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回到蘇聯”--俄羅斯青年懷念蘇聯現象分析
 
 

作者：李瑞琴   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      
 
 

圖：一位俄羅斯青年頭戴早期蘇聯紅軍的軍帽，在莫斯科參加紀念十月革命的活動。

2007年12月6－13日，莫斯科新近出版發行的國家級刊物《俄羅斯記者周刊》第27期刊登了記者奧莉加·安德列耶娃（Ольга·Андреева）、格里戈里·塔拉謝維奇（Григорий ·Тарасевич）、謝爾蓋·舍赫托夫（Сергей·Шейхетов）聯合撰寫的評論性報道：“我想回到蘇聯”（Хочу в СССР）[1]。文章引用豐富而詳實的材料，以大量摘錄網上日記的形式，分析評價了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后、30歲左右的俄羅斯青年為什么會產生“懷念蘇聯”的強烈感情。

蘇聯劇變后，俄羅斯人懷念蘇聯的社會現象從來沒有消失過，目前這一現象更是不斷擴大，眾多20世紀70年代后出生的年輕人也加入了懷念蘇聯的群體。這也是近年來俄羅斯政府和學術界重評蘇聯歷史、重評斯大林等舉措出臺的深刻的社會根源，二者是相一致、相吻合的。70年代后青年對蘇聯時期和俄羅斯時期的認識和評價，有著鮮明的特點，既不同于主要在蘇聯時期度過、思想已經成型的老一輩人，其懷念還帶有先入為主的感情和對俄羅斯資本主義制度本能的排斥；也不同于9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已經被生活塑造成典型的資本主義時代人。70年代后青年經歷了兩種社會制度的生活，走過了對蘇聯的極端排斥、到思想認識發生重大轉變又開始懷念蘇聯的心路歷程。目前這一代青年已經是俄羅斯社會的主流群體，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社會其他行業，他們已經成長起來。2007年11月7日《蘇維埃俄羅斯報》刊登的長篇記念文章“布爾什維克是偉大俄國的建設者”，作者也是70年代后出生。可以預見，這一代人的思想發展軌跡和對社會、政治和國家的理解與態度，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理解和認識，將對俄羅斯的現在和未來產生重要影響。我們需要密切關注這一特殊群體，這對于我們了解和掌握俄羅斯社會思潮及社會發展趨勢，對于我們進一步研究蘇聯劇變的有關問題，能夠得出一些有益的結論。同時，由于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人類歷史中的開創性地位，研究和關注兩種社會制度親歷者青年的思想，對于如何把握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和發展也將具有啟示性意義。

《俄羅斯記者周刊》每期發行量為65800份。該文發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響，有數家網站和媒體以“留戀蘇聯”（ Ностальгия по СССР）[2]為題，予以全文轉載。

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內容。

社會學家的研究證明：目前，曾在蘇聯時期度過兒童時代的青年們中間，正彌漫著一種情緒：“我想返回蘇聯，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光。”近來極其頻繁地聽到這句話。不僅是上年紀的、生平大部分是在蘇聯時期度過的老人，而且是剛剛過了30歲年齡的人也常常這樣說。他們在1991年時大約13－15歲，都有收集蘇聯時期照片的愛好，經常在一起交流少先隊員、童年時代的回憶。留戀蘇聯時代漸漸成為30歲年齡人中不斷擴大的現象。一篇題為“76－82年代的一代人”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們碰到了好時候，我們的童年和青年是在那個時代度過的，政府使青年們的自由時間都用在了參加體育和社會活動等方面，這正是對蘇聯時期一致的評價，也是作為那個時期類似于個人的福利…….。這篇文章目前已經成了這一代人的“宣言”。俄羅斯各地有著同樣意愿的30歲左右的人，都在自己的英特網博客上復制這篇文章。

分析英特網上的資料和其它媒體刊登的文章，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當今俄羅斯青年對蘇聯時期的態度，發生了從強烈的負面評價到強烈的肯定評價的變化。最近幾年，英特網上出現了被奉為神圣的蘇聯時期日常生活的大量資料：“1976－1982年，我們童年的百科全書時代”。這是他們中最流行的說法。

一、為什么從否定蘇聯到懷念蘇聯

15年前，蘇聯劇變時期，13－15歲的青少年否定蘇聯的一切事物，努力減少和自己越來越保守的雙親的相似之處。大部分人的夢想是移民，那怕是去第三世界國家，都認為比在崩潰的蘇聯生活更誘人。他們不屑于唱蘇聯歌曲，不看蘇聯影片要看好萊塢偵探影片、聽搖滾音樂；不去軍事工程學院而要寶石；認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怎樣更快地發財，得到各種色情影碟，在大城市取得成功和被認可。

有趣的是剛過15年，還是這些人，今天用最溫柔的話語回憶自己才幾歲時候的事，反常地不記得自己曾說過什么否定蘇聯的話。誰都沒有想到在15年后竟然完全否定了自己？！就在他們似乎得到了曾在青少年時代朦朧的夢想和理想時，不知什么時候，對蘇聯的感情又重新燃起，開始喜歡蘇聯時期的戰爭影片，并開始肯定曾經被自己斷然否定的思想。

是的，就像通常所說的，時間是治療左派幼稚病的最好方法。成年人和青年們都停止了堅決否定蘇聯的做法。開始憂傷和惋惜地回憶那時的家用電器和生活，比如“紅寶石”電視、“織女”磁帶錄音機、“紅色莫斯科”精神、方格圖案的襯衫、紅軍大衣，自動出售機出售的15戈比一瓶的冰凍汽水。他們感慨，這一切都一去不復返了。蘇聯的往事帶著動人的傳說，變成了關于人類金色世界的美麗神話。

　　為什么完全拒絕蘇聯的人，突然又開始懷念那個他們剛好來得及碰到的時代？如果相信社會學家的調查，原因有兩個：一是表面上，只是簡單地留戀在蘇聯時期的童年時光。童年時代一切都被理想化了，不好的事都已忘記，留下的都是美好的。二是在內心深處，留戀過去成了特殊的宗教，成了對生活的恒定態度。他們對于自己曾經幸運地生活在蘇聯，感到無比自豪。認為正是因為有了蘇聯，才使他們擁有美妙無比的青少年時代，等他們長大后才發生1991年的蘇聯劇變。

一位青年寫道：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就選擇讓時間停止在20世紀80年代。我那時還沒有對生活形成固定的看法，也就是17－19歲。對于生活還沒有什么愿望，總之還不明白，作為一個人為什么活著。但我應該從后來這些年里得到的卻什么也沒有得到。因此，現在我對生活的理解還是混亂的、模糊的。另一作者在自己的博客上附和他寫道：我是多么地想返回我們的童年！當時雖然沒有游戲軟件、滑輪冰鞋和街角賣可口可樂的小攤位，也沒有夜間俱樂部和搖擺舞者的大聚會以及其它現代游戲。但我們有許多很有價值和意義的故事，使我們的童年充滿了樂趣。

因“失去童年”而留戀過去是淺層次的，也是比較正常的現象，但是，現在的俄羅斯青年是在懷念逝去的青少年時代，把蘇聯視為理想的社會。當今30歲人沒有意識到，他們實際上是不喜歡現在的社會。

二、兩種制度下的自由：得到的不如失去的

在童年時期溫暖的夏天里，我們乘坐馬車去郊游，心情是難以表達的愉快；我們的床質量很好，漆著鮮艷美麗的顏色；那時家里的大門常常不上鎖，而柜門什么時候也不鎖；藥瓶蓋上沒有秘密裝置；我們從街角水龍頭里喝水，而不是塑料瓶裝的。誰都想要一個能夠滑動的大頭盔。太厲害了！這些話都來自于那個“宣言”。關于對自由的感受，文章說：記得那個時期，基本的感受――就是充分自由的感覺。生活不是像現在這樣，服從于刻板的工作進度表，我們有許多閑暇時間。雙親每個月都有休假，如果有人生病，就平靜地去醫院治療，而不用勉強自己的身體工作。住宅樓里沒有密碼鎖和對講機，商店的通道里沒有保安人員。航空站非常漂亮，無論從什么地方開始旅行都可以，沒有像現在這樣嚴格規定著一些地區不可以去。總之，幾乎沒有類似于“此處不通”，“僅限工作人員使用”，“禁止通行”的告示牌。

客觀地說，蘇聯時期自由活動的空間要比現在小，這不僅是從政治意義上說。當時的青少年有著嚴格規定的成長路線：地區幼兒園――地區中學――學院／軍校――分配工作，變動余地很小。大家吃著同樣的食物，騎著同樣品牌的自行車。如果留著長發，帶著半瓶伏特加酒，再穿著那怕是極其簡單的勞動布牛仔褲――這一切都會引起公安局的注意，至少是在走廊里受到老奶奶目光的指責。

可是現在，雖然我們居住在一個人類歷史上“最自由”的國家里，國家最小限度地干預人們的生活，但我們依然感覺到沒有什么自由。現在是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如果你不像烏茲別克不法分子，警察根本不會在乎你。就是老奶奶也見怪不怪，在樓道里，連過去她們常常一起坐著的長板凳都不見了。然而30歲人生活的筋疲力盡，根本無暇感受上述自由。他們需要工作和掙錢，需要看起來體面，需要操行嚴肅，需要擁有一定的應變能力，需要吃沒有添加劑的食物，需要讀米納耶夫和科恩列的書。什么都是需要，需要，需要！

因此，30歲人似乎有許多的自由，但卻沒有說話或者集會的自由，甚至連平靜生活的自由都沒有。他們承載著一定的社會期待，他們是自由的離開“愚鈍”的蘇聯時期的第一代人，是精力充沛建設資本主義的一代人。在20世紀90年代后，看起來正是這樣。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做著生意，興高采烈的致力于以狹隘的實用主義為快樂的職業中。然而建設資本主義的熱情不斷的降低以至“淡漠”，失去了動力。這個動力曾經是他們在90年代時的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盡管，大部分人還按從前的標準評價工作和生活，怎樣消費，怎樣能夠有“更大的房子，更貴的汽車，怎樣比別人更有成就”。然而，許多物品已經買了，感覺也得到了，野心也滿足了。活著卻枯燥無味！15年來的國家變遷，想方設法離開了所謂沒有自由的國家，但是現在卻成了沒有自由的人。而社會本身也沒有形成足夠明確的規范，沒有指出公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三、沒有安全感

在當今的俄羅斯，如果具體分析，“安全感”這個詞的使用率最高，在15年間成百倍地增長。在蘇聯時期，因為擁有無限權威的組織――國家安全委員會，那時的人們不僅不擔心社會、人民生活安全，也不敢隨便談論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任何事。不過如果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思想，也不會有什么麻煩。

可是現在，“安全感”這個單詞在一切領域都是關鍵詞――從高層政治家到普通公民的寓所。秘密的暗語到處包圍著我們，進入大門要密碼，房間要上好幾個鎖，開動計算機要密碼，發個人電子郵件還需要密碼……盡管，沒有誰強迫你這樣做，都是自己的選擇，但是，這種自覺選擇中卻透露著許多無奈。青年們更加憂傷地回憶童年時的自由與安全：我們早晨離開家去外面游玩，當回家的時候，街道路燈已經亮了，而且到處都是路燈。整天誰也不知道我們在哪里，移動電話也沒有！但家長并不擔心我們的安全。我們甚至有時打架打的鼻青臉腫、頭破血流，但誰也不去告狀。

四、金錢買不來的快樂

兒童時代的玩具和游戲給孩子們帶來的快樂，比成年時擁有豐田牌汽車或升遷帶來的愉快還記憶深刻。有博客寫道：童年時，我們想法爬上汽車庫的高處裝配玩具，然后一起玩打仗游戲。裝配所需零件是從廢品中找到的。在廢品里，我們能找到做彈弓用的橡皮和其他材料。快樂的制作過程至今難以忘懷。

現行的市場經濟誕生了簡單的原則：一切都是買賣和索取，這是商業行為必須的。塑料制造的盔甲和武器在任何一個售貨亭都有出售：你想要海盜的馬刀，想要斯基臺人的阿基納克劍。這一切都可以用戈比買到：買一套“軍團士兵”或者是“西部牛仔”，只要少喝幾次可口可樂就可以。但是，買來的“武器”很快就在床下蒙上了塵土：不用惋惜，爸爸明天會買新的，爸爸能掙很多錢。供出售的煙花和爆竹有許多品種，再也不需要在車庫后面進行化學實驗；中國制造的長毛絨玩具可以成袋地購買。只是，在這些玩具里再也沒有自己創造的、異想天開的、最喜歡的和惟一的……，這就是孩子們的可憐之處。

回憶自己的童年，當代青年們非常矛盾：一方面似乎是很好，去售貨亭或到任何地方用戈比都可以買到精密的能裝許多子彈的“天蝎”仿真機槍。為了這個，70、80年代的頑童曾經每天去撿垃圾，毫不在乎垃圾場難聞的氣味。在這些垃圾里沒有投入私人勞動，自己親手制作的模擬機槍，也沒有和金錢聯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又覺得缺少什么，一切都用金錢能買到，可是能買到用自己制作的“武器”同伙伴們玩打仗游戲時的快樂嗎？

五、朋友都留在了蘇聯

還有一個留戀的理由，蘇聯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純凈而不設防。有青年回憶道：如此的友誼，我的雙親年輕時以及那時的青年伴侶算是。他們互相信賴、志同道合，在生活中一般不會發生什么事。

還有的博客寫到：我們曾經有許多朋友。我們一起游玩，沿著春天的小河點燃篝火；我們坐在長板凳上、在柵欄里或者是學校的院子里談自己的理想。如果我們還要找誰，就順路去和他們見面，或者直接去他家敲門、按門鈴。不需要預約，都是自己決定！

而當今30歲人的朋友已經越來越少，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即使和老朋友見面，預約的時間也差不多安排到一個月以后。聚會變得非常簡短和形式主義：大家都忙，大家都有事。在任何時間和別人聯系都有可能取消或者是更改以前的約定：“請原諒，計劃改變了，今天5點不行，改在8點或者明天的5點。最好是看明天事情的進展再電話聯絡商定。”

六、沒有閑暇

大多數30歲人都不滿意自己的生活，但卻不愿看到改變生活的現實可能性。為了改變需要時間，而時間總是不夠用。因為，那怕你片刻停止了急速奔跑，立刻就會被生活拋到路邊。有博客寫道：30歲的日子很快就沒有了。心動過速，每分鐘脈搏跳動90次而不是70次；吃藥不讀說明書，就聽醫生怎么說；沒有時間熟悉要購買的汽車的技術細則，處理問題都是被動式的；在銀行簽署貸款合同也只是一眨眼，確認一下姓氏和密碼就行了；做任何社會服務工作當然是沒有時間。如果問最后一次和朋友喝啤酒的日子？不記得，大約在一年前。朋友就是奢侈的代名詞，只是對于少年人而言的；和媽媽說話也是當她打來電話的時候；每天回到家里，大多數情況是妻子和孩子已經睡覺；節假日在家打開電視機，很快就在電視屏幕前陷入沉思，然后是關閉所有頻道：一個也沒有時間看，也沒有興趣。想讀些什么書？似乎是《安娜·卡列妮娜》，還有一半。不讀了，太長了，不看結果了，沒有時間。

七、懷念蘇聯能夠引發革命嗎

還有博客寫道：最近一段時間我常常想，我們曾經生活在一個偉大而自由的國家里。這個稱為蘇聯的國家，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發揮自己的全部力量，掌握自己的堅強意志，并使世界接受她。

可以預見，留戀過去起因于留戀自己的童年，有時慢慢就變成留戀過去的政治體制。蘇聯是與國家的發展規模、大國威力結合在一起的時代，給人們帶來了寧靜、穩定、幸福的生活：這個時代沒有失業、恐怖主義和民族沖突，人們的關系樸實而純凈，有著真摯的感情，沒有過多的貪欲。留戀過去，在歷史上往往是一種十分強大的推動社會政治發展的運動。比方說，東歐一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為了恢復政權，在后蘇維埃時期，已經多次進行以留戀蘇維埃時代為內容的社會活動。

　　考察這些社會現象還可以做出進一步的預測，在當代俄羅斯，類似留戀過去的現象還會繼續蔓延。但是，盡管不滿意現在生活的人數在增加，但也只是從更多的方面反映了他們政治上的“缺席主義”。即使有政治力量給他們以重大支持也是如此。（1）從主觀方面看：30歲人這一代大多數屬于不問政治、沉浸于個人生活的一代。他們用對自己已經一去不復返的美好童年時期的憂傷懷念代替積極的運動。當成年人摧毀蘇維埃體制，然后又在其廢墟上試圖建設不知什么新事物時，年輕人只是關心個人問題。他們在社會生活領域里惟一的成功之處就是做生意。這也是他們中間有如此多的商人或者是經理，而只有如此少的政治家或者是社會活動家的社會原因。（2）從客觀方面看：將不可能回來、已經消失的過去和冷漠的現在聯系起來的愿望和現象，還不能說是一種具有政治意義的行為。因為，憂郁與其說是懷念社會主義制度，不如說是懷念童年時代。這種懷念還處在較低層次，不足以構成對社會制度的沖擊。由于青年對政治的冷漠，很難想像，革命的口號是“還我騎自行車的權利和幸福！”

似乎，喪失了政治野心的當代30歲人，對待蘇聯歷史轉變的問題客觀上就有一定的獨特性。蘇聯時期使他具有人道性但卻沒有現代性，20世紀一切社會災難后，第一次自然地形成人在任何政治機構中都是主要和惟一重要因素的格局。但是，這種現代性讓他們感到了更多的困惑，他們不相信當今社會狹隘的實用主義能夠解決任何社會問題，就像不相信承諾過的20世紀80年代能實現共產主義一樣。他們大多對社會活動家能夠拯救社會不抱任何希望，這種失望情緒無論是針對政治家還是經濟學家已經不重要。因此，當代30歲人就像是俄羅斯人的第一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特殊時期，沒有了從前的精神支柱，也不能指望西方幫忙。因而在回憶蘇聯的時候，有一種心靈受傷的灼痛感。盡管他們都很優秀，都知道應該讀什么書看什么影片，該如何處理各種事務。但是卻感覺不到自己的人生價值。

今天的時代具有無限的可能性，許多從前根本不可能的事，現在不僅可能而且輕而易舉。但是，個體的“我”卻時常感到自己無助地面對著自己本身這個奇怪而巨大的無底洞，他們失去了使用熟悉的代詞“我們”的權利，只是對著鏡子里的那個人在疑惑：我是誰？我想要什么？人們企圖找到這個折磨人的問題的答案，但不只是在蘇聯的過去，而是在人們的心靈和意識深處。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資料選編之一，總第673期，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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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Ольга Андреева, Григорий Тарасевич, Сергей Шейхетов：“Хочу в СССР”,«Русский репортер» №27(27) /  6 декабря 2007.

[2] “Ностальгия по СССР”.http://www.contr-tv.ru/common/2554/13/1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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