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之輪逆轉
2009年02月16日 《投資家》雜志
斯蒂格利茨在闡述思想體系、特殊利益壓力、民粹主義政治和純粹的無能使美國經濟淪落到奄奄一息的境地的同時,提出一個旨在扭轉布什時期的愚蠢行為、恢復美國經濟健康明確且符合常理的計劃。
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編譯/蘭曉萌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克林頓總統期間的經濟顧問團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現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的經濟學家。
當美國經濟進入下滑期,你常聽到專家們討論它的軌跡是呈V型(短暫而急劇)還是U型(漫長且溫和)。今天,對美國經濟下滑趨勢最恰如其分的形容也許是L型:它的確正處于一個非常低的位置,并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繼續保持這一水平。
幾乎所有的指標看起來都很嚴峻,通貨膨脹率接近6%,為17年來最高水平。失業率居高不下,徘徊于6%;幾乎整整一年里,私營部門的凈就業率為零。房價的跌速快于記憶所及的任何時候——在佛羅里達和加利福尼亞州,房價的跌幅為30%以上。銀行不斷報告自己創紀錄的虧損金額——就在它們的高管帶著空前高額的獎金離任幾個月之后。布什總統就任時從比爾·克林頓那里繼承了1280億美元的財政盈余;而今年,聯邦政府宣布的預算赤字創歷史第二高。在布什政府執政的8年中,美國的國家債務增加了65%,接近10萬億美元(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計算,政府赤字現在還應算入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債務)。同時,我們還被迫承擔兩次戰爭的費用。我估算,僅伊拉克戰爭一項的花費,最終將超過3萬億美元。
面臨通貨膨脹,標準的藥方是提高利率;而遇到經濟下滑,則是降低利率。可當這兩種情況同時出現時,你會采取什么做法?不要按一些政客提議的方式去做。當汽油價格處于歷史最高點時,約翰·麥凱恩主張減征汽油稅。這會導致汽油消費增加,汽油價格進一步上漲,對進口石油產生更多依賴,并擴大我們已經十分巨大的貿易逆差。不斷攀升的赤字迫使美國繼續向其他國家大筆大筆地借錢,讓我們背上更多的債務。與此同時,美國以更高的價格進口石油和汽油的衍生品,會造成美元的貶值,帶來更多通脹壓力。
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正在失去他們的住房,自次貸危機發生以來,已有360萬人面臨這一困境。這一社會災難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后果,持有這些抵押資產的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遭遇了不可思議的打擊;其中一些,例如貝爾斯登,已經破產。為了防止為美國提供5.2萬億住房抵押貸款的房利美和房地美重蹈貝爾斯登覆轍,國會簽發了一張空白支票,彌補二者的損失。但即便是如此的慷慨之舉,也未能奏效。現在,政府已徹底接管兩家公司,對于奉行以市場為主導的體制來說,此舉令人震驚。政府的援助在短期內會增加財政赤字,長遠看則會起到反常的刺激效果。市場經濟只有當責任追究制度存在時才會正常運行,但事實是,企業高管、投資者和債權人席卷幾十億退出(2007年,房地美董事長理查德·賽倫賺了1450億美元,房利美CEO丹尼爾·馬德為1420億),而美國納稅者卻留下來付賬。我們正在尋求的是一種新的公私合作形式——公眾承擔一切風險,私營部門拿走所有利潤。當布什政府宣揚責任感時,他們的話僅僅是說給收入不高的人群聽。
渾水是怎么趟進的?
思想體系、特殊利益壓力、民粹主義政治、糟糕的經濟狀況和純粹的無能獨特地結合在一起,讓我們陷于今天的境地。
這種思想形態宣稱,市場總是好的,政府總是壞的。喬治·W·布什盡其所能確保政府得到這種名聲——而這也是他唯一勝人一籌的地方——但事實上,我們的社會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在缺乏一個行之有效的政府時是無法得到解決的,不管這個問題是保障國家安全,還是保護環境。我們的經濟有賴于在科技方面的公共投資,比如因特網。現在,每個人——甚至包括總統——都承認宏觀經濟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政府努力保持經濟接近充分就業的必要性,但主張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巧妙地宣傳了這樣一種理念:當經濟恢復至實現充分就業時,市場會永遠有效地配置資源。在他們看來,最好的監管就是根本不監管,如果這個主張賣不動,那么“自我監管”也基本上是不錯的。
就表面上看,其基本概念是荒謬的:市場失靈大規模地以衰退或蕭條的形式出現,這在過去數百年中也曾周期性地發生過,困擾過資本主義經濟,將這些市場失靈看做冰山的一角不是更有道理嗎?表面之下難道不存在著無數更細微但更難估計的無能嗎?讓我斗膽從生物學中找出一個類比:一個病情嚴重的人來到醫院,現在,這個人可能只是得了某種不時會流行起來致人虛弱的病,且可以通過使用大量的抗生素治愈。在這個例子中,我們有一個宏觀的問題和一個宏觀的解決方案。但是,這個人還有可能是一位長期過量地吸煙、酗酒、暴飲暴食、缺乏運動或吸食冰毒的患者。這不僅會產生災難性的影響,還讓他容易受到任何一種機會性的感染。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由微觀問題累積而成的宏觀問題,若不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就不可能治愈他的病。現在的美國經濟就是第二種病人。
經濟理論——還有歷史經驗——在很久以前就證明了監管金融市場的必要性。但從里根政府開始,放松管制被普遍奉為圭臬。且不用在意對“自由銀行制度”的幾次嘗試——最近的一次實驗發生在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受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影響,最終以災難結束。
右派的新民粹主義言論不僅說服納稅人,普通民眾總是比政府懂得如何花錢,還承諾了一個沒有預算限制的新世界(9.16,0.48,5.53%):到那個時候,每次減稅都能產生更多收入—可這樣的言論并未起到什么作用,一些特殊利益卻從民粹主義和自由市場思想體系那具有誘惑力的結合中漁利。他們還修改規定,滿足自己。公司和富裕人群力稱降低他們的稅率會帶來更多存款;他們獲得了減稅優惠,然而,美國的居民儲蓄率非但未升,反降至75年來最低水平。布什政府對自由市場的能力大加贊美,卻心甘情愿慷慨地為農民提供補貼,為保護鋼鐵制造商而設置關稅。最近,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們似乎樂意為華爾街的朋友開空白支票。所有這些例子中,都存在明顯的贏家和明顯的輸家—后者包括整個國家。
接下來做什么?
美國試圖努力擺脫目前的危機,但危險的是,我們將聽從的正是那些讓我們陷入困境的華爾街和機構人士。
可供國家使用的經濟手段有許多。可悲的事實是,我們已經達到貨幣政策的極限。利用降息來刺激經濟將不會收到太多效果——銀行將不愿把錢借給拮據的消費者,而消費者看到房價持續下跌也將不愿借錢。通過加息來抑制通貨膨脹也不會收到預期的效果,因為造成我們通脹的主要來源——食品和能源的價格是由國際市場決定;主要的后果對普通民眾來說將是痛苦的。我們面臨的困境意味著,謹慎的平衡是必需的。對此,沒有迅速、簡便的解決辦法。但如果我們現在采取果斷的行動,就可以縮短經濟下滑的持續時間并減少其影響程度。如果我們同時思考什么從長遠來看于經濟有益,我們就可以為經濟的健康發展建立一個恒久的基礎。
讓我們回到剛才那個急診室的病人身上:我們需要解決根本的原因。大多數治療方案都需要痛苦的選擇,但有一些是簡單的。能源方面:保護和研究新技術將使我們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減輕貿易失衡,并且有利于環境。按一些人提議擴大環境脆弱地區的開采對我們購買石油的價格來說影響微乎其微。并且,“先采盡美國”的政策將導致我們以后對進口石油的更多依賴。從任何方面來講,這都是目光短淺的。
我們的乙醇燃料政策也有害于納稅者、有害于環境、有害于世界和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且助長通貨膨脹。它只對乙醇制造者和美國的玉米種植者有利,應該被廢止。目前,我們以玉米為原料提取的乙醇補貼近1美元,而向每加侖從巴西進口的以甘蔗為原料的乙醇征收54美分的關稅。很難再發明一個比這更糟糕的政策了。尚處我們步入歧途的生物燃料政策占用生產糧食的土地,將它們轉用于為汽車生產能源;這也是助長谷物價格上漲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我們的稅收政策需要改變。其奇怪之處在于,讓做房地產或股票投機買賣的富人交的稅比只有工資薪金收入的美國中產階層更低;其令人不快的地方是,讓那些從股市中賺錢的人交的稅比一周工作50個小時的人更少。將稅率向反方向傾斜會在它們起作用的地方提供更好的激勵,會通過帶來更多財政收入和減少赤字,更有效地刺激經濟。
那些有毒的抵押貸款無疑就是創新。其它創新不過是些規避監管的花招,而監管的目的就是防止我們的經濟遇到目前這些問題。其中一些創新是為了將底線花哨地打扮一番,將債務從資產負債表上轉移——是些模糊投資者和監管者得到的信息的字謎。它們成功了:公之于眾的范圍在過去和現在都不明確。但我們需要會計是有原因的。缺乏良好的信息就很難作出正確的經濟決策。簡言之,一些創新代價頗高。有些實際上可能會導致不穩定。
那些相信市場奇跡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卻尚未反對接受政府的救助。事實上,他們曾要求這些救助并警告,如果他們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整個系統就會崩潰。什么樣的政客僅僅因堅持原則而樂意為第二次大蕭條受到譴責?我一直批判無力的反托拉斯政策允許一些機構擁有支配地位,以至于這些機構“大到不能倒”。殘酷的現實是,有鑒于我們已經歷的,我們還將在未來的日子里看到政府更多的救助。目前房利美和房地美已由聯邦政府接管,我們必須堅持的是:當未能做到監管運營的股東和債權人獲準帶著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離開的時候,不應讓納稅人的每一分錢處于風險中。否則,危機就會復發。
最難的問題將出現在貨幣政策(平衡通脹的風險和經濟進一步下滑的風險)和財政政策(平衡經濟進一步下滑的風險和赤字急速增長的風險)中。近期來自金融市場的標準分析表明,通貨膨脹是最大的威脅,因此,我們需要提高利率、削減赤字,而這將恢復信心,繼而修復經濟。這也是與1997年在東亞、1998年在俄羅斯和巴西都沒有起作用的理論同樣差勁的經濟理論。實際上,它與赫伯特·胡佛1929年開出的藥方如出一轍。
這是一個藥方,且尤其會對勞動人群和窮人不公。提高利率抑制通脹,總需求急劇下降,以致失業率上升、工資下降。最后,價格也下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造成我們目前通脹的原因主要是外來的——來自于世界糧食和能源價格,它們很難控制。因此,抑制通脹意味著其它所有東西的價格都需要大幅下降,從而構成補償,這又意味著失業率也將急劇上升。
此外,目前也不是求助于過時的財政理論的時候。只要是低增長,對經濟的信心就不會恢復;并且,如果投資不足、消費疲軟、公共開支越來越少,增長就會緩慢。在這些情況下,不經思考地減稅或減少政府開支都是愚蠢的行為。
但是,有幾種經過深思熟慮形成政策的方法,使政策能沿著正確的方向并幫助我們擺脫目前的困境。將錢用于投資——基礎建設、教育、科技——將獲得加倍的收益。這樣做可在眼下增加收入之外,還為將來的就業和經濟增長奠定基礎。在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資將帶來三倍的收益——除帶來環境效益之外,還將帶來短期的和長遠的經濟效益。
發生在美國經濟身上的事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那些被委以重任、負責保障經濟安然運行的人不僅未能做到盡忠職守,還從該做不做的行為中獲益匪淺。現在,我們面臨著這樣一個選擇:讓那些致我們于此地的人左右我們如何應對國家的這場苦痛,還是抓住基本改革的機會,在市場與政府之間取得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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