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2日,網易網站首頁的《微熱點》專欄目錄里,頭條是粗體黑字的《變態辣椒:美國人民為什么不仇富?》(以下簡稱網文)。點開一看,原來是篇微博,網文全文這樣寫道:“唐納德·特朗普,曾是美國最具知名度的房地產商之一,人稱“地產之王”。特朗普擁有紐約、新澤西州、佛羅里達州等黃金地段房地產。在他主持的真人秀《學徒》里,常有讓拆吶人不可理解的鏡頭,他走在鬧市被人認出,周圍行人會主動向他鼓掌喝彩致敬,為什么?因為沒人覺得他富得不公平。”
網易整個就是一個哈美分子聚集的網站,“美利堅,人類的希望” 這類哈美回復常可看見,有哈美分子在回復中甚至公開自稱“美狗”。 而我在網易批判資本主義的回復則常被刪去。因此,《變態辣椒:美國人民為什么不仇富?》這種哈美貼被置于專欄目錄頭條,不過是網易這個哈美網站哈美的必然表現而已。但是,網易一方面極力哈美、贊美,另一方面極力利用哈美分子,就我國勞動者收入少、貧富懸殊、腐敗等問題來煽動我國民眾仇恨我國。網易這兩方面的行動都是為美國所準備的、以后擇機在中國搞“顏色革命”進行鋪墊、準備。因此,說網易積極充當西方在中國準備搞“顏色革命”的輿論組織,一點也不過分。
其實,我國勞動者收入少、貧富懸殊、腐敗等問題,恰恰是我國這20多年來在哈美的主流經濟學家等主導下的“向國際接軌”改革所致。因為“向國際接軌” 的本質就是向國際資本主義接軌,從而使我國遍布資本主義企業,遍地都是資產階級對勞動者的剝削壓迫。這剝削壓迫使勞動者收入少、勞動者社會地位低下、社會貧富懸殊嚴重。另外資產階級用金錢腐蝕拉攏官員,造成官員與資產階級勾結,官員聽命資產階級,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嚴重腐敗隨處可見。因此,造成我國勞動者收入少、勞動者社會地位低下、貧富懸殊、腐敗等問題不是中國,而是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我國資產階級對勞動者的剝削壓迫。但網易則掩蓋這些真相,并將勞動者仇恨、批判資本主義剝削壓迫的進步行為,曲解稱為“仇富”(南方系和主流經濟學家等也是這樣)。
另外,任何一篇企圖說明社會問題的文章,基本形式要求是,自己的重要論點應有支持的論據,而且應該是充分的論據。不能拿充分論據來支持論點的作法,在寫作形式上是有缺陷的。重要論點應有充分論據支持,實際是社會上“擺事實、講道理”這一道理在文章中的表現。而網文這微博短文的短短100多個字,僅從字數看,也根本不可能完成用充分論據去說明某個社會的人民是否“仇富” 及原因這一較宏大的命題。因此,被網易置于專欄目錄頭條的、似乎要探究社會問題內在原因的大塊頭標題下,實際是網文的無比虛弱,也是網易哈美的無比虛弱。
網易哈美網文在內容上也無比虛弱。首先,通篇不能從理論上說明,美國社會的什么社會性質,能使這社會的人民不“仇富”(為此它通篇回避美國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及資本主義下階級剝削等)。網文如不能用理論說明美國社會,那么也應該用較全面、宏觀的事實,來證明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不存在"仇富" 。但是網文也拿不出這樣的事實來證明。
這種情況下,網易哈美網文糾纏于某個人的某些事,具體講,以“唐納德·特朗普,曾是美國最具知名度的房地產商之一”的這個人與周圍人的關系,來證明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不存在"仇富"。但是,即使真有唐納德·特朗普這些事,并且,即使將這人在電視主持搞笑后在鬧市有人招呼理解為網文所說的是“不仇富”(實際不應這樣理解),網文的證據也極不充分。因為任何情況都有特例,論據應有普遍性,不能以特殊掩蓋廣泛,不能以個別否定一般,所以以特朗普個體情況代表整個美國社會富人(實際是資產階級)與窮人(實際是勞動人民)間關系根本沒有說服力。古巴革命勝利后,卡斯特羅宣布將他父親遺留下來的數萬畝土地無償公有。但我們不能由此說所有大土地所有者都愿意將其土地無償公有,不能由此說所有大土地所有者都愿意放棄剝削。卡斯特羅主動將家中巨額財產無償公有,在全世界大有產者中只是特例之一,不具有普遍性。網易哈美網文想以它例舉的特朗普這個人的情況,來混淆樹木(即某人)和樹林(即社會)的關系,企圖以向讀者推出他所說的樹木,來掩蓋樹林。即以樹木來對抗樹林,否定樹林。
“仇富”這種說法是表現社會中窮人、富人的關系。而窮人、富人和“仇富”是對階級剝削社會表面現象的一種表述,即它并未接觸到階級剝削社會的深層次的東西——階級和階級剝削。窮人、富人這種對階級剝削社會表面現象的表述是幾千年前就有的,是人們對社會認識不深入的表現。而階級和階級剝削這些能揭示剝削社會本質的概念,則是最近一兩百年才出現,是人們對階級剝削社會認識深入的表現,它能揭示階級社會出現窮人、富人的原因,也能使人正確理解所謂窮人和富人的矛盾的實質是什么。而我們分析社會,應從社會本質進行分析,而不應只限于社會表面現象。因為只限于社會表面現象的講述,是膚淺的,它無法正確說明社會中所謂的“仇富”現象。
一般而言,窮、富關系背后是被剝削和剝削的關系。因此,“仇富” 或窮、富關系是現象,被剝削和剝削是產生窮、富或貧富懸殊現象的原因。而網易、主流經濟學家等卻回避作為原因的階級剝削,去談“仇富”或窮、富現象,講述貧富懸殊和“仇富”,并斥責“仇富”不應該。
物質財富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切物質財富都是勞動大眾的生產勞動創造出來。一個人不管多么聰明,如不參與生產勞動,也不能創造物質財富。資本家不勞動或勞動很少卻擁有巨額財產,乃是通過剝削勞動大眾,榨取巨額剩余價值而更富。剩余價值本來就是勞動大眾的無償勞動創造,而有一部分剩余價值又被當作資本用來繼續進行剝削。即資本家(老板)要求勞動者勞動,并占有和出售勞動者勞動的產品而致富。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者,因為遭資本剝削、壓迫反而貧窮。正是剝削、壓迫關系,才有社會上窮與富、貧富懸殊等現象,才使勞動大眾有了“仇富” 意識。因此,所謂民眾的“仇富” 意識,實質是勞動大眾仇恨剝削、壓迫的意識(而網易等談民眾的“仇富”時,極力掩蓋勞動大眾仇恨剝削、壓迫的本質)。這種意識是勞動大眾正確認識社會的起步,是社會能進步的前提。真正的共產黨人就應喚起勞動大眾仇恨、反抗剝削和壓迫的階級意識, 以使勞動大眾正確認識社會, 推動社會進步。
實際上,不僅共產黨人要指出資本主義下窮與富、貧富懸殊是階級剝削的結果,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正視事實的非共產黨人,也揭示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
法國著名律師朗克羅瓦寫道:“當社會存在富人和窮人,當法律和法庭竭力維護富人特權的時候,還有什么公平可言……但愿有人來指責我,說世上也存在誠實的富人,他們是靠自己的血汗一點一點地積累財富的。我敢說,沒有一個真正誠實的富人。只有當他們剝削別人的勞動,以高價出賣商品時,他們才會發財致富……富人最巧妙的手法正是讓這些無知的受害者保護他們”(朗克羅瓦《法國司法黑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頁)。朗克羅瓦揭露了法國社會中富人對窮人的剝削,揭露剝削是富人“發財致富”的原因。我們很容易理解法國等歐洲勞動大眾近幾年的罷工、游行示威等所謂“仇富”行為,也更易認識到法國等國勞動大眾的“仇富”行為的正義性。
朗克羅瓦揭露了資本主義下不僅經濟上有剝削,而且法律也維護剝削的富人的利益——“法律和法庭竭力維護富人特權”。各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將資產階級剝削和剝削所攫取的財富合法化,然后要勞動大眾不要仇視“合法所得”,不要“仇富”, 還要尊敬他們,選他們當各級機構高官或議員﹑代表﹑委員等,評選為年度風云、經濟人物等,使其有權力和榮譽。 這如朗克羅瓦所說,“ 富人最巧妙的手法正是讓這些無知的受害者保護他們”。資本主義國家機關﹑法律和輿論等,力圖將剝削及剝削人物、剝削致富等丑惡在普通民眾心中合法化、榮耀化,產生敬畏以保護資產階級。
與網易等掩蓋資本主義剝削以編造資本主義社會和諧的謊言不同,美國學者麥克勞也指出資本主義對勞動人民的剝削, 他說,資本主義“力圖建立一種新的剝削形式,反對者稱之為‘工資奴隸制度’。不少作者根據卡爾.馬克思給資本主義所下的原始定義,強調資本主義體制不只是市場經濟,也蘊含著由資本家或由其利益統治的政治體制。這種定義包含著相當大的真理……一旦市場開始替代這些常規,政治權利就開始移向新富”。他還寫道,在美國,“至于普通工人,被權力大過他們的幾乎每個人剝削”(麥克勞《資本主義世紀》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6、7、358頁)。
2002年8月17日,英國資產階級報紙《金融時報》刊登尼爾.弗格森的題目為《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文章寫道,“沒有多少MBA課程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選取讀物,也沒有多少首席執行官能夠準確引用《共產黨宣言》的內容。但是有很多時候,就連資本主義的最忠實信徒(包括我本人),也對這位大胡子預言家肅然起敬……馬克思對階級斗爭有了正確的認識。在資本主義泡沫和蕭條的背后存在著階級斗爭,而階級斗爭是理解現代政治的關鍵……他在19世紀發現的資本主義缺陷今天也非常明顯。”弗格森這個資本主義最忠實的信徒,也看到馬克思發現的資本主義缺陷延續在今,也看到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下面存在的階級矛盾﹑對立和階級斗爭,并認為這種矛盾和斗爭是理解資本主義的關鍵,也承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預測的正確。但網易等媒體和主流經濟學家卻極力地掩飾“理解現代政治的關鍵”──資本主義私有制關系中資本和勞動大眾間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掩蓋產生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經濟基礎——階級剝削,他們在上述掩蓋基礎上去談社會的貧富, 去談窮人不應該“仇富”。
因此,資本主義廣泛存在資產階級對勞動大眾剝削、壓迫,使網文關于資本主義美國不存在“仇富” 的美國社會美好的謊言根本站不住腳。這也是許多親資本主義的人極力回避資產階級對勞動大眾剝削、壓迫的原因。
其實,即使兩千年前,人類祖先雖不知階級、剝削等概念,也知道當時的社會(即私有制社會)中富人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成為富人”,是靠一般大眾認為不道德的壞伎倆致富,并為此表現出仇恨富人的情緒。例如,西方“多數倫理系統都有嚴厲告誡,說追逐富有如何如何毒化靈魂。公元前六世紀,雅典政治家梭倫評述道:‘壞人多富,好人多窮’。圣經中《馬太福音》提醒說:‘讓富人進天國,比讓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即富人壞,只配下地獄,不配進天國──筆者注)’”(《資本主義世紀》第5頁)。“壞人多富,好人多窮” ,富人壞,只配下地獄,不配進天國,這些表現當時貧富對立和窮人對富人的仇恨的意識,也是當時條件下對社會的正確認識。因此可以說,大肆指責“仇富”的似乎很現代的人, 他們甚至不如兩千余年前的古人那樣能揭示出社會矛盾。
我國網上有不少關于美國不仇富的謊言帖子,散布美國貧富關系和諧的謊言。其實,早在上世紀70年代,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等高校教過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美國學者希爾, 就以他對美國社會的觀察,揭露過美國勞動大眾和大資產階級間的利益對立,揭露了美國貧富關系和諧的謊言。從而間接揭穿了關于美國社會“不仇富” 的謊言。
希爾在其所著的名為《尼克松以后的美國──跨國公司時代》一書的前言中寫道:“本書的基本論點是:公眾的政治作用已不再能夠左右這個國家……幾百家超級跨國公司正在替我們作出關于我們前途的根本決定,而它們本身則不受控制。……政府制訂規章人員、外交官、國內收入署官員,與其說是作為管理公眾事務的人員,還不如說是作為各大公司的特約秘書來執行職務的。……在本書其余部分送交排字工人之后,一項哈里斯民意測驗發表了……根據這一民意測驗,4個美國人當中有3個人認為,制定稅法的目的在于幫助富人而不是幫助普通人;78%的人認為,特殊利益集團從政府那里得到的好處多于人民所得到的;79%的人(幾乎是每5個美國人中有4個)現在認為,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主要民意測驗的類似結果,這些數字就意味著,關于公司美國是個越來越平等和民主的社會這一戰后的美夢是一去不復返了。”(見該書第1、2、3頁,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
請問,當大資產階級所控制的“幾百家超級跨國公司正在替我們作出關于我們前途的根本決定,而它們本身則不受控制”時,美國勞動大眾能不仇恨大資產階級(即能不“仇富”)? 當美國“政府制訂規章人員、外交官、國內收入署官員,與其說是作為管理公眾事務的人員,還不如說是作為各大公司的特約秘書來執行職務的” 情況下,即當美國官員只為大資產階級服務情況下,美國勞動大眾能不仇恨大資產階級(即能不“仇富”)? 而當“ 4個美國人當中有3個人認為,制定稅法的目的在于幫助富人而不是幫助普通人;78%的人認為,特殊利益集團從政府那里得到的好處多于人民所得到的;79%的人(幾乎是每5個美國人中有4個)現在認為,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了”之時,不是表明美國勞動大眾和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對立嗎?這時美國勞動大眾能不仇恨大資產階級(即能不“仇富”)? 因此,美國勞動大眾仇恨剝削壓迫他們的資產階級,是早就存在的事實,是《變態辣椒:美國人民為什么不仇富?》等諸多哈美謊言貼子掩蓋不了的事實。
希爾在30多年前表述的階級對立(網文等說是“仇富”), 在以后的美國依然存在。1995年6月21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載了伯納德.桑德斯寫的題目為《美國老百姓有理由憤怒》的文章。文章說:“近來傳播媒介普遍報道,美國老百姓憤怒了。依我看,美國老百姓應該憤怒。”作者指出:“自1973年以來,這個國家的勞動人民工作時間越來越長,收入越來越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以前的那種經濟保障。在過去22年中,80%的美國家庭實際收入下降或者在原地踏步。在此期間,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有錢有勢者的日子卻從來沒有這樣好過。”“人們的工作時間不斷延長,工作越來越來越辛苦,效率越來越高——然而他們越來越窮。難道美國老百姓不應該憤怒嗎?”
一方面是美國勞動者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后的實際收入不斷下降, 生活日益困難, 凈財產不斷減少﹔另一方面, 美國大資產階級財產卻日益增多。據《美國階級現狀分析》講:“1%最富有的美國家庭所積聚的財富大約占整個國家財富的40%”,這些平均擁有上千萬美元財產的富翁們的財產還在增加。“美國社會的另一極是人數幾乎達到1億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越來越成為實實在在的無產階級,在1983─1995年間生活在最底層的40%人口的家庭平均凈資產(即家庭資產減去貸款等債務后的剩余值──筆者注)下降了80%,從4400美元下降到900美元,而生活在最底層的20%的美國人(當時人數應在5000萬以上──筆者注)凈資產在零以下,他們的債務超過了資產……現在為消費而借貸的比率上升……工人階級為美國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但他們所得到的實際工資日益下降,只能從日益延長的工作時間得到部分補償。1998年有子女的家庭平均一年工作83周,而在1969年,這一數字是68周。”(封永平編《美國階級現狀分析》《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8期)
在西方法律公平保護私有財產字面下,勞動者創造、并應大部分歸勞動者所有的財富(財產),被資本通過剝削攫取去,勞動大眾所得無幾。如按3口之家計算,美國那“1億的工人階級”(窮人)組成約3300萬個家庭,平均每個家庭900美元凈資產,3300萬個家庭共有凈資產300億美元。即由美國勞動者及家屬組成、占美國人口總數40%的1億窮人(如設當時美國人口約2·5億),雖然通過他們中的勞動者的勞動,創造了巨大財富,但他們僅擁有美國全部財產的0.1%左右。而“1%最富有的美國家庭所積聚的財富大約占整個國家財富的40%”。即占全國人口1%的美國最富家庭擁有的財富,是占全國人口40%的最窮家庭的約400倍。這就是社會主義者們極力抨擊,而資本主義辯護士們極力稱贊的美國私有制的狀況。面對這些表現社會狀況的數據,作為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學說的人們,必是痛斥資產階級剝削的殘酷、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和資本主義法律保護所有人財產的虛偽(在這種社會所有制,以及保護這種所有制的法律下,創造全部社會財富的勞動大眾,能有多少自己所有的財產)。而包括網易在內哈美的人物,卻漠視這些表現資產階級殘酷剝削的數據,編造它們那哈美的美國社會和諧而“不仇富”的神話。
美國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下, 廣大的勞動大眾拼命工作,延長工作時間, 生產效率在提高,但仍然是實際收入下降,仍不能使自己財產增加,仍然擋不住使自己凈資產減少的趨勢(幾千萬美國勞動者家庭平均凈財產減為僅幾百美元)時, 美國資產階級財產卻大大增加,這一切難道不是表現出美國的嚴重階級利益的對立嗎﹖在美國勞動者在長達22年實際工資下降(即長期絕對貧苦化) 和平均凈財產減少的情況下, 美國勞動者仇恨﹑憤怒資產階級對自已的剝削, 仇恨﹑憤怒資本主義貧富懸殊(而這些仇恨﹑憤怒被網易等稱之為“仇富” ), 難道不是正當的嗎?這種情況下,還能按網易等要求要美國勞動者“不仇富” 嗎?, 這時還可能存在網易等宣揚的美國勞動者”不仇富” 嗎?伯納德.桑德斯寫的《美國老百姓有理由憤怒》,無情地粉碎了網易等宣揚的美國老百姓不憤怒、“不仇富”的謊言。
進入新世紀,美國勞動大眾實際收入仍趨下降。2009年8月4日,美國“商務部說,美國私人薪水發放金額 6月減少 286億美元,為2005年1月以來最大減少量。這一數字在今年5月為減少113億美元。另外,實際可支配收入6月下跌1.8%,為過去一年間最大跌幅。” 新華社北京2010年9月19日電 美國《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絡版9月17日刊登題為《美國家庭收入經歷“失去的十年”》的文章講,“美國人口普查局最新數據顯示,……近年來工資收入增長陷入停滯,過去十年成為至少半世紀來美國家庭最難過的時期……2000年至2009年經通脹調整的家庭中位收入下降4.8%”。而2009年后,美國勞動者工資繼續下降。 據美國《新聞周刊》雜志2010年7月22日報道,“ 1/5的美國人在2009-2010年期間發現家庭收入下降25%以上(包含25%)”。奧巴馬在2010年國情咨文中也承認:“在過去十年,就業崗位增長最為緩慢,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而醫療成本和學費達到新高”。“在過去十年……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 這意味著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職工實際收入下降趨勢,在新世紀的10年中仍未改善。據資料,2009年,美國有幾百萬戶家庭不能償還房貸,其中約100萬家庭被從住房中趕走。當幾十年來美國勞動大眾實際收入呈下降趨勢而資產階級卻愈來愈富時, 美國勞動者仇恨﹑憤怒資產階級對自已的剝削, 仇恨﹑憤怒資本主義貧富懸殊的所謂“仇富”,是應該的、正當的。
幾十年來美國勞動大眾實際收入呈下降趨勢,“美國老百姓有理由憤怒” 終于演變成2011年至今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哈美的網文的虛弱還在于,它談美國社會“不仇富”, 卻回避已發生并仍發生的美國社會現時最重大的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表現的美國“仇富”態度。網文企圖無視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存在,去談美國社會“不仇富”的謊言。但擴展到近千個美國城鎮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們,不斷強調他們代表美國總人口99%的人反對占總人口1%那部分人的貪婪。而這充分代表了美國總人口99%的人們對占總人口1%那部分人的貪婪的仇恨和斗爭。
《99%對1%:美國“仇富心態”開始蔓延》一文寫道,“盡管那些投入“占領紐約”,“占領華盛頓”,“占領洛杉磯”運動的人們并沒有統一的行動綱領,甚至有著完全不同的訴求,但有一個口號是響亮而明確的:我們代表99%的人向1%的人宣戰!”。《“99%”抗議“1%”》則寫道,“走進‘占領華爾街’抗議人群,我們聽到最多的是‘我們代表99%的社會’。這正是99%對1%的不滿。‘我們的社會在分化,分化成兩個階級。’”“我們的社會在分化,分化成兩個階級” ,“我們代表99%的人向1%的人宣戰!”在遍及美國各城市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的口號和行動中, 在美國警察對抗議者的鎮壓中, 我們看不到中國哈美者編造的美國社會和諧而“不仇富”的神話, 只能看見美國的階級矛盾、對立和階級仇恨。階級剝削,和由此產生的階級矛盾、對立和階級斗爭, 才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本質。我在文章中引用的數據、事件及西方學者的講述, 都在表現著這一社會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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