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東德社會主義失敗的內在原因在于長期放松執政黨建設，因而導致黨的領導軟弱無力、黨脫離群眾、理論工作僵化和不健康政治生態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東德處于首當其沖的位置并成為主攻目標，執政黨對其所處戰略位置及其影響缺乏認識。蘇聯改革路線與西方和平演變戰略不謀而合、遙相呼應的雙重壓力使東德陷入絕境，戈爾巴喬夫是壓垮東德的最大外部因素，柏林墻倒塌后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普遍遭到清算。在中國榜樣的激勵下，社會主義的理想不會從理智人類的意識中消失，社會主義中國的經驗是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戰略。

　　［關鍵詞］柏林墻倒塌  黨的領導  東德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2020年10月3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以并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方式完成德國統一30周年。德國統一前曾發生柏林墻倒塌事件，這一事件在促進德國統一和蘇東劇變中具有重要作用。在這一系列的重要歷史節點，由東德最后一任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克倫茨選編、十多位東德黨政軍領導人及其辯護律師撰稿完成的《柏林墻倒塌30周年記——原東德方面的回顧與反思》(以下簡稱《反思》)一書編撰完成、即將出版。在該書中，這些東德黨政軍領導人深刻反思了東德社會主義失敗的教訓，深入探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的經驗，認為中國是世界社會主義希望的承載者，強調中國的經驗是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戰略。

　　一、黨的領導軟弱無力是東德社會主義失敗的主要原因

　　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東德黨和國家前領導人在《反思》中普遍認為，沒有黨堅強有力的領導，社會主義就無法存在和發展，東德社會主義失敗的首要原因在于黨的領導軟弱無力。

　　1.長期弱化、放松執政黨建設，導致黨面對復雜局勢束手無策、軟弱無力

　　前總理莫德羅在《反思》中回憶說，面對1989年春天的動亂局勢，以昂納克為首的黨中央表現得束手無策，領導層完全沒有能力從當時的政治態勢中得出客觀的結論;當時，華約內部分崩離析已是大勢所趨，匈牙利與西德秘密談判得到了開放邊境5億馬克的回報，東德提出維護既定協議的要求被駁回，匈奧邊境的開放使華約朝分崩離析又近了一步;面對這種局勢，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束手無策，來自黨內和各專區、縣的許多跡象和信號被領導置之不理，當一系列事件迎頭襲來時，黨的領導層喪失了思維和語言能力。[1]

　　其他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國防部原部長霍夫曼上將一針見血地指出：事實是黨和政府已經失去了權力，黨中央領導表現出了啞口無言的不作為現象。重工業部原副部長布萊辛指出：黨處于分裂狀態，領導層行動不一、立場不一;自以為無所不知的人、追求名利的野心家和機會主義者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黨的政治權力逐漸旁落。就連作為當時領導集團一員的克倫茨也承認：“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在昂納克領導下，因為恐懼而陷入沉默無語狀態，導致了嚴重的后果。”他反思道：“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擁有主權的理應是人民，而不是一個政黨、一個領導圈子或者一個總書記。”

　　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深刻反思既還原了當時形勢的嚴峻性，也反映了統一社會黨領導人當時的被動無能狀態。黨的領導人的這種反應是其在長期執政條件下放松、忽視甚至忘卻黨的建設的必然結果。黨在危急時刻喪失了掌控和應對局勢變化的能力，任由野心家、陰謀家、西方敵對勢力破壞國家，致使西方長期預謀的和平演變陰謀得逞，這個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2.黨脫離了人民群眾就失去了最堅強的依靠，黨的力量就無從談起

　　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源泉;如果脫離人民群眾，黨必然失去基礎和力量，陷入軟弱無力的狀態。

　　經過柏林墻倒塌和整個蘇東劇變，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上述道理有了深刻的體認。克倫茨坦承：東德存在著應當批評的錯誤政策——例如，對法治的作用看得太低，對政治的作用估計過高，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與公民打交道時不能平等對待——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國家雖然掌控著媒體，但人民對它們的信任度很低。格拉專區原第一書記波斯特勒認為：為了避免給西方以批評的口實，黨內傾向于不討論所犯的錯誤，結果導致幾乎在所有領域都對缺點和失誤諱莫如深，這種現象先是發生在各種媒體平臺上，后來發展到黨組織內部，越來越普遍，這就大大削弱了黨和人民之間的信任關系。波斯特勒還指出：中央和地方黨政機關壁壘森嚴，普通百姓未經批準不得進入，過去這被認為是正確的，現在看來在機要文件嚴格保管的情況下，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完全沒必要與普通黨員及群眾隔離，應當更加親民、更接地氣。財政部原部長西格特指出：媒體常常用許多意識形態的套話生硬表述黨的信仰和原則;凡事因循守舊、被動反應，而不是主動進取，久而久之，黨在人民群眾中就失去了可信度和信任度，哪怕在社會政策上做了許多好事也無濟于事。

　　脫離群眾是執政黨的致命威脅。媒體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生活的報道，不過是黨政機關長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表現和結果，根本原因還在于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等令人民群眾反感的方式已經成為媒體和黨的機關的慣常做派。這種脫離人民生活實際的做法，使得黨的領導機關成為人民群眾最陌生、最疏遠的地方，使領導干部成為人民群眾最陌生、最疏遠的階層。因此，即使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也會在心理上遭到人民群眾的拒斥。

　　3.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導致理論工作僵化和不健康政治生態

　　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方面忽視來自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領域的真實聲音，另一方面又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夜郎自大，對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為我所用，因而變得越來越閉目塞聽、視而不見、畏懼創新。

　　在《反思》中，黨中央科學與教育委員會原主任席爾默承認，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及其整個社會科學完全采取上述態度。席爾默認為：從20世紀70年代下半葉到80年代中葉，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制定和貫徹政策時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黨的理論工作越來越松弛;社會科學研究部門、研究小組或科學家提交的各種調查、分析、理念和建議報告被束之高閣，尤其那些不是粉飾和贊揚而是批判和要求改變現狀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更是如此;身居領導崗位的政治家自以為地位高、能接觸別人不能接觸的信息來源，因而似乎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們總是自以為是、高談闊論，認為不需要社會科學，往往將其視為“干擾因素”，或者期待其對已經做出的決策進行論證，導致主觀主義、不切實際的幻想和粉飾太平等現象日益嚴重;無論理智的政治局委員和政府官員還是黨政機關或科學機構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勇氣指出理論工作中的僵化現象，沒有勇氣明確點出落后或錯誤的環節，沒有勇氣探索走出危機的出路。席爾默還指出：在以往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兄弟黨之間，盡管雙邊與多邊接觸是頻繁的，但僅限于交流研究成果和成績，很少就尚未解決的問題進行坦率的討論，很少開展共同研究和協調研究。

　　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整個社會科學工作的不健康狀況，必然影響黨和國家健康政治生態的滋養。理論的僵化必然導致黨的思想理論與實際的脫節與斷裂，這種負面影響滲透并損害了黨的肌體，待到積重難返之時，黨和國家的覆亡就是難以避免的了。

　　二、西方將東德定為和平演變的主攻對象和首要目標并有周密計劃和行動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東德在這一戰略中處于首當其沖的位置，是它們的主攻對象和首要目標。為顛覆東德政權，美國等西方國家無所不用其極，東德執政黨對于自己所處的特殊戰略位置及其影響缺乏充分認識，美國、西德勢力逐漸控制了東德社情民意走向，促使和推動了東德統一社會黨政權的潰敗。

　　上述觀點得到了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認同。格拉夫指出：西方并沒有發起正面軍事進攻，而是采取了輿論戰手段，他們在第一階段通過媒體和間諜鼓吹建設一個更加人道、更加美好的社會主義，誘使一部分公民針對社會主義政黨和政府采取反對派立場;在第二階段，通過反共的公民組織直接推崇西方制度模式，而這些組織的顧問大多是西德官員，他們內部傳閱的是美國政權更迭理論專家吉恩·夏普撰寫的《非暴力抗爭小手冊》和《從獨裁到民主——解放指南》等“非暴力推翻獨裁的教科書”。格拉夫強調：黨的領導層在戰略思考上也有失誤，缺乏對本國形勢和各個盟友國家局勢的深刻認識，缺乏對敵人的長期計劃、方式方法和行動路線等實施偵察的足夠能力，不愿意接受含有批判性內容的各種報告。重工業部原副部長布萊辛指出：東德成立后，政治對手的目標就是盡快用資本主義的西德吞并社會主義的東德，阿登納政府還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確定了具體日期，進行了周密的準備，制定了一系列原則文件，諸如取消土地改革成果、國有企業改制為資本主義企業、貨幣改革，等等。布萊辛還指出：在1989年動蕩時期，各個“公民組織”要求獲得越來越大的權力和影響力，而“圓桌會議”的參與者多半是政治和經濟的“半瓶子醋”，組成了所謂的“反對派政府”;一幫神學家、法律學者和自然科學家自命不凡，起草了與合法政府唱對臺戲的各種方案;認為自己的主要使命就是譴責、揭露、詆毀政府，許多人的表演都是在西德“專家”的指導下進行的;及至1990年3月18日“自由”選舉后，東德人民議院也墮落為西德政治與經濟利益的執行機構，許多法律是在西德政府的大樓里起草的，1990年8月22日至23日夜間，這個“人民議院”在沒有事先征求東德人民意見的情況下，做出了東德于10月3日加入西德的決議。羅斯托克市原市長施萊夫認為：在這樣的亂局中，西德的媒體和政治家越來越露骨地介入東德的內部爭斗，越來越活躍地支持主張東德加入西德的那些政治勢力。佩克指出：西方媒體為積極配合東德反對派勢力，一哄而上地集中報道東德干部腐敗和濫用權力現象，追蹤報道政府采取的各種國家安全措施，狂熱散布有關黨和國家的消極報道，把東德貶損為一個推行暴政和過度監督的國家。佩克強調指出：通往西柏林的邊境檢查哨卡意外開放事件，顯然是導致歐洲社會主義各國集體淪亡的最后一根“決定性的棺材釘”和最后信號;大感驚訝的西方政府、政治家及媒體進一步增強了促使東德淪亡的行動，西方媒體對東德領導層措手不及的表現連篇累牘地進行報道，西德時任司法部部長不斷鼓動媒體對東德進行貶毀和誹謗。前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安全部部長沃爾夫岡·赫格爾說：馬克思說存在決定意識，但決定東德公民意識的并不是本國的存在，而更多的是西方的存在;西方媒體潛移默化地宣傳西方勞動生產率的優勢、“硬通”貨幣、巨大的商品積壓過剩等，這一切模糊了東德公民的意識。

　　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將輿論和社會情緒作為進攻的重要領域和突破口，這一做法的力度、殺傷力在柏林墻倒塌中顯示了巨大的破壞性，但為什么西方和平演變戰略能夠成功發揮作用?為什么決定東德公民意識的更多的是西方的存在?其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也是觸目驚心的。

　　三、蘇聯改革路線與西方和平演變戰略不謀而合、遙相呼應的雙重壓力

　　蘇聯對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重大影響。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與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經過了從不謀而合到一拍即合的過程，其向東德施加影響的過程就是與西方共同促使東德局勢向不利方向演變并最終不可逆轉的過程。蘇聯改革路線與西方和平演變戰略不謀而合、遙相呼應的雙重壓力使東德陷入絕境，戈爾巴喬夫是壓垮東德的最大外部因素。

　　上述是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反思》中表達的觀點。克倫茨揭露了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領導層在兩德合并問題上的背信棄義：1989年11月24日，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會見布什總統前親筆給他寫信說：“目前有許多關于德國問題、關于德國統一前景的傳說，但是我們堅定地認為……東德的存在和發展對于歐洲的力量平衡、對于過去與現在的和平與國際穩定，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憑證。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作為華沙條約的一個成員，東德過去和將來都是我們的戰略盟友”;僅僅一個星期之后，戈爾巴喬夫卻在馬耳他為美國總統開放了德國統一的道路，“這位昔日的共產主義希望承載者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反共分子”。東德科學院原國家法與憲法教研室主任、現任德國左翼黨薩克森州馬克思論壇主席埃克哈德·利貝拉姆說：當蘇聯終結時，社會主義德國獨立存在的意義已經不復存在;東德政治領導人的薄弱環節是沒有認識到1988年起就已經十分明顯的頹勢，德國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左翼勢力都對這一薄弱環節負有共同責任。格拉專區原黨委第一書記埃里希·波斯特勒說：在反思失敗教訓時，必須考慮東德當時所處的國際政治環境——東德是處于蘇聯庇護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生存的經濟和政治條件與蘇聯有著密切關聯——當蘇聯分崩瓦解時，關乎東德生死存亡的一個支柱就倒塌了;與此同時，不能低估冷戰時期經濟封鎖、軍備競賽和意識形態破壞行動帶來的效應，此外還有國內問題，只有從這一系列辯證關系的分析中，才能對東德的淪亡原因給出歷史性的解釋。

　　東德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建國歷程使其始終面臨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特殊而艱巨的任務。當蘇聯在改革中發生向資本主義演變時，東德不可能脫離蘇聯的影響尤其是負面影響，更無力抵擋西方長期周密的和平演變戰略。東德只能與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它們的最終結局在其特殊關系中已經注定了。

　　四、柏林墻倒塌后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普遍遭到非人的階級清算

　　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反思》中強調，一直以來，西方總是指責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化，認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秉持階級斗爭觀點不符合“人性”，不符合所謂“普世價值”。事實上，正是西方陣營從未忘記階級斗爭，從未放松意識形態領域陣地，總是在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使用階級斗爭手段。

　　蘇東劇變后資產階級政權對前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殘酷的階級報復就是最好的證明。東德礦產冶金部原副部長卡爾·德林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分裂的德國那樣直接承受著兩種社會制度的競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像德國人那樣直接感受到這種體制競爭，那些競爭與沖突是一個古老的體制不惜一切手段阻止一種嶄新社會形態出現的階級斗爭。卡爾·德林指出：從1989年后的東德即德國東部地區的發展現狀看，“重新統一”實際上是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吞并;應該承認，這種吞并是通過“和平”途徑實現的，作為同盟國和保護國的蘇聯為了本國利益出賣了東德;東德人民的財富被無償剝奪，全部國有財富被私有化，在東德開展的“去工業化”舉措的惡果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卡爾·德林認為，歷史的“勝利者”掏走了前東德的全部精英，西德的統治階級現在一如既往地詆毀和清算東德時期創造的任何成績和聲望，以巨大的財力和宣傳費用篡改歷史，竭力從媒體和民眾意識中剔除東德，剔除曾經做出過社會主義嘗試的一切痕跡，其主要口號是：東德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非法國家;東德被強行移植西德的所有社會體制和機制，如行政管理機構、司法體系、教育體系、大學體系、保險體系、經濟組織，以及與此相關的行業聯合會體系;柏林墻倒塌至今30年了，各聯邦新州的東德人仍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

　　其他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在《反思》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克倫茨指出：兩德統一出現了違反憲法的現象——基本法第146款中早就規定，一旦兩德實現統一，要以自由表決的方式產生一部憲法，如今這些內容卻對人民只字不提了，甚至連東德人維護自己以往歷史尊嚴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有關對東德的回憶只要不按照規定的口徑表態，嘴上就會被貼上封口膠條;前東德人時常會受到局外人的“教導”，告訴他們應如何描述自己在東德時期的生活狀況，在有關東德的評價上不能按照國家規定的要求表態的人，會被扣上“東德留戀病人”“歷史篡改者”“歷史修正主義者”等帽子，被當作不可信的人靠邊站。重工業部原副部長布萊辛指出：通過關閉前民德企業，工業生產在兩年內下降了65%，200多萬人失去了工作崗位，1600萬東德公民中有400多萬人為給自己和孩子找到一份工作和未來而被迫離鄉背井、移居西德或國外;時至今日，東德地區的部分經濟發展和社會水平還沒有達到西德的75%，許多昔日的東德公民及其后代親身體會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恐怖性，很多人曾經的“世外桃源”幻想已經在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生存競爭中完全破滅。原總參謀長施特雷利茨上將說：兩個德國統一后，許多將軍和軍官蒙受了不公對待，其中包括歧視詆毀、懲罰性退休金、刑事追訴迫害、身陷囹圄等——“我軍近150名將軍以及超過35000名軍官切身體會到，什么叫作無條件地屈從于一個新的體制。德國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事例，即國防部長與總參謀長在一夜之間被投入監獄，與殺人犯、銀行搶劫犯、強奸犯等關在一起。在與外界隔絕的莫阿比特監獄拘留候審871天。7個月之后才第一次提審。經過68個庭審日之后，凱斯勒部長和我于1993年9月16日分別被判處7年半和5年半監禁。總共有16名高級將領被送上法庭，其中10人被判處監禁。最嚴重的是懲罰后的懲罰：每名被告必須為每個庭審日支付1000西德馬克的庭審與訴訟費。此外還有所謂的附加費用。凱斯勒部長和我必須分別支付1020000至1100000西德馬克不等的費用。”受迫害的遠不止施特雷利茨、凱斯勒，最后一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克倫茨，1997年被柏林州法院以對4樁柏林墻死亡案負有責任而被判處6年半的有期徒刑，2003年年底獲釋。年過八旬的克倫茨住房被沒收，只能居住在其家鄉波羅的海邊哥本哈根的一個建筑面積僅60平方米的村舍里，且每年被迫支付多項司法債務。

　　實際上，以“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強化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推行資本主義“歷史終結論”，這是西方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一貫伎倆。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兩德統一后的種種遭遇，使我們想起了毛澤東70年前反駁資產階級對人民民主專政的攻擊時的論述：“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制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2]

　　五、中國是世界社會主義希望的承載者

　　反思與寄望是思考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必然包含的兩個方面，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反思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時，不可避免要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

　　1.是否以人民為中心是社會主義成敗的關鍵所在

　　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安全部原部長沃爾夫岡·赫格爾在其《對東德社會主義反思的核心問題》一文中，開篇就引用《論語》“子貢問政”的論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并得出結論：失去人的信任、人民的信任，就失去了本國人民，最終也就失去了一切;失去信任如同癌癥細胞，它會摧毀整個肌體。

　　東德礦產冶金部原副部長卡爾·德林說：盡管東德的社會主義道路充滿了艱難險阻，具有階級斗爭壓力從未減退的特點，卻能夠發展成為一個贏得國際矚目的國家，躋身世界最發達的15個國家行列，成為一個根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建立了社會與文化基礎設施、造福于所有人的家園，東德的社會主義失敗不代表世界社會主義的失敗。

　　赫格爾說：從歷史角度看，歐洲的社會主義只是經歷了一次挫折，而不是一蹶不振的失敗;放棄了社會主義就意味著徹底失敗，人類若想生存下去就必須戰勝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否則這個地球將成為沒有人類的星球;資本主義現在已經開始埋葬其生存的基礎了。

　　赫格爾在文章結尾引用了老子的名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希望人們“在中國榜樣的激勵下”，把社會主義事業的希望“寄托在孫輩，或者孫輩的孫輩”身上。他說：毫無廉恥心的資本主義體制占據高地是暫時現象，因為在中國榜樣的激勵下，社會主義的理想不會從理智人類的意識中消失。

　　2.社會主義的失敗可以規避，其中的教訓必須深刻銘記

　　羅斯托克專區原第一書記佩克強調：在蘇東劇變的嚴峻形勢下，中國開辟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并迅速崛起為經濟、軍事乃至政治世界大國，這個事實已經向人們表明，建立在中國社會主義綱領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擁有多么強大的生命力。佩克認為：與東德現實存在過的社會主義相反，中國將經濟發展列為絕對優先地位，將提升世界市場能力列為中心任務，將獲得的國家財產首先用于人民福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東德的許多領導人當中引發了一種思考——統一社會黨當年為什么沒制定出這樣的社會主義綱領或社會主義要素?

　　佩克指出：統一社會黨當年實行對華關系不得好于對蘇關系的原則，這不僅是一種教條主義，其根本原因還在于東德對“老大哥”蘇聯的依賴;在反思歷史時，尤其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中國共產黨和統一社會黨領導層在20世紀80年代時已經展開了越來越多的合作，走上與中國同樣的道路是有機會的。佩克說：當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的一份內部文件批評中國“將一種敵對的、危及社會主義與和平的路線宣布為國家政策。這一路線具有進一步右傾的特點，它將危及中國革命成果”。這是多么錯誤的評價!大約10年后，社會主義陣營開始解體，而社會主義中國開始加速發展，在這期間成為迅猛崛起的世界大國。

　　2017年11月，佩克到訪中國，有幸見證了中國在各方面的卓越發展，體驗了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目睹了人們生活條件的大幅度改善。在他看來，建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綱領基礎上的科技與經濟發展的驚人速度與巨大能量還證明了一個重要的道理，即馬克思主義并不是空洞的教義，而是立足于堅實的科學基礎，必須根據一個國家的具體條件和歷史特點豐富馬克思主義。佩克指出：中國保留土地國有制，并且對其進行可以獲得贏利的管理，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理論的一個持續組成部分。

　　佩克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失敗之虞原本是可能規避的，如果歐洲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領導人及早面對各黨共同面臨的生存問題，吸納馬克思主義科學家誠實地一起討論、批判性地分析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一起探尋一個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擁有生命力的社會主義發展出路，就可以避免最終走向淪亡的命運;中國的范例表明，社會主義的理想依然富有生機，社會主義理想在具體、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擁有與資本主義社會甚至與美國及西方進行經濟、文化和社會競爭的驅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世界很多人的希望，是那些社會主義政黨正在追求的希望。

　　3.社會主義中國的經驗是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戰略

　　弗里德里希·沃爾夫律師說：今天，歐洲工人的數量少于馬克思恩格斯時代，他們的生活水平也遠遠好于當年，發達國家的工人能夠分享資本家從第三世界剝削的成果，他們可以購買到便宜的商品，可以去消費水平低的國度度假，消費者貴族已經替代了工人貴族，在新形勢下已經無法按照舊世界的戰略通過暴力斗爭爭取社會主義，至少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不能這樣;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那里有著全世界最強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有著塑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實綱領，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內也有著不同的條件，因而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人需要不同的戰略。

　　資本主義的議會體制已經形成嚴重弊病并正在腐化著議員，這種體制不會導向社會主義。弗里德里希·沃爾夫指出：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十分漫長，我們必須在這條道路上開始起步，中國正走在這條大道上，我對她抱有巨大的期望。原總書記秘書格拉夫強調：“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性功績之一，就是在預先制定其邁向社會主義目標的綱領時，著眼于廣闊的歷史地平線。在德國易北河與太平洋彼岸的中國之間，那些堅定的、富有犧牲精神的人們，正在其政黨的領導下動員起來，為了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斗爭。歐洲社會主義的失敗沒有使人們產生懷疑，而是激勵人們深入思考，如何應對那些毫無節制的資本主義的強盜行徑，并且形成新的戰略。”

　　正如前東德領導人所言，歷史所呈現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穩步走向未來。在兩德統一、東歐劇變30年之際，回顧與反思、寄望與守候無不體現出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情結。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以蘇東社會主義興衰成敗親歷者的視角，反思和總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其泣血的深刻反思與深重寄望得出的深刻結論，對于我們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世界社會主義走向復興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強的現實警示。

　　作者：李瑞琴，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文章來源：原稿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7期

　　注釋：

　　*本文系2017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大視野大格局大趨勢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17ZDA004)的階段性成果。

　　[1]本文凡未標明出處的引文，均見《柏林墻倒塌30周年記——原東德方面的回顧與反思》。

　　[2]《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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