關鍵在于，“毛澤東同志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zhàn)略思想，給我們開辟了道路”，“這一國際戰(zhàn)略原則，對于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對于打破蘇聯(lián)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國的國際環(huán)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鄧小平語）歷史證明，毛澤東對帝國主義的判斷完全正確，文革的發(fā)動也事出有因。新中國雖然底子薄，不富裕，卻在基本上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初級工業(yè)化和取得“兩彈一星”偉大成就的基礎上，成為推動世界格局演變舉足輕重的政治大國，初步實現(xiàn)了百多年來中國人的夢想。這其中，中國人接受了馬列主義，并創(chuàng)造了毛澤東思想，從而對20世紀的世界歷史趨勢、世界政治形勢乃至中國國情得以正確認識并把握自身命運，是中國共產(chǎn)黨帶領人民群眾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新中國事業(yè)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個關鍵因素。而毛澤東終其一生都堅持人民群眾的立場，堅持和發(fā)展馬列主義，保持了全球政治的廣闊視野和深刻卓越的思維，更是一個突出的特征。這些，都特別值得今天的中國人珍惜。

冷戰(zhàn)的歷史條件，注定了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探索充滿曲折坎坷，包括學術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充滿曲折坎坷，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建國以后，由于歷史和政治原因，傳統(tǒng)文化遭到嚴重破壞和削弱，學術研究長期受到?jīng)_擊干擾，對國際問題的研究更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范圍，整個社會對戰(zhàn)后資本主義世界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和世界的深刻變化缺乏深入的科學研究，后來甚至缺乏基本情況的了解。且經(jīng)過十年文革，社會對政治普遍感到疲憊和厭倦，對長期以來高積累條件下人民生活貧困感到困惑，人心思變、思富。這也是導致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的發(fā)展和改革在取得舉世矚目偉大成就的同時，社會逐漸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對國際政治和世界經(jīng)濟的巨大風險缺少警惕和認識，全社會西化思潮和崇洋媚外心理逐漸泛濫成災，特別是學術研究普遍“美國化”而導致近年來內(nèi)外環(huán)境急遽復雜化的一個社會歷史背景。這些都與一個時期以來對世界形勢演變的分析不夠科學和深入，判斷不盡準確和全面有關。盡管如此，任何時候強調(diào)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在思想政治領域堅持反對西方“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并沒有錯，而且近年來隨著歷史向縱深發(fā)展，中國長期以來反帝反修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這里不涉及對文革的全面評價），為世界和中國深入理解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包括深入理解蘇聯(lián)解體和90年代以來的世界進程，以及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都提供了獨特的歷史經(jīng)驗和視角。

第三次世界變局是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發(fā)生的兩極世界格局傾覆。這次世界變局，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這是影響當代世界進程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長期占統(tǒng)治地位條件下全球資源、能源、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人口等諸種危機爆發(fā)，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而美蘇對抗進入關鍵時刻；在政治層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發(fā)動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推動歷史倒轉(zhuǎn)，試圖完成建立所謂“世界新秩序”（“世界政府”）。在西強我弱的形勢下，中美關系的歷史性轉(zhuǎn)變?yōu)橹袊A得了極其寶貴的戰(zhàn)略機遇期，1979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和改革事業(y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些都是新中國在新的歷史時期取得的新的偉大成就，既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這個時期，從一開始美國就極力將中國納入自己的戰(zhàn)略軌道，力圖搞新的“G2”，而中國則堅持“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非常英明。但是，由于復雜的原因，還是形成了實際上存在的極其錯綜復雜的“中美國”關系。這個時期美國不斷地忽悠中國，包括為思想界灌輸種種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迷魂湯，是否對中國繼續(xù)搞了“西化分化”并實施了地緣戰(zhàn)略欺騙？答案也是肯定的，而且無法否認，這方面美國的成績不俗，以致最近洪博培在美國總統(tǒng)競選演說中公然提出“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并公開支持并寄厚望于中國內(nèi)部的敵對勢力。這三十二年來，中國走過了極不平凡的道路。由于歷史原因，也由于歷史轉(zhuǎn)折來的太快太急，中國來不及對世界進行從容不迫的深入研究，“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走一步，看一步”有其不可避免性，也日益表現(xiàn)出其局限性。對這次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條件下發(fā)生的世界歷史倒退和全球變局，沒有足夠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和足夠的歷史縱深，很難認識清楚。既然認識不夠，也說不清楚，就不免在某些方面誤入歧途，歧路就不免亡羊，即付出歷史代價。其中之一就是盡管中央一再強調(diào)加強憂患意識，但思想界對世界政治和經(jīng)濟的巨大風險長期認識不足，特別是對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我國的認識估計不足，應對不力，這是導致八十年代北京風波和經(jīng)濟改革遭受重挫的一個主觀原因。后來鄧小平對南方委員會主席、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說，針對南方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冷戰(zhàn)已經(jīng)開始。話說得委婉，其實冷戰(zhàn)根本就沒有停過，這一點并未逃脫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人的法眼，所以有陳云對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苦口婆心的談話：“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變，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這次世界變局使得中國發(fā)展和改革的外部條件急遽復雜化，美國日益公開將中國視為敵手，2012年1月5日美國五角大樓發(fā)表的美軍新戰(zhàn)略更公然宣稱“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實際上，黨內(nèi)外在這方面的思考、探索和努力一直沒有停止過，除了前述鄧、陳等領導人的諄諄告誡以外，江澤民在1995年就提出領導干部要“講政治”。2000年1月11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就明確提出反對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和反對新自由主義問題，2012年1月1日《求是》雜志更發(fā)表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文章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fā)展大變革大調(diào)整時期”，“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zhàn)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tài)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應對。”與此同時，全社會和思想界對有關問題的思考、探索和斗爭也從未停止過，特別是在黨的“十六大以來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和十七大即將召開的背景下，發(fā)生了規(guī)模空前和影響深遠的第三次改革爭論（2004年夏至2006年10月），而近年來國際形勢也在發(fā)生迅速而重大的變化。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失敗導致美國搞出2008年金融海嘯，殃及全球，終于激起方興未艾的美歐“占領”運動，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這是在這種背景下，剛剛過去的2011年成為世界覺醒年，西方叫“世界憤怒年”。

正確認識現(xiàn)階段世界變局是當前推進中華復興偉業(yè)的一個關鍵因素。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只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多年來國際輿論把中國改革開放捧到天上，其中多有捧殺；又有人說中國經(jīng)濟學家被美國人洗腦，裝了“芯片”，既是嘲笑，卻多半是實情；還有人說三十年來中國人其實是迷迷糊糊走到今天，竟也贏得一些復興氣象，殊為驚人，此種話暗含玄機，似不全是胡說。32年來中國的發(fā)展和改革，成就巨大，但在各領域的發(fā)展不平衡，就國際領域特別是國際政治領域和加入WTO以后的世界經(jīng)濟領域而言，有一種說法，說中國是發(fā)展中國家中唯一的贏家，但實際上到底中國是完勝，還是一勝一負，或者是勝少負多，近年來國內(nèi)分歧很大，實際上勝負仍在未定之天，言之尚早。至少中國在對外貿(mào)易和國際金融領域，在很大程度上落入了新自由主義陷阱，已經(jīng)是事實。原因主要是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只知己，不知彼；甚至既不夠知己，也不夠知彼，而被國際壟斷資本和敵對勢力在思想政治等一系列領域鉆了空子。多年來中央一貫強調(diào)要加強憂患意識，非常英明。歷史上真正的大智慧都是“生于憂患”，歷史鑄成的大錯歸根結蒂都是“死于安樂”。當前也只有憂患，可以把我們民族的精神從迷信西化的困境中解放出來，以產(chǎn)生一種超越而涵蓋的胸襟，去認識問題的實質(zhì)，以開辟未來的道路。毋庸諱言，近年來有一些人對重新發(fā)現(xiàn)美國為首的敵對勢力要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深感震驚，對國際敵對勢力分裂中國和滅亡中國已經(jīng)圖窮匕見的現(xiàn)實目瞪口呆，更有少數(shù)人對即使“耳背”也終于聽到的愈來愈近的戰(zhàn)爭腳步驚慌失措，甚至在各種內(nèi)外地緣政治壓力下從驚慌失措發(fā)展到政治失態(tài)，以致發(fā)生在歷史上中外“文明沖突”時所常見的卻歷來為國人所不齒的種種“出格”的非理性言論舉措。這些都與長期以來，國內(nèi)思想界學術界長期存在的西化傾向有關。所以，批判性的反思需要全球視野、國際視野，特別是對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進行政治經(jīng)濟學分析。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tài)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應對”，胡錦濤總書記的這種提法和措辭非同尋常，可見形勢相當嚴峻。嚴峻的形勢正在呼喚學術界來認真從事研究。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做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判斷，著名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次年出版的《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說：“我們和我們的西方盟友，在全人類中已經(jīng)在人數(shù)上居于少數(shù)。我們面對著在經(jīng)濟和軍事力量上喪失優(yōu)勢的可能性。這場最后災難的危險，現(xiàn)在正喚醒我們來認真從事研究。”（（美）費正清著，孫瑞琴、陳澤憲譯：《美國與中國》，商務印書館1971年版，第2頁）后來，新自由主義的西風一度壓倒了東風。轉(zhuǎn)眼之間，新自由主義遭遇全球性破產(chǎn)，世界進入大發(fā)展大動蕩大調(diào)整時期，已經(jīng)是西風殘照，東（南）風又漸勁吹的時刻了。“這場（人類）最后災難的危險，現(xiàn)在正喚醒我們來認真從事研究。”

這是一本政治經(jīng)濟學著作，截稿于2011年6月。半年來國際國內(nèi)形勢發(fā)展很快，驗證了本書的基本觀點。全書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和基本方法，輔之以傳統(tǒng)方法和地緣政治學方法，在“文明沖突”正在深刻影響全球政治的歷史條件下，力圖將中國的發(fā)展和改革進程置于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中，在全球地緣政治矛盾的視野中加以考察，這既是一個重大和迫切的時代性課題，也是一種艱辛的學術嘗試。多年來，筆者堅持以重大現(xiàn)實問題為主攻對象，力求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全局性、戰(zhàn)略性和前瞻性，力求按照時代的要求，沿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科學方向開拓創(chuàng)新。然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或得其下，也未可知，總之需要廣大讀者檢驗，需要經(jīng)過實踐和歷史檢驗。由于本書研究的問題太大，涉及太廣，筆者才力有限，只求局部有所突破，錯誤和缺點一定很多，誠懇地期待讀者審正。

本書的出版得到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毛增余副社長對書稿給予了高度評價，并提出了寶貴意見，彭彩霞主任在審稿和編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本書稿還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同志的嘉許、鼓勵和幫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鄭彪

2012年1月10日于杭州雄鎮(zhèn)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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