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  瑞士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危機總能引起人們對一些問題的思考。

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也使我們思考一下東亞模式、中國模式及其相關的一些問題。我把“中國模式”看作是“東亞模式”的一種獨特的延伸。所謂“東亞模式”，主要指的是東亞“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干預，實行趕超戰略。盡管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但這些國家和地區大致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

反思東亞模式

與“四小龍”相比，中國也實現了現代化事業的起飛，同時還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刻轉變。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的世界性大國，“中國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龍”所無法比擬的規模效應，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也將更為深遠。

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該危機使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遭受重創，“東亞模式”備受爭議。在分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時，不少人都把重點放在“權貴資本主義”上，即政府過多地主導經濟，引起了利益集團與政客勾結，造成信貸膨脹、錢權交易和泡沫經濟。

對此，我認為有必要做一個區分:上述國家中，除了韓國外，其它國家都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東亞模式”。雖然這些國家試圖學習“東亞模式”，但沒有實現質的飛躍，其政府干預的前瞻性、連貫性和科學性等方面遠遜“四小龍”，后來又茫然跟進美國金融自由化的主張，加上權貴經濟等因素，使這些國家最后深受危機之害。

但當時，很多東亞人士也指出:亞洲金融危機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國際金融市場缺乏監管，毫無道德約束的西方金融炒家興風作浪，大發橫財。現在回頭看來，如果當時美國金融監管部門能接受這些忠告，今天美國的金融海嘯也許可以避免。

“四小龍”中，受1997危機影響最大的是韓國。韓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可以追溯到60年代，當時韓國的銀行成了政府經濟政策的影子，金融機構按照政府官員的“明言”或“暗示”，貸款給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韓國銀行資金的濫放，似乎與1987年開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隨韓國民主化而來的，是經濟民族主義的迅速抬頭，政府盲目擴大對韓國企業的投資，上個世紀90年代初，韓國又實行了資本市場自由化，政客們忙于黨爭，經濟監管嚴重失控，使得韓國成了危機的重災區。

但即使這樣，韓國在1997年危機之前已通過“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上的質的飛躍。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韓國和坦桑尼亞。50年前，坦桑尼亞的人均收入略高于韓國，但現在兩個國家天壤之別:韓國已經是一個中等程度的發達國家；而坦桑尼亞還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換言之，“東亞模式”雖然有其弱點，也遇到過挑戰和危機，但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經濟和社會現代化方面，戰后其它發展模式還無法與之相比，“東亞模式”的歷史地位也因此得以確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和一些西方主流學者試圖全面否定“東亞模式”。美國主流觀點當時替亞洲國家開了兩個藥方:一是推動全面市場化，反對政府干預拯救經濟（與美國現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動全面民主化，以解決“權貴資本主義”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甚至說:這場危機“是對不實行民主國家的一系列懲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亞洲金融危機嚴重無數倍的金融海嘯，竟源于美國，而且美國對危機處理不當之處也比比皆是，不知道阿瑪蒂亞·森先生現在該如何解釋這一切。

依我之見，美式民主體制中，資本力量影響過大就是這次危機的主因之一。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瑪蒂亞·森的句式這樣說:這場危機是對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一系列懲罰。

實際上，市場與民主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所有國家都可以結合自己的國情有選擇地加以采用。一旦某些人把民主模式和市場制度推向了唯一和極端，使其變成一種宗教，這與原教旨主義無異，其信徒也會喪失理性，結局自然不好。

當今世界很多問題，從美國的金融危機到布什“大中東民主計劃”的失敗，我想其深層原因都在于此。

有意思的是，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在采用“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起飛之后，轉而采用美式民主模式，結果卻令人跌破眼鏡。我想，中國臺灣和韓國的這種情況值得我們深思。

“第二代腐敗”

“權貴資本主義”問題不容忽視，需要我們認真解決，特別要注意從制度上來解決。但這次金融危機，也使我們看到美式金融腐敗對美國本身和整個世界造成的禍害。

美式金融腐敗可被看作是“第二代腐敗”的典型。如果說第一代腐敗指的是那種“回扣”、“走私”、“紅包”之類的“不文明”的腐敗現象，那么第二代腐敗則比較隱蔽、比較“文明”，比較道貌岸然。它與第一代腐敗的關系，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系:“不文明”的腐敗，像傳統武器，用大刀砍人，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野蠻；而“文明”的腐敗，很像高科技戰爭中使用的現代兵器，展示在電視熒幕上的只是一個坐標和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的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現代武器對生命的摧殘力其實大大超過了傳統武器。

“第二代腐敗”有幾個特點。一是高欺詐性。華爾街投資銀行竭盡想象力，操縱金融杠桿包裝各種衍生金融產品，推出各種奇異的“創新組合”，只要產品可以上市并能騙來超額分紅就好。二是美式的政商勾結，錢權交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兩房”這樣的大公司，可以砸重金“游說”美國國會議員，以獲得“游戲規則”上的好處，而議員則可以打著推動“居者有其屋”的旗號，而獲得更多選票和其他好處。三是大規模的監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監管系統和信用評估系統，都成了可以大發金融財的地方。許多金融機構的舞弊行為被“選擇性忽略”，無數的劣質金融產品被評為了3A級金融產品，再推銷給各國投資者，結果禍害全世界。四是鉆法律上的一切空子，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法律灰色領域來牟取暴利，損害公眾的利益。光是那些逃避法律責任的詭詐營銷手段，就使多少受害者傾家蕩產，卻又欲哭無淚。五是支撐這一切的“利潤歸自己，代價歸社會”的貪婪“理念”。

美國布魯金斯學院學者Daniel Kaufmann對這一類腐敗作了研究。他把政治獻金、金錢游說等因素也包括進去，對世界102個國家的腐敗情況重新進行排名，結果發現美國不是“低腐敗”國家，而是排在第53位的比較嚴重的腐敗國家。如果從金融腐敗本身及其給全世界帶來的災難后果來看，美國金融腐敗可以穩拿“金牌”。

正是這種有諸多缺陷的體制，使美國公眾對美國的體制產生了信心危機。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最新的“普遍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國人中對體制“很有信心”者的比例一路走低（今天普遍低于20%）。

國內一些學者喜歡談論經濟和政治的“轉軌”，而其中一些人心中“轉軌”的參照系，就是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其實，美國的金融海嘯以及美國公眾對自己體制的信心危機說明:美國體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遠。

中國有句古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選擇的標準就是美國這個有諸多缺陷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那最后得到的恐怕連其一半都沒有。

現代化路徑，中國模式

過去30年，中國已經大體上摸索出了一條自己走向現代化的路徑。在一個人口比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了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國家保持了穩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還成功地避免了1997亞洲金融危機和這場金融浩劫，這就是中國模式成功的證明。

在這場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嘯中，中國模式又展現了很強的宏觀調控能力，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國際危機的增多，宏觀調控能力正在成為世界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而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的理念、經驗、能力、手段、資源，等等，大概都是世界上最豐富的。中國也因此而可能成為世界上經濟復蘇最早的大國。

當然，中國模式也面臨不少挑戰，特別是如何理順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如何解決好生態環保、腐敗治理等，這需要我們從實際出發，不斷地探索和創新，最終形成中國自己的最佳體制。換言之，我想說的是:跟在西方模式后面爬行是沒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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