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
許多美國學者的長處是有全球視野，熟悉地緣政治，也就善于“政治掛帥”，而且有比較文化的視角。又由于美國長期居霸主地位，學術上也頗能引領潮流，更喜用新概念，卻往往無甚高論，背后掩蓋的的是西方思想理論的貧乏。例如政治思想和實踐，在華麗的自由民主人權等虛偽理論的背后，如最近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說，美國的政治文化還停留在16世紀。這是由于美國文明終究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后發的文明，歷史實在太短，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兩者同時并存，近年來后者已經日益在全世界面前暴露無遺。嚴峻的現實令人類社會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日益將目光投向古老的卻又煥發出青春活力的東方文明。
一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提出了人類文明演進的一個并非完整的概念，但卻是新瓶裝老酒，其內涵是一個久已存在的歷史事實。美國的歷史短而血腥，暴力和沖突特征極為鮮明，由美國學者提出“文明沖突”論，并非偶然。其實中國早在春秋時期（甚至更早）就注意到“文明沖突”問題的重要，《春秋》有大義微言，而孔子一輩子崇拜周公。中國古人是有高遠的政治文化理想。中國文化貴和，又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尚和而不同，不喜言沖突，更無“文明沖突”的提法，中國的提法叫“華夷之辨（防）”。這也是中國名稱的由來，中國最早是相對于四夷稱。中國人創造了自己獨特的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堅信自己的文明為高，特別是堅信自己的價值觀為最，而事實上這一文明也逐漸被當時的大部分狄夷所接受，中華文明體遂如雪球般越滾越大，而中華文明也不斷吸收融合了某些其它文明的成果，如春秋時趙國率先改行胡服騎射，這在當時是一項重大改革。（1）但是在文明體系特別是在價值觀層面上，中國人幾千年來在歷次文明沖突中從未放棄，堅持和而不同。中國歷史上與外部的文明沖突，大而論之，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與游牧文明的沖突；二是與佛教文明的沖突；三是近代以來與西方文明的沖突。與佛教文明的沖突與融合，最后將其中國化，而佛教在印度竟絕了種，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一個支流。這里不作討論。而匈奴的游牧文明實與歐洲的海盜文明和后來的基督教文明有其價值觀相通。實際上漢擊匈奴推動西方民族大遷徙，游牧文明對西方文明影響深遠。《史記》描述匈奴游牧文明的特征如：“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逐水草，遷徙鳥舉”；因經濟落后，老是發生饑荒，“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好殺伐”，“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獸聚而鳥散”，“侵盜暴虐”，“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薄皦颜呤撤拭?，老者食其余。貴壯健，賤老弱?！薄案缸幽送窂]而臥。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保?）這些特征，與西方自古農業落后，難以溫飽，兼靠在海洋謀生，漂泊不定，生死無常，不得已多行海盜勾當兼做商業的經濟社會特征相似，以及多與古羅馬和歐洲中世紀的許多野蠻落后的情形仿佛?！捌埨?，不知禮義”，不顧國際法，動輒大肆轟炸，大打出手，至今一些西方國家也是如此行事。所以，中華民族早在春秋時期就重“華夷之辨”，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政治分裂、佛教東傳幾百年的慘痛教訓以后，也包括汲取唐朝的政治-文化上的教訓（唐朝政治強，文化上表面繁榮，背后缺少中國文化本位的主心骨，魯迅說“長安大有胡氣”，其實指出了唐朝的“西化”傾向。唐朝的“西化”，包括朝廷各級官員多用胡人，特別是藩鎮，無華夷之防，有第五縱隊，終于鬧出安史之亂。唐后政治和文化墮落，故又經歷了五代那個“無恥的時期”，這是宋太祖趙匡胤對五代的評價），宋明儒遂高唱“華夷之防”，其中有深刻的道理。至于16世紀末西方耶穌會士登陸傳教以來，其“以夷變夏”的政治圖謀被士大夫識破，中西文明沖突逐漸激化，一路發展到20世紀的“和平演變”、“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以及“顏色革命”之類，花樣翻新，卻都是一脈相承。
二
宋朝發展極不平衡，政治上弱，主要是朝廷弱，特別是武備遠不如漢唐，而經濟文化科技包括外貿發達，為世界之最，特別是文化可以圈點，是中國歷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高峰。由于政治原因，士大夫分裂為兩路。宋朝優待官員，又以能養士著稱，錢穆先生指出，宋朝鑒于唐朝藩鎮割據而亡的教訓，“極力想抑制武人．．．．．．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對文吏有一種教育與培養．．．．．．結果文臣雖極受優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結果文臣氣勢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樣像驕兵悍卒般，只來吮吸國家的精血?！保?）特別是面臨遼金的入侵威脅，每逢臨難，朝廷一班官員老是力主遷都，慫恿皇上逃跑。士大夫的另一路，就是新儒家的崛起。這是由宋太祖開風氣，“他登位以后，只表彰個性耿直之士，使世人明了，新風氣已經開始了。文治成就使得有宋一朝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第三個高點。由于宋太祖開了新風氣，到了真宗、仁宗兩朝，耿介直言的名臣輩出。他們以耿介和知恥為無上榮耀。由于這些人的產生，使五代無恥之風一掃而光。甚至到宋室南渡以后，還有很多忠貞之士起而捍衛國家，不論如何危險，屈服于異族統治者為數還是很少。一直到南宋末年，還不乏死難之士?！保?）可見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東漢末年佛教東傳，到宋朝仍然盛行，所以有新儒家興起。宋后的學者有理想，有擔當，決心“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對宋后八百年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儒又高唱夷夏之防，無論在朝在野，無論文官武將，都涌現出大批杰出的愛國救亡的仁人志士。這里引用一首宋詞，用以比較古今文明沖突。
北望神州路，試平章，這場公事，怎生分付？記得太行山百萬，曾入宗爺駕馭。今把作握蛇騎虎。君去京東豪杰喜，想投閣下拜真吾父。談笑里，定齊魯。
兩淮蕭瑟惟狐兔。問當年，祖生去后，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揮淚客，誰夢中原塊土？算事業須由人做。應笑書生心膽怯，向車中閉置如新婦?？漳克?，塞鴻去。
（南宋）劉克莊：《賀新郎·送陳真州子華》
劉克莊反對投降派，崇拜辛棄疾，是南宋后期重要的愛國詞人。這首詞在歷史上非常有名，在現實中也有針對性，能翻出新意，且能對號入座，這里需要略加解釋?！氨蓖裰萋罚嚻秸?，這場公事，怎生分付？”起筆突兀，有注家說“這場公事”乃“不知所指何事”，豈不知“北望神州路”已經點明，是興亡大事?！坝浀锰猩桨偃f，曾入宗爺駕馭。今把作握蛇騎虎?！边@一句是歷史比較，歷史記載，“自靖康以來，中原之民不從金者，于太行山相結保聚?！薄端问贰ぷ跐蓚鳌氛f，當時愛國將領宗澤招撫了義軍多路，首領多人，于是“陜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愿聽澤節制”，所以抗金力量“聲威日著，北方聞其名，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标懹巍独蠈W庵筆記》也說：“建炎初，宗汝霖（澤）留守東京，群‘盜’降服者百余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愿效死力?！保?）如果將這段歷史與20世紀中共作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國共合作打敗日本侵略者乃至共產黨領導建立新中國以及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打敗美帝野心狼”，從此樹立了中國人站起來了的當代國際形象相比，前者實在是小焉者，但是歷史意義都很重大。從1949年到70年代中國到處三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的歷史情景，與南宋人“必曰宗爺爺”，實為人民群眾作為被保護者、被解放者真情流露、自發產生的同一心聲，屬于古今同一種文化心理，與個人崇拜不崇拜沒什么太大關系?！敖癜炎魑丈唑T虎”，是說當時南宋朝廷為史彌遠等賣國投降派把持，將義軍和人民群眾視為長蛇難握，猛虎難騎，不敢依靠，而抱畏懼和敵視態度，于是一派大好的抗金形勢急轉直下。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中美地緣政治博弈的戰場，正如劉國光同志所指出，兩種發展觀、改革觀和開放觀之間的斗爭已經具有經濟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性質。（6）在當前內外形勢下，黨在理論上和執政能力上更加成熟，政治上益發堅定，人民群眾也已經覺醒，而某些學者、官員對人民群眾的心態復雜，是否有些“握蛇騎虎”？“君去京東豪杰喜，想投閣下拜真吾父。談笑里，定齊魯?！边@兩句是劉克莊勉勵陳子華到真州后效法“宗爺”和岳飛，岳飛也有一段故事，就是義軍領袖張用曾“投戈下拜”岳飛，曰“真吾父也”。劉克莊希望陳效法宗、岳，招撫各路人馬，收復和安定齊魯等北方失地。有趣的是，近三四十年來世界流行新自由主義美國化，許多國家的精英的立場、價值觀改變，不難理解，但是真正改換門庭，轉向美國“投戈下拜”或心甘情愿作第五縱隊的，還是極少數；能對美國人叫“真吾父也”的，相信更少。但是當代真就出了奇人奇事，一位曾經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曾“痛心疾首”地說，中國要實現現代化，不但必須跟著美國走，而且要“給美國人當孫子”。這相當于對美國人說“真吾爺也”，這可真是今古奇觀，破了天荒了。但是從當代國際政治看，無論在前蘇聯還是別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顏色革命過程中，一批“三高人士（高知、高干、高管）”和社會名流被西方的糖彈、銀彈、肉彈擊中落馬，或者思想上作了帝國主義的俘虜，政治上做了沉船派而自我翻船、身敗名裂的，也都頗有一些人，成為一種地緣政治現象，也是國際階級斗爭現象。
下闋是說國內“文明沖突”的形勢。“兩淮蕭瑟惟狐兔”，是講當時的現實：金兵入侵，大河南北，國土淪喪，游牧文明橫行，中原慘遭屠戮，人煙稀少，齊魯淪陷，洙水和泗水流域，這些中華文明的弦歌圣地，到處充斥著膻腥野蠻的異族文化。比劉克莊稍早些的著名愛國詞人張孝祥的《六州歌頭》有“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疵跸C，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一段名句，就是說的齊魯大地孔子故鄉“全盤西化”而“遣人驚”的情景。南宋人的承受力差，據說如今曲阜都要建圣三一大教堂了，人們卻還在為孔子爭執不休，可見現代某些中國人對“文明沖突”的愚昧顢頇麻木，不知張孝祥、劉克莊地下有知，會作何感想？“問當年，祖生去后，有人來否？”祖生，指東晉愛國志士祖狄，曾有中流擊水曰“祖狄不收復中原，有如江水”的豪言壯語。作者在問，現在還有祖狄嗎？“多少新亭揮淚客，誰夢中原塊土？”是指斥一些人喪心麻木，賣國求榮，不思復興中華?！八闶聵I須由人做。應笑書生心膽怯，向車中閉置如新婦?！边@是嘲笑一班士大夫氣短膽怯，畏敵如虎，完成中華復興的偉業靠這些人肯定不行?！叭缧聥D”的比喻，是指既怯又羞，歷史上再無恥的中國人，賣國總不敢過于公然，總要有所遮掩。然而，時過境遷，如今西方價值觀流行，“茍利所在，不知禮義”，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恥”的做人底線被錢沖破，賣國也與時俱進，在某些圈子中已經被認為“賣國也不是什么嚴重的錯誤”了?！翱漳克?，塞鴻去”，是送別語，寄以無限期望，也表現出作者的豪情壯志和堅定的政治信念。
三
文化包括文學和一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的本質，是啥？是政治的另一種表達，韓愈說“文以載道”是已，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已。回過頭看，《談話》所提出的“為什么人的問題”，仍然“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多年來的某些文化文學和學術，脫離人民群眾和社會實踐，變成了表達作者狹隘渺小的感情和思想的工具、載體，成為名利場，甚至變成表達別國利益或西方跨國公司利益的工具，也就走進了死胡同?！八闶聵I須由人做”，小事業貴在堅持，需要恒心；大事業需要高遠的理想，需要正確的價值觀支撐。孟子說“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是因為真正的士君子，心中有道，有理想，能以身殉道，此為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基因密碼所在。當代私有化崇拜者乃抱定一個信念，說什么有恒產才有恒心，只表明其心中無理想，屬于孟子所罵“楊朱為我”，“是禽獸也”一類。說到這里，不妨節外生枝，插入一段古今思想史的比較，能發人思考。
楊朱，即楊子，春秋魏國人。楊子生活的時代是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極端個人主義。當其時，“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保?）可見楊子當時也是諸子百家中名震一時的人物，其學說也曾有過一些影響，“楊學”也一度成為一種顯學。然而個人主義畢竟無益于治平社會，徒亂人心，所以待孟子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一出，將其痛罵一頓，批得體無完膚，于是社會正氣上揚，加以中國人心崇尚正義，楊學終于為世所不容，竟至在中國思想史上消聲遁跡了。孟子的做法是師法孔子，他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保?）孟子被尊為亞圣，足見孟子學說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之高，影響之大。孟子影響大，也是由于他代表正義，所以擁護追隨者眾多。稍后的韓非子貴為國君之子和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將孟子批楊墨的思想上升為國家干部政策，說：“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于亂世而卒不快，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命?！保?）意思是說，楊、墨是天下最聰明的人，但是他們的學說解決不了現實問題，不能給他們官作。其實，韓非子不如孟子嚴厲，孟子的說法是不僅不能給官作，而且這樣做人都不行，因為“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保?0）孔孟的儒學從百家爭鳴中勝出之后，一行兩千多年，楊朱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毫無地位，只是在社會上因為符合人性的弱點，也符合統治階級的腐朽性，所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思想不能登大雅之堂，作為社會邊緣思想尚能存在。但是近代西學東漸以來，楊朱的個人主義思想得了西方來的風氣，死灰復燃，特別是隨著19世紀中葉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以來，中國思想界風云激蕩起來，楊朱之言再次“盈天下”，中國人一盤散沙，以至于到清亡前夕的1904年梁啟超驚呼：“今舉中國皆楊也。．．．．．．嗚呼，楊學遂亡中國，楊學遂亡中國！”（11）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能存續幾千年而至今日，儒學的大群主義能凝聚人心，功不可沒，近代以來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除了政府腐敗無能之外，中外的楊學（亞當·斯密的“理性經濟人”可謂洋派“楊學”，則斯密應拜楊朱為祖師爺）泛濫是一個思想根源。直至馬列主義進入中國，中國共產黨橫空出世，將馬克思主義與儒學對接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楊學再次被社會歷史邊緣化，中國人于是重新抱團，有了核心，有了方向，才有了勝利。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西方思潮涌入，中外楊學再次泛濫，禍亂社會人心，許多人為此憂心沖沖。人們似乎再次聽到梁啟超的黃鐘大呂的驚呼：“今舉中國皆楊也。．．．．．．嗚呼，楊學遂亡中國，楊學遂亡中國！”其實亡不了，不過是中國思想史上百年前一段故事的重演，終不能長久，這是幾千年中國文化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西方人對這個道理不太明白，是因為對中國歷史和文化太不了解，或者了解個皮毛，缺乏深度。更不待說，如今中國還有成熟的中國共產黨掌舵，對此，一些中國人也看走眼，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是因為既不懂中國歷史文化，也沒有馬克思主義，其知識結構中主要是一些不完整的自由主義西學碎片。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的最偉大事業，如果無理想，無一支能前赴后繼的先鋒隊，更無實現的可能。此道理由蘇聯演變可證，從中國現階段中國某些西化派的言行也可見，這是一群缺少公心和沒有理想的人。1994年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前民進中央主席、長期擔任國家領導人的雷潔瓊先生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題詞：“公者千古，私者一時”，乃有歷史和現實的深意，故能引起社會強烈的共鳴。所以，一個民族、國家，更不必說政黨、領袖，追求正義、真理即大多數人民利益，還是追求小集團利益、個人利益，歸根結蒂是為公還是為私，這其中對事業成敗關系至大。宋儒稱為公還是為私是人的心術好壞的根本區別所在，其實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思想理論、社會制度的根本區別所在，也是現實中兩種發展觀、兩種改革觀、兩種開放觀的根本區別所在，更是中西方兩種文化和兩種價值觀的根本區別所在。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殖民者擴張至東亞，從幾度遭到明朝海軍痛擊不能登陸中國，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始發生中西文明沖突。早期傳教士多為飽學之士，受西方教廷長期訓練，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獻身精神，派遣來華負有政治使命，即以夷變夏，現代語叫和平演變。對此政治圖謀，明清兩朝先進士大夫雖無馬克思主義，不懂階級分析，但是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善于文明分析，對中西文明沖突背后隱藏的巨大政治風險，同樣有深刻敏銳的國際政治洞察力，能夠洞穿其肺腑，加以頑強地抵制。而且，極少數皈依了基督教的朝官對此也有警覺。徐光啟是近代偉大的科學家，當年為西方幾何學和天文學所吸引，皈依了基督教，晚年對西方傳教“以夷變夏”動機也有所洞察。他在1622年即去世的前11年，已經看出“紅毛”的侵略性，指出：“若此夷得志，是．．．．．．百季之患。”（12）95年以后，1717年康熙皇帝也指出：“海外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保?4）清廷對當時西方崛起的全球地緣政治變局無從了解，康熙皇帝的判斷似乎僅憑直覺，而且當時正是西方重商主義全盛時期，在東亞，英國已經控制了印度，而葡萄牙傳教士在印度通過沒收當地人的財產，將其投入監獄等暴力手段強迫推行羅馬天主教的活動已經有很長的歷史，西方國家普遍對中國垂涎已久，虎視眈眈，對這些情況和東亞地緣政治變局以及日益逼近中國的侵略大勢，來華的傳教士不可能不知道，相信康熙必定被身邊的洋顧問們搞了地緣政治欺騙，否則絕不可能有“千百年后”這一顯然不著邊際的判斷。直到20世紀中國共產黨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從此對國際政治的觀察和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才有了科學理論的指導，才不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一旦放棄馬克思主義，便很容易落入帝國主義的陷阱。
康熙皇帝的一個過人之處，在于他在欣賞西方自然科學的同時，對身邊的西方傳教士長期想要歸化他的企圖一直有高度的警覺，清庭對于傳教士從羅馬教廷得到津貼和指令以及老想搞以夷變夏的政治圖謀尤其深惡痛絕，這是后來康熙皇帝下令驅逐傳教士和所謂“禮儀之爭”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時候沒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羅馬教廷和西方傳教士在政治上承擔同樣的使命。但是西方在中國傳教，忙活了幾百年，直到20世紀初也不過才有信眾幾十萬人，主要限于社會下層的窮苦百姓，有的是為了“吃教飯”，洋人稱之為“Rice Christians”?！俺越田垺?，包括挾洋自重，歷來為中國傳統士大夫所不齒，更不屑為，新中國就更不待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社會風氣都是如此。即使經過民初以來全盤西化浪潮的猛烈沖擊，直到解放前，沒有國學根底，僅靠一張西方文憑，滿嘴跑洋話和西方概念，在國民黨政府的名牌大學里也是很難混的。20世紀“五四”時代在中西文明沖突中，中國涌現出許許多多的文化學術大師，可謂群星璀璨，無論其政治態度如何，多能中西合璧，是一道亮麗的文化景觀?，F在就不行，全社會疾呼沒有大師，又流行“打造”，于是學術明星輩出，學術大師依然難覓。這還不算，最嚴重的是今天據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已經有幾千萬基督徒，西方思潮的影響之大更可謂空前，崇洋媚外、挾洋自重的風氣盛極一時，某種勢力（被民間稱為沉船派）的活動極為猖獗，已經敢于公開在政治上向執政黨叫板（與20世紀80年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相比，前者已然是小巫），而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也自發地組織起維護正義也維護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全民公訴”，兩軍對壘，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罕見的地緣政治現象，從國際背景看，也是當代中西文明沖突的一個合乎邏輯的地緣政治現象。
新中國建國以后，限于歷史條件，與西方政治文化隔絕，蘇學獨秀，也只一時，實際上蘇學也是西學的一支，即馬克思主義與俄羅斯文化的結合，有西方文化淵源。但畢竟中國總體上與西方文化隔絕多年，而這幾十年恰是西方戰后的“黃金機遇期”，生活水平和社會面貌根本改變，由于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和現代生活方式的依托，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都一度表現出“軟實力”，蘇聯的和平演變，說到底是被美國的軟實力所征服。中國的情況和走過的道路有所不同。中國太窮，物質基礎太落后，比蘇聯還要落后很多，遑論美國？中國想要避免蘇聯的厄運（對此，毛、周都有科學預見），毛澤東另辟蹊徑，主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大搞反修防修運動，這方面歷史證明有利有弊；而在經濟領域更嚴防一切資本主義傾向，結果是一度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后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也是試圖通過文化革命來解決政治問題。結果政治問題沒解決，文化成為犧牲品。這方面的代價很大：既然西學長期隔絕，蘇學也就流行一時，傳統文化又命運多舛，該“破”的和不該“破”的文化全都破了，該“立”的文化沒立起來，所剩下的文化就不多了。整個社會長期“以階級斗爭為綱，其余都是目”，文化也是“目”，文革狂飆一起，大學停辦，中小學停課，再來個上山下鄉運動，文化更加斷裂，最后反過來又殃及政治。社會的經濟基礎不夠，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再缺少文化基礎，缺乏鑒別能力，政治形勢一變，國門洞開，政治大潮與各種西方思潮一起洶涌，意識形態成為軟肋，加以西方勢力乘機推波助瀾，各方面出現一些偏差，實難完全避免。但是畢竟走得太遠，代價太大?；剡^頭看，無論世人如何評價那段歷史，經過了歷史發展和反復折騰，人們逐漸認識到，盡管全社會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毛澤東生前的理論和實踐在政治上有其深刻的道理和成果，主要表現為全黨全軍全民在思想政治上得到一次反和平演變的歷史大演習，這對于中國發展和改革走過不平凡的道路以及國內外敵對勢力折騰至今中國仍沒有發生蘇東劇變，人民群眾對“顏色革命”和西方那一套“普世價值”有清醒的認識，愿意跟著共產黨“唱紅打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巨大作用。所以，經歷了歷史的狂風暴雨，急流險灘，以及和平但不平和的發展，今天的中國人，稍有政治頭腦，都懂得共產黨九十年的歷史不可分割，共和國62年歷史不可分割，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也才能發展中國的道理。
四
改革開放以來，恰好趕上美國大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將冷戰推向高潮，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再次受到一次全盤西化浪潮猛烈沖擊，有利有弊，而且利弊都極度凸顯出來。這一次中國的文化特別是教育雖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西化思潮和理論以及崇洋媚外的風氣也得到空前的泛濫，達到中國近代史的又一個高潮，這一次不僅要將傳統文化連根拔起，而且危及中國政制，兩者加起來就是動搖國本。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再次成為經濟的犧牲品，主要表現為西化的沖擊很大。物極必反，西化鬧到極致，危及政制，動搖國本，使得事情開始向健康方向發展。到底當前和未來中國文化和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如何？當此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和十八大召開前夕，國內外都極為關注，見仁見智，看多看空，分歧不小。判斷這個大問題，需要有馬克思主義，也要有一些中西歷史文化的根基，自由主義理論靠不住。其實中國的未來，主要由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合力決定，由人民的意愿決定，其中正義具有無比巨大的凝聚力，這是幾千年中華文明和中國道統、政統和學統的大本大原所在，外力不是不起作用，但是從來不能起決定作用。近年來關于左派右派的提法流行起來，這里摘錄一段被海外稱為中共高級智囊的劉吉先生對右派的精彩畫像和評論，筆者以為不乏見地，這里借花獻佛，以饗讀者。
劉吉先生說，現階段“中國右派的特點”，第一，是“崇拜和向往資本主義。實際上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歷史不了解，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現狀也沒有進行認真研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無不經歷過漫長的對外侵略（殖民）、對內盤剝的歷程。今日仍利用其科技、經濟和軍事的既得優勢攫取發展中國家資源（美國占用世界42%的能源！）和進行不平等貿易來獲利。而望眼全球，，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仍處在貧窮和愚昧之中。他們更不了解在歐美經濟發達國家特別北歐各國，先進生產力的經濟基礎要求與之相應的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母體中已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許多先進的社會主義因素。中國改革開放學習借鑒的正應當是這些社會主義因素，而不是已走到自己生命尾聲的資本主義制度”；
他指出，右派的第二個特點，是“沒有任何什么值得注意的創意，只有簡單照搬。中國如何搞資本主義，他們并沒有做出真正的回答。只是照搬西方，突出地要求實行資本主義國家多黨制、三權分立和自由選舉的議會民主。他們天真地以為照搬一個資本主義制度，中國就會立即享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文明。完全無視中國的國情和中國現代化的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
劉吉指出，右派的第三個特點，是“屈服于國際資本主義壓力，特別是美國霸權主義。因此，他們往往是美國‘軟實力’的應聲蟲，傳播和響應國際反華勢力不斷‘創新’的觀點，甚至有的與外國一些反華組織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系，制造事端，考海外輿論來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他還指出，改革開放以后，“國門大開，他們看到一個‘世界多奇妙’的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立即向往得五體投地。他們贊成改革開放，但是一直企圖把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引導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保?4）
劉吉描述的右派，是一個時期以來隨國際思潮涌起的一股力量，是乘勢而起，所乘的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勢力。近年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破產，在美國、歐洲和其他地方，都焦頭爛額，正窮途末路。其實在前蘇聯和俄羅斯，其勢力和影響都要比在中國大得多，結果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復辟，但權力仍牢牢地把握在民族主義者手中，此由俄羅斯政壇即將換屆的動向可知。換言之，俄羅斯在與西方的這場“文明沖突”上總算扳回一局。中國的情況多有不同，看起來民族主義者似乎不占上風，但中國共產黨仍然把握著總舵，中國歷史航程前面的激流險灘仍然多有，但總體上這條巨輪仍將乘長風，破萬里浪，行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航道，并能參與引領人類文明轉型。劉吉所說的右派，被稱為“沉船派”，雖然“一直企圖把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引導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而且也可說成就可觀，多年來山重水復，風高浪急，險象環生，畢竟資本主義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的復辟，并沒有完成。行百里者半九十，會不會功虧一簣？或是未來社會主義又將迎來柳暗花明？歷史究竟如何演進，有無懸念，人們正拭目以待。
注釋：
（1）2011年9月29日鳳凰臺某評論員竟然說“中華民族的文化中沒有改革這種東西”，并在《時事開講》中放言高論，這種不學無術直令人暈倒。此人喜言東西方政治，但“言必稱希臘”，殊不知政治這玩意乃是中國古人的絕活，中國人就因政治上早慧，乃從長期征戰殺伐中提煉出正義非正義的人類價值，進而將政治定義為“政者，正也”，后以儒家文化引領東亞世界數千年文化進程者。以此言之，中國政治-文明最早脫離野蠻時代。美國政治至今達不到這個人類文明高度，本質上還停留在“五月花號”時代，此時美國右翼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說的。而中國人變法的歷史可謂久矣，商鞅變法時，西方人在哪里？
（2）參見《史記·匈奴列傳第五十》。
（3）錢穆：《國史大綱》上冊，第549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4）同上，第796頁。
（5）轉引自《唐宋詞鑒賞辭典（南宋·遼·金）》，上海辭書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3頁。
（6）參見劉國光：《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高峰、毛立言主編：《道路、規律、模式：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科學總結和展望》代序，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7）《孟子·滕文公下》。
（8）同上。
（9）《韓非子·六反》。
（10） 《孟子·滕文公下》。
（11）梁啟超：《子墨子學說》，《飲冰室合集》專集三十七，中華書局1989年版。
（12）（明）徐光啟：《與吳生白方伯書》，載《徐氏庖言》卷四，轉引自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
（13）《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諭大學士九卿》。
（14）劉吉：《中國可能出現三種情況》，香港《多維月刊》2009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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