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頻繁動作引起媒體廣泛關注,先是奧巴馬在贏得連任之后,首次出訪就是東南亞三國--緬甸、柬埔寨和泰國。接著是美國參議院全體會議決定,在201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增加一附加條款,明確規定《日美安保條約》的第五條適用于釣魚島。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東南亞顧問金鮑爾稱,上述舉動表明奧巴馬將亞洲視為其第二任期的焦點,決意要成為“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然而這還只是答案的一部分,問題的關鍵在于,奧巴馬將在其第二任期內極力維護一種亞洲秩序,以使其有利于美國“霸權主義的穩定性”。其中最損的一招就是關于釣魚島問題的最新表態。日本媒體認為,該補充條款進入美國“國防授權法案”非常罕見,如果它最終在美國眾議院得到通過,意味著美國對日本重申了同盟義務承諾,一旦中日在釣魚島發生沖突,作為日本盟國的美國將采取干預措施乃至直接武力介入,這意味著美國為維護其霸權主義穩定性使足了拉幫結派和威懾手法。
把東南亞作為“維穩”主要力量
雖然美國在追求霸權主義穩定性過程中,力求玩一種“團結的游戲”,日本卻不完全是其“主要依靠力量”。這是因為美國認為,相比于日本常常拙劣地與中國為敵,東南亞更善于與中國接觸,牽制中國也可能更有效。因此自越南戰爭以來,奧巴馬“沖鋒陷陣”首次把關國總統的亞洲之行重點放在東南亞。奧巴馬是首次訪問柬埔寨和緬甸的美國在任總統,并緊隨國防部長帕內塔之后訪問泰國。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東南亞顧問金鮑爾認為,奧巴馬正在為美國與亞洲的新接觸塑造新的模式。
他指出,奧巴馬的用意是將東南亞國家聯盟放在亞洲外交的核心位置,以建立一種利于美國的亞太結構。這種結構的目的,是通過東盟促使正在“確定其地區和全球角色、道路的中國能夠按鄰國集體制定的規則行事”。換句話說,美國既要從中國謀利,又要推動太平洋、印度洋等周邊國家讓中國感到壓力。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在加深與東盟十國關系上可謂不遺余力。據統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出席了東盟每一次的地區論壇,美國防長帕內塔及其前任蓋茨以及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幾任司令如威拉德、洛克利爾等,也都是東盟地區的常客。尤其是在奧巴馬到訪泰國之前,美國和泰國防長已就兩國防務合作達成了新的共識。泰國作為北約盟友,承諾在核不擴散以及打擊毒品、海盜等支援。同時,東南亞海角邊上的越南,擁有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交通要道的海洋國家印尼,距離東南亞不遠的澳大利亞,也都是美國經營東南亞的主要對象。正如金鮑爾所稱,雖然美國軍事實力堪稱世界第一,軍費是緊隨其后的數十個國家軍費之和,但美國仍要在這一地區維持獨特的非對稱的聯盟體系,這種聯盟始于冷戰時期,最初從東北亞開始,然后逐步延伸到東南亞,采取了大陸和海洋兩種形式,其核心是美國。美國千方百計要控制住“賽場”,通過援助盟國來對付中國。
當然,美國在東南亞不同程度受到“歡迎”,也是因為近年來美國經常打擊一些小國。如南聯盟、伊拉克、利比亞都曾出現了“逆美國者亡,順美國者昌”的局面,這一戰略的成功使亞太一些國家認為,凡是反美都沒有好下場,所以就主動或被動尋求依靠美國這棵大樹“保護”。
把中國作為“維穩”主要“玩家”
美國在亞洲維護霸權主義穩定性,以把中國當做主要“玩家”為特征。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美國的一廂情愿。
由二戰和冷戰所帶來的軍事優勢,使美國在亞洲地區擁有一種霸權主義的穩定模式。其突出特點是對任何區域或區域外國家在亞洲尋求霸主地位的企圖,美國都要加以遏制,以使其代價高昂或面對挫折。在制造和維持這種霸權主義穩定結構過程中,美國先是在二戰中打敗了當時的主要挑戰者日本,隨后又在冷戰時期拖垮了另一個挑戰者蘇聯,甚至包括蘇聯拼湊的華約聯盟,對于繼承蘇聯的俄羅斯,美國自認為憑借軍事技術優勢和強大的地區聯盟北約,足以壓制俄羅斯的挑戰。按理說,美國因此應該感覺自己的日子已經好過得多了。
然而,尋找并壓制一個主要“玩家”好像已經成為習慣。美國庸人自擾地認為,目前唯一一個能夠挑戰美國的戰略力量正在亞洲崛起,美國霸權的穩定性如今正受到中國軍事不斷增強的挑戰。于是美國通過在日本、韓國、印尼、印度尋找或煽動對中國擔心的共識,千方百計要恢復其在亞洲的軍事優勢以及軍隊調動方面的自由。日本同樣名為《經濟學人》的一份周刊指出,如何牽制在軍事和經濟兩方面崛起的中國,已成為奧巴馬第二任期亞洲政策的一項重要課題,這恐怕也就是其參議院為什么在奧巴馬連任后很快就為“國防授權法案”附加條款,明確規定美國對日防衛義務的《日關安保條約》的第五條適用于釣魚島。
但這并不是說美國就要公開直接地與中國為敵。美國真實的意圖是把中國限制在對美國來說是安全的范圍之內。美國越來越依賴外國借款,尤其中國更是其債權國之一。由于在資本的流動和公司的競爭力等方面,與中國的相互依賴給美國帶來許多好處,中美之間已經很難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同時,美國假如真想鼓動所謂的盟國與中國為敵,也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美國的盟國和亞洲重要的中立國越來越依賴中國提供的市場、資金、貨物,在許多情況下還有技術。中國的巨大面積及龐大經濟規模使之成為高度融合的亞洲經濟體系的中心,中國周邊的國家越來越依賴與中國關系的程度和強度。諸如此類的影響,使美國認為這造成了中國勢力和影響事實上的擴大,甚至影響到美國的霸權主義穩定,而美國的“維穩”措施,就是與其東南亞盟國既正視中國的存在,與中國交往,但同時限制和防范中國的強大。
在此過程中,諸如“中國軍事威脅論”等的炒作也就不可避免。在軍事層面,美國妄言中國日益強大的軍事實力對美國在亞洲的新秩序是一種挑戰,將中國軍隊的逐步現代化歪曲為要給亞太“制造安全困境”。在美國的描述中,中國軍事實力的核心被歪曲為是以與亞太核心區域直接毗鄰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為基礎的,與美國苦心經營的幾條島鏈直接面對。換言之,所謂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威脅距離較近”,美國還認為中國在發展基于地形和太空的傳感器,以偵察、跟蹤和瞄準美國移動軍事系統,以及太平洋地區美國全部固定基地的活動,而這些正是所謂美國顯示“霸權主義”的物質載體,所以美國進而妄論稱:中國軍事現代化目前不僅能夠危及本地區的軍事平衡,甚至能夠威脅到美軍在亞洲大陸內的活動能力,從而危及自二戰以來建立在美國霸權基礎之上更大范圍的地區結構。《華盛頓郵報》日前尤其針對釣魚島問題渲染說,中國正在顯現出“一種新的必勝主義態度”,誣稱“強硬的中國”正在成為破壞穩定的力量等等。美國媒體炒作這些的目的,顯然是要亞洲盟友接受美國的軍事基地及軍火。此外,美國尤其善于利用南海問題以及某些國家與中國的矛盾。如美國一份《戰略亞洲》報告渲染說,印度軍事現代化在2025年前仍將處于落后狀態,其核威懾10年內還達不到成熟的程度,其國防工業基礎也處于弱勢,因此需要加強與美國的合作。但據稱,印度對于與別國尤其是美國建立正式聯盟沒有什么興趣,
把網絡戰作為“維穩”的主要戰場
毋庸諱言,美國維護其在亞洲霸權穩定結構的最終后盾,是其軍事實力。美國《外交》雜志稱,在亞洲恢復美國的軍事優勢,是保持美國亞洲霸權體系的一個先決條件。如果美國想恢復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優勢,就必須體現出美國仍能夠保衛本地區的盟國,以確保其在當年霸權主義實力基礎上建立的亞洲穩定的整體大廈。只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目前進行的是一種力求“投入不多但效果明顯”的把戲。
所謂“投入不多”,就是美國越來越傾向于“前沿部署”。據美國研究者稱,美國本土到亞洲的距離,必然造成其軍事力量發揮作用的容易程度受到侵蝕。但這種局限性由于美國在亞洲及其鄰近地區部署強大的前沿駐扎基地和作戰部隊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避免。事實上,這些前沿部署還形成了一種新的“美國勢力范圍”。憑借美國對全球公共領域,尤其是公海領域的一貫控制權,這種“勢力范圍”仍在不斷擴大。對“勢力范圍”和“公海通道”的掌控,實際上使這些地區變成一條“高速公路”,美國軍事力量的大量儲備通過它可以從本土地區運送到亞太周邊任何發生麻煩的地點。由于這些紐帶,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講,美國實際上已成為一個亞太國家。而且從軍事上看,2010年正式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標志著美國越來越重視亞洲環境條件下的作戰。如其提出空海戰,呼吁各兵種融合空中、海上、陸上、空間和網上能力,以應對美國的行動自由面臨的挑戰。美國的幾個兵種同時開始關注“介入與反區域封鎖作戰”,也隱秘地表明其準備介入亞太地區沖突。
但與此同時,由于現實軍事斗爭手段比較昂貴,美國的亞太軍事斗爭手段也將傾向于更多使用網絡手段。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布倫特•斯考克羅夫中心副主任努登曼認為,美國今后追求的軍隊比任何時候都先進,其規模和密度卻在不斷下降。上世紀50年代,美國裝備了9000多架F-86“佩刀”戰斗機,到了上世紀70年代生產裝備的主戰機型F-16戰斗機數量只有“佩刀”的一半。目前還在研發試飛的F-35號稱是美國及其盟友的下一代前線戰機,但其數目不及3000架。努登曼指出,導致現代軍隊規模縮水的一個原因是成本。二戰時裝備一名士兵的成本大約是2600美元,現在裝備一名步兵的成本是2萬美元,將來開發的步兵裝備則將使裝備一名步兵的成本增加到6萬美元。越來越尖端的武器需要留住人才來操作,所以美國也不得不提高軍隊的工資和福利。由于軍事力量變得如此高精尖,如此昂貴,迫使美國越來越傾向于網絡作戰。所謂網絡中心戰的產生,不僅是技術原因,也是經濟推動的結果。據努登曼預測,今后美國將可能更多地在亞洲發揮其網絡上的優勢,以付出較少的成本就能夠監視和攻擊敵人。何況這又是在看不見的戰場上,時不時可以搞一下偷襲卻不為人所知。尤其是無人操作系統的成本,更可能受到青睞。
由此可見,美國力求在亞洲維護霸權主義的穩定,既不是完全與中國為敵,也不是投入巨大的軍事行動。而是綜合使用多種手段,試圖靠拉幫結伙把中國限制在不威脅美國霸權結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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