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由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過渡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何秉孟 

 
　　2007年7月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各國帶來了巨大災難。面對這場嚴重的經濟災難，許多人都在反思：為什么一貫吹噓其“經濟制度健全”，并據此動輒對他國的經濟體制指手劃腳、發號施令的美國，成為這場嚴重經濟災難的制造者？由于立足點不同，答案自然不同。我們認為，其深層原因，還是在于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

　　一、當代資本主義已由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轉變

　　美國這場嚴重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什么會發生？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發的基本原理，資本主義社會所以會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是由其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個企業內部生產的有計劃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生產無限擴張的趨勢同廣大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這兩對矛盾所決定的。從一般意義上講，對于這場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原因，作上述歸納當然是不錯的。但深入研究，就感到這種解讀似乎還不夠。這是因為，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經過近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演變，較之《資本論》所分析、研究的資本主義，已具有了諸多新特點。

　　就危機本身而言，此次國際性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相比較，至少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顯著特征或重要不同點。其一，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始發于工業生產領域；而此次危機從一開始就具有金融危機的性質。其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從一開始便鮮明地暴露出是資本主義生產相對過剩引起的經濟危機；而此次危機盡管仍同資本主義生產相對過剩有很大關聯，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同經濟金融化、金融虛擬化和金融衍生產品毒化、泡沫化，以及金融監管缺失即金融自由化，有著更為密切的關聯。其三，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受重創的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廣大不發達國家所受影響并不嚴重；而這次危機，雖肇始于美國，但席卷全球，世界各國無一幸免。

　　此次國際性金融危機所具有的上述三個顯著特征，是由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在運行形式上顯示的基本特征所決定的。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恢復、發展的“黃金期”。但凱恩斯主義也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規律，進入70年代，資本主義即陷入長達10年之久的“滯脹”。所謂“滯脹”，就是高失業、經濟停滯或低增長與高通脹同時存在。比如，美國的失業率最高達9.1%(1975年)，英國甚至高達13.4%(1982年)，整個“經合組織”失業人數達到3050萬人。在此期間，經濟增長速度大幅下降，1975—1979年，美、英、法、德、意大利及日本等國工業生產的年均增長率僅為2.6%，比60年代6.6%的增幅下降60%多。與此同時，物價卻飛漲，消費品物價年均上漲率60年代為3.7%，1970—1974年年均上漲率為7.9%，1975—1979年高達10.1%。一般而言，經濟停滯或萎縮、高失業、高通脹等現象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周期運行的不同階段交替出現的現象，前二者多發生在經濟周期的蕭條——危機階段，高通脹多出現在經濟復蘇——高漲階段。此次出現的經濟停滯、高失業與高通脹并存的所謂“兩高一低”現象，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一種新的社會經濟現象。

　　深入剖析20世紀70年代滯脹期間“兩高一低”同時存在這一新的社會經濟現象，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是導致這場長達10年“滯脹”危機的重要的直接原因。二戰之后，經過50年代、60年代相對平穩的發展，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增長，科學技術日益進步，資本的技術構成、從而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資本利潤率也趨于下降，資本利潤率的下降又導致固定資本投資疲軟；為維持較高資本利潤率，國家壟斷資本利用其壟斷地位，扭曲市場法則，強行推高物價；驅動經濟復蘇的另一只輪子——社會消費，因為勞動者大量失業及高通脹而持續低迷。正是這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使資本主義經濟只能在“兩高一低”的“滯脹”隧道中掙扎、爬行。

　　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滯脹”的發生，是凱恩斯主義主導的國家對經濟實行干預所致。他們在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口誅筆伐的同時，大肆鼓吹他們一貫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體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代表美英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利益的美國共和黨里根和英國保守黨撒切爾夫人先后上臺執政，將凱恩斯主義扔進了歷史博物館，把新自由主義捧上了美英主流經濟學的寶座。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后走出了“滯脹”危機的漫長隧道。人類社會在經歷長達近10年的“滯脹”危機劫難過程中，催生了對人類社會后來的發展頗具影響力的三件大事：一是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明與廣泛應用。二是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體化這“四化”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逐步取代凱恩斯主義而成為美英的主流經濟學理論，至上世紀90年代初，以“華盛頓共識”出籠為標志，新自由主義最終蛻變為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三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資本流動及資本運作“自由化”，加上美元霸權為主要內容的當代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明與廣泛應用，既大幅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同時又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全球擴張，以及金融與資本市場的虛擬化和病態膨脹提供了技術支撐；新自由主義則成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向全球擴張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論依據；當代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為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提供了最重要的杠桿或平臺。這三者的媾和，成為拉動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過渡的“三駕馬車”。

　　正是在這樣一種非常奇特的“三駕馬車”的拉動下，70年代的“滯脹”危機，不斷加劇資本向大壟斷資本、特別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中的趨勢。以美國為例，資產超過50億美元的工業大公司，1955年只有8家，到1970年增加到22家，到1980年更增至52家。在“滯脹”后期，資本聚集速度明顯加快。與此同時，銀行資本也在加速集中，不僅大銀行兼并中小銀行，還出現強強合并，產生了一批空前巨大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到1977年，美國最大的50家商業銀行資產達6684億美元，存款為5212億美元，分別占全美國1萬多家大小銀行總資產的56.8%和總存款的55%。其中，美洲銀行、第一花旗銀行、大通曼哈頓銀行、制造商漢諾威信托銀行、摩根保證信托銀行等5家最大銀行的資產和存款量，分別為3224億美元和2464億美元，占50家大銀行的總資產和總存款的比重均超過42%；而雄居首位的美洲銀行，擁有資產949億美元和存款758億美元，占5家最大銀行資產和存款總量的30%左右。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正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期間，美國金融壟斷資本的國際化步伐大大加快。在“滯脹”期間，由于美國國內經濟長期萎縮低迷，固定資產投資不振，迫使金融寡頭把閑置的、過剩的金融資本輸往國外，并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致使美國跨國銀行在海外的勢力迅速增強。1954年，20個資本主義國家的99家銀行控制的國外分行共1200家，美國占10%；到1977年，世界最大的50家銀行共在海外設分支機構3000家左右，美國占37%，所占比重增長近2倍，分支機構數由120家左右增至1100余家，增長近10倍；1979年美國在海外投資新建和合并企業資產總額中，銀行所占比重為43.3%，比制造業的資產額要高出2倍多。美國的許多大商業銀行都是在70年代的“滯脹”期間發展成為龐大的跨國銀行的，也就是說，美國的金融壟斷資本在70年代的“滯脹”期間加速蛻變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英國等國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及其控制的跨國公司獲空前擴張，至20世紀末，全球跨國母公司已多達6萬余家，它們控制的海外分支機構有50多萬家。這些跨國公司控制著世界生產的40%，國際貿易的50—60%，國際技術貿易的70%，對外直接投資的90%以上。由此可見，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尤其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深厚基礎，超級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已經具備足夠的實力把全世界作為其運作的舞臺。這表明，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由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轉變。

　　二、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

　　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加速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過渡，不僅提高了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同時在更大的范圍內實現了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無疑進一步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他主要矛盾。從美國近二三十年的歷史進程來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運作過程中，已逐步呈現出了同國家壟斷資本既有某種聯系、繼承，又有顯著差別的若干基本特征。

　　1.經濟加速金融化

　　金融資本成為經濟乃至政治的主宰。經濟金融化集中表現在：社會資本創造的利潤越來越多地被金融資本所占有，因此推動金融資本相對于實體經濟企業資本迅速膨脹。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由于實體經濟企業的資本利潤率趨于下降，面對激烈競爭，實體經濟企業不得不通過并購等手段“做大”自己。而實體經濟企業要完成“并購”行為，必須向銀行貸款融資。金融資本壟斷寡頭正是利用金融作為現代經濟運行的血液和命脈的特殊地位，逐步實現了對實體經濟企業的操控，并越來越多地占有實體經濟資本所攫取的剩余價值。據美國學者統計，整個美國金融行業在2004年所“創造”的利潤約為3000億美元左右，而美國國內所有非金融行業所“創造”的利潤則為5340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金融行業“創造”了美國所有國內企業利潤的40%左右。而在40年前，即20世紀60年代金融行業所“創造”的利潤不到國內所有企業所“創造”的利潤的2%。僅僅40年，這一比重就增長了19倍。

　　2.金融虛擬化、泡沫化

　　資本的本性就是在循環中盡快增值。既然無需經過實體經濟生產運作、僅僅通過貨幣自身循環就能生出更多的貨幣，加上美國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實體經濟領域資本利潤率持續下降，導致大量的社會資本涌入金融領域。據有關統計，20世紀50—70年代，美國金融資產流量對GDP之比平均為257倍，1980—2007年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418倍。不僅如此，近一二十年來，即使是非金融公司，其資產總額中金融資產也在迅速增長，所占比重越來越高。20世紀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資產與實體經濟資產之比為40%多，到90年代，這一比例已接近90%。

　　3.金融資本流動、金融運作自由化

　　現代金融是經濟的中心，是一個經濟體的血液和命脈。金融產品作為商品交換結算工具的貨幣市場工具，以及作為資產儲備或轉移資金、安排資產風險結構等的資本市場工具，它必須在國家計劃的調控下，在國家有關法律的框架內，在國家有關部門的嚴密監控之下流動，以確保金融體系健康運行。隨著現代金融衍生產品的增多和金融產品的虛擬化，其流動性進一步增強，尤其是現代金融產品同當代高新技術——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結合之后，其流動之迅速、流動量之大，形成的對一個國家的金融系統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沖擊力之大，常常出乎人們的想象。對此，美國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及美國執政當局心里十分清楚。也正因為如此，為實現其盡快增值的目標，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不滿足于僅僅主宰美國經濟，而且要掌控整個世界經濟，實現“全球一體化”即“美國化”。其重要杠桿之一，就是“金融自由化”。

　　美國推行的“金融自由化”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金融資本流動自由化。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加大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力度，要求各國改變境內外金融市場的分離狀態，對外開放金融市場，實行外匯交易自由化等，1990年出籠的“華盛頓共識”，明確要求“放松對外資的限制”。這一切的要害在于，削弱他國的經濟主權、金融主權，為其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自由進出他國“圈錢”、進而控制他國經濟掃清道路。還應該指出的是，在推行“金融資本流動自由化”方面，美國當局歷來實行雙重標準，他們鼓吹的“金融自由化”，僅適用于美國的金融壟斷資本進入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如果其他國家的資本進入美國市場，將會遇到法律的甚至行政的種種壁壘，受到嚴格的限制和審查，甚至被拒之門外。近幾十年來，美國當局在維護其“國家安全”的名義下，通過立法或發布行政條例，對其他國家的金融資本進入美國進行嚴格限制和嚴密金融監管，其法律的或行政法規的條款多達1000余條。

　　美國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第二個含義是主張金融運作自由化，取消金融運作中必不可少的監管環節。監管環節的缺失，使在貨幣循環中運用欺詐手段“圈錢”的金融巨鱷獲得空前“解放”，金融衍生產品大多被毒化，成了美國產另類“搖頭丸”。正是在美國這樣一個充滿欺詐的金融、資本市場上演的一幕幕“圈錢”大比拼過程中，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麥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超級欺詐騙子。甚至連號稱美國金融市場看門人的穆迪、標準普爾、惠譽等信用評級機構，在美國的充滿爾虞我詐的金融大染缸里，也同金融巨鱷們沆瀣一氣，將大批“有毒債券”貼上“優質”或“3A”標記去坑蒙全球投資者。所有這一切，都是對美國推行的“金融自由化”的經典注釋。

　　4.實體經濟逐步空心化

　　近二三十年來，美國經濟金融化、金融虛擬化、金融衍生產品泡沫化。僅僅是美國經濟畸形發展的一個方面。美國經濟畸形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實體經濟逐步萎縮、國民經濟空心化。實體經濟的主體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1990年僅為24%，2007年進一步下降至18%；制造業投資的增長率2006年僅為2.7%，投資額僅相當于GDP的2.1%。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的服務性行業(主要是金融行業)，已占GDP的70%左右，在實體經濟領域，除軍事工業仍為全球之冠外，其余僅石油、IT、房產、汽車、飛機制造以及農業等產業還能稱雄于全世界。在本次金融危機中，房地產因泡沫破滅而一蹶不振，汽車行業又遭重創，克萊斯勒、通用、福特三大汽車巨頭因汽車銷量驟降、經營出現巨額虧損。至此，美國這個龐然大物稍有競爭力的實體經濟產業已經所剩無幾。

　　5.在所謂“效率優先”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導下，美國勞動大眾日益貧困化

　　以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或市場原教旨主義為靈魂的新自由主義，是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榨取盡可能多勞動者血汗服務的。新自由主義所謂的“效率優先”，本質是“資本增值效率優先”。滿足資本盡快增值的“效率”，是以犧牲社會公平、以廣大勞動者的日益貧困為代價的。近二三十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工人素質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也大大提高，工人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價值也在增加，但美國工人的工資不僅沒有上升，反而不斷下降。1971年美國企業工人平均工資每小時17.6美元，至2007年每小時工資下降到10美元，降幅達43%。如果將通貨膨脹因素考慮進去，工人的實際工資降幅更大。正是在所謂“效率優先”政策的主導下，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近二三十年來，美國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從40：1擴大到了357：1。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30年中，美國普通勞動者家庭的收入沒有明顯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入增長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者家庭的財富增加了7倍。從2000年到2006年，美國1.5萬個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從1500萬美元增加至3000萬美元，6年翻了一番；而占美國勞動力70%的普通員工家庭的年收入從25800美元增至26350美元，僅增長550美元，6年僅增2%。

　　美國政客及一些經濟學家常常津津樂道：美國普通民眾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資本家”。其實，這也是一個大騙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國股票市值的89.3%、全部債券的90%，而普通員工持股之和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就是他們所謂“效率優先”所構建的今日美國之社會現實。

　　6.美國經濟乃至國家運行的基礎債務化

　　資本主義經濟在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產、物資供給具有無限制增長的趨勢，另一方面是因資本盤剝加重使得廣大勞動者的貧困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會購買力增長緩慢，導致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周期性發生。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攫取主導地位之后，僅僅從生產資本那里分割更大一塊“企業剩余”已無法滿足其欲望，在“金融創新”的旗幟下，“圈錢”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最高殿堂。股票、股市以及各種基金逐步與經濟基本面脫鉤，蛻變成了高杠桿運作以“圈錢”的大賭場。債券，對于國際金融寡頭來說成了資本市場上可以“一箭三雕”的新寵：一是鼓動借貸消費可暫時緩解因勞動大眾貧困加深、社會購買力不足導致的生產相對過剩經濟危機；二是可從借貸消費的勞動大眾身上進行再次榨取；三是通過將各種債券(包括壞賬、死賬債券)包裝成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對美國乃至全球投資者進行坑蒙詐騙。

　　正是在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的主導、推動之下，近一二十年來，在美國逐步形成了一種“負債經濟模式”：普通民眾靠借貸維持日常消費。有學者據此責難美國人是超前消費，其實這是一種誤讀。美國民眾靠借貸消費，不過是為了維持一種較為體面的生活，是不得已而為之。據有關資料，美國家庭債務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1983年為75%左右，2000年上升為125%；美國家庭債務占其稅后收入的比重，1980年為60%，2000年上升為110%。

　　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美國民眾家庭已經是入不敷出了。所以，消費信貸急劇增長，從1971年到2007年的26年間，美國民眾的消費信貸從1200億美元激增至2.5萬億美元，增加了近20倍。這還不包含高達11.5萬億美元的住房負債，如將兩者相加，總共負債14萬億美元，比美國一年的GDP還要多，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近5萬美元。當然，負債最重的還是低收入者。

　　不僅美國廣大民眾靠借貸維持日常消費，美國企業甚至政府也靠舉債維持經營或運轉。2007年美國國債余額為10.35萬億美元。金融危機爆發后，2008年布什政府推出8500億美元救市國債計劃，為此國會不得不將國債上限提高至11.3萬億美元；2009年奧巴馬上任后，又推出7870億美元國債救市計劃，國會又不得不為此將國債上限提高到12.1萬億美元。如果把美國政府對國民的社會保障欠賬等內債加在一起，2009年美國的債務余額已高達55萬億美元!

　　以上6個方面的基本特征，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運行中的基本表現。它反映在資本主義的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仍在進一步發展。企業內部尤其是金融企業內部的有組織性、計劃性同超越國界的全球性無政府狀態間的矛盾空前尖銳，生產無限制擴大的趨勢同勞動大眾相對貧困導致有支付能力的社會購買力不足的矛盾在進一步激化。這一切表明，爆發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結果。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秘書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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