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汽車業救助背后的階級斗爭

葉勁松

美國資產階級對救助三大汽車公司態度及原因　　

最近四、五年，不斷有報道講，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公司為代表的美國汽車工業，盈利和銷售狀況常在下降。而去年以來，媒體報道，三大汽車公司虧損和銷售下降狀況加劇。據 新華網２月１２日電，“世界最大汽車制造商美國通用汽車公司１２日發布的財務報告顯示，２００７年該公司虧損額達到３８７億美元，創下該公司成立１００年來最大年度虧損額。”還有消息講，“通用汽車在今年（08年）第二季度的虧損總額達155億美元”。“2008年第三季度通用汽車虧損達到42億美元，其總銷售額下降了13%，僅有379億美元。……三季度福特汽車虧損了將近30億美元，盡管虧損金額比通用汽車少的多，但是其銷售額下降了22%，僅有311億美元，比通用更加不容樂觀。”“美國商業周刊編輯羅本·法爾扎德說，由于銷售情形很糟糕，通用公司的資金可能在幾個月之內就會消耗殆盡。‘通用公司已經無法再靠自己生存下去了，它需要幫助才能度過資金上的難關。’”　　

在美國國會通過美國政府的7000億美元救助美國金融業之后，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強烈要求美國政府提供250億美元救助資金”。一些美國民主黨議員給予呼應，并“提出議案，要求國會不久前通過的7000億美元金融緊急援助的對象也包括底特律的三大汽車公司”。　　

但布什政府對這議案予以拒絕。“近幾周來，財政部一直拒絕向汽車制造商提供資金，稱其華爾街救助計劃是為金融機構準備的”，不能轉用于汽車工業。　　

不僅布什政府和共和黨對救助汽車產業的議案予以拒絕，由美國壟斷資本控制的美國的主要媒體，也異口同聲表示政府不應救助美國汽車產業。美國知名進步學者諾姆·喬姆斯基注意到，美國的主要媒體在對待救濟美國金融業和救濟美國汽車產業上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寫道：“令人驚奇的是，美國的主要媒體堅持投入公共的資金去挽救銀行，沒有任何類型的公眾的控制，而與此同時它們譴責挽救汽車工業。”　　

11月20日有媒體報道，“曾與麥凱恩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人、前馬薩諸塞州州長羅姆尼，今天在親民主黨的自由派報紙《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認為應該讓美國汽車業破產，以拯救該產業。”從這則報道可以看出，在今年下半年總統大選中支持奧巴馬的親民主黨的自由派報紙《紐約時報》，也支持共和黨政府拒絕救助美國汽車產業的政策。　　

按道理講，美國金融業資產階級，以銀行、金融公司形式出現，美國汽車產業資產階級以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大公司，以及為之配套服務的汽車零配件公司等形式出現。所以，7000億美元救助美國金融業，實質是救助美國金融業資產階級。同樣，救助美國三大汽車公司，應該也是救助美國汽車業的資產階級。但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布什政府及由美國壟斷資本控制的美國的主要媒體，為何能用7000億美元救助引發金融危機的美國金融業資產階級，為何不能支持從其中撥250億美元救美國汽車產業資產階級呢？　　

這其中的最重要原因，不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布什政府及美國壟斷資本不愿意救助美國汽車產業資產階級，而是美國資產階級想借此次三大汽車公司嚴重困難而求助之時，向汽車制造工人發起新自由主義進攻：打擊美國汽車工會組織——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并向做為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會員的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的工資福利進攻，大力削減他們的工資福利。因此，是否救助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大公司這個似乎純經濟問題中，實際隱藏著美國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進攻的階級斗爭目的。　　

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福利及斗爭

30年代大危機之后，尤其是二戰之后，由于社會主義的蓬勃發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能獲得本國經濟條件所決定的生活保障，這些對西方工人的吸引力增大。另外由于工人運動發展，美國在政治上為了抵消社會主義對本國工人的吸引力，緩和勞資矛盾，麻痹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瓦解他們的階級斗志（在19世紀就搞過“福利國家”雛形的德國首相俾斯麥就說過：“一個盼望得到老年津貼的人，一般不會好斗，且易于管理”。）以使資本主義社會永續長存，在團結的工人面前作了一定的退讓，答應了工人們的一些工資福利要求。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的工資福利，就是在那段時間有了較明顯改善。

據媒體文章講，“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實力強大，…… 1936年，‘通用’遭遇工會長達44天的罷工，成為汽車工業第一個被工會‘試刀’后就范的對象。“福特”在最高法院和10天罷工的壓力下與工會達成勞資協議，以及“克萊斯勒”工人的罷工，都促使工會實力大增，成為工人的利益代表。”“1948年，美國三大汽車廠同聯合汽車工人工會達成協議，將汽車工人高工資和良好福利制度固定下來。”　　

因此，當時較好的國際環境，以及三大汽車公司工人參加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后，團結起來以一個組織就工資、福利、工作條件等經濟問題，與剝削工人的資本對抗，增強了自己的力量。工人在工會組織下就自身經濟問題與資本斗爭，由于仍是在資本主義框架下進行，所以不能消滅自己所受的剝削，但可以通過斗爭提高工資、福利，改善工作條件來減輕所受到的剝削。　　

相反，如果企業沒有工會組織，企業中工人不能以一個團結組織與資本對抗，其一盤散沙的狀況，極易被資本通過威脅利誘方法而被各個擊破，工人就自身經濟問題與資本斗爭也極易失敗。因此在美國以及整個西方，工人的工資、福利方面，有工會的企業要好于沒有工會的企業。1984年1月14日，美國《民族》周刊刊登了菲利的題為《美國失業增長和‘失業委員會’》的文章。文章寫道，美國鋼鐵工業“的工人都參加工會，工人的工資每小時12—15美圓，另一方面，具有‘高級技術’的計算機操作員每小時工資通常只略多于3.85美圓，因為從事這種職業的人不參加工會”。　　

同樣，由于三大汽車公司工人參加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與資本就工資、福利、工作條件等經濟問題抗爭，因此相對于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最盛行的年代在美國開設的日韓等國汽車企業（據媒體講，“以日本、歐洲和韓國汽車公司為主，集中在南部、工會組織薄弱、沒有什么養老責任”），三大汽車公司工人有更好的工資、福利。這也被資產階級及其控制的媒體大肆宣揚，說工人的工資、福利給三大汽車公司帶來“沉重負擔”。例如，有媒體寫道，相對三大汽車公司，“一些日本汽車公司，包括豐田和本田，它們在美國的生產企業……沒有與工會的合同，所支付的工資成本低得多”。”“日本和其他外國汽車公司的負擔要小得多。這些工廠是在過去20年中設立的，職工要年輕得多。豐田汽車在2007年的退休金開支只有通用的十分之一。而且，許多工廠擯棄了退休金制度，轉而采取所謂“401K”退休計劃，也就是職工自己管理退休賬戶。另外在醫療保險上也采取了更加節省的辦法。因此，通用每生產一輛車醫療保險費的支出是1500美元，豐田卻只有110美元。”　　

以上媒體關于通用汽車醫保福利數據有多少夸大，以渲染“過高的勞工成本”不得而知。因為許多文章的數據并不相同。另一網上媒體文章將通用汽車員工的福利成本渲染得更兇，說什么通用“雇員的醫療費用不斷上升，據說通用汽車員工的醫療費平均分攤到一輛車上是1800美元”。還有一網上媒體文章的數據則要低得多，雖它也說“高昂的福利支出”，但兩項福利——“員工的養老金和醫保使每輛車的成本平均增加1200美元”，則比前面二文章數據低得多。前面二文章僅醫保一項，就被說成每輛車有1500或1800美元。又如，喬姆斯基說“汽車工業的職工每年掙56650美元”，而有的媒體則說美國的汽車制造工人年薪七萬多美元。資產階級控制了主流媒體，他們可以為了某種目的而夸大其詞，肆意渲染。

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的困境，其實與其生產經營有很大關系。例如，“三大汽車公司生產的品牌過于雜亂。以通用為例,在過去42年,其對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從53％下跌到了20％,但竟維持著 8個牌子的車……與此相對,豐田在美國擁有19％的市場份額,和通用并駕齊驅,但僅擁有3個牌子;本田擁有11％的市場份額,擁有2個牌子。結果是,日本車……每個牌子的生產批量大,效益也就好。通用則是……每個牌子生產量小,都得要建特別的生產線,費用大,效率自然差。更何況,日本車多是小車型,適合石油危機時代的節能需要。三大汽車公司則未能迎合這種市場需要。自上世紀90年代起,SUV車型開始流行。這種車體積大、耗油多、售價高,每臺的盈利邊際也更肥厚。特別是在幾年前房地產泡沫的峰頂,許多美國人都買了別墅,一到假期就拖家帶口、扛著各種家當（如劃艇、自行車等運動用品和帳篷等露營器具）奔向別墅或荒野,特別需要這種大型號的越野車。當時的低油價也縱容了這一生活方式。三大汽車公司雖然面臨著一系列能源危機的警告,但認準美國人的大車文化,競相投資生產SUV,型號越來越大。”但是，媒體上關于這方面的報道很少，大量充斥版面的是關于工人的高工資、福利拖垮三大汽車公司的報道。

資產階級控制的媒體大肆渲染三大汽車公司“過高的勞工成本”，其目的是要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三大汽車公司工人“過分貪婪”的印象，以便當資產階級向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和工人福利等進攻時，使工人們的奮起抵抗處于一種不利的環境之中。2007年6月，“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主席蓋特芬格對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底特律三大汽車制造商在談判前夕利用媒體為自己造勢表示不滿。“媒體一直在重復汽車公司必須削減每小時30美元的人力成本，” 蓋特芬格表示，“在我們看來，這不過是汽車公司在背后操縱的結果”。最近的報告顯示三大一直在尋找機會降低人力成本以解除日系汽車對底特律的威脅。”

資產階級控制的媒體的確有夸大“過高的勞工成本”的情況，但是，三大汽車公司工人參加工會合力爭取經濟權利，并獲得相對較高的福利，應該也是真實的。對組織工人同資產階級的剝削進行抗爭、限制了資產階級自由剝削的工會，資產階級是懷恨在心，想方設法給予打擊。工人通過工會組織團結斗爭，獲得相對較好的福利，對其他工人具有鼓勵和示范作用，這也是資產階級所不允許的。對資產階級而言，削去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的福利，既有經濟利益，也有政治意義。

實際上，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后，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認為，已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工人社會福利對本國工人的吸引力了，因此猖狂地對工人享有的福利進行反攻倒算。在最積極實行新自由主義方針向工人進攻的布什政府期間，三大汽車公司常以虧損為由，多次向工人福利進攻。工人們雖予以抵抗，但總的說，是且戰且退，工人們的福利在逐步被削減。

例如2005年，“當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宣布與聯合汽車工人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達成削減雇員和退休者健保福利的協議時，其它行業的無數退休者肯定感到脊背陣陣發涼。他們無疑認為，自己的退休金和健保福利也會遭到削減……。　　

根據這項標志性的協議，通用汽車把公司75萬退休者、雇員及其家人今后的健保福利削減了25%。　　

……通用汽車是全球健保福利最好的公司之一，外國汽車廠商卻沒有這方面的負擔。即使是削減之后，通用汽車雇員的健保福利相比其它行業還是高出很多。　　

在沒有工會組織的非政府領域(雇員約占全美就業人數的88%)，管理層擁有更高的靈活性和更大的權力。前些年，他們向工會屈服得少”。　　

該報道還講，聯合汽車工人工會在資方壓力下，被迫與通用公司達成削減福利的協議有重大影響，“這樣一來，其它行業的管理層——尤其是沒有工會組織的行業——將受到通用協議的鼓舞，抵制工會提高健保福利的要求。”

“達成削減雇員和退休者健保福利的協議時，其它行業的無數退休者肯定感到脊背陣陣發涼。他們無疑認為，自己的退休金和健保福利也會遭到削減……其它行業的管理層——尤其是沒有工會組織的行業——將受到通用協議的鼓舞，抵制工會提高健保福利的要求。”因此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對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福利的進攻結果的影響，不止局限于三大汽車公司，而是有廣泛的社會影響。資產階級對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福利進攻的勝利，都會使其他企業資本家受到鼓舞，相反其他企業的勞動者則“感到脊背陣陣發涼。他們無疑認為，自己的退休金和健保福利也會遭到削減”。即對其他企業的勞動者也是一種打擊。　　

這報道告訴我們，在資產階級進攻下，通用公司工人做了退讓，“健保福利削減了25%”，但工人福利仍高于“沒有工會組織的”其它私營企業。但事實上，資產階級并沒有因為與工人達成協議，就放棄對汽車工人福利的繼續進攻。2005年后這幾年，資產階級及控制的媒體，一直喋喋不休地拿汽車工人福利仍高于“沒有工會組織的”私營企業來說事，來壓汽車工人繼續讓步。　　

在2007年，三大汽車公司與工會簽訂的四年勞資協議到期。在談判新協議時，三大汽車公司又要大肆削減工人福利，為此工人舉行大罷工以抗爭。但工會與公司簽訂的新協議中，勞方仍在退讓。“年底達成新的勞資協議。除了設立員工自愿福利信托基金接過退休員工醫療保健的責任，新協議也允許資方對現有工人和新雇工人實行雙重的薪資福利標準。新雇員薪資福利低于現有水平，有助于資方逐漸降低人力成本，拉近與日本汽車制造商的人力成本差距。”

但勞方的退讓，并不能終止資方對工人工資、福利的進攻。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后，以三大汽車公司救助為掩護，資產階級對三大汽車公司工人工資、福利的進攻加劇了。

汽車公司救助中資本對勞動的進攻

在是否救助，以及如何救助三大汽車公司問題上，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美國資產階級各與此有何利益關系呢？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當然是希望美國政府救助三大汽車公司的。因為如果三大汽車公司破產，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工人將失業，而由工會代表工人與三大汽車公司簽訂的勞資協議也無法實行，聯合汽車工人工會也可能不復存在。因此，三大汽車公司工人和聯合汽車工人工會都極力主張救助三大汽車公司。并且，工人們是希望在不損害自己利益基礎上的救助。

為此，“有46萬成員的汽車工會繼續在給國會和奧巴馬壓力，敦促政府施以援手。在大選中，汽車工會傾全力支持奧巴馬和民主黨，讓他們在密西根、賓夕法尼亞、俄亥俄等大工業州中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要知道，汽車工業的倒塌也將意味著汽車工會的末日。”　　

應該說，資產階級也愿意救助三大汽車公司。主要資產壓在三大汽車公司的那部分資產階級，肯定希望三大汽車公司得到救助。在相互持股相當普遍的今天，即使許多主營業務是非汽車制造的壟斷資本，也持有不少三大汽車公司股票（例如休斯電氣公司就持有很多通用股票），而如三大汽車公司真的破產，這些持股壟斷資本的經濟利益將損失不小，所以他們也希望三大汽車公司得到救助。

另外，三大汽車公司破產的影響還將波及包括金融業的其它行業，使其它行業資產階級利益也受損，還會加劇經濟危機。“汽車業崩潰的影響將通過供應鏈波及眾多相關行業，最終將導致數以百萬計人失業，美國失業率可能因此上升10個百分點。此外，汽車業數目龐大的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包袱將甩給政府，對已困難重重的美國經濟來說是一個無法承受的打擊。由于三大汽車公司的供應鏈遍及全球，它們的破產有可能在世界范圍產生嚴重負面影響。更令人擔憂的是，很多金融機構都持有汽車制造商發行的債券，權威部門估計，通用等三巨頭及其金融公司涉及的信用違約掉期的金額高達2900億美元。隨著公司業績的惡化，這類保險性質的合約價值近期已翻了一番。許多金融業人士擔心，汽車業崩潰將加劇目前的信用危機。”“最受打擊的可能將是信貸違約互換（CDS）市場，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危機就是該市場引起的。該市場之中無疑存在著規模巨大的通用、福特、克萊斯勒和GMAC四公司債券的保險合約。如果這些公司破產，這些CDS合約意味著保險公司需要向債券持有者提供巨額賠付。而且，三巨頭破產將引發其他企業的破產。隨著后者債券和股票的貶值，以及CDS引發的保險公司的更多賠付，將形成一系列金融打擊，這種噩夢般的局面可能會導致1929年災難的再現。”　　

但是，資產階級并不想把這次救助辦成單純的救助，資產階級要在保護自己利益同時向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進攻，實現一舉兩得。　　

在新自由主義盛行并猖狂向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進攻的二十多年里，由于大環境的惡化，三大汽車公司工人在資本進攻下只得且戰且退。但相對其他企業，他們在捍衛自已經濟利益方面，已是做得很好的了。從這個角度看，三大汽車公司工人仍可以算是美國工人捍衛自己利益的旗幟了。但是資產階級千方百計想打掉這面旗幟，獲得完全的勝利，使三大汽車公司工人工資福利與其它無工會的企業一致。而三大汽車公司工人希望救助以避免公司破產來保證工人工資、福利、就業的想法，資產階級也是看到的。資產階級認為這是汽車工人們的“軟肋”，掐住這個“軟肋”可使工人在捍衛自己利益的斗爭中處于無力的狀況，從而逼其屈服。

希望在對汽車制造工人的工資、福利、就業權利進行打擊的基礎上進行救助，或者說，借救助對工人的工資福利等進行大幅度的削減，是美國資產階級總的意圖。資產階級對三大汽車公司工人工資福利進攻的具體方法，首先是大肆宣揚三大汽車公司的困難、虧損（因此三大汽車公司虧損數據真實性值得懷疑），再宣稱造成這巨大困難、虧損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人“貪得無厭”獲得高福利，使公司背上“過高的勞工成本”包袱。然后資產階級宣布，三大汽車公司要擺脫困境而獲救，關鍵是卸掉公司背上“過高的勞工成本”包袱。資產階級企圖以此為自己找到向工人工資、福利進攻的理由。

例如有篇報道講，美國金融資本喉舌——“《華爾街日報》上周一的社論指出，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里德代表汽車工業，聯名寫給財政部長保爾森的求助信中，沒有提及導致底特律陷入今天這個局面的工會合約。”《華爾街日報》，將在底特律的汽車公司的局面歸于公司與工會簽訂的關于勞動條件、工資、福利等方面的“合約”。其言外之意，汽車公司要改變目前的局面，應該向工會進攻，改變其與工會簽訂的“合約”，削減工人的工資、福利。

對三大汽車公司的救助方案，必須要得到美國國會的批準，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會議員們也紛紛表達著資產階級的意愿：三大汽車公司要擺脫困境而獲救，必須卸掉公司背上“過高的勞工成本”包袱，以“提高經濟競爭力”。例如有媒體報道，“參議員對三大巨頭的總裁表示，美國汽車產業正在尋找治病藥方，但他們的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造成的。還有議員表示，金融危機并不是美國汽車業目前困境的唯一原因，效率低下以及昂貴的勞資協議使美國汽車業面對外國對手時處于劣勢。”　　

在這一點上，在大選和議會選舉中得到汽車工人工會支持的民主黨議員黨團也不例外。雖然據說“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里德代表汽車工業，聯名寫給財政部長保爾森的求助信中，沒有提及導致底特律陷入今天這個局面的工會合約。”但并不代表民主黨議員黨團在其后不向“工會合約”開刀。汽車工人工會會員及家屬，在才結束的總統大選和議會選舉中支持民主黨人，民主黨開始還不好馬上對汽車工人工會下狠手，談救助三大汽車公司較多，但其后，也大講要獲得救助，必須要削減開支、進行改革等。　　

“美國聯邦參眾兩院民主黨領袖11月20日表示，國會決定暫時擱置協助三大車廠紓困的決議案，并要求車廠提出一項可保證紓困款項會有效運用的計劃，待12月初再看情況是否投票議決。” 星島環球網文章說，“經過兩天唇槍舌戰的國會聽證，連原先大多為‘主援派’的民主黨議員也紛紛對汽車業巨頭發難”。　　

美國總統當選人奧巴馬25日表示，“不能要求納稅人再付錢給拒絕改變的汽車業。奧巴馬將汽車業稱為‘美國制造業骨干’，認同汽車業對經濟的重要性，但他警告，期望政府援助，必須提出重大改革來交換。”

奧巴馬和民主黨議員團，都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他們對救助三大汽車公司的態度，也必然要符合資產階級利益要求——保護資產階級利益同時向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進攻。他們所說的“削減開支、裁員”、“改革”等，不過就是為三大汽車公司向工人階級進攻造勢。三大公司就可就此向工人施加壓力說，你們看，如果你們不同意減員、減薪、減福利來“削減開支”， 奧巴馬和民主黨都不同意救助我們公司，公司就只能破產。　　

而不少共和黨議員則扮演著更強硬的角色，11月20日有媒體報道，“曾與麥凱恩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人、前馬薩諸塞州州長羅姆尼，今天在親民主黨的自由派報紙《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認為應該讓美國汽車業破產，以拯救該產業。”“羅姆尼為當下的美國汽車業提出幾項建議。首先，美國汽車業相較于國外汽車名牌企業的高成本劣勢必須消除。這意味著勞工合約應該與寳馬、本田、日產和豐田等行業對手相一致，并進一步削減退休人員福利，使每輛車所承擔的養老金負擔不高于競爭對手。”共和黨議員和“親民主黨的自由派報紙《紐約時報》”在這里，一起表達著資產階級對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的威脅：你們必須將其工資、福利降至“沒有與工會的合同”的日本在美汽車廠水平，否則就不救助，讓三大汽車公司破產，讓你們大量失業。　　

12月2日，星島環球網刊登的《底特律“三巨頭”的生存選擇》，“援引Martin Feldstein的文章表示，布什政府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救治方法就是讓虧損企業申請破產。……更重要的是，申請破產能夠削弱工會的力量，使得企業與工會重新確定工資和醫療成本成為可能。這不僅僅使得困境中的“三巨頭”能夠渡過難關，還提高了市場的競爭力。而破產企業的債主和股東不可避免地會遭到損失。……另一種方法是政府出手相助，但不僅僅是向“三巨頭”撒錢。政府救助需要有一定的條件，例如工會消減工資和福利，……最終的目的就是讓“三巨頭”削減人工成本，贏得公司的市場競爭力，使得長期存活成為可能。而聯邦政府能夠做到這一點。原因是工會和管理層明白，如果政府不出手，企業必然會申請破產，到時候他們面臨的將是更苛刻的削減工資和福利。”　　　

對共和黨政府和議員們咄咄逼人的態度，英國衛報刊登的一進步學者文章說，在救助三大汽車公司問題上，“保守派再一次表露了對工會的敵視。事實上，正是工會的衰敗才導致了美國工資增長的停滯，并迫使美國依靠債務和資產升值來帶動經濟增長。”

實際上，在救助三大汽車公司問題上，不僅充分顯露出作為資產階級保守派的共和黨對工會和工人權利的敵視，也顯露了作為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民主黨參與對工會和工人權利（就業、工資、福利等權利）的進攻。民主黨在需要工人的選票時，它可能說一些似乎為工人利益的話。但當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間階級斗爭發生時，民主黨總是參與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進攻。

拒絕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或者向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進攻，削減其工資和福利，資本常常以降低勞工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為借口（我國人力資源部拒絕近期調高最低工資標準，本質上也屬這種情況）。這二十余年，資產階級一直在這借口下向工人階級的工資福利進攻。這次三大汽車公司救助問題上，資產階級再次在這借口下，向三大汽車公司工人工資福利發起最猛烈的進攻。這場斗爭結果如何，可能在最近幾十天就能顯現。從最近幾年工人且戰且退的趨勢，以及這次資產階級攻勢之猛烈，估計工人的工資福利極可能受到大的削減。

12月5日的星島網訊講，三大汽車公司工會已經決定做出重大讓步。 “‘聯合汽車工會’（UAW）12月3日表明，為爭取聯邦當局340億美元的紓困貸款，工會愿重新與資方坐上談判桌，致力修訂現行勞資合約，以協助業主達成攸關紓困案能否在國會過關的大幅降低營運成本目標。……UAW愿重返談判桌與資方協商修改四年期的勞動契約，包括修正被解雇員工失業期間由原雇主支付其在職時薪資95%的所謂“人才儲備”（jobs bank）勞動安全方案，及展延雇主提撥總額數十億美元予退休工會員工健保信托基金的期限。據出席會議的工會干部指出，“人才儲備”這項旨在保障被裁員勞工失業期間生活安全的方案，可能會面臨近乎廢除的命運。目前三大車廠約支付3500名被解雇勞工在職時薪資95%的失業救濟金。而展延雇主對退休工會員工健保信托基金的提撥期限，將可紓解汽車業主捉襟見肘的現金短缺壓力。依現行的期程規劃，通用公司必須于明年初提撥逾75億美元給工會管理的健保信托基金，而福特公司則須在今年底以前提撥63億美元。蓋特芬格說，UAW與資方就勞動契約達成修訂協議后，還須交付各加盟的地方工會批準。總部設在底特律的UAW旗下有近八百個地方工會。”聯合汽車工會的讓步，資產階級能否接受。資產階級接受的削減，近八百個地方工會又能否接受，都要在未來幾十天中表現出來。　　

在三大汽車公司救助這個似乎是“超階級的”純經濟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向工人生活水平進攻的階級斗爭。這件事再次告訴我們，在階級社會里，沒有“超階級的”經濟政策，統治階級通過他們控制的政府、議會要實行的經濟政策，肯定有利于統治階級。　　

而三大汽車公司工人所獲得的福利與日本在美汽車廠工人福利差別一事，再次證明，資本主義下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是工人階級通過許多斗爭才獲取的；以工人福利形式表現的物質財富，是工人階級創造，并且是工人通過團結戰斗才獲得的。　　

另外從最近十幾年情況和這次三大汽車公司救助來看，工人們在國際環境較好情況下，團結起來與資本斗爭，獲得的權利和利益是極不穩定。由于仍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以不能消滅工人所受的剝削，并且當國際環境一變差，資產階級就會反攻倒算，不斷的向工人階級工資福利進攻，把資產階級以前稍作退讓時放棄的利益奪回去。即使有工會組織的三大汽車公司工人，也只能且戰且退，工資福利不斷被削減，斗爭成果不斷喪失。這事告訴我們，只有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剝削階級反攻倒算的社會環境，工人階級生活才能穩定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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