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占領華爾街”運動而突顯的社會不平等話題，引起西方各界熱議。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連續發文，闡釋美國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克魯格曼的“不平等論”延續了金融危機爆發前他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一書中系統提出的主張，并在新的語境下加入了一些新的思想元素，在當前西方形形色色的不平等批判中獨樹一幟。

　　傳統觀點認為，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擴大源于經濟結構的變化，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興起提高了對高技術工人的需求，造成“知識工人階級”收入激增，從而拉大了與其他勞動階層的收入差距。克魯格曼反對這種“教育決定論”，認為不平等程度擴大的原因在于70年代以來“鼓勵或允許”高度不平等的政治規范和制度。

　　在他看來，美國“中產階級”社會的出現絕非偶然，正是二戰期間政府采取的政策，比如戰時工資管制帶來的收入“大壓縮”，以及其后長期奉行支持平等、強工會和累進稅制的社會規范，促使美國社會實現了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鍍金年代”的不平等向戰后相對平等的轉變。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主張自由市場的“華盛頓共識”取代推動底層階級收入超過上層階級收入的“底特律條約”，一種截然相反的現象出現了：絕大多數工人不再能夠分享生產力發展的收益，而“富人們變得心滿意足”。因此，與把不平等僅僅視為經濟技術進步的負效應，因而回避市場制度的結構性變革，并主張通過實行更多的收入再分配以及提高低收入工人工作技能的各種社會政策，以彌合收入差距的傳統解決方案不同，克魯格曼主張從造成不平等程度擴大的“經濟倒退”中擺脫出來，恢復過去那些帶來普遍分享式繁榮的經濟制度和社會規范。

　　近來，在其理論范式基礎上，克魯格曼針對當前美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進行了一些新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美國不是一個公平的競技場。克魯格曼同意存在一個“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即高度不平等的國家具有較低的代際流動性——社會越不平等，個人的經濟地位就越將由其父母的地位決定。美國人相對于其他國家公民，更傾向于認為自己生活在精英制度之下，但克魯格曼指出，這種自我想象完全是一種幻想。美國社會實際上更趨于階級化，其突出特點是出身至關重要，來自社會底層的人幾乎沒有機會爬到社會中層，更不用說社會頂層。到2035年時，美國的代際流動甚至比現在還少，到那時，個人出生時的階級地位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未來的經濟前景。無階級社會的神話已經被揭穿：在富裕國家中,美國成為經濟及社會地位最可能得到繼承的引人注目的國家。

　　第二，寡頭政治致收入不平等擴大。克魯格曼認為，知識工人階級的廣泛興起，是人們對美國社會的誤讀，即一個關于20%技術工人利用新技術和全球化機遇，逐漸與80%非技術工人拉開距離的“80/20”的謬論。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就業形勢總體上好于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普通工人，但同樣也遭受著收入增長停滯并呈加劇趨勢的經濟安全風險。克魯格曼主張，美國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擴大，不能歸結于教育，而是寡頭統治的崛起，表現為收入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特權精英手中。他援引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新近公布的數據指出，美國中低階層享有的社會總財富急劇下降，80%家庭的收入合計不到國家總收入的一半。而在上層人士中，將近2/3的收入又流向了只占0.1%的極少數人手中。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這些最富裕的美國人實際收入年增長率達到400%，其中60%是金融和非金融機構的高管。這種收入的極端集中與真正的民主相左，“美國社會已經身處險境”。

　　第三，社會不平等源于金錢而非道德。保守派認為，“占領”運動背后的原因是道德問題。查爾斯•默雷(Charles Murray)在其新著《分裂：美國白人的現狀(1960—2010)》中尤其指出，美國產生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不是收入，而是受教育的上層部族(占全國人口的20%)和下層部族(占全國人口的30%)之間的行為差異非常大，是低學歷美國白人結婚率、男性勞動力參與率下降以及非婚出生率上升等使傳統家庭價值觀的衰落，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分裂。克魯格曼反對這種認知，堅持社會不平等產生的根源是金錢而非道德。他指出，盡管傳統家庭的陣地一直在失守，但一些標志社會功能障礙的指標如少女懷孕率和暴力犯罪率已經大幅度降低。傳統工人階級家庭正在發生的變化恰恰是與“金錢”相關，比如教育程度不高人群的工作機會大幅度下降，這種變化是劇烈上升的不平等現象的結果，而非其原因。

　　第四，收入不平等是種族不平等的新慣性輪(New Flywheel)。克魯格曼認為，在當今美國，種族主義雖然沒有完全從人們心中根除，但影響較之民權時代已經微乎其微。不斷擴大的收入不平等正在超越種族問題，成為美國社會的主要問題。經濟不平等不是一個固有的種族議題，但對美國而言，收入不平等具有種族意義。20世紀六七十年代，種族歧視的終結極大地提高了少數族裔的經濟和法律地位。其間大量黑人家庭邁入中產階級甚至上層中產階級的行列，黑人占上層家庭的比例增加了一倍。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黑人經濟地位的相對改善停止了，這與同一時期急劇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存在重要聯系。克魯格曼強調，人們不應該在收入不平等問題上保持沉默，而要像馬丁•路德•金反對種族歧視那樣，改變收入不平等的趨勢以維護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和夢想。

　　當前，美國思想理論界圍繞社會不平等問題，正在進行著激烈的論戰。克魯格曼提醒人們，不能漠視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破壞性后果，呼吁政府在維護社會公正和穩定方面有更加積極的作為。這不論是對社會矛盾和沖突凸顯的西方發達社會，還是對面臨貧富差距挑戰的當代中國而言，都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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