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特賣會”在美國，種族歧視依舊是整個社會關注的現實問題，而且這種關注體現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就在我修訂這篇文章的時候，包括CNN在內的美國眾多媒體，都正在報道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一個學生組織“校園共和國”(Berkeley College Republicans)舉辦的一場特殊的烘焙食品特賣會。

　　這次特賣會的特殊之處在于，在出售的食品單上，故意根據購買者的“種族”或者“性別”列出了特賣食品的價格。具體不同的價格如下：白人2.0美元、亞裔1.5美元、拉丁裔1.0美元、非裔0.75美元，而美國土著0.25美元，同時，所有女性也同為0.25美元。

　　這樣帶有明顯種族與性別歧視的兜售方式，除了引發校園以及媒體廣泛關注外，也引爆了普通民眾的廣泛爭議和抗議。

　　舉辦此次活動的負責人承認說，事件本身肯定帶有種族主義性質，但這恰恰是問題所在。他認為，“再也沒有什么比因為某人的種族或是性別而在大學招生中給予其特殊的優惠政策更帶有種族主義性質的了。”換句話說，他認為，如果認定特賣會是種族主義行為，那么，僅僅因為某人的種族與性別而在大學招生時給予其優惠，這豈不更是種族主義行為嗎?由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國民眾對于各種種族歧視現象極為敏感，輿論也關注備至。這不僅是出于現實的考慮，也是要在更深的層次上去探究歷史，并在理論上作出深度思考，進而試圖解決現實中的困境。

　　在這里，我想選取美國歷史上一個著名的現象——“白人遷移”，探討一下產生此種現象的原因，進而認識當下種族歧視之根源所在。

　　“白人遷移”與克里爾高地的變遷從1971年美國公立學校廢止種族隔離政策到現在，迄今不過40年，但得到這樣的結果，則是經過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特別與自1950年代開始的民權運動(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所作出的努力分不開。所謂種族隔離，最開始當然主要是“黑白之爭”，即黑人與白人之間的斗爭，其存在的歷史久遠。在1950年代民權運動興起之時，來自更多白人群體的反應，不是接受而是拒絕，不是合作而是抗拒。其拒絕和抗拒的方式之一，就是“白人遷移”。

　　“白人遷移”(white flight)既是一個社會學詞匯，也是一個人口統計學上的詞匯，闡述的是一個現象：當非裔美國人即黑人遷居到某個白人居住區后，該地區的白人就紛紛遷移而去，形成了一股遷移潮。其實，早在1954年，美國高等法院就判決公立學校實施種族隔離違憲。但那個時候，白人及其家庭都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樣的現實。因此，當黑人孩子進入學校之后，白人家庭紛紛把孩子送往私立學校，以逃避公立學校的“黑”“白”孩子同校。但很快白人就發現，法律還禁止在居住區實施種族隔離。于是，為了避免與黑人同住一個社區，白人開始紛紛遷移離開原有的居住區，史稱“白人遷移”或“白人逃亡”。歷史并不悠久的克里爾高地(Collier Heights)位于亞特蘭大市(Atlanta)的西部。在1950年代之前，這個地方還屬于無主之地，非常荒涼。從50年代開始，白人逐步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區，而他們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主要是因為在城市中的其他地方找不到合適的居住地了。有趣的是，在建設該地區的過程中，克里爾高地的白人應該沒有考慮過種族隔離的問題，也想不到有色人種會遷移至此。1953年秋，一家由黑人掌控的、名為“全國發展公司”(National Development Company)在克里爾高地的西部購置了一千英畝尚未開發的土地。很快，該地就謠言四起，白人中流傳一種說法——該地將很快會充斥著各色人等。于是，在克里爾高地居住的人們，有人就提出了一項大膽的方案，要以一條小溪為界，把居住區分為東、西兩部分。西部為黑人居住區，但東部的房屋則“僅出售給白人”。

　　這一計劃得到了時任市長、市政規劃委員會乃至“全國發展公司”的支持，但卻遭到了多數白人居民的強烈反對。一位白人女性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她說，雖然分為東西兩區，但從此“我們周圍就開始到處是黑人啦”。這話十分具有代表性。據調查，到1954年2月時，已經有差不多40%的白人居民計劃要出售自己的房屋了。

　　但吊詭的是，這些白人準備售房屋時，卻發現房屋很難被賣出去——買方不肯支付賣方所要求的市場價格或者他們在買房時曾支付的價格。因為房屋的準買主幾乎也都是白人，而這些白人購房者在意識到這個地方正在經歷種族變化時，又怎么會去按原價購買呢?換句話說，在那個時候，在克里爾高地，沒有白人家庭愿意跟黑人家庭居住在同一社區，他們寧愿歷經艱難，也愿到一處只有白人的居住區去。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時候，黑人經紀人出現了，他們答應為白人出售房屋賣出好價錢。就這樣，為了減少恐慌，同時也為了利益最大化，絕大部分的白人不得不團結起來，共同成為了這些黑人經紀人的合作伙伴。當然，這樣的合作關系是短命的，是完全基于利益之上的。因此，盡管很多白人抗議，甚至高舉“不要將房屋出售給黑人”、“黑人不得進駐”等標語，但最終的結果是，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克里爾高地已經全部被黑人所擁有。換句話說，所有的白人家庭全部逃亡而去。

　　看待“他者”的三種方式

　　眾多的學術著作已經對“白人遷移”事件做過廣泛而深入的分析，包括社會因素的影響，人們對于種族隔離的偏好，房地產市場受到種族偏見威脅后的波動等。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一種實踐的理論》中談到過看待“他者”(othering)的三種方式，即“公認的”(standard)、“入侵的”(aggressive)、“好戰的”(militant)。我以為，此理論，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白人遷移過程中的一些細節。

　　所謂“公認”，就是在建構他者時構建了自身的身份(identity)。這里的他者，可以指少數族裔，或者社會地位低下以及沒有基本權利的人們，比如：婦女、兒童、非裔或殘疾人等。在克里爾高地，白人家庭直到黑人公司前來購置土地時，才意識到種族身份的問題。而在此之前，他們并沒有真正地與不同于自己種族的人們打過交道，于是在面對這些不同于自己的黑人時，他們無法預知未來會發生什么，隨之而來的就是緊張不安、擔憂恐懼。對他們來說，黑人就是“公認的”他者。

　　而且，面對陌生人，白人也強化了自身的認同感，因為他們并不想被黑人剝奪其原來所擁有的權力。因此，一個黑人經紀人的出現，足以在一些白人家庭中造成恐慌和流言蜚語的傳播。這就是“入侵的”他者：他們劃分著人們的身份，至少從房屋問題上開始了競爭。于是，白人既視他者為對手，也把自己擺在了一個高人一等的位置上。因為土地和房屋是有限的，白人也開始積極主動地在自己的居住區進行競爭。

　　競爭，自然會把他者帶入到“好戰的”階段。在克里爾高地，因為沒有外面的白人愿意購買其房產，當地的白人就把黑人視為敵人，也是破壞了一個良好的白人社區的敵人。因為擔心黑人家庭的介入會帶來完全不同的傳統以及社會規范，仇恨便在白人家庭中滋生，因此也誘發了雙方的激烈斗爭。許多白人家庭為了避免這種復雜的種族問題，采取了一走了之的辦法——“白人遷移”由此產生。

　　由此可見，白人遷移所以存在，其實是源于對于未知他者的恐懼。在克里爾高地的白人看來，相比起與黑人做鄰居，與同為白種人的其他社區的人們打交道要便捷和容易得多。但這并不能完全解釋白人遷移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如果用伯格的理論，或許能夠看得更清楚些。

　　從外在到客體再到內在

　　我們來了解一下美國社會學家伯格(Peter Berger)所用的一個內涵豐富、階段分明的長詞——“外在化-客體化-內在化”(externalization-objectivization internalization)。我個人以為，把布迪厄和伯格兩人的理論結合起來觀察，或許能夠把白人遷移以及種族歧視等現象理解得既通俗又深刻。

　　社會規范(socialnorms)建立在外在化的基礎之上。在伯格看來，社會就是人的產物，基于外在化的現象之上，反過來，它又以人的生物構造為基礎。換句話說，人創造了社會，而社會又再造了人類文化與社會規范。所有人學習社會規范都是通過家庭教育、媒體與學校教育等。

　　自從獨立戰爭以來，白人在美國享有著各種特權。他們把自己視為是社會規范似乎在情理之中。而這種僅供他們所享用的特權，又通過白人居住區和白人學校等“外在的”形式而制度化。白人，或者任何人，都并非天生地帶有種族歧視的眼光。種族歧視都是學來的，是人們從人所再造的外在的文化中學到的，進而成為了社會規范。比如，很多歷史教科書都夸大了黑人的犯罪事實，從而極易給人們留下黑人威脅論的意識。而我們都知道，過去的歷史都是白人書寫的，而黑人或者其他族裔所書寫的歷史，要么被掩埋了而不為人所知，要么被指與歷史不符，要么被指并不重要。正是由于缺乏對黑人與其他族裔的理解，才使白人對他們的認知從競爭走向入侵的地步。在克里爾高地，很多白人家庭僅僅因為大家是白人而隨波逐流。他們也因此而團結起來，并且全部認為黑人是危險的因素。

　　當然，社會規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隨著二戰的結束，弱勢群體開始為人權而斗爭。黑人意識到，正義遲早會到來，一個富有多種族的社區和平共處是可能的。但這種改變是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社會規范由文化的主導因素確認其合法性。在一個缺乏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社會規范自然就是由大權在握的人來確認誰是危險因素。伯格認為，種族歧視之所以被客體化，即被當做是社會規范，完全是因為權力者將之合法化了。在克里爾高地，人們對從未有過接觸的黑人的偏見和成見，通過抗議活動中的標語口號等得到了強化。而這種仇恨信息則被視為是正常的，得到了白人社區的廣泛支持，而他們同時控制著媒體與學校教育。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在白人看來，種族歧視合法化地變成了社會規范的一部分。反過來看，當民權運動興起時，雖然黑人相信公正的世界一定會到來，但他們在面對白人的抵抗時，也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他們是不同的。而這種差異性似乎意味著：與白人相比，他們低人一等，所以白人才會拒絕與他們同住一個社區。而這樣的客體化，在現實“縮小”了種族差距的同時，似乎也“拉大”了其間的差異。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

　　社會規范被個人合法化并內在化。

　　內在化總是會使人們接受那些有問題的社會規范，以及對他者的偏見，甚至會一度把這種偏見、成見與歧視視為是真實的。克里爾高地的白人應該是“真心”地以為，與黑人同住一個社區，那一定是很危險的，而正是這種“真心”的偏見，促使他們不畏艱難地搬離了自己的家鄉。

　　在這里，從外在化到客體化再到內在化，我們從克里爾高地看到了一個完滿的例子。白人相信黑人是危險的，這是當時的社會規范;當黑人到來的時候，似乎證明了社會規范的正確——他們的到來，是要入侵自己的家園，為此，白人要反抗;當他們無法抵擋的時候，白人選擇了遷移，而這種遷移又將黑人是危險的這一虛假的信息內在化了，同時也把種族隔離選擇為社會規范。

　　值得深思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幾乎聽不到來自黑人及其團體的聲音，由此，要想看到或者創造一個好的黑人形象，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同樣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當黑人搬遷到克里爾高地后，面對白人遷移這一殘酷的種族歧視的現實，他們可能也會把種族歧視內在化，并且去接受這一現實。

　　多元文化的社會：所有人都無路可逃毫無疑問，發生在克里爾高地的白人遷移，完全來自白人對于未知的“他者們”(others)的擔憂或者說是恐懼(fears)之心，而這種擔憂或恐懼則是建立在社會對于未知的他者可能帶來威脅這一刻板的成見之上。

　　由上述分析可見，人們對于不同種族的認識，帶有歷史與社會的濃重色彩。而具有悲劇意味的是，這總是會被當成一種象征，進而會產生并非必然應該產生的擔憂或者恐懼。而這種擔憂或恐懼又體現在方方面面以及各種群體之中。比如，白人群體面對黑人時，何以會缺乏安全感?僅僅就因為人們“想象著”黑人總是會帶來威脅，所以他們就必然會帶來危險?或者其中一個或者幾個曾經帶來過危險，那整個種族都會帶去危險?這樣的邏輯推理是多么的荒謬!

　　從某種程度上講，白人遷移可以看做是在黑人面前的落荒而逃。然而，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和一個多種族、多元文化交融的國家，在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無論是哪個族裔，大家需要的是面對，是對話，是交融，而不是遷移和逃離。

　　在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度，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所有人都無路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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