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全球頭號軍火商
(加)馬耀邦著 林賢劍、吳楊荷譯、林小芳校
美國大企業(yè)的傳聲筒《財富》雜志認為,奧巴馬總統(tǒng)已經(jīng)成為國防工業(yè)出人意料的盟友。一位資深的防務顧問洛倫·湯普森(Loren Thompson)指出,“奧巴馬比從前任何一屆民主黨政府都支持武器出口。”軍控協(xié)會(Arms Control Association)副總干事杰夫·阿布拉姆森(Jeff Abramson)也指出:“奧巴馬正在大做武器買賣。”1
實際上,根據(jù)美國國防安全合作局(DSCA)的資料,美國軍售已經(jīng)由2006年的180億美元激增至2009年的300億美元。2009年至2010年,“美國國防部知會國會,外國采購的軍售額可以達到1000億美元,這幾乎是1995年至2005年每年130億美元標準的8倍。”美國一半武器的買家來自中東。她們都是盛產石油的國家,如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lián)合酋長國。向埃及等貧困但重要的國家輸出軍事硬件和服務,名義上為銷售,實際上是援助,僅2010年,總額就達到13億美元。2
顯然,這種慷慨的援助是附加條件的。自戴維營協(xié)議以來,埃及不斷得到這種慷慨的援助。根據(jù)該協(xié)議,埃及與以色列達成和平。因此,埃及充當了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角色,她向外國投資開放門戶,使美國跨國公司能夠控制本國工業(yè)。進而,由于軍事援助,埃及喪失了政治獨立性,變得日益依賴于美國的軍事補給和訓練。為此,埃及武裝部隊純粹被用來對付國內對手或控制暴亂,因為美國只提供了有限數(shù)量的軍需品和零部件,埃及沒有足夠的能力發(fā)動長時間的軍事沖突,比如與其鄰國以色列作戰(zhàn)。
因此,軍售有利于美國的國內利益和地緣政治利益。《財富》雜志簡明扼要地指出:“對政府來說,繁榮的國際銷售推動了國內目標的實現(xiàn),如支持了出口和保持了20多萬國防工作人員。輸出武器是分攤責任又功效強大的外交形式。通過武裝盟國,美國可以分攤中東和朝鮮半島等維穩(wěn)熱點的重負。軍售為奧巴馬政府和國防部在與買家的談判中帶來巨大的影響力。”2
然而,問題在前伊朗王國等代理國出現(xiàn)了。1979年伊斯蘭革命期間,伊朗國王的政權被推翻。新政權繼承了很多F-14“雄貓”噴氣式戰(zhàn)斗機,美國政府“耗資數(shù)以億計的美元,收集和銷毀備用零件,僅僅是為了確保如今已經(jīng)老化但在軍事上依然致命的‘雄貓’無法飛行。”2
鑒于伊朗王國的經(jīng)歷,華盛頓已經(jīng)意識到,在中東等動蕩地區(qū)銷售軍火,特別是先進武器,是一種冒險的主張。隨著突尼斯、埃及暴動的出現(xiàn)和利比亞戰(zhàn)爭的爆發(fā),這種風險認識可能進一步得到強化。華盛頓尤為擔憂的是沙特阿拉伯的苛政,其86歲高齡的國王可能經(jīng)歷政權更迭。
“利雅得不僅是世界上最不民主的政權之一,而且經(jīng)常憑借其財富,推動其它地區(qū)的極端主義和高壓政策。”3然而,對美國來說,這絲毫沒有差別。2010年,美國國防部宣布,沙特阿拉伯購買了“一批價值約600億美元的武器,包括波音公司70架阿帕奇直升機和F-15戰(zhàn)機。”1
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美國最覬覦的軍售市場之一就是印度。2010年11月,奧巴馬訪問印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美印關系以遏制中國,同時向印度出售軍火。印度意欲耗資近500億美元,向國外購買先進軍事裝備。波音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等美國武器制造商將印度視為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都熱衷于向印度出售戰(zhàn)斗機。對五角大樓來說,出售美國新一代軍事裝備,意味著美國實現(xiàn)了其與印度的“互通”,這“將確保美印軍事合作變得牢不可破,使印度成為美國在該地區(qū)的戰(zhàn)略盟友”。4
因此,“供應武器密切關系到與其他國家發(fā)展親密的外交、金融、貿易關系和廣泛的軍事聯(lián)系,并經(jīng)常成為發(fā)展親密關系的一個先決條件。”5為此,當印度宣布了其2010年采購計劃之后,美國使盡渾身解數(shù),以求獲得126架多用途戰(zhàn)斗機購買合同。美國想當然地認為,其高科技武器“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和最令人覬覦的。”1令美國“失望之極”的是,2011年4月底,印度政府宣稱,這份合同將排除美國武器制造商,取而代之的選擇不是法國的達索,就是歐洲宇航防務集團(EADS)。美國希望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F-16或波音公司F/A-18將符合要求。但是,印度之所以選擇歐洲武器制造商,是基于武器性能和技術轉讓,而在美方合同中,技術轉讓是被嚴格禁止的。6
也有人認為,美國失去這份訂單是因為美國的自大。蒂爾集團副總裁理查德·阿布拉菲亞(Richard Aboulafia)認為:“若美國確實改進了其工序,對印度人說:‘你是我們的伙伴,我們是平等的,’那么F-18將具有非常好的機會。歐洲人就是采取這種方式,他們對印度人說,‘我們需要你。’我希望這對美國是一記警鐘。”6
然而,這對美國人來說是過分苛求了,因為關鍵部分和零件的管理對美國國防部來說是極其重要的,這在促進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和維系其全球主導地位方面,扮演了中心角色。遺憾的是,印度依然記得,1999年與巴基斯坦的卡吉爾(Kargil)沖突期間,美國拒絕向印度出口飛機零部件。“印度需要得到嚴格保證,像這樣的事情不會再次發(fā)生,而這些不會唾手可得。”6
美國在印度100多億美元新武器交易中受挫,其時正值奧巴馬總統(tǒng)爭分奪秒地加強軍售,“使其成為國家安全政策的基石。”1.維基解密“證實了軍售分析專家一直以來的猜疑:在與其他國家進行秘密交易的過程中,美國官員充當了美式武器推銷商的角色。”1美國外交官被告知,配合“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確定,突出哪方面的銷售”;“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共同研究一種施壓戰(zhàn)略”;“創(chuàng)造洽談采購戰(zhàn)機的時機”。軍售“促進經(jīng)濟安全和國內外的繁榮,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從而是國務院的中心任務。”1
除了運用外交官作為武器承包商的推銷員之外,奧巴馬開始實施出口改革。為了武器出口更便利,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削減了74%的需要國務院批準的條款。此外,美國政府“一直為私營的軍火企業(yè)提供數(shù)以千億美元計的資金用于研發(fā),使它們能夠制造出讓全球都奢求的最先進產品。”1這些行為與以下事實完全相悖:一直以來,華盛頓總是宣稱反對國家補貼,威脅進行貿易制裁,向世界貿易組織抱怨中國等國所謂的違規(guī)行為。這是非常虛偽的,是對中美關系的傷害。
另一個傷害中美關系的行為是對臺灣軍售。最令人震驚的是,2011年4月13日,美國國防部東亞政策主管戴維·赫爾維(David Helvey)在國會聽證會上作證,對臺軍售的決定“不會受到這些交易可能沖擊中美關系的影響”。“我們做出這些決定,是基于對臺灣防務需要的評價結果,是基于臺灣的安全需求和臺海的軍事平衡。我們不會與其他任何國家協(xié)商。我們不會與中國協(xié)商。” 赫爾維補充說:這些決定“是根據(jù)《與臺灣關系法》中規(guī)定的美國法律義務做出的。”7
美中關系正常化之后,美國于1979年1月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該法案屬于美國國內法,允許美國對臺軍售。該法案宣稱,臺灣的未來必須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同時表示,美國將制止任何危及臺灣安全的武力行為,美國總統(tǒng)將做出保衛(wèi)臺灣的決定。也許這不是美國第一次利用國內法,強加于他國事務之上,但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然而,該法案顯然與“一個中國政策”相抵觸。正是基于“一個中國政策”,中美關系才得以正常化。美國將臺灣視為一個附屬國和受保護國。這給了美國一個便利的借口,向臺灣銷售大量的先進武器,從而侵犯中國主權。
自執(zhí)政以來,奧巴馬總統(tǒng)發(fā)起了一系列對付中國的措施,而最傷害中美關系的就是64億美元的對臺軍售。華盛頓《紐約時報》外交記者海倫·庫伯(Helene Cooper)認為,隨著對臺軍售的宣布,“美國直接挑起自美國在1972年承認‘一個中國政策’以來的兩國最敏感的核心外交議題”。8
遺憾的是,對于這種無恥侵犯中國主權的行徑,中國的回應軟弱到令人難以置信。除了一貫采用的已經(jīng)淪為國際笑柄的外交抗議,中國威脅將制裁那些對臺軍售的公司,并推遲了中美軍方對話。然而,美國的波音公司等其他武器承包商在中國的生意仍然蒸蒸日上,拿走了巨額的利潤。中美軍方對話在暫停了幾個月之后,于2010年10月和12月再次恢復。2011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受邀訪問北京。中國的立場實在太過軟弱,甚至到了不足以道的地步。難怪一提及侵犯中國主權一事,華盛頓表示“不會受到這些交易可能沖擊中美關系的影響”7。實際上,在描述美中兩國關系的本質時,美國官員自負地宣稱,“他們可以在安全和經(jīng)濟問題上公開挑戰(zhàn)中國,卻依然能夠與中國保持成熟的關系。”10遺憾的是,美國的這種傲慢立場將埋下不穩(wěn)定和潛在軍事沖突的種子。
同樣遺憾的是,在美國主導的世界,軍事沖突和持續(xù)戰(zhàn)爭已經(jīng)成為重復發(fā)生的現(xiàn)象。這主要歸因于武器擴散和美國軍工復合體的游說影響。奧巴馬總統(tǒng)及其前任們一直采取以戰(zhàn)爭作為一種外交政策工具的政策。美國總統(tǒng)對于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商毫無羞愧和顧慮。軍售可能使有關方面卷入戰(zhàn)爭,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全世界已經(jīng)親眼目睹因帝國主義國家蠱惑而在非洲發(fā)生的殘酷的資源戰(zhàn),還有在巴爾干半島、伊拉克和阿富汗發(fā)生的一系列間歇的小規(guī)模戰(zhàn)爭。為此,人們必須深入研究美國軍工復合體的本質,它被前五角大樓內部人士富蘭克林 ·斯賓尼(Franklin Spinney)描述為“永久戰(zhàn)爭的內因”。《財富》雜志稱,“與其他大多數(shù)行業(yè)不同,武器制造商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可能現(xiàn)在比以前更甚。”1
執(zhí)政以來,奧巴馬總統(tǒng)已經(jīng)成為全球首要軍火商,海外軍售成為美國政府不可動搖的議程。為了促進武器的便利出口,奧巴馬宣布了激進改革。他利用首腦外交,從印度等國獲取軍售合同,美國外交官則充當了美國武器制造商的推銷員。人們應當譴責這種外交行為,因為它不利于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
注釋:
1. Kimes, Mina: “America’s Hottest Export: Weapons”, Fortune, February 28, 2011.
2. Before It’s News.Com: “U.S. Weapon Sales to the Middle East. Will Egypt end the ‘Obama Arms Bazaar?’”, Feburary 18, 2011.
3. Countercurrent.org: “Myth of Mideast Arms Sales”, August 12, 2007.
4. Bladrakumar M.K.: “China, India play it again for Uncle Sam”, Asia Times, March 1, 2008.
5. Rozoff, Rick: “Washington Uses Arms Sales to Achieve Global Supremacy”, December 30, 2010 Infowars.Com.
6. Moss, Trefor,: “Why India chose to disappoint the U.S.”, Asia Times, May 11, 2011.
7. Ide, William: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is not Influenced b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VoA News.com, April 13, 2011.
8. Cooper, Helene: “U.S. Arms for Taiwan Send Beijing a Messag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2010.
9. Eimer, David Sherwell, Philip: “China and U.S. in angry clash over Taiwan Arms Sale”, The Telegraph, January 30 2010
10. Cooper, Helene: “The Chinese president’s Visit, a Bolder Tack”,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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