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全球通貨膨脹的根源與應對

2008-6-18 　 《中國金融》

　　當前國別貨幣充當世界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具有內在的通貨膨脹傾向。正是中心資本國通過大規模的游資輸出轉移金融泡沫，自己則相應輸入實物資本，使得中心國家的宏觀經濟穩定與外緣國家的通貨膨脹幾乎成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梅新育

　　熱門的通脹話題

　　通貨膨脹無疑是當前中國經濟的最熱門話題。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通貨膨脹率幾乎可以忽略，1951～1979年，我國消費價格總水平漲幅不足20%，年均漲幅不足0.7%。改革開放以來，通貨膨脹顯著上升，大致形成了三輪較大的通貨膨脹浪潮：1979～1985年，通貨膨脹開始展露崢嶸；1986～1989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以上年為100)依次為106.5、107.3、118.8和118，一度出現超過18%的消費價格指數年度漲幅，觸發了橫掃全國的搶購風潮；1992～1996年，消費價格指數依次為106.4、114.7、124.1、 117.1和108.3。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后，中國通貨膨脹壓力顯著減輕，1997～2006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未曾達到 104，其中還有數年低于100，1998～2006年消費價格指數平均僅有101.1(表1)。

　　2007年，中國通貨膨脹壓力顯著上升，全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4.8%，比上年提高3.3個百分點，且各季月平均同比漲幅分別為2.7%、3.6%、6.1%和6.6%，漲幅逐步擴大； 2008年3月消費價格指數為8.3%，已經創造了11年新高，4月CPI同比又上漲8.5%，環比上漲0.1%，特別是食品類價格同比漲幅高達22.1%，對普通居民生活沖擊不可忽視。

　　至此，從2007年9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到6.2%開始，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已經連續8個月亮起了黃燈(即偏熱)。與此同時，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預示著中國居民還將繼續面對新的消費價格上漲壓力，2008年4月，中國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8.1%，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11.8%；在工業品出廠價格中，生產資料出廠價格同比上漲 9%，比生活資料出廠價格同比漲幅(5.4%)高3.6個百分點。此時，作為中國重要糧食產地和頭號生豬養殖大省的四川省又于5月12日遭受了強烈地震破壞，更進一步給中國的通貨膨脹形勢增添了不確定性。

　　把眼光投向更加寬廣的天地，我們可以看到，不僅在中國，在整個世界，無通脹經濟增長都已經成為過去，通貨膨脹壓力正與日俱增。本來，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在管理通貨膨脹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通貨膨脹率顯著下降，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1980～1984年，世界通貨膨脹率(年增長率)為14.1%，1985～1989年為15.5%，1990～1994年為30.4%，1995～1999年為8.4%，2000～2003年為4.1%， 2004年為3.9%，但目前通貨膨脹率再次出現上升態勢，各國(地區)通貨膨脹率大面積超過2%～3%的適度通貨膨脹目標，以至于5月末英國《經濟學家》雜志聲稱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今夏將面臨兩位數的高通脹。

　　全球通脹緣起

　　全球通貨膨脹壓力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最引人注目的大宗商品而言，盡管存在種種不確定性，但世界能源需求持續增長、供給卻受到種種限制而難以快速增加、石油輸出國有著維護油價高位的強烈意愿、新興市場需求能夠在相當程度上彌補美歐需求增長的減緩等因素決定了能源價格將居高不下(盡管其間會有一定程度的回調)；而國內外糧食庫存水平較低、能源價格上漲、生物能源生產擴張、生產成本上升等因素又為農產品（愛股,行情,資訊）價格提供了相當堅實的支持。在制成品領域，通貨膨脹壓力的上升與中國國內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有關。上世紀 90年代美國實現了“經濟增長＋持久低通貨膨脹”的理想組合，其關鍵不是格林斯潘有神奇的宏觀調控能力，而是中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參與了國際生產，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商品滾滾涌入西方市場，有效地遏制了西方國家通貨膨脹的上升。然而，時至今日，“中國制造”的免費午餐終于要告一段落了。此前“中國制造”低成本的關鍵在于農業部門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嚴酷的就業競爭壓力逼迫他們接受常常是很不合理的低工資。同時，中國的土地等成本也相當低(與西方相比)。然而，在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中，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正日益逼近“劉易斯轉折點”，加上政府開始重視改善民生和收入分配，中國工資水平開始顯著提升。與此同時，土地等其他要素成本和進口原料、能源價格也在快速上升，導致中國出口商品成本上升。 2007年12月，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同比上漲6.6%(進口商品價格同比上漲8%)。

　　在更為廣大和深遠的背景上考察流動性過剩問題，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國別貨幣充當世界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具有內在的通貨膨脹傾向。正是中心資本母國通過大規模的游資輸出向半外圍、外圍東道國轉移金融泡沫，自己則相應輸入實物資本，使得中心國家的宏觀經濟穩定與外緣國家的通貨膨脹幾乎成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面。20世紀70年代金德爾伯格的建議得到實施后，完全的信用本位使得以美國為代表的中心國家得以無限制地實施這種財富轉移策略。

　　在這樣的體系下，發展中國家和一些半外圍的發達國家、新型工業化經濟體面臨兩難選擇：要么維持規模較小的外匯儲備，從而面臨著國際金融市場巨大的匯率風險；要么付出高昂的機會成本和代價來維持龐大的外匯儲備，這些機會成本和代價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外緣”東道國支付較高收益率吸收得來的游資，其中大部分又以低收益證券(主要是美國政府債券)形式回流“中心”國家，從而承擔了這一回流過程中的利差損失。

　　二是流入新興市場的資本以儲備資產形式回流發達國家，開辟了一條新興市場和成熟市場相互作用的通道，加劇了新興市場資本流動的波動性。假如成熟市場的動蕩導致利率下降，資本為追逐高利率而流入新興市場，但結果是70%以上又重新投入成熟市場，對成熟市場的利率施加了進一步下降的壓力，導致成熟市場資本進一步流向新興市場，如此循環不已。相反，一旦新興市場資本流動逆轉，其中央銀行開始出售儲備資產中的債券，就會對成熟市場利率施加向上的壓力，從而加速新興市場資本外流。

　　三是巨額外匯儲備使得外匯占款成為半外圍、外圍東道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一方面直接加大了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另一方面導致外匯儲備增長的機制使得該國出口部門在資金供給方面贏得相對于國內其他部門的優勢，從而進一步激勵了出口部門的優先發展，外匯儲備相應持續增長，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也隨之持續加大。出口部門贏得相對于國內其他部門的優勢，1997～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之前)的中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艱難的反通脹

　　中國政府已經將反通貨膨脹列為經濟政策頭號目標。

　　但首先，我們不能低估反通貨膨脹的難度。作為石油凈進口大國，在油價問題上，我國更多地只是一個被動的價格接受者，這一點自不待言；作為一個糧食凈出口國，就是在糧價問題上，我們也不可高估自己控制的能力。就中國國內而言， 2004～2007年糧食產量已經連續4年增長，在我們這個人均耕地很少的國家，這意味著糧食進一步增產的邊際成本增長將日益顯著。

　　不僅如此，倘若剔除通貨膨脹因素，計算出來的國際市場實際糧價在過去半個世紀呈現明顯的長期走低趨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商品價格數據庫，目前大米價格約為160美元/噸，雖然比2001年不足100美元/噸的價格上漲了50%左右，接近1987年前后的水平，但比1957年的450～500美元/噸下降了約三分之二，與1974年超過1200美元/噸的峰值更不可相比。這一比較結果意味著世界市場糧價還有可能進一步上漲，回歸其曾經達到的高位。

　　其次，我們的一些政策實際上是相互抵消的，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也存在不可忽視的漏損。這種漏損一方面從貨幣渠道侵蝕了緊縮導向的貨幣政策的效力，另一方面也從貿易渠道侵蝕了我國價格管制措施的效力。在貨幣政策方面，從緊的貨幣政策是反通貨膨脹政策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外匯貸款的迅速增長、國內企業的海外上市沖動、引進外資的大幅度增長、變相的資本內流等，這一切都影響了從緊貨幣政策的效力。

　　在價格管制方面，必須承認，價格管制措施迅速出臺和實施，確實充分顯示了中國政府強大的行政能力；但在通貨膨脹壓力持久居高不下的條件下，價格管制措施又肯定要面臨挑戰。從2008年1月9日到14日一周之內，國務院為強化價格監管召開了兩次會議，修改了《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對操縱市場價格、不執行臨時價格干預措施的企業的處罰力度顯著加大；提出了當前依法加強市場價格監管的四項措施，其中包括近期禁止提高成品油、天然氣和電力的價格，不得提高供氣、供水、供暖、城市公交等公用事業價格以及學校的學費、住宿費收費標準；明確了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及的臨時價格干預措施所針對的具體商品，糧、油、肉、禽、蛋、飼料、液化氣等重要商品被納入，對達到一定規模的生產企業實行提價申報，對達到一定規模的批發、零售企業實行調價備案。當價格顯著上漲情況消失后，及時解除臨時干預措施。在當前的情況下，這些強化價格管制的措施都是必要的。如果全球性通貨膨脹壓力僅僅是中短期現象，強化管制也是惟一的最優選擇；但我們也不可忽視這些價格管制措施必然面臨的種種挑戰和潛在副作用。

　　強化價格管制措施的最大挑戰源于開放經濟環境。在開放經濟環境下，一國政府對宏觀經濟的任何調控、對經濟運行的任何管制都會產生這樣那樣的漏損，合法與非法的貿易、資本流動對價格管制的效力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反通貨膨脹將是我國今年乃至未來一段時間內經濟政策的主旋律，而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以一國之力應對這個全球性問題的局限性。

　　強化價格管制措施的一個潛在副作用就是對居民和企業單位形成錯誤的激勵，這一副作用在能源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油價上漲的一個正面作用就是激勵企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開發新能源，激勵居民尋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從而推動構建節約型社會。在油價上漲之時，無論是出于道義還是出于經濟效率目標，我們都不應要求政府或石油企業補貼高收入居民的奢侈消費。

　　無疑，對農業和低收入群體的必要能源消費應當給予適當的補助。決策者應當充分考慮低收入群體的生活保障，如果某些可貿易品國際市場價格長期居高不下，最好的辦法不應該是人為維持其低價，而應該是提高價格，同時借助目前強大的財政能力補助低收入群體。

　　最后，應對全球通貨膨脹的努力正在加大貨幣危機的風險。在應對通貨膨脹的努力中，提高人民幣匯率被列為選擇之一，問題是這一選擇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貨幣危機風險。越南當前股市指數業已腰斬，高通脹壓力更使越南經濟管理部門陷入兩難：為了遏制高通脹(越南官方公布的5月份通脹數據高達25.2%)和避免貨幣貶值，需要加息，越南央行事實上也已經大幅提升基準利率至12%；但如此高利率又必然導致資產價格暴跌，并將重創實體經濟部門。而且，越南當前的市場動蕩有著深刻的根源，絕非一時一事所致：投資過高，2002～2006年投資占GDP比例依次為33.2%、35.4%、 35.5%、35.6%和35.7%；高投資導致其進口增長過快，從2002年以來經常項目收支便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額從2002年的5.98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億美元，占GDP比重從1.7%上升到9.6%，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08年該項比例將上升到13.6%，而1997年泰國爆發貨幣危機時其經常項目赤字占GDP的比例為6.5%。越南貨幣危機正山雨欲來。盡管在經濟領域越南不過是個小國，2007年GDP僅700.22億美元，我國對其出口119.01億美元，僅占我國2007年出口總額的0. 98%，從而決定了越南一旦真的爆發貨幣危機，通過貿易聯系的危機傳染效應并不大。但問題是發達國家的政策調整和所謂“喚醒效應”很可能使得這場醞釀中的危機傳染力遠遠超過越南經濟的分量，因為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存在類似越南的問題，在這種“喚醒效應”下相繼崩盤的風險很高。如果說越南是小炸彈，那么印度就是大炸彈。印度2007年GDP為10989. 5億美元，相當于越南的15.7倍，1950～2003年僅有兩年貿易順差，2005年以來整個經常項目收支也呈逆差，且逆差額從 2005年的102.85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93.45億美元，國際基金組織預計其今年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可達378.65億美元，且其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開放度比中國和越南都高得多。與此同時，伯南克近日宣布美國降息周期結束，從2002年以來持續大幅度貶值的美元匯率走勢將很可能逆轉，這也進一步加大了新興市場貨幣危機的風險。本來，資本流動逆轉導致人民幣走勢逆轉的壓力就在日復一日地積累，周邊國家的貨幣危機則很可能成為引爆資本流動逆轉的導火索。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我們貿然大幅度提升人民幣匯率，結果就很可能是給投機者創造套現出逃的機會，我們自己也將身陷危機。

　　作者單位：商務部研究院

張燕生：全球化與通貨膨脹

2008-6-18 　 《中國金融》

　　——訪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
　　本刊記者 趙雪芳

　　全球宏觀經濟出現拐點

　　記者：目前，全球各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面臨物價上漲的壓力，通貨膨脹不同程度的存在，您如何看待這一輪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形勢？

　　張燕生：從全球角度來講，我認為，這一輪通貨膨脹可以看作是全球宏觀經濟的一個拐點或者說階段性變化。

　　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宏觀經濟曾有幾次重大的轉變。一次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后出現的1934年的羅斯福新政和1936年的凱恩斯革命。后者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凱恩斯堅持認為市場機制不能自動創造充分就業，主張用需求管理的政策組合來干預經濟，這其中包括通脹無害論和赤字無害論。也就是說，政府要多花錢通過制造一個寬松的貨幣環境(通脹的貨幣環境)來創造總有效需求，從而達到充分就業。這對整個西方經濟來講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這個變化既創造了宏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包括需求管理的政策組合，也致使大蕭條以來的西方經濟實現了相對平穩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幅度。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也發揮了重要的穩定作用。但世界經濟增長的這個黃金時期被后來出現的“滯脹”和美元危機所打斷。

　　到20世紀70年代末，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帶來了兩個副產品，一是刺激需求帶來實際產出穩定在長期潛在水平不變而通脹扶搖上升的“滯脹”和兩次石油危機。二是國家干預經濟在彌補市場失靈的同時也抑制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由此，整個宏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管理又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化，即由過去的通脹無害轉向了嚴格的反通脹。在反通脹中，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政策目標。歐洲的目標是要在抑制通脹的同時實現歐洲一體化，并啟動歐元，因此，其政策組合是“雙緊”。在這種背景下，歐洲從1979年開始實施嚴格的反通脹政策，包括對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通脹率目標等實行了嚴格的限制。其結果，一方面是非常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脹，但同時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20世紀80年代，歐洲的通脹率成功控制在3%以下，但失業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出現了長期低增長、低通脹率和高失業率并存的局面，其成就是1999年成功啟動了歐元。與此不同，美國的目標是要在抑制通脹的同時重振美元的國際地位并提高在德國、日本企業強勢競爭下日益衰落的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為此，美國采取的是“一松一緊”的政策組合，即它的貨幣政策相對比較緊，以實現反通脹的宏觀政策目標；而財政政策則相對寬松，是一種以供給管理為中心的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組合，有松有緊。比如，在大規模地降低企業稅費的同時，減少了教育和社會福利的開支，增加了軍費和軍事研發的支出。在貨幣政策上，雖然提高利率反通脹，但同時也采取措施吸引外資的大規模流入來為它的赤字融資，即使帶來長達5年的美元持續升值35%左右也在所不惜。美國的做法確實大規模地改變了國家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減少了對經濟的管制，提高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從凱恩斯的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從不惜利用通脹刺激有效需求轉向提高供給的效率和競爭力；從增加經濟福利支出轉向減少企業稅費鼓勵企業新增投資和創新。其結果是，美國從1991年3月開始進入一個長達十年的低通脹、高增長的“新經濟周期”。作為美國宏觀調整的一個代價，日本在這個時期基本上是“失去的十年”。從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升值到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然后用十年來完成其二元經濟結構的調整，至今仍沒有真正擺脫困境。

　　進入21世紀以后，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出現了幾個重大事件：一個是作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火車頭并通過IT革命和創新浪潮抑制世界通脹的美國“新經濟”，進入到一個體制創新邊際收益急劇遞減的新階段。其標志就是 2000年下半年美國IT泡沫的破滅并在2001年陷入經濟衰退。另一個是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并導致信貸和信用危機。還有一個是2001年全球經濟衰退中迅速崛起并以低成本要素為抑制世界通脹作出貢獻的中國“新經濟”也進入到一個工資、土地價格和其他要素價格、生態環境成本和社會成本大幅上升的新階段。我認為，這幾個事件意味著從1979年發生的宏觀經濟政策轉變到21世紀前十年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長期抑制通脹和促進增長的技術進步、全球化和金融創新、低成本要素供給等因素，都進入了一個長期結構調整的時期。這是不是表明全球要進入一個高通脹和低增長時期呢？從貨幣角度來看，全球出現了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環境，產生了需求拉動的通脹壓力；同時，油價、糧價、原材料價格等要素價格急劇上漲，出現了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需求端和供給端交織作用，形成了目前的全球通脹環境。上述抑制通脹和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因素發生了變化，決定了全球性通脹壓力及預期不會在短期內發生趨勢性逆轉。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的“新經濟周期”持續了近十年。在2000年下半年美國IT泡沫破滅的時候，我們以為美國經濟會進入一個深度的調整期。然而，事實證明，即使IT泡沫破滅，美國經濟的調整幅度也遠遠低于我們的預期。為什么 “新經濟周期”的調整會延遲呢？我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雖然美國IT泡沫破滅，但其消費并沒有明顯下降，房地產業也沒有相應衰退。其原因，一是全球化帶來了全球金融一體化，美國通過金融創新，利用次貸方式使很多不具有購買住房能力的高風險的人群也擁有了自己的住房，并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創新出一種新的金融產品供全世界來投資。雖然IT泡沫破滅了，但金融泡沫并沒有破滅，一直拖到2007年的次貸危機爆發。另一個原因，是巨額的東亞美元和石油美元為美國提供了低成本資金注入，導致美國可以在相對寬松的貨幣環境中保持低利率以抵御衰退同時不用擔心通脹壓力。目前，這些因素都走到了盡頭，那么全球要進入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就必須有一個大的調整。對這個調整，我認為，其特點就是全球會出現一個高通脹低增長的長期局面。

　　全球化對通脹的影響

　　記者：您曾經提到，全球化在這一輪的通脹中起到了較大的作用，能詳細分析一下嗎？

　　張燕生：全球化的特征，就是創造了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并日益市場化。全球化的內在矛盾，就是在相互依存的“地球村”里沒有一個合理的全球治理結構。其結果，就是全球在分享開放收益的同時，也在分擔開放風險。在缺少一個合理秩序并維護共同利益的力量的時候，就會出現“大國生病、全球吃藥、小國住院”的情況。

　　從2003年開始，全球的通脹壓力主要表現在需求端，如礦產資源熱、跨境運輸熱、能源熱并帶來這些上游產品的價格急劇上升等。但這時出現了一個現象，就是上游產品的價格上漲并沒有傳導到下游最終產品上。而直到2005年、2006年后，原油、糧食以及原材料價格的急劇上升才開始傳導到下游產品，于是出現了明顯的全球性通脹壓力。究竟是什么抑制或延遲了全球性通脹預期的產生呢？

　　我認為是全球化。開放和市場化的不斷深入，出現了全球性生產體系、全球性市場競爭壓力，以及全球金融的一體化。全球化可以大大擴展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掉了一般價格上升的諸多因素。由于全球化的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新的國際分工形式，即工序分工。工序分工可以把產品增值鏈最大限度地在全球合理配置，從而大大降低生產成本。有人曾提出中國向全球輸出了“通縮”，而實際上，是中國的低要素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平抑了全球的通脹壓力。也就是說，全球化的前20年，全球確實享受到了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益處，它在相當程度上平抑了全球工資和生產成本的上漲，從而抑制了通脹的產生，同時也為某些國家讓渡了相當大的消費者剩余和經濟福利，支持了它們的過度消費和進口。如 2006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進口國和第五大出口國；是美國第三大進口國和第五大出口國；也是日本的第一大進口國和第二大出口國。這種貿易關系的發展，既有利于中國的經濟進步和就業，也有利于歐美日的結構轉型和就業增長。但是現在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上升了，很多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已經不復存在。這些因素釋放出來就出現了通脹。

　　目前全球的油價、糧價的高漲等，是無法完全用供需等基本面因素來解釋的。如糧食，目前是全球谷物產量較高的時期，也是中國糧食產量創歷史新高的時期。然而在供給創新高的時候卻出現全球價格如此大幅的上漲。有人提出用結構性因素解釋，如分析糧食、石油的生產國與消費國地位不對等等情況，認為存在全球體系的不公平，存在全球供給的卡特爾等，但這樣的問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所以一定要把全球化以及金融一體化等因素放進去考慮。全球金融一體化以及金融深化使每一個國家或地區之間互相依存，達成從未有過的廣度深度和影響速度，以致原油、糧食、鐵礦石以及有色金屬等價格的上漲都是全球性的。這其中必然有國際資本的炒作和投機，也會有美元貶值的機會主義行為。這是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出現的必然現象。

　　其次是全球化中的國際貨幣體系問題。在目前無序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全球化推進了金融一體化，很容易產生以美元為主體的貨幣體系的機會主義行為。在20世紀7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形勢下，美國為走出美元危機而采取與黃金脫鉤的做法，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破產。80年代，為反通脹和推進結構性改革而提高利率，高利率導致高美元匯率，出現了1980～1985 年連續的美元升值。為走出困境，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而今天全球失衡和通脹形勢日益嚴重的背景下，美國為反衰退而采取了低利率和低匯率政策。低利率為美國創造了一個非常寬松的貨幣環境但明顯惡化了采取高利率以反通脹的國家的宏觀形勢。同時低匯率政策也使大量持有美元資產的國家為它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由此可見，從IT泡沫破滅到次貸危機，美國一直在進行著新一輪的經濟結構調整，為進入一個新的增長周期創造體制軟環境的基礎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美元貶值還是采取大幅減稅的其他措施，實際上都是在把它的經濟向新的方向和新的結構推進。但是由此產生的原油和糧食價格暴漲、全球貨幣和金融形勢紊亂、美元貶值帶來的全球資產負債結構調整等問題，很可能是要新興經濟體來埋單的。越南出現的通脹和貨幣危機跡象很可能成為新一輪外部沖擊的前兆。

　　反通脹的中國對策

　　記者：在全球性的反通脹中，中國應該采取怎樣的對策呢？

　　張燕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當我們在“雙防”的時候，必須同時應對可能出現的外部沖擊或內部不穩定波動產生的經濟下滑。一是我們的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已經不能再延遲了，應該盡快通過體制和結構調整來改變我們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但由此將產生農民工的工資、土地和水的成本以及其他資源的價格上升。一方面，在國際分工中，我們不再擁有這些低成本的優勢；另一方面，這些改革一定會形成一個成本驅動型的通脹。二是國際輸入型的價格上漲，如油價、糧價、原材料價格、服務價格上漲的影響。我們需要有一個比較好的政策組合來解決通脹問題。

　　首先，反通脹的大局是堅定不移的。從緊的貨幣政策方向不能變。貨幣要偏緊一些，游資的問題另外去解決。所有的政策組合在松緊之間要搭配好。當改變相對價格的時候，必須有緊縮的政策措施與之匹配，否則就是通脹性的，對從緊的貨幣政策就是一個抵消。同時，我們的工資政策和財稅政策等政策之間的匹配也很重要。通過從緊的貨幣政策搭配上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其他相關的產業政策，來調整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

　　全球化對我國產生的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熱錢的流入問題。熱錢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們的反通脹不能夠僅僅通過貨幣政策的緊縮來實現，必須要考慮跨境資本項目的管理。我認為，如何把目前全球高通脹環境中的風險在時間和空間上配置好，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其次，中國要立足于本國，把事情做好。在反通脹方面不要對經濟大國的政策協調抱有任何期待。中國應當考慮從外向型的發展戰略轉向內需立國的發展戰略，從鼓勵出口和招商引資的貿易和匯率的激勵機制轉向一種比較中性、開放、培育內生性增長因素的機制，包括建立利率和匯率等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價格信號的市場體系等。

　　治理中國的通脹問題的確是很困難的。所有的問題都需要綜合協調來解決。比如人民幣升值問題、加工貿易方式調整問題、資本項目開放問題等等，沒有一個問題是僅靠主管部門就能解決的?，F在很多人提到要防止經濟下滑，我對此比較擔心的是，我們采取了比較合理的政策，但是由于政策出臺的太急、太猛、太集中，最后出現了好政策沒有產生好效果的現象。我們目前要素價格的結構和國際收支的格局，以及人民幣利率和匯率市場化的程度，都是30年里形成的，不可能在2007年、2008年就能夠把這種結構性問題解決好。因此，反通脹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從根本上講，通脹還是我國經濟快速轉型和發展中的問題，是我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協調出現了問題，也包括整個發展戰略中存在的轉換問題。這些問題都是下一步我們在全球化的反通脹環境中需要認真對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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