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世界各地硝煙四起，201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這不平凡的一年里，對世界政治軍事戰略格局影響最大的，無疑是當前的敘利亞危機與伊朗核問題。敘利亞危機與伊朗核問題的局勢將如何演進，其對世界政治軍事戰略格局又會產生哪些顛覆性的影響，中國又該從中吸取什么經驗呢？

一旦什葉派政治板塊形成，
以色列的安全形勢就會急劇惡化
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所以將敘利亞和伊朗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是因為在10年反恐戰爭中，美國打擊的目標主要是以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為代表的伊斯蘭遜尼派宗教原教旨主義勢力。反恐戰爭嚴重削弱了整個遜尼派在穆斯林世界的影響力，而以伊朗為代表的伊斯蘭什葉派卻在中東日見做大。特別是薩達姆政權倒臺后，伊拉克由一個遜尼派統治的國家變為了由什葉派掌權的伊斯蘭國家（什葉派穆斯林占伊拉克人口總數的54.5%，遜尼派穆斯林占40.5%），如此一來，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這三個什葉派政權聯通起來，將形成一個完整的的什葉派政治板塊。
以這個政治板塊為核心，伊朗一方面可以將自己的反美意志迅速傳遞到巴以斗爭的最前沿陣地。比如前一段時間巴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不顧美以反對，強行推動巴勒斯坦入聯，很明顯就是受到了哈馬斯激進政策的影響；另一方面則能整合作為美國盟友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內部的什葉派力量，以爭取民主政治為名，擴大伊朗在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影響力。比如近期巴林就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動，巴林是一個以什葉派穆斯林為主的伊斯蘭國家（什葉派穆斯林占總人口的75%以上），而巴林王室則是遜尼派。
一旦這個什葉派政治板塊形成，以色列的安全形勢就會急劇惡化。而海灣阿拉伯國家內部的什葉派力量如果被整合，就能牽制美國及其阿拉伯盟友對伊朗的圍堵和遏制，并削弱其實行的以“穆斯林治穆斯林”的中東政策的效力。這是美國無論如何也不愿看到的。所以筆者認為，在反復權衡遜尼派宗教原教旨主義勢力和伊朗什葉派這兩股反美力量的異同后，美國采取了與前者緩和關系、重點打擊后者的策略。
這是因為遜尼派宗教原教旨主義勢力所追求的是推翻世俗政權，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這一政治主張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政教合一的君主統治是一致的，因此遜尼派宗教原教旨主義勢力背后的“金主”大多都是海灣阿拉伯君主制國家。美國只要掌控了海灣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成員包括阿聯酋、阿曼、巴林、卡塔爾、科威特和沙特6國），也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這些遜尼派宗教原教旨主義勢力。
其次，很多遜尼派宗教原教旨主義勢力參與了當前阿拉伯大變局中推翻世俗政權的斗爭，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他們將陷入與本國被推翻的前政權的政治軍事斗爭，不僅無力反美，甚至還可能需要美國的支持。而且，有些遜尼派宗教原教旨主義勢力掌權后，其激進的立場因為政治地位的改變反而出現了溫和化的跡象。
反觀伊朗什葉派，其反美意志并沒有因為長年的經濟封鎖制裁而軟化，而且它是世界上惟一一個將消滅以色列上升為國家意志的政權，其支持的什葉派武裝力量常年與以色列保持著國與國之間的軍事對峙狀態（敘利亞與以色列在戈蘭高地的對峙），一刻沒有松懈。
正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慮下，美國才會在阿富汗與塔利班進行秘密和談，甚至準備邀請塔利班參與阿富汗的政治進程；在推翻埃及穆巴拉克和利比亞卡扎菲政權過程中，美國也才會放任穆斯林兄弟會和基地組織擴張勢力。作為對美國與遜尼派宗教原教旨主義勢力緩和關系的“回報”，海合會主導的阿拉伯國家聯盟（簡稱阿盟）充當了美國在伊斯蘭世界的政策代言人，為美國干預伊斯蘭國家內政這種侵犯他國主權的行為提供合法性。這樣我們才會看到，無論是在推翻利比亞卡扎菲和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政治斗爭中，還是在武力圍堵威脅伊朗的軍事斗爭中，海合會及其主導的阿盟總是沖在第一線。
而對于伊朗什葉派政治勢力，美國則必欲除之而后快。因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已明確了其未來全球戰略重心在亞太地區，因此它一定要在主要軍事力量東移前重挫伊朗什葉派，而決不會在其主要軍力轉移后，還留下一個對中東地區有全局影響力的伊朗什葉派政權，更不要說什葉派政治板塊了。筆者以為，這應是我們分析當前敘利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敘利亞問題上美俄的核心分歧
從這一基本點出發，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下臺的可能性很大。巴沙爾政權下的敘利亞是伊朗的什葉派鐵桿盟友，也是什葉派對巴以前線施加政治軍事影響的傳導中樞。搞掉巴沙爾政權，就能切斷伊朗對中東核心問題的影響力，孤立黎巴嫩真主黨和哈馬斯，大幅減輕以色列的安全壓力。而且巴沙爾政權很難抵擋住西方的政治軍事壓力。雖然敘利亞軍隊的戰斗力要強于薩達姆政權的共和國衛隊和卡扎菲的雇傭軍哈米斯旅，且從目前來看，敘利亞統治階層更團結，但是巴沙爾政權與薩達姆和卡扎菲政權一樣，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由于宗教原因，內部有占國家人口多數的反對派，只要外部軍事力量一介入，整個國家就會分崩離析。
也許有人會問，俄羅斯不是在力挺巴沙爾政權嗎？其實不然，因為正是在俄羅斯的敦促下，巴沙爾·阿薩德才宣布要修改憲法，實行多黨民主制，新憲法草案限定了總統的任期與連任次數，刪去了現行憲法中對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簡稱復興黨）地位的特定表述。很明顯，如果一旦實行新憲法，進行多黨選舉，占敘利亞人口少數的什葉派政權一定會下臺。所以，俄羅斯當前所作的種種軍事外交努力，并不是為了繼續維持巴沙爾政權的統治，而是反對西方外部勢力武裝干預敘利亞國內政治。俄羅斯希望敘利亞國內的政權更迭能夠在一種合法的、可控的、有序的狀態下完成，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遏制親西方勢力的武裝力量崛起，保存敘利亞復興黨執政賴以為基石的什葉派軍事武裝“復興黨軍事委員會”的有生力量（當年老阿薩德在1963年發動政變奪權時，“復興黨軍事委員會”就發揮了關鍵作用）。只要敘利亞的政權更迭是在一種合法的、可控的、有序的狀態下完成，復興黨就還是一個合法的政黨，將來就能合法地參與敘利亞的政治改革進程。只要“復興黨軍事委員會”的武裝力量能夠得以保留，那么在未來的敘利亞政治改革進程中，復興黨即便不能上臺主政，也仍將是議會中最有影響力的政黨，對未來敘利亞政府的政策走向仍能產生決定性影響。如果哪一天條件成熟，復興黨再通過議會斗爭或軍事政變重新上臺，也不是沒有可能。這是俄羅斯維護其在敘利亞利益的關鍵。
而這也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的根本分歧所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恰恰是想通過武力干預的方式推翻巴沙爾政權。因為軍事打擊可以從肉體上消滅“復興黨軍事委員會”的軍事力量，培育親西方武裝力量發展壯大。而且巴沙爾政權被推翻后，復興黨也很有可能被裁定為非法組織，不能合法地參與敘利亞未來政治進程。就算什葉派穆斯林重組政黨參政，在失去了“槍桿子”后，其對政局的影響力也將“人微言輕”。更何況，在武力打擊巴沙爾政權時，西方所要消滅的的絕不僅僅是敘利亞的軍隊，而是包括黎巴嫩真主黨和哈馬斯在內的整個什葉派軍事力量，這本身就是一種對伊朗的重挫。
因此，當俄羅斯和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了由摩洛哥提出的針對敘利亞的決議草案后，美國立即通過聯大決議，重新尋找武力打擊敘利亞的合法性基礎。當俄羅斯與中國在敘利亞展開政治斡旋時，西方國家則派遣特種部隊、出動無人偵察機直接武裝親西方的反對派，阻撓巴沙爾政權與國內反對派進行政治談判。
由于伊朗與敘利亞唇齒相依，敘利亞以何種方式實現國內政權更迭，直接決定了伊朗核問題的走向。初步判斷，如果敘利亞是按照俄羅斯的戰略意圖完成政權更迭，就說明各方反美力量足以制衡美國，那么伊朗核問題就很有可能通過政治談判解決。但巴沙爾政權如果是被美國武力推翻的，那么伊朗核問題很有可能將演變成美國顛覆伊朗現政權的軍事沖突。

美國在伊朗核問題的底線可能并非是核武器，而是核發電
說起伊朗核電發展計劃的奠基人，恰恰是伊朗伊斯蘭革命所推翻的前國王巴列維。早在1974年，伊朗國王就已經和法國簽訂了一項建設5座核反應堆和一座核能研究中心的臨時協定。此項協定在1975年擴充至建設8座總耗資為86億美元的反應堆。另外伊朗購買了法國在特立卡斯坦正在興建的鈾濃縮設施10%的股份，還給這項設施的建設提供了10億美元的貸款。1976年，伊朗和聯邦德國的核能公司KWU簽訂了一項總額為78億德國馬克的合同，建設兩座核反應堆和基礎設施。接下來在1977年，又簽訂了一項提供另外四座總耗資為190億德國馬克的反應堆協議。
那個時期，在卡特總統嚴厲的反核政策下，美國并沒有參與出口核反應堆技術，而且一直在努力封鎖聯邦德國和法國的交易。巴列維國王之所以如此積極地發展核電，是因為伊朗雖然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但是它并沒有先進的煉油技術，因此在向英美低價出售原油的同時，伊朗不得不又向其高價進口汽油、柴油、液化氣等石化產品。這種剪刀差使伊朗的國家財富大量外流，本國因缺乏資金無法實現工業現代化。伊朗國王認為，核電是改變伊朗對汽油的依賴、使能源更加多樣化的一種合理方式，而且也是抵抗華盛頓和倫敦使伊朗的石油美元流向紐約和倫敦銀行的一種方式。
伊朗國王希望擺脫石油美元束縛的想法與當時歐洲大陸試圖從美元體制中擺脫出來的嘗試不謀而合。早在1977年，德法兩國政府就已經開始考慮與部分歐佩克產油國簽訂某種協議的可能性。在此協議下，西歐國家將向歐佩克出口高科技。作為回報，歐佩克向西歐長期提供價格穩定的石油，而這筆資金最終將進入歐洲貨幣體系，以此來建立一個基金，用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工業發展。伊朗國王自然是最積極響應歐洲這一計劃的歐佩克成員之一，而法國與德國則是伊朗核電發展計劃的合作支持者。
伊朗與歐洲大陸日益深化的經濟融合無疑觸動了“美元霸權”的利益，因此在英美情報機構的策劃與支持下，霍梅尼于1979年2月推翻了巴列維政權，取得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勝利。1979年5月，霍梅尼政府擱置了伊朗的核電發展計劃，并宣布取消與法國和聯邦德國的核反應堆建設計劃。
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作為霍梅尼伊斯蘭革命接班人的哈梅內伊卻繼承了前巴列維國王的核電發展計劃。1996年2月，在俄羅斯的幫助下，伊朗開始重建布什爾核電站。兩個政治立場截然相反的政權卻在核電發展計劃上高度一致，這只能說明發展核電并非是伊朗國內某個政治派別的利益訴求，而是伊朗追求獨立自主，實現國家工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如果能夠成功利用核能發電，伊朗將大幅提高本國的石油煉化能力，實現汽油、柴油和液化氣的自給自足。這既降低伊朗經濟對外部的依賴程度，又能消除石油貿易剪刀差，為伊朗工業現代化積累寶貴的資金。最令美國撓心的是，一旦伊朗能源實現自給自足，它就能選擇最利于本國工業現代化的貨幣進行石油貿易結算，從而打破石油美元的壟斷地位，這才是伊朗核問題的要害所在。
正因如此，美國在伊朗核問題的底線可能并非是其公開宣稱的伊朗制造核武器，而是伊朗成功利用核能發電。為了維護石油美元的壟斷地位，美國是不能允許伊朗擁有使其經濟自立的能源基礎的。要讓伊朗放棄核計劃，就必須推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因為霍梅尼通過1979年伊斯蘭革命留給了伊朗兩大政治遺產：堅持伊斯蘭化的社會發展道路和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式民主政體（伊斯蘭教法學家監護下的民主選舉制），前者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根本目標，后者則是確保伊朗社會發展道路不偏離革命目標的根本政治制度保障。只要伊朗人民認同伊斯蘭共和國政體，無論最高領導人是誰，伊朗都必然追求獨立于美國意志的自主發展，而決不會迫于外部壓力放棄核計劃。

“美國式顛覆”故伎難在伊朗重演
所以，要想從根本上阻止伊朗的核計劃，美國就必須推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體，建立一個要么是土耳其式的世俗化民主政體，要么是沙特式的政教合一君主專制整體的親美政權。對于顛覆伊朗政權，美國可謂駕輕就熟。從當年推翻伊朗民族主義者摩薩臺政府，幫助巴列維國王復辟，到推翻巴列維王朝，支持霍梅尼取得伊斯蘭革命勝利，這一系列政權更迭的幕后推手都是英美的情報機構。目前，美國正在重施當年推翻巴列維王朝的故伎。
1978年10月，由于伊朗國王與英國石油公司（BP）關于修訂已經有25年歷史的石油開采協定的談判破裂，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拒絕購買伊朗的石油產品，造成伊朗國內經濟麻煩不斷。而以美國作為“安全”顧問的伊朗秘密警察，對不滿的民眾實施了空前殘酷的鎮壓政策。
與此同時，卡特政府不無惡意地開始對國王“踐踏人權”提出抗議，并通過BBC的媒體平臺，最大限度地激起了民眾對國王的不滿。當時，BBC波斯語廣播節目，將許多說波斯語的“通訊員”派往甚至是伊朗最偏僻的鄉村，報道針對國王的抗議，大肆鼓吹反對政府的言論。BBC在伊朗內部給阿亞圖拉·霍梅尼提供了足夠的宣傳平臺，以至于因為與霍梅尼的觀點如此相同而贏得了“阿亞圖拉BBC”的“美稱”。再看看現在美國的種種舉措，不正是當年手段的翻版嗎？不同的只是，當時沖在第一線的英國現在變為了美國自己，當時的BBC變為了現在的Facebook和Twitter這樣的社交網絡。
雖然美國最希望通過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方式顛覆伊朗現政權，但是這招卻并不一定能奏效。第一個原因是，石油禁運并不一定會給伊朗經濟以致命的打擊。伊朗向歐洲出口的石油占其出口總量的18%，向日本出口的石油占其出口總量的14%，其他則出口給包括中國、印度、南非在內的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日本將從伊朗的石油進口量減少至11%，再加上歐洲的部分，伊朗總共要損失約21%的石油出口量，但只要其他發展中國家能夠堅持甚至是擴大進口伊朗石油，那么歐美實行的石油禁運就不會對伊朗民生產生致命的影響。自從美國宣布要制裁與伊朗進行石油貿易的國家以來，土耳其、印度和中國已經表示不能遵從美國主導的對伊朗石油禁運制裁，印度央行甚至與伊朗央行達成協議，將印伊石油貿易的45%用盧比結算。今年1月份，中國從伊朗進口的原油為每天49.7萬桶，比去年12月份平均每天57.5萬桶的進口量減少13.6%，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最大的石油交易商聯合石化與伊朗國營石油公司在定價程式和償付期上還未達成一致。伊朗半官方的邁赫爾通訊社2月16日報道，隨著兩國在定價及銷售方式上達成一致，伊朗很快會增加運往中國的原油量。另據報道，在中國1月份減少對伊朗的石油進口之際，印度和南非則增加了對伊朗的進口，印度在1月份成為伊朗原油的最大買主。所以，美國希望通過石油制裁造成伊朗社會民生困難，進而煽動普通民眾對政府不滿情緒的圖謀未必能得逞。
第二個原因是，伊朗內部并沒有受多數人擁護的反對派。當前伊朗統治階層主要分為保守強硬派與改革溫和派。前者以哈梅內伊和內賈德為代表，后者則以前總統拉夫桑賈尼、哈塔米，前議長卡魯比以及前總理穆薩維為代表。在改革溫和派中，拉夫桑賈尼與卡魯比都曾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中追隨霍梅尼，而哈塔米的父親曾是霍梅尼的好友和支持者，兩家關系非常密切。這三個溫和派都出身于伊朗宗教家庭，自身又都是從神學院畢業，因此他們與保守強硬派的主要分歧是在國家經濟建設方針上，而對于霍梅尼建立的伊斯蘭共和國政體的認同卻是基本一致的。只有穆薩維才是西方可以倚重的反對派，但由于宗教背景不深（并非神學院畢業，也不是神職人員），他在什葉派占人口91%的伊朗，根本不具備號召民眾推翻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制度的影響力。
基于上述兩個原因，美國想通過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造成其社會民生困難，煽動普通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進而讓伊朗內部的親美反對派借助社交網絡，放大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最終實現政權更迭是非常困難的。美國或其歐洲、中東盟友只有出動地面部隊，武裝入侵，才能推翻伊朗現政權。
縱觀歷史，為了維護美元霸權，美國向來是不惜以武力推翻他國政權的。2003年美英之所以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因為薩達姆放棄美元而使用歐元進行石油交易，所以跟著美英參戰的只有澳大利亞和波蘭，而以法德為領導的北約各國都沒有參加。2011年美歐之所以要推翻卡扎菲，也是因為他曾在1986年和2000年兩次召集北非國家討論統一使用金元交換北非石油的計劃。就在戰爭臨近的關頭，卡扎菲還在號召非洲國家和穆斯林國家聯合起來使用金元制。當前美國屢屢壓制以色列，并非是它不愿在大選年對伊朗動武，而是因為美國認為僅僅靠針對伊朗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空中打擊，不僅無法從根本上阻止核計劃的推進，反而會促使伊朗內部不同派系團結對外。美國最優先的策略始終是希望通過伊朗內部政變實現政權更迭，所以它要求以色列耐心等待，讓經濟制裁的效果在伊朗國內充分發酵，使伊朗反對派凝聚更多的社會力量。
同時，美國還要通過在敘利亞問題上的角力，不斷試探各方反美力量的底線。一旦美國對伊朗國內反對派喪失信心，且在敘利亞問題上又能成功突破反美力量的底線，那么它接下來一鼓作氣，軍事入侵伊朗就將是必然的選擇。而伊朗政府是否能夠抵抗住美國的軍事入侵，保衛伊斯蘭革命政權，完全取決于伊朗人民是否有強大的意愿捍衛國家獨立自主，以及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決心團結起來反對美元霸權。

遏制中俄的戰略推演
中國在這場國際政治大變局中的角色，到底是作壁上觀者還是利益相關者呢？這需要我們從更高更長遠的戰略角度，分析判斷在敘利亞危機與伊朗核問題之后，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將如何演進。如果本次敘利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最終由武力解決，我們就不能將此看作是當前“阿拉伯大變局”的結束，而應意識到這很有可能是美國在歐亞大陸上發起更大規模的地緣政治攻勢的開端。
如果在敘利亞和伊朗建立了親美政權，那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首先將以土耳其為基地，通過北約東擴迅速控制外高加索的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三國，并通過伊斯蘭遜尼派原教旨主義勢力，支持俄羅斯北高加索地區的車臣共和國、達吉斯坦共和國的分離主義運動。一旦美國利用北約與伊斯蘭遜尼派宗教勢力控制了整個高加索地區，它就卡住了歐洲通往中東和中亞的咽喉，大大壓縮俄羅斯在歐洲的戰略空間。更重要的是，控制了高加索地區就等于將里海地區從俄羅斯肢解出來。目前，里海地區已探明的石油儲量約為1500億桶至2000億桶，是世界主要的石油產地，被西方稱為第二個“中東”。在全球石油資源日漸枯竭的今天，該地區石油資源的戰略價值日益凸現。
其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還將以伊朗阿富汗為基地，通過遜尼派宗教主義勢力，控制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這中亞五國。一方面，這將對俄羅斯里海地區形成包夾之勢；另一方面，這將嚴重壓縮中國的戰略空間，使中國在喪失伊朗這樣一個惟一獨立于美國控制的中東地區油源后，連中哈原油管道、中哈天然氣管道和中亞天然氣管道這樣的戰略能源通道也將面臨威脅。除了能源安全外，中國疆獨、藏獨勢力也將因受到反華勢力的支持而重新活躍，中國西部邊疆的穩定將面臨嚴峻的挑戰。美國當前在亞太地區對中國實施圍堵，正是希望將中國的主要精力牽制在與菲律賓的南海問題、與日本的東海問題、臺灣以及朝鮮半島上，趁中國無暇西顧之時，輕松瓦解上合組織所構建的戰略空間。
總而言之，如果敘利亞和伊朗政權被美歐以武力顛覆，那么它們下一步的戰略進攻目標就將直指俄羅斯與中國，尤其俄羅斯更是首當其沖。所以，中國在這場中東博弈中，決不是普通的看客，而是重要的利益相關者。

警惕敵對勢力制造“反對派”
對于中國而言，無論敘利亞與伊朗局勢的最終結果如何，我們又該從這場大變局中吸取什么樣的經驗呢？
首先，在這次阿拉伯大變局中，美國總結出了一套武力顛覆他國政權的新模式，即利比亞模式。與以往直接出兵干涉不同，利比亞模式是通過扶植、武裝他國內部的反對派，向執政政權發起軍事進攻。一旦沖突升級，西方國家就會以阻止“人道主義”危機為名，采取輿論煽動、外交孤立、經濟制裁等手段削弱執政政權的力量，并在軍事上為反對派武裝提供戰斗培訓、后勤補給、情報交換、指揮協調等全方位支持，直至最終武力推翻執政政權。利比亞模式對于西方而言，既經濟實惠，又能占領道義上的制高點（所謂的“人權高于主權”），西方對這一新模式肯定是“欲罷不能”。但要讓這一新模式施展威力，被干涉國家內部就必須存在一個有相當社會基礎的反對派。
西方之所以敢對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動武，就是因為出于宗教緣故他們國內有天然的強大反對派；伊朗核問題由來已久，美國偏偏現在與伊朗“較真”，也是因為2009年伊朗選舉時，反對派發起了規模龐大的選舉騷亂，讓美國覺得有機可乘；之所以判斷俄羅斯將成為美歐繼敘利亞伊朗之后，下一個戰略進攻的主要目標，也是因為今年俄羅斯大選中，出現了人數眾多的反普京游行。
在新中國建國初期，幼小的紅色中國面對的正是國際輿論上備受譴責、外交上遭空前孤立、經濟上受嚴厲制裁、軍事上被重重包圍等一系列惡劣局面，但是依靠舉國上下萬眾一心，新中國政權不僅沒有被顛覆，反而在屢次的軍事斗爭中成長壯大，并為之后改革開放贏得了30多年的國際和平環境。
其次，我們要意識到一個大國生存是需要戰略空間的，我們一定要從中國生存所需的戰略空間的角度去分析、把握周邊的地緣政治環境，以維護、拓展中國必要的戰略空間，作為我們外交、軍事工作的核心。利比亞模式的關鍵在于國內出現反對派，但反對派不可能從天而降，其產生必然要有相當的社會基礎，這種社會基礎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經濟與外部市場的融合程度是非常之高的。如果一個國家的戰略空間被大幅壓縮，也就意味著其喪失了穩定的能源供應通道和物資貿易運輸渠道，這必然導致其國內經濟福利大幅下降。如果這個國家實行的是使少數人占有社會主要財富，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的分配制度（例如美國，20%的家庭占有87.2%的社會財富，其基尼系數為0.46），那么大多數人在遭遇經濟福利下降時提出的利益訴求就會被執政政權忽視甚至是漠視。只要經過別有用心的媒體刻意挑撥，這些利益訴求得不到滿足的占人口多數的弱勢群體就成為了反對派的社會基礎。
所以，國家構筑必要的戰略空間是維護內部政治穩定的重要保證。當今世界的主要幾個大國都擁有核武器，這些大國之間的沖突形式將從激烈的軍事對抗轉變為盡可能大地壓縮對手生存的戰略空間。
大國之間的軍事斗爭形式也將從兩軍直接對壘，轉變為雙方爭奪戰略空間時在第三國進行的代理人戰爭。例如，美國與伊朗的軍事斗爭就表現為敘利亞內部執政黨與反對派的武裝沖突，北約與俄羅斯的軍事斗爭就表現在格魯吉亞政府與南奧塞梯分離勢力之間的武裝沖突。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因為將來不會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就放松警惕，低估了當前軍事斗爭的嚴峻性。正所謂“好戰必亡，忘戰必危”！
毛主席曾經說過，“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們當前經濟建設的首要問題不也正是如此嗎？敘利亞危機與伊朗核問題恰好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能夠認清誰是我們的朋友。中國前段時間力排眾議，在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兩次針對敘利亞的草案投出了反對票，并表示不會按照美國的要求停止進口伊朗原油，是非常正確的。對于印度近期不顧美國反對，逆勢增加對伊朗原油的進口，并用小麥和印度盧比支付部分原油價款所體現的戰略決心，更值得中國深思。如果發展中國家能齊心協力，共同對抗歐美政治、軍事霸權，美國的企圖就不容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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