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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公知

引言

“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這兩年還是比較火熱的。他出現在了很多人曾經混亂的頭銜上。不管你之前是搞經濟的，當律師的，研究歷史的，寫小說的，搞科學的，或是弄媒體的……公知就是一個大筐子。不管你原來是做什么的，都可以裝到這個框子里面去……

“公知”是好還是壞。他們現在是如日中天還是爛大街。這個并不是本文要探討的重點。
誰是公知，他們有沒有資格當“公知”，更是一個等而下的問題……
今天想在這里探討的是----什么是“公知”以及“公知”有無存在的合理性？

什么是公共知識分子
對于這個其實很奇怪的名詞，我一直覺得很納悶……要不然為什么除了公共知識分子以外極少聽到私家知識分子這個詞呢？
看來這個破題，需要從查字典看是

公共gōng gòng
[釋義] (形)屬于社會的，公有公用的。

知識分子 zhī shi fèn zi
[釋義] 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工作的人,例如從事文學和藝術工作的人

和在一起就是“屬于社會的，公有公用的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工作的人,例如從事文學和藝術工作的人” 是為“公知”

其實“知識分子”這個詞歷朝歷代一直是中國的一個獨特語境
自秦以來，中國廢分封，實施郡縣制
到漢廢除百家，獨尊儒術。
介于實際統治的需要，事實上成就了一種士大夫與皇家共治天下的實際情況。

而這里的士大夫，或者延伸說的士。就是當年的“知識分子”
這里面包括秀才，舉人，進士等。從整體范疇中，都可以劃入士的行列，也都是說他們就是“知識分子”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后，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伴隨著廢科舉、興新學而出現的，是在中國從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程中，從封建士大夫中脫胎而來的。他們或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或從事近代學術研究，或創辦近代企業，或致力于現代化建設。
今天我們在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時，它的涵義早已遠遠超出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過一定程度的專門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專業技術工作并具有相應職稱的腦力勞動者。

解放后，隨著人民生活水品的逐步提高，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不同歷史階段也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

在五六十年代，一個初中文化水品甚至小學文化水平的人就可以被稱之為知識份子，
在七八十年代，一個高中生或者中專生就可以被稱之為知識分子
進入九十年代，一個大學本科生往往會被稱之為知識分子
進入二十一世紀，一個研究生才能勉強被稱之為知識分子
而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一個博士生恐怕畢業之后，都很難被人認為是知識分子了……

難道說現在的博士生還不如當年的初中生么？事實上，就知識水平而言，有可能現在的初中生的知識水平都已經超過了當年的大學生。那知識分子貶值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根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知識分子是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恩格斯指出：“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后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就是說，知識分子是社會分工即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的產物。由此而論，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就是“腦力勞動者”。

公共知識分子存在的原因及發展

在古代中國社會，或者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知識作為一種最寶貴的財富，他總是十分的稀缺的。秦漢之前，一般的小康之家也很難看到哪怕是一本書。進入漢唐，隨著科舉制度的不斷提高，以及為了打破封建門閥世襲制度，采取的學堂，才開始了向民間的傳播，但是唐朝書籍的印刷也主要只有佛經。到了宋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安全的內部環境。民間的識字率才略有上升。宋人自豪的說：“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即時在明朝一般來說，一個沒有大災大難，風調雨順，無病無災的小康家庭。要歷經三代，往往才能培養出一個最基本的讀書人“秀才”。

根據非官方資料統計（這里的數據大多是推測，只起到輔助作用）

秦漢之前，文盲率應該在98%以上，也即是只有1%左右的人識字和認字
漢唐時年，文盲率應該在95%左右，大約5%左右的人識字和認字
宋明之間，文盲率應該在85%左右，大約15%的人識字及認字
根據資料晚清的識字率大約和17世紀的英國相當，大約是在25%左右的人識字和認字

當然，這些統計大多是指的是男性的識字率，并不包括女性。（所以我認為基本上再除以2是比較合理的）而且，這些數字大多應該是在該朝代最繁榮的時候，一旦進入戰亂階段，這個數字會飛快的下降……
而經過了北洋，民國~由于戰亂和沖突……文盲率是在80%左右
到新中國成立，
1949年，新中國的文盲率大概在80%左右，小學入學率不到20%
2010年，中國的文盲率為7%（這里的文盲率指不識字或識字很少）。小學入學率99%
（當然，這里我還想同時提供一個數據，中國現在65歲以上老人占得比例是6.24% 如果從60歲開始算的話則是11.05%。想這個數據能夠在幫助大家理解文盲率上有一個幫助。青壯年文盲基本占到2%）

所以，現在的新中國不說，就新中國以前。知識分子的存在，或者說是很有必要性的。他們既不是官，但卻有做官的資格。他們也不是民，卻不用負擔人民的義務（賦稅）。士”可以通過考試進入官僚集團，即所謂“學而優則仕”，整個官僚系統大體上是由“士”來操縱的。通過宗族、學校、鄉約、會館等社會組織，“士”成為民間社會的領導階層。因此，在一般社會心理，“士”是“讀書明理”的人；他們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以儒家經典為主）使他們成為唯一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他們一方面替官方宣傳其政策。一面又幫助”人民“在特定的場合爭取利益。比如訴訟和沖擊衙門（明朝）。所以稱他們是”公共知識份子“并沒有錯誤。他們既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傳播者。
普通的人民沒有知識，沒有資訊，在作出決定和決策的時候需要知識分子的意見。

正如馬克思所說：“知識分子是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格。那么隨著時代的發展，知識分子也必然會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消亡。這里說的并不是知識分子的消亡。而是因為知識普及到了一定的程度。知識份子這個階級會隨著普及而消亡。

因為知識分子僅僅掌握知識而不占有生產資料，所以在社會生產關系體系中并不占有獨立的地位，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在某些社會的特定歷史時期，甚至也不同任何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整合。太祖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知識分子比作毛，認為他們附在帝國主義者、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五張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張皮，社會主義革命革掉了后兩張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結果只能附在無產階級身上。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曼海姆（Karl annheim）則認為，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自由飄游、無所依附（free-floating）。從這里看，知識分子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也不與其他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整合，而是一個社會中相對自由飄游的集團。

網絡時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倫理悖論
在馬克思的年代，他絕對想不到會有因特網的出現。隨著因特網的出現。最大的三個改變在看來是

1，知識的迅速普及和廉價化。在過去，獲得知識的途徑是如此狹窄，如此艱難。但是在因特網的今天，獲得知識的途徑是如此多。基礎的知識百度一下就好了。而更為專業的知識。不說滿天下的pdf。就是中美頂尖大學的公開課。現在也隨處可見。也就意味著，傳統意義上“公共知識分子”們最核心的生產力“對知識的壟斷性”已經不復存在。（要不然不會有那么多公知在基礎或專業知識上犯那么多錯誤而被看出來）

2，信息獲取渠道的被打破壟斷。在過去，獲取信息，需要去學校從報紙。從演講中。而現在，獲取信息的途道到處都是。在這個扁平化的世界“傳統意義上”公共知識分子“們最核心的競爭力”對信息渠道的壟斷性“已經不復存在。（所以你看現在公知們一般發布信息的來源再也不是耐心的研究或是前沿的探索，而是飯桌上，酒桌上。別人的微博上）

3，信息發布平臺的扁平化，隨著社交網站，博客微博，乃至論壇，視屏網站的不斷出現。發布信息的渠道也再被突破，在這個誰都可以發言的社會。想要做到對言論的壟斷變得不再可能。所以傳統意義上“公共知識分子”們最核心的手段“對發布渠道的壟斷性”也已經被打破。（現在公知的發言已經報紙新聞，轉移到論壇，微博。因為他們的壟斷性已經不存在了）。

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的核心的生產力，核心的競爭力，核心的手段都已經隨著網絡的出現和普及而不復存在了。在這個網絡時代，一個通常意義能上網的網民（不包括幾十萬馬甲軍團），想來應該不會是文盲。一般來說是一個思想健全的正常人比如（lker）。一個思想健全的正常人，會需要一個并不比你聰明（無論智商還是知識），且沒有更多的渠道和勢力的人替你發言，代替你的權利么？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公共知識分子”在網絡時代的再次出現，就意味著。所有自稱“公知”的人，都將新時代的網民劃歸到“一群沒有獨立思考能力，需要別人來幫忙明辨是非，從來不希望獲得言論權利，會盲目的在身后搖旗吶喊的人”這種現象正常么？合理么？
既然不合理，那必然是不能長久持續的。事實上“公知“們也知道這一點。他們依據他們最痛恨的太祖的話【中國的知識分子比作毛，認為他們附在帝國主義者、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五張皮上】。從而選擇了一條新的道路。這條道路我稱之為。

“有中國特色的公共知識分子道路”
21世紀，公知這個詞的出現和火熱是據我考證是源于一次評選
公共知識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個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經左工作室”每年推舉當年度富有影響的“‘政右經左’版公共知識分子”。

經濟學家：茅于軾、吳敬璉、溫鐵軍、張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學家、律師：張思之、江平、賀衛方
歷史學家：袁偉時、朱學勤、秦暉、吳思、許紀霖、丁東、謝泳
哲學史家：杜維明、徐友漁
政治學家：劉軍寧
社會學家：李銀河、鄭也夫、楊東平
作家、藝術家：邵燕祥、北島、李敖、龍應臺、王朔、林達夫婦、廖冰兄、陳丹青、崔健、羅大佑、侯孝賢
科學家：鄒承魯
公眾人物：華新民、王選、高耀潔、阮儀三、梁從誡、方舟子、袁岳
傳媒人：金庸、戴煌、盧躍剛、胡舒立
專欄作家、時評家：林行止、楊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識分子致敬：殷海光、顧準、王若水、王小波、楊小凱、黃萬里

事實上，很大程度上我們并不需要去看這份名單。從這個名單的組織者，我們就已經大約可以畫出來一個圈子，應該是誰入選和入選的標準。以一個例子為例：“艾WW”在08年前 從來沒有入選過“公知”的名單。但是08年之后連續3年入選……入選的標準和原因大家可以想一想…………

而這些“由中國特色公共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我就不再評述……

只是讓我覺得突然想起了一件歷史故事。

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顧憲成因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職，他與高攀龍、錢一本等在家鄉無錫東林書院講課，“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東林書院中人談論朝政得失，他們漸漸形成了一個在野集團，被稱為“東林黨”。《弘光朝偽東宮偽后及黨禍紀略》載：“黨禍始于萬歷間，浙人沈一貫為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于東林，名流咸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

當年的“東林黨”從南方發家，鼓勵言論自由，工商不納稅，政府不應與民爭利。但是我真的真的真的沒有發現當年的東林黨做出了一點點有利于國家發展，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改革和行動……除了嘴炮就是嘴炮……而且嘴炮還不需要證據……同時在南方組織百姓沖擊官府抗稅……至于為什么這么做（看看他們的屁股就知道了）

這些個場景貌似真的很熟悉很熟悉啊……好像就發生在昨天。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但就是這樣一個代表了人民，代表了文化，代表了社會的”東林黨“……愣生生是吧明朝帶向了滅亡……然后迅速向清朝投降，變成了帶路黨……

后記
有些事情并不是我們想想的那么簡單和單純。

這兩年對一黨制最不滿，對政改最為鼓吹，要全經濟上全盤自由，政治上面實現西方民主的是那群人？
這群人的屁股到底是坐在那里……
為什么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要將這些本來“早就不應該存在于網絡時代的松散的公知群體”愣生生的粘合在一起。變成一張皮。

如果依然有人以為，“他們正直、務實、寬容、謙遜、聰慧、睿智，只是在代表公眾表達一種最樸素最真誠最發自內心的道德上的情感和呼吁”。那只能說……“那我也無話可說了……”

PS：其實每年的“公知”名單的評選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君可曾聞《東林點將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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