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中國要著眼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不確定性”

來源：新華網 
 

　　2009年7月8日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做客

　　精彩摘要：

　　1.美國的金融創新，最終創造出了一個金融怪物--金融大規模殺傷武器（沃倫·巴菲特語），不僅殺傷了美國，也殺傷了世界，殺傷了資本主義。美國前任財政部長約翰·斯諾承認，美國的銀行在信貸方面犯了很多錯誤，忘記了最必要的信貸審批，美國相關部門對銀行貸款以及利用房貸進行再融資行為的監管嚴重缺位。

　　2.是儲蓄缺口導致了貿易赤字，還是貿易赤字惡化了儲蓄缺口，這本身就是一個"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饒舌話題，永遠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美國及其代理人向中國潑臟水本不是目的，而是混淆是非，然后要中國承擔責任，繼續購買美國債券，這才是目的。

　　3.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咒罵"充斥于世界其余地方的儲蓄"推動了對美國借貸的高漲，前美國總統布什的智囊、卡托研究所副所長詹姆斯·多恩甚至直接指出，金融危機禍起中國。這些都是典型"烏賊戰術"，抑或"栽贓術"，無濟于事，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4.美國輿論一度將"中國制造"有意刻畫為低值、廉價甚至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美國制造"則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詞，是"夢幻"的再現。金融危機顯示，美國不僅能制造世界頂級的"大規模核子殺傷武器"，也能制造"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透視美國次貸危機，再聯系國際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危機，不難結論，美國是道地的國際金融動蕩的制造者，"美國制造"的神話已經破滅。

　　5.救市行為只能救資本主義一時，而不能救資本主義一世。只要存在資本主義制度，只要搞市場經濟，經濟周期與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現在談中國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恐怕大眾不太感興趣了，因為此前專家學者的建議車載斗量，但是效果多數差強人意。我要談的是，中國要著眼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資本的"不確定性"。

　　隨著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持續蔓延，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實體經濟受到沖擊，世界經濟持續衰退。這場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究竟具有怎樣的性質？美國通過上萬億美元救市究竟能否緩解這場危機？這場來勢兇猛的危機的深層原因是什么？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有什么影響？ 我們應當從這場危機中吸取哪些教訓？8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做客新華網，就以上問題同廣大網友進行交流。

　　世界經濟像個陀螺，唯有高速旋轉才能保持平衡

　　主持人：當前的金融危機愈演愈，這是自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以來發生的最嚴重、危害最大的危機。對于這場危機人們似乎感到很突然，為什么會發生這樣一場危機？

　　江涌：金融危機說起來是比較復雜的，在2008年11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到倫敦經濟學院進行一座新大樓剪彩時發表講話，當時她就提到當今世界有這么多優秀的經濟學家為什么沒有一個預測到這場危機的到來？其實這個話說得很直白，真的是沒有幾個學者預測到了這場金融危機的到來。為什么呢？就是因為這場金融危機的確如你所說的來得比較突然。又因為我們沒有預測到、沒有預見到，其實事情本身都有它的內在邏輯、它的發生發展、它的蔓延和惡化都有它的內在邏輯，如果我們知道它的內在邏輯的話我們就不會認為這場危機的爆發是突然的。所以危機發生以后很多國家、政府之間倉促應對，但是我們透過這些現象看到這場危機的發生、發展包括后來的演變和惡化都有它的內在邏輯，這個內在邏輯我把它歸結為以下幾方面，也就是它的原因：

　　首先，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是美國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背景，也是重要原因。依照相關專家學者的研究，經濟全球化已經有數輪。最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里根開啟，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指導，在世界范圍內竭力推行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與國際化。正是有了經濟全球化，美國的資本馳騁世界，美國將金融衍生產品行銷到世界，將風險轉移給世界。經濟全球化不斷演繹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世界經濟愈發失衡，主要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持續、巨額的貿易逆差，以資源輸出國、日本、"四小龍"、中國等其他外向型國家為代表的巨額貿易順差。

　　經濟金融化即企業生產、居民生活以及政府管理越來越依賴金融服務，社會經濟高度被金融"侵蝕"與"污染"，須臾離不開金融。在國際層面，國際金融每天有數萬億美元的交易，而反映實體經濟活動的商品流轉不到2%，絕大多數是錢與錢的交易。經濟金融化不斷演繹的一個重要結果是虛擬經濟遠遠超出實體經濟，世界經濟頭重腳輕，失去了重心，惟有高速運轉才能保持平衡。

　　第二、美國的金融創新。在過去20年，華爾街起著經濟杠桿作用，扮演世界經濟的心臟，供給世界需要的大部分美元資金。華爾街的金融業不滿足中介服務、風險經營，而成為金融工程制造業，設計和制造各類金融衍生產品。金融衍生品通過借貸杠桿使金融市場風險成倍放大，并脫離實體經濟成為"風險制造業"。一般商業銀行，依照8%的資本準備率，其"杠桿效應"至多只有12倍左右，但是美國的投行、對沖基金等眾多金融機構一般都在30倍左右，高杠桿不僅放大了收益，也放大了風險。在自然科學中，任何一項重大發明創造，都要經過多次實驗或驗證，才能正式推廣使用。但是，美國的金融機構、華爾街，發明難以數計的金融產品，未經任何論證或驗證，就直接投入市場，而且往往是高調、高價投入市場。這是美國金融監管的嚴重失職，是美國金融創新的嚴重偏離。美國的金融創新，最終創造出了一個金融怪物--金融大規模殺傷武器（沃倫·巴菲特語），不僅殺傷了美國，也殺傷了世界，殺傷了資本主義。

　　第三、美國金融監管不夠嚴格和有力，放縱大公司的利益、放縱金融市場的投機。美國前任財政部長約翰·斯諾承認，美國的銀行在信貸方面犯了很多錯誤，忘記了最必要的信貸審批，美國相關部門對銀行貸款以及利用房貸進行再融資行為的監管嚴重缺位。2008年10月16日，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說，"我們對造成今天這種狀況所有錯誤感到羞恥。鑄成這些錯誤的有很多人、不同的政黨、監管系統和市場規則的失效。"他還指出，盡管證券市場發展迅速、規模不斷擴大，但證交會卻沒跟上市場的發展。市場需要透明之時，證交會放任不透明，在市場需要監管時，證交會卻對高風險不聞不問。

　　"９·１１"后，美聯儲為了刺激經濟復蘇，將聯邦基金利率一降再降，到2003年6月，聯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達到過去4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并持續一年多時間。這意味著，市場融資條件極度寬松，借款非常容易，華爾街可以從市場上用極低成本獲得資金。房地產泡沫由此逐漸生成。而且，以房地產作為經濟增長點的判斷與認知，存在著嚴重問題。從多個國際金融危機案例來看，房地產遠遠不被局限在房屋制造業，而是被嚴重金融化，是道地的房地產金融業。房地產泡沫屢屢引發危機，主要是相關國家和地區誤將房地產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拉動力量。環顧世界，凡是以房地產作為經濟增長點的國家或地區，都出現過經濟泡沫，很多引發了金融與經濟危機。

　　第四、廣泛而嚴重的道德風險。次貸危機爆發后，諸多有關會計欺詐、內幕交易等違規行為不斷被媒體曝光。除了相關各州、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等監管機構進行調查外，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也介入次貸調查，由此顯示，甚至包括美國金融監管在內，美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廣泛的道德風險問題。

　　第五、美國政治與經濟的矛盾

　　在政黨政治時代，無論哪個國家的政黨及其政客，都必須考慮選民的需要，因為他們手中握有他們需要的關鍵選票。為獲得選票，必須討好、籠絡選民，政黨與政客盡可能端出最好的"牛肉政策"。"居者有其屋"，美國叫"提高居民住房自有率"，來自阿肯色小州的平民總統克林頓，就明確提出了這一口號。美國在19世紀中期，林肯簽署《宅地法》，把能賣的土地都賣了，城鎮周邊的土地都是私人所有，政府財政普遍捉襟見肘。因此，在國家財政債臺高筑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無力購房者的困難，支持"兩房"用低利息和在低信用度情況下給貧困家庭貸款，資金不足，就靠市場解決，就靠次級貸款。因此，"兩房"的誕生，次級貸款的出現，都與政府、政黨、政客的政治利益有關，他們不可能認真監管，對金融機構的肆意放貸、肆意制造衍生產品，睜一眼閉一眼。

　　第六、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這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最深層次原因，是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指資本的無限擴張、生產的無限擴大，與大眾購買力不斷萎縮的矛盾體現。越是自由的經濟，這一基本矛盾越是明顯，越是突出。

　　馬克思在其經典著作《資本論》中這樣表述，資本積累的規律必然是一端是財富的積累，另一端是貧困的積累。這種兩極分化結果必然引發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在美國規模較大的公司內，普通員工與管理層的收入差距在近20多年來一直在不斷擴大，一般在幾百倍、甚至是千倍以上。雷曼兄弟倒閉后，按其章程，在剩余資產中首先要留出4億美元作為給高管們的補償，而廣大員工和債權人則沒有這么幸運。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美國分配制度的不公。

　　由于分配不公，導致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在美國，社會頂層5%的人占有近60%的財產，社會底層50%的人占有不到3%的財產。社會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也越來越大。財富高度集中必然影響消費，使得社會有效需求不足。

　　危機是道地的"美國制造"

　　主持人：在您看來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爆發是不可避免的。與以往相比，這次危機有什么特點？

　　江涌：金融危機的爆發是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的，只要資本主義存在，只要搞自由市場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

　　經濟全球化下的世界經濟愈發失衡是這場金融危機一個根本原因，這個論點被反復引用，特別是國內"主流"經濟學者反復引用。該論點的理論依據就是"兩缺口模型"：投資－儲蓄＝進口－出口（即I－S＝M－X）。依照該理論，正是由于全球儲蓄過剩壓低了美國利率，才使得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不斷擴大，消費者愿意花費更多的錢。包括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內的眾多人士認為，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并不是美國經濟或政策導致的結果，而是全球儲蓄過剩使然。因此，儲蓄過剩的中國應當承擔經濟調整的主要責任。其實，"兩缺口模型"是在一堆假設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論，這是當代西方經濟學固有的邏輯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懷疑。以美國為例，是儲蓄缺口導致了貿易赤字，還是貿易赤字惡化了儲蓄缺口，這本身就是一個"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饒舌話題，永遠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本人寫了一篇文章，專門駁斥這種論點，該文章發表在《國有企業管理》2009年第5期的"安全與戰略專欄"，題目是《臟水為何潑向中國？》。美國及其代理人向中國潑臟水本不是目的，而是混淆是非，然后要中國承擔責任，繼續購買美國債券，這才是目的。

　　美國人喜歡將這場危機與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比較，因此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任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得出結論，這是一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但是，對亞洲人、中國人來說，"大蕭條"不僅在時間上（七八十年了），而且空間上（遠隔太平洋）離我們太遙遠。相反，1997-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就發生我們家門口，當代人都有鮮活的記憶，是謂記憶猶新。與東南亞金融危機相比，此遭始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有以下特征：

　　非典型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肇始于泰國，泰國是因為制造業升級緩慢，競爭力削弱，出口放緩，貿易逆差，國際收支失衡，泰銖貶值，貨幣危機，引發金融危機。這是金融危機一個比較"經典模式"，即實體經濟出了問題，然后擴散到虛擬經濟，引發金融危機。是一般人士一看就明了，或經過相關專業人士略作解讀就可明了的危機，我姑且稱之為"典型金融危機"。

　　美國的金融危機則不然，由于涉及的金融衍生產品是由數學家與金融工程師聯手研制開發，不只是一般經濟專業人士，而且連諸多高端的金融人士，都不甚清楚相關金融產品的結構與功能。因此，當次貸危機與2007年2月爆發的時候，諸多著名經濟學家、高級經濟官員都跌破眼鏡，他們不斷預言金融危機行走勢，結果被一次次否定。危機不斷惡化，不斷向其他領域延燒。因此，這是一個"金融沙斯"，一個"非典型的金融危機"。

　　危機的影響巨大。東南亞金融危機出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邊緣地帶，能量有限，影響有限。盡管對相關東南亞國家來說，是傷筋動骨，但是由于當時資本主義的主流（發達國家經濟）是好的、健康的，因此對于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而言，只是皮外傷、肌肉傷。用"凱恩斯主義膏藥"，經過3-5年的"活血化淤"，一度身陷困境的東南亞國家相繼脫離危機，恢復了經濟活力。

　　但是，此遭世紀金融大危機，爆發于資本主義核心地帶，更是華爾街這一資本主義的心臟，危機積累的能量巨大，沖擊波巨大，資本主義世界很少有幸免者。透過這場危機的應對手法不難看出，"凱恩斯主義膏藥"也無濟于事，而昔日被美國鄙視的、被貼上"社會主義"標簽的"國有化"手段，都派上了用場。目前，在金融領域，信貸危機有所緩和，流動性增加，股市在震蕩中走高，但是金融衍生產品危機的引信尚未拆除，美元危機、債務危機正在醞釀，實體經濟在不斷惡化，失業率創歷史新高。對于經濟已經見底的說法，可能過于樂觀。

　　危機是道地的"美國制造"。辯證唯物主義強調，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的條件。東南亞金融危機主要是相關東南亞國家金融與經濟政策不當的結果，如快速的金融自由化，監管機制嚴重滯后，等等。但是，東南亞危機醞釀與爆發有重要外因：一是發達國家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造成流動性過剩，使得資金大批涌向東南亞，而后又不斷提高利率，導致流動性緊縮，造成資金急速流出東南亞。二是來自發達國家的對沖基金、金融大鱷，如同佇立于山岡上的狼俯視、搜尋受傷、羸弱的羊，伺機對泰國等存在金融脆弱性的經濟體發動金融襲擊，則是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

　　美國金融危機則不然，這是美國人一手造成的，是華爾街貪婪造成的，是標準的"美國制造"。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咒罵"充斥于世界其余地方的儲蓄"推動了對美國借貸的高漲，前美國總統布殊的智囊、卡托研究所副所長詹姆斯·多恩甚至直接指出，金融危機禍起中國。這些都是典型"烏賊戰術"，抑或"栽贓術"，無濟于事，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危機延燒其他新特征。東南亞金融危機是逐步"深化"、"惡化"的，由貨幣危機，到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到社會危機--社會動蕩，到政治危機，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都出現了政權更迭，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由民族英雄、國家領袖變成了"階下囚"，甚至還出現國家危機，如印度尼西亞出現國家分裂，東帝汶建國，亞齊等省至今還在爭取獨立。

　　美國金融危機有它鮮明的特征：一是危機在地域上依照資本主義體系的同心圓（美國→歐日等發達國家→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的方式不斷由內向外擴散，凡是與美國經濟緊密的國家，"近水樓臺"，最先感染，"盎格魯--亞美利加體系"內的國家，如英國、冰島、愛爾蘭等首當其沖；其次歐洲大陸與日本，再到新興市場，到一般發展中國家；二是在金融領域里不斷深化：個人住房按揭（次貸→ALT-A →優貸）→商用住房按揭→對沖基金→保險→其它各類金融信貸；三是延燒到實體經濟，乃至整個經濟。透視這場危機，層次性、秩序性非常明顯。

　　美國霸權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

　　主持人：您認為這場危機是否挫敗了美國的硬實力或者是軟實力？

　　江涌：這個問題問得很好，這個問題現在還是有很大的爭議的，我個人認為美國的硬軟實力都遭遇了重創。

　　美國的硬軟實力我把它歸結為四個方面：

　　第一是軍事。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尤其是強大的海軍，形成壓倒性的軍事威懾能力。長期以來，美國不斷擴張國防預算。美國的經濟總量相當于緊隨其后的三個國家的經濟總量之和，但年度國防預算比緊隨其后的十四個國家的年度國防預算總和還要多，目前海外軍事基地374個，分布在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駐軍30萬人。

　　第二是科技。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保持科技領先優勢。美國強大的軍事先進的科技，依托是強大的經濟實力，而經濟實力則受到危機的嚴重削弱，財政支出捉襟見肘，軍事與科研開支必然受到影響。同樣由于財政支出捉襟見肘，美國對外援助大幅度削減，進而削弱美國的影響力。

　　第三是金融。在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的態勢下，美國經濟越來越依賴金融服務業，是個道地的金融資本主義。美國擁有世界最強大的金融機構、最完善的金融體系與最發達的金融市場，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紐約集中了世界投資資金總量的三分之二，是國際金融資源的配置中心，由此構筑起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世界各國都依賴華爾街進行融資與投資。金融危機直接打擊美國的金融業，五大投行消失，商業銀行遭遇重創，評級機構聲譽嚴重受損，對沖基金大幅瘦身，美聯儲等監管機構飽受指責，等等，華爾街威風與神話不在。

　　第四是規則。在經濟全球化的大勢下，經濟利益日益成為霸權國家及其同盟努力攫取與維護的最主要利益。因此，美國將他主導的國際秩序，轉化為決定國際商品與服務的"貿易條件"的經濟規則，美國從這些經濟規則中直接"兌換"經濟利益，遠比在市場中進行企業與個人、商品與服務之間的競爭所獲得的利益，來得更多更大，同時也更容易與更隱蔽。當然，"規則"的運用不是獨立的，總是依附于特定的科技商品與金融服務，由此產生一系列的"經濟秩序"與"制度安排"。這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體現。

　　美國霸權的軟實力，不僅基于硬實力而形成的對國際秩序的主導能力，制定、解釋與修改國際規則的能力，還表現在多個方面：美國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的滲透與影響能力等等，這些軟實力反過來影響與強化美國的硬實力，硬軟實力相互補充、相互影響。"911事件"與對伊拉克的侵略戰爭，使美國"民主"大旗滑落。此遭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美國政府不顧一切的金融救助，使美國"自由"大旗滑落。

　　"美國制造"的神話業已破滅。美國輿論一度將"中國制造"有意刻畫為低值、廉價甚至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美國制造"則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詞，是"夢幻"的再現。金融危機顯示，美國不僅能制造世界頂級的"大規模核子殺傷武器"，也能制造"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透視美國次貸危機，再聯系國際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危機，不難結論，美國是道地的國際金融動蕩的制造者，"美國制造"的神話已經破滅。金融危機不僅重挫了美國的硬實力，也大大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美國霸權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

　　新興大國崛起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

　　主持人：這場金融危機對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有怎樣的影響？

　　江涌：國際金融版圖正在變遷。如今國際金融市場在分化組合中出現三大資本力量，一是發達國家的基金，尤其是對沖基金；二是石油資本，主要是石油輸出國的石油收入結余；三是新興市場的主權財富基金。美國金融危機使金融市場的"去杠桿化"態勢不斷加強、各國金融監管不斷加強，越來越多的國家甚至還在不斷限制市場做空，這些對對沖基金的打擊越來越大。而主權財富基金曾經被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當作"異己"極力排斥，努力使之邊緣化，但是金融危機迫使美英等國"放軟身段"，請求中東、亞洲等國可以用主權財富基金形式向發達國家金融機構注資。昔日的"異己"如今被視為"活命錢"，成了"大救星"。

　　落葉知秋，華爾街是美國金融資本力量的象征，金融資本主義的圖騰。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與貝爾斯登五大投資銀行，叱咤國際金融風云半個多世紀，不僅為它們的股東與職業經理們謀取了巨額收益，而且也為美國贏得了卓著的聲譽，為美國的經濟霸權立下了汗馬功勞，是華爾街經濟活力與美國金融權力的象征。如今，五大投資銀行一夜間蒸發，或破產"蒸發"（如貝爾斯登、雷曼兄弟），或并購"嫁人"（如美林），或改行"轉業"（如高盛與摩根士丹利）。美國的金融業勢必要退縮到以存貸為基礎的商業銀行傳統經營模式，而這是歐洲大陸與日本金融業的競爭優勢所在。未來，美國金融業如何與歐日金融業進行競爭與抗衡，難以預料。

　　大國關系面臨調整。二十國集團（G20）早在1999年就已經成立，在美國一言九鼎、發達國家呼風喚雨的日子里，G20消極看是"聾子的耳朵"，積極一點理解是美國的"備用輪胎"。如今，金融危機不斷延燒，G7與OECD都手足無措，如此被塵封多年、近乎休眠的G20，才被激活，才有"華盛頓峰會"即"世界經濟與金融峰會"，才有"倫敦峰會"，9月份還有"匹茲堡峰會"。透過華盛頓G20峰會的精心安排，不難看出，中國與巴西正在取代昔日日本與德國的位置。中國甚至被美國奉承為"扮演世界領導者的角色"，當中，忽悠的成分不少，要中國埋單拿錢的功利色彩濃厚。但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新興大國已非"吳下阿蒙"，發達國家已今非昔比。國際經濟格局的必然會帶來經濟與政治秩序的調整，盡管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將盡可能維持或延長這一秩序的生命，甚至茍延殘喘。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新興大國崛起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趨勢不可改變。

　　主持人：為了挽救這場危機，美國總統奧巴馬出臺了上萬億美元的救市計劃，試圖挽救美國經濟。你認為這些救市計劃或措施能奏效嗎？

　　江涌：有一定的成效，新政府的指導思想就是發揮政府"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以彌補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失靈。這種成效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時，已經得到了檢驗。這就是凱恩斯主義。因此，政府的全力出手，信心滿滿。但是，如今，經濟全球化，危機的時間不同，條件發生了很大改變，因此光靠凱恩斯主義是不行的。所以，我們看到"國有化"這一社會主義舉措在危機不斷惡化的時刻，被廣泛使用。當然，這當中也許有新的東西，未來可以總結歸納為"奧巴馬主義"，但是萬變不離其宗，那就是美國的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

　　如今美國乃至金融市場趨于穩定，信貸危機警報拆除，流動性增加，美國十多家大銀行償還政府注資，贖身以求獨立，指標性意義很大，股市活躍，采購經理指數上升。這都應是奧巴馬應對危機的成效。

　　盡管有歷史經驗與教訓，有多種指導理論與曾經的實踐，但是形勢畢竟有了很大變化，而且危機在爆發后，隨著政府的干預、企業與機構應對危機的調整、人們對市場與危機的預期等變化，危機的演變態勢也在發生變化，政府行為的滯后，一些經濟政策效應的滯后，使得應對成效打了不少折扣。

　　一些深層次的金融問題被掩蓋。美國陷入"格林斯潘困境"的可能性很大，即為解決時下的問題，而埋下未來引發更多更大的問題的隱患。奧巴馬政府為"百日新政"，急功近利，信貸危機暫且解決，但是美元危機、債務危機正在醞釀。此外，隨著信貸危機的緩解，流動性開始釋放，未來通貨膨脹壓力不斷加大。金融穩定與經濟刺激計劃的后遺癥不可小視。

　　經濟虛熱實冷。虛擬經濟不斷加溫，但是實體經濟持續變冷。危機重創實體經濟。由于虛擬經濟周期與實體經濟周期存在較大差異，經濟政策本應區別對待。但是，金融危機襲來，當務之急是救火，因此諸多措施是針對虛擬經濟，忽視了實體經濟，如此導致實體經濟愈發嚴峻。第二輪經濟刺激計劃正在爭論中。

　　當然，市場自己也在糾正，老百姓儲蓄增加，減少消費，雖然加劇目前經濟頹勢，但是有益于經濟在中長期健康發展。

　　中國要著眼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不確定性”

　　主持人： "您認為美國的這種救市行為不可能挽救危機，那么，這種救市對中國會有什么影響呢？中國應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后金融危機的沖擊？

　　江涌：救市行為只能救資本主義一時，而不能救資本主義一世。只要存在資本主義制度，只要搞市場經濟，經濟周期與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

　　現在談中國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恐怕大眾不太感興趣了，因為此前專家學者的建議車載斗量，但是效果多數差強人意。我要談的是，中國要著眼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資本的"不確定性"。

　　我本人一直強調的是，中國的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周期存在差異，中國很有可能在世界經濟大國中"率先復蘇"，而"率先復蘇"者則很有可能率先遭遇熱錢的困擾，率先面臨一系列"不確定性"。

　　大家注意到沒有，大中華區域股市、樓市價格不斷攀升，在世界"風景獨好"。虛擬經濟繁榮的背后，不難看見國際熱錢的躁動。

　　花旗銀行的研究報告指出：近期流入香港的資金，已經達到2007年牛市高峰每周流入的資金量水平，致使香港銀行間同業市場隔夜拆借利率調低至0.05%，為2004年11月以來最低水平。有估算認為，目前重新積聚在香港的熱錢，可能高達5000億美元。野村證券不久前發布的研究顯示，在13周內，中國內地證券市場流入的資金約有67億美元，金額是全亞洲之冠。

　　國際信貸危機有了較大的改善，流動性就會大量的釋出。而如今，發達國家的經濟基本上"整體塌陷"，表現不錯的只有一些主要的新興市場。中國在這些新興市場當中是比較靚麗的一景，在這樣情況下，各方資金都有向中國流動的趨勢。

　　因此，我個人建議，中國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世界經濟衰退沖擊的同時，應當關注后金融危機時代，經由香港的國際投機資本對中國大陸的沖擊，關注其它一系列"不確定性"。

　　主持人：你對中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有何建議？如何減少外來沖擊并維護中國經濟安全？

　　江涌：具體技術應對舉措如今政府（政府部門、地方政府）都是"調試"，我這里只談一些宏觀戰略性建議：

　　應大力、持續發展實體經濟，持續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村現代化，金融的發展應立足為實體經濟服務。

　　金融發展（包括金融創新）應是適度發展、有約束的發展、及時有效進行監管的發展。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競爭是國際競爭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現代金融絕對是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戰略制高點。金融業不能只能由相關專業人士掌握，金融改革與開放的重大政策不能只有金融專業人士醞釀出臺，金融改革與開放的績效也不能只有金融行業及專業人士自我評價。中國共產黨應當應象掌握軍隊一樣，掌握金融，實現黨對金融的絕對領導。

　　嚴重依賴外貿、外資、外腦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以美為師"的經濟發展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要"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是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強調的，胡總書記在這次紀念大會上還強調，"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他強調"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任何時候都必須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本基點，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中國大陸的各個學者、各個媒體、各個部門尤其是外貿與金融部門，應當深入學習、仔細領會胡錦濤總書記講話的深刻內涵，要講大局、講政治、講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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