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該如何開展海外“維穩”?這個問題已經日益鮮明地擺到了中國面前。不僅僅是因為海外銷售市場、原料和能源供給對中國經濟運行的影響已經相當顯著，中國海外經濟權益越來越多，短期或長期停留海外的中國國民人數已經相當龐大而且還在繼續快速增長，也因為其它國家對此要求越來越急切，越來越公開。聲音最響亮者莫過于西方國家，自從2014年8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采訪時調侃中國過去30年在國際事務中一直“搭便車”，西方政界和媒體要求中國對海外“維穩”作貢獻的聲浪便陡然高漲。正值“伊斯蘭國”武裝攻城略地、“哈里發帝國”橫空出世之際，西方政界和媒體尤其急切地要求、誘導中國加大力度參與對中東“維穩”。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國王政策研究所(King's Policy Institute)訪問教授尼克•巴特勒(Nick Butler)2014年8月為英國《金融時報》撰文《中國該不該參與中東維穩》，就稱中國為中東亂局“有可能損失最大的國家”，聲稱在美國和一些歐洲大國苦苦思索它們應不應該——以及如何——進行干預以阻止伊拉克解體的同時，中國卻缺席了，盡管中國對伊拉克石油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中國對原油及原油產品的進口依賴目前達到每日800萬桶的水平，而且還在逐步增加。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2014年9月7日至9日訪華，拉中國參與打擊“伊斯蘭國”武裝也是她此行主要目的之一。

　　一、中國海外“維穩”必須獨立自主

　　可以肯定，隨著中國海外利益的增長，中國在越來越大的規模上開展海外“維穩”，勢所必然。實際上，中國目前的海外“維穩”規模已經不小，向不少地方派出了維和人員，特別是在亞洲和非洲。家門口的中老緬泰湄公河聯合巡邏執法機制自不待言，就是在與中國遠隔重洋的非洲大陸，至遲從本世紀第二個十年起，中國就已經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在非洲派駐維和部隊人數最多的國家，2013年首次從沈陽軍區抽調大約一個營的成建制作戰部隊駐扎馬里，2014年9月初又達成協議向南蘇丹聯合省、上尼羅省派出700名作戰部隊，以聯合國維和部隊身份保護當地石油設施。所謂“搭便車”云云，不過是暴露了美國統治集團內心深處的小家子氣，與習主席“歡迎周邊國家搭乘中國經濟快車”之說的氣概不可同日而語，也是利用了國內外很多公眾對情況的不了解。畢竟，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奉行“少說多做”、或曰“君子敏于行而訥于言”的方針，不似西方國家和有的發展中大國那樣吆喝多而實干少。

　　但是，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在海外“維穩”問題上也必然要有自己獨立自主的思考。中國海外“維穩”直接目標是在中國整體發展戰略的框架下維護中國海外權益和國民安全，即使是維護所謂的“國際社會公益”，也必須是直接間接與我國國家利益相關。我們自己尋求“有所作為”時務必積極穩妥，不可濫用幾代人辛苦積累的國力資源;外人更沒有任何權力要求我們把華夏兒女的鮮血生命、把中華民脂民膏虛擲于對中國無用之地，徒然為他人火中取栗，甚至是直接間接資助敵視中國的勢力。考慮到二戰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西方主導的對沖突地區的干預維和總體上并不算成功，無論是指導思想還是具體做法都缺陷多多，特別是西方政治體制決定了其對外“維穩”行動常常是易反易覆，我們就更不能跟著西方的指揮棒轉了。一個政策連續性強得多的大國不能聽任政策反復多變的國家擺布，從而陷自己于危境。正因為如此，有必要強調一點，中國對海外“維穩”是“開展”，而非“參與”。

　　二、中國海外“維穩”的基本原則

　　在保護中國海外權益和國民人身安全、開展海外“維穩”問題上，我們需要秉承以下原則：

　　首先是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傳統原則，不卷入別國內部政爭和別國之間的斗爭，盡可能避免卷入是非漩渦，降低風險發生的概率。我們不怕事，也不惹事。

　　其次，與東道國各方建立盡可能廣泛的友好關系，這樣能夠大大提高安全系數。以前也門內戰各方交戰非常激烈，但都對中國人很友好，對中國援建工程加以保護，這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對外援助上不能被鼠目寸光的“葛朗臺思維”綁架，我們應當根據本國綜合國力的增長繼續適度增加對外援助，豐富發展援外形式，鼓勵中資企業與當地社會合理可持續分享收益。我曾經計算過，近10年來，中國援外支出占我國財政收入和GDP比重很低，僅占財政收入的千分之幾、GDP的萬分之幾，保持和適度增加對外援助，不至于對我國經濟、財政構成重大負擔，卻能夠收獲多方面利益。從2011年國內圍繞援助馬其頓校車的風波，到《2014年度對外援助白皮書》發布后的許多非議，都不過是源于無知短視、無事生非的非理性喧囂，我們的某些網民和媒體應當反省。

　　第三，準確評估安全形勢。我國政府在2011年利比亞動亂初起時就及時判斷動亂將不可收拾，進而決定撤僑，這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判斷決策。

　　第四，確保我們有適當的機制和能力及時撤離風險地區。在這一點上，利比亞兩次撤僑和埃及撤僑，已經體現了我們的能力。

　　第五，建立適當機制，抑制某些國民的道德風險。如果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計代價地救援海外遇險國民，那么某些國民就會自覺有恃無恐而恣意妄為，即使政府方面已經發出安全警告，甚至明令禁止前往沖突地區，他們也會尋求刺激或為追求其它目的而前往，遇險后的巨額救援成本則由財政為其“埋單”。歐美日多次發生過國民不顧政府旅行安全警告而執意出行、結果被伊斯蘭恐怖組織綁架或殺害的情況，耗費了政府巨額外交資源，支付的贖金又壯大了恐怖組織實力，形成惡性循環;國內四姑娘山等地已經有過“驢友”違規走未開發路線遇險，導致地方政府承擔了巨額救援成本，軍警部隊甚至付出犧牲代價，被救出的“驢友”則表現得極為冷漠，而且這種事情不止一起。為防止這種不可饒恕的行為屢屢重演，我們必須明確規定，在政府方面已經發出安全警告、甚至明令禁止前往沖突地區的情況下，中國公民若個人執意前往而遇險，必須自行承擔救援成本。

　　最后才是我們的軍隊在必要時需發揮相應作用。正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的那樣：“理性在告訴我們，經驗也在向我們證明，在必要的時候得不到武裝力量的支援，商業上的強大是不可能持久的”;一個海外利益不斷增長的大國最終必然要走上“仗劍經商”的道路，片面高唱“和平”只不過是助長盜匪肆無忌憚為非作歹的氣焰，關鍵在于目標必須限于保護自己而不是窮兵黷武、甚至為他人火中取栗而已。

　　同時，我們的海外維穩不僅要有實實在在的預期利益吸引，而且要能夠凝聚社會共識支持。我們不打不義之戰，也不打將被長久歷史證明是正義、但在當前和可預見未來容易被鼠目寸光和心懷叵測者抹黑的戰爭，作戰的前提是在國內外凝聚了必不可少且足夠牢固的政治共識。

　　三、中國在海外武力“維穩”的區域策略

　　在動用武力開展海外“維穩”方面，根據當地同中國核心與長期利益的關聯程度，我們對不同地區應采取不同策略：

　　地理相連、人緣聯系緊密的東南亞是我國首要的必保之地，必要時可以投入大量兵力和長期駐守，中國不能容許自己周邊生亂。中老緬泰湄公河聯合巡邏執法機制已經開創了一個良好的先例，中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五國應當積極考慮建立馬六甲海峽聯合巡邏執法機制。因為馬六甲海峽是國際貿易重要物流通道，中國是這條通道的最大用戶;但馬六甲海峽又與其它一些東南亞海域一樣海盜橫行，沿岸國家現行巡防體系力不從心，建立中新泰馬印馬六甲海峽聯合巡邏執法機制能夠解決這一問題。

　　其次是中亞，但中國在此地“維穩”務必與俄羅斯做好配合協調，也不宜長期駐守。

　　非洲是實戰練兵之地，由于存在眾多無法無天的匪幫橫行無忌，由于中國目前在非洲經濟利益不少，對非貿易額幾乎是美國的兩倍，且與非洲多數國家政府關系良好，非洲很有可能成為我軍海外首次較大規模真槍實彈替天行道恢復秩序的地方，但從長期來看，地緣和人文等眾多因素決定了非洲絕非我國海外“維穩”必保之地，對此資源和兵力投入應有限度。中外歷史對此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足夠的正反兩方面啟示：

　　戰國時期魏國越過趙國攻取中山，雖然一時得手，從長期來看卻是為人作嫁、虛靡本國資源的戰略失誤。

　　秦國一度企圖越過三晉攻取定陶，幾乎重演魏國越過趙國攻取中山的失誤;賴有范雎獻上“遠交近攻”策略，方才得以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并吞八荒。

　　普法戰爭后新生的德意志帝國國勢一度蒸蒸日上，但攫取中國青島和非洲殖民地，卻只是無謂地耗費自家國力資源，損害了與中國的關系，讓有用之兵在海外孤懸萬里，一戰戰端一開就深陷絕境。

　　美國海軍陸戰隊軍歌開頭第一句是“From the halls of Montezuma，To the shores of Tripoli”(從蒙特祖瑪的大廳，到的黎波里海岸)，因為美軍首次較大規模海外用兵是1801年派遣驅逐艦分艦隊前往地中海保護美國的貿易，打擊統治著今日利比亞至阿爾及利亞一帶、掠賣奴役了上百萬歐美“白奴”的北非巴巴里海盜，但當時美國對外戰略并沒有因此將北非列為必保之地，而是選擇了西半球。

　　至于西方強烈主張我們卷入的西亞、北非和巴基斯坦、阿富汗，這條動蕩不已的“伊斯蘭之弧”，一系列主客觀因素決定了在可預見的未來那里是泥潭火坑，除非打起了世界大戰，否則，向那里派出實戰兵力應僅限于救援數量較多的中國國民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

　　之所以要避開中東，主要原因是當前中俄、西方、持續壯大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三方之間的關系猶如二戰之前的蘇聯、西方和納粹，中俄和西方對峙猶如二戰之前蘇聯與西方，雙方客觀上都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不能共存，但又都希望打擊排擠對方，將伊斯蘭極端主義禍水引向對方，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則竭力游走于其中而壯大自己。倘若我們如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那樣在這一地帶的“維穩”中投入過大力量，在伊斯蘭極端主義仍將持續膨脹二十年以上的背景下，我們就會墮入西方彀中，深陷“伊斯蘭陷阱”而在沒有太大經濟潛力的地方徒然消耗我們的國力，在中俄、西方、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的三角博弈中敗陣。別忘了，我們的主要經濟利益和國家命脈在于東部和海路;不在西路。

　　而且，西亞北非與歐洲毗鄰，歷史緊密交織，那里是歐洲文明的重要發祥地，那里是耶穌基督的故鄉，那里是羅馬陷落之后遺民衣冠南渡逃避蠻族兵鋒的桃源之鄉，那里是奧古斯丁出生、成長和發奮撰寫《上帝之城》的地方，……正因為如此，顧維鈞在凡爾賽和會上為收回山東主權而據理力爭時發出了這樣一句宣言——“China can 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直至今日，那里與歐美經濟、文化和人口交流融合之廣泛緊密，依然遠非我國所能比擬：

　　1960年代，當時的歐共體就與除阿爾及利亞之外的所有南地中海國家簽訂了一系列貿易合作協定。1995年3月，歐洲委員會通過建立歐洲與地中海國家伙伴關系的方案，最終目標是建立囊括歐盟和南地中海國家的歐洲-地中海自由貿易區，阿爾及利亞、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約旦、黎巴嫩、馬耳他、摩洛哥、敘利亞、突尼斯和土耳其12個南地中海國家加入了這個“巴塞羅那進程”，利比亞也成為其觀察員。經過一番演變，這個計劃最終發展成為地中海聯盟計劃，合作囊括經貿、司法、移民、政治體制、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

　　擁有歐盟國家國籍或在歐盟國家定居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已達四五千萬，對歐洲社會的影響正日益浮現。在美國，黑人伊斯蘭教組織“伊斯蘭國家”(Nation of Islam)之類宗教組織的影響也愈發擴大，911事件之后，美國軍隊在海外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血戰十年，伊斯蘭教卻在此期間成為美國發展最迅速的宗教。“文明的沖突”理論誕生于美國，良有以也。

　　……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在這些地區的利益和其它聯系不可能與美歐相提并論;這些地方秩序顛覆，對西方的沖擊遠遠超過對我國的沖擊。所以，就讓西方在那里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交鋒好了，我們可以提供堅定的政治支持與經濟、后勤支持服務，直至一定程度的情報服務。

　　四、中國現階段無需出兵中東保護石油供給

　　進一步考察，要求我們大規模卷入中東武力“維穩”的最重要理由是中國對該地區石油的巨大需求，但冷靜客觀考察，可以發現，阿拉伯目前的戰亂無礙于當地石油供給的大體穩定，甚至會穩定、增加原油生產并推動油價下行。這樣一來，我們就更沒有理由出兵直接參戰了。

　　是的，“伊斯蘭國”武裝殘忍嗜血，超出現代社會底線;但“殘忍”不等于“無知”，“野蠻”不等于“弱智”，這是一個財務和管理系統嚴密堪比西方跨國公司的國際化恐怖組織，絕不是只會泄憤式破壞的流寇蟊賊，甚至正在積極向“國家機構”轉型。以至于美國《外交政策》網站也載文援引美國情報部門的消息，驚嘆“伊斯蘭國”對占領地區實施公共管理的水平提高之快，評判這個“哈里發帝國”正在迅速適應治理國家的挑戰，致使其占領區一位金匠對《紐約時報》記者評價，說他覺得自己是在跟一個令人敬重的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一群暴徒。《孫子》云：“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伊斯蘭國”和“哈里發帝國”領導層冷酷而精明的頭腦清醒地意識到，他們的“圣戰”大業需要源源不斷的金錢支持，而在這整個區域，只有油氣生產及其出口才是最穩固、最龐大的財源，他們不會殺掉能給自己下金蛋的母雞。因此，“伊斯蘭國”武裝當初占領敘利亞主要石油產地代爾祖爾省之后，就大力生產石油，然后在黑市拋售，套取了巨額利潤;在占領更大地域、影響力爆發式飛躍之后，面臨更大的金錢需求，冷酷而精明的哈里發帝國領導層必然、也已經在更大規模上復制這套做法。同樣的行為也發生在控制了重要油田的利比亞武裝、庫爾德武裝身上。

　　同時，在當今油價形成機制之下，投機和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之類卡特爾控制石油生產配額的操縱行為對油價影響重大，在相當程度上是石油輸出國組織壓制石油生產配額人為維持了高油價。有關統計表明，1990年代以后國內卡特爾平均超高定價率(即用戶為卡特爾支付的價格高于無卡特爾狀況下價格的幅度)為22%，國際卡特爾的平均超高定價率為25%，歐佩克機制導致的油價人為抬高幅度只會比這個更高。然而，卡特爾統一行動的約束力隨著成員數量增多而趨向削弱，目前的戰亂恰恰顯著增加了石油產區主人的數目，從而削弱了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旨在維持油價的生產配額機制的約束力，而且大大增強了石油產區新主人增產的內在動機。

　　在2014年伊斯蘭國武裝及其“哈里發帝國”異軍突起的政治混亂中，離事實獨立只差一步的庫爾德自治政權6月份就拿下了伊拉克北部最大城市基爾庫克市(Kirkuk)，7月進一步拿下基爾庫克、巴伊哈桑(BaiHassan)兩大油田生產設施，其中前者為伊拉克北部最大、全國第二大油田，探明儲量24.4億噸，并用庫爾德人替換了油田的阿拉伯工人。無論是庫爾德自治政權，還是哈里發帝國，他們增加本地石油生產和出口的動機都比這一輪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前的巴格達政權要強烈得多，而且早已開始全面實施，巴格達的伊拉克政府也不得不接受現實。2014年9月，伊拉克阿巴迪新政府與庫爾德區自治政府達成協議，從2015年1月1日起生效，其中有一項條款便是規定庫爾德區自治政府有權通過伊拉克國家石油公司每天出口55萬桶石油，等于將伊拉克原來規定的石油日產量提高了55萬桶，庫爾德區政府和“哈里發帝國”通過走私出口的石油還未計算在內，而這筆走私原油數量不可低估。僅就產自庫爾德地區的原油而言，就早已多次發生運載庫爾德地區爭議原油的油輪神秘“消失”的事件，2014年8月末就有一艘價值1億美元庫爾德原油的油輪從衛星追蹤系統上消失。

　　同理，其它阿拉伯產油國石油產區倘若分割落入不同武裝實際控制之下，一個產油國變成事實上的多個產油“國”，競爭心態和你死我活的戰爭壓力將驅使他們競相增加石油出口和生產，競相降價搶占市場份額，而不是遵循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配額和目標價格。既然許多報道顯示伊斯蘭國武裝在市場上拋售原油的價格通常只有公開市場行情的1/3乃至1/4，既然伊斯蘭國武裝、庫爾德人、利比亞民兵之輩已經開啟了油氣生產和出口的全面競爭，其它那些正規政權掌管的歐佩克產油國會如何反應?他們難道就不會為了保住市場份額和收入總額而卷入以至于全面引爆“油氣增產—價格下跌”的螺旋嗎?其他可能涌現的“草頭王”們一旦奪權得手就不會效仿嗎?

　　事實是在油價暴跌的今天，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非但沒有減產，反而紛紛增產：

　　歐佩克第二大產油國伊拉克2014年12月原油日均產量上升29萬桶至370萬桶/日，為1979年來最高水平;2015年1月原油日產量再度增加20萬桶至390萬桶/日的歷史最高水平，甚至一度觸及400萬桶/日的紀錄。在1月21日出席2015年達沃斯年會期間，伊拉克副總理沙瓦斯(Rowsch Nuri Shaways)明確表示伊拉克需要增加產油量，因為世界油價下跌已經令伊拉克政府收入銳減50%左右。

　　沙特阿拉伯日均產油量在1月增加22萬桶至972萬桶/日，且剛繼位的新國王薩勒曼宣布將維持前任國王的政策。

　　安哥拉1月日均產油量增長19萬桶至181萬桶/日。

　　……

　　就總體而言，彭博社調查結果顯示，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日產油量在1月份增加了48.3萬桶，達到3090.5萬桶/日的高峰，而去年11月底該組織確定的成員國石油總產量目標為3000萬桶/日。為了擴大產能，伊朗等國還開始向外資提供更優惠的條件。因此，與市場流行、且為投機者反復炒作的觀念相反，這些“地緣政治性風險”帶來的變局不僅沒有破壞、反而穩定和增加了原油生產，抑制了油價上漲。

　　認為地緣政治性風險一定會抬高油價的固定思維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實際上，兩伊戰爭從1980年9月22日打到1988年8月20日，雙方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石油生產和出口國，襲船戰、襲城戰一度頗為困擾波斯灣石油出口，但這并沒有妨礙1986—1987年間油價暴跌腰斬，開始長達15年之久的石油熊市。我們需要認識到，地緣政治風險抬高油價的效果并非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成立，只有在市場供不應求、且政治動蕩破壞石油產能的情況下，地緣政治性風險才會抬高油價。當前世界石油市場特點是每日供過于求數百萬桶之多，且存在巨大閑置產能，政治動蕩中對立雙方也沒有意愿破壞石油產能，而是盡可能保護石油產能，盡可能多生產多銷售以增加自家收入，而且近幾年世界市場油價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炒作和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的壟斷抬價。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市場參與者爆炒的所謂“地緣政治性風險”非但不會減少產能，反而會促使石油產量的決策者們競相增產，打破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壟斷，從而促使油價下行。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如同堂吉訶德般遠征萬里之外去對付并不存在的風險?

　　(初稿2014.8.25，二稿2014.9.17，三稿2015.1.28，四稿2015.2.4，僅代表個人意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