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形成軍國主義的溫床

　　王洪光

　　日前，有學者發表觀點認為“日本已經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其理由雖確有一定的道理，但筆者認為不足以支撐核心觀點。

　　第一，當下日本軍國主義的表現形式與二戰時期已大不一樣，日本侵華和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的舉國動員、全民皆兵的軍國主義形態已經不會出現。但我們要警惕的是表現形式改變了，而本質上仍是軍國主義的思想和做法，防止其在不受國際約束和壓力的情況下，演變成“軍國主義”變種。如安倍鼓吹的“積極和平主義”中的“積極”，很可能就是這樣借尸還魂的“異形”。

　　第二，過去在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代領導人的努力下，中日友好是主流。而且當時日本一批有眼光有作為的政治家，對當年日本侵略中國心懷愧疚。現在時過境遷，由于日本政府的挑動和宣傳，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在急速下降，一些人對中國崛起抱有焦慮感。在這種條件下，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溫度和土壤越來越合適，溫床正在形成。死抱軍國主義的“一小撮”右翼分子，如果只是一般人倒也沒什么，但現在掌握國家政權的安倍政府，正在帶領日本大幅度向右偏轉，與日本社會保守右傾趨向高度契合。正如“臺獨”分子在臺下時翻不起多大風浪，一旦陳水扁上臺，兩個執政時期下來，臺灣傾向“臺獨”的民眾已經過半。由此，我們還能放心地以為日本不會重走老路嗎?

　　第三，在歷史上各個時期，什么時候民主制度真正防止和制止過戰爭?發動二戰的希特勒就是利用德國民主制度選上來的。“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說伊拉克是制造“9·11”的真兇，硬說薩達姆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悍然發動伊拉克戰爭，美國的民主制度和美國人民阻止了嗎?歷史證明，民主制度從來就被西方國家玩弄于股掌之間，呼之則來，棄之則去。

　　是的，如果日本想走二戰前的舉國體制、以戰時經濟為基礎的舊軍國主義道路是不具備條件，但日本現在正滑向軍國主義的道路，不也是事實嗎?不僅要當世界經濟強國，還要與經濟強國相適應，做政治和軍事強國，解除“集體自衛權”，合法地向海外派兵，參加國際軍事事務，對外出售大型武器。盡可能地竊取或強占海洋資源，不僅強占我釣魚島，擴大經濟專屬區，還要變礁為島，與中國等國爭奪大陸架資源。作為經濟大國和科技大國的日本，要發動具有當今時代特征的軍國主義局部戰爭，確有雄厚的財政基礎和軍事條件。

　　說“中國已發展成世界軍事大國，使日本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筆者極為贊成。中國之所以下一步還要發展成軍事強國，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是重要原因。而且前提是，外界要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決不掉以輕心。▲(作者是南京軍區原副司令員)

　　附文：

　　王占陽：日本已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

　　中日兩國之間現在存在著很大的誤解和誤判。如日本存在著“中國威脅論”，中國也存在著“日本威脅論”，但這都是不符合實際的。

　　正確判斷國際形勢，確認“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這是當年鄧小平確立中國的新路線和新政策的一個基本前提。在對國際形勢的這種判斷中，他對日本是放心的。他說：在整體上，“我們不擔心日本對中國有什么威脅”，“我們也理解日本應該有足夠的自衛力量。”。日本有極少數人想復活軍國主義，“我們只擔心這么一點。”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日本絕大多數人是反對這種傾向的。”“可以肯定地說，……中日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會世世代代發展下去。” 中日“兩國沒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

　　時至今日，鄧小平的這些基本觀點依然適用。同時，基于新的客觀事實和更多的信息與分析，我們現在還可以進一步確認，歷史發展到今天，即使有個別日本政客想重溫軍國主義舊夢，日本也已不會成為軍國主義國家了。

　　一、日本的和平主義已經深入人心，軍國主義重新成為主導思想的社會基礎已經消失

　　二戰結束前，日本的主流意識形態是軍國主義，這有兩大原因。

　　一是明治維新后，日本“脫亞入歐”，學習了一些西方文明，也學習了西方的帝國主義。當時工業國盛行通過侵略擴張搶占資源和市場，它們之間也盛行著叢林法則。戰爭和征服幾乎被視為天經地義，人們還沒有從戰爭的慘痛后果中汲取足夠的教訓，和平發展時代仍未到來。

　　二是當時日本對于西方文明的學習、理解又是片面的。西方的自由民主憲政思想尚未進入日本人的血液中，專制主義的封建殘余思想仍然很深厚，國家主義在此基礎上逐步盛行，進而導致軍事專制和輿論管制，而這又反過來大大強化了國家主義。

　　帝國主義與國家主義相結合，結果就是軍國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

　　但是，二戰結束后，日本的主流思想已從軍國主義轉為了和平主義，而且已經深入人心。絕大多數日本國民都是熱愛和平、厭惡戰爭的，軍國主義者只是極少數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實。

　　這有三大原因。

　　一是戰后的“和平憲法”奠定了和平主義的憲法基礎，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

　　二是軍國主義非常失敗，帶來了巨大災難，戰后的和平發展卻非常成功，帶來了繁榮和富裕，這使日本人深切地認識到，軍國主義行不通，日本只能走和平之路。

　　三是戰后自由民主和平思想深入人心，和平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占據了強有力的主導地位，國家主義完全成為了思想殘余，這就使軍國主義重新成為主導思想的社會基礎已經消失。

　　二戰后，德、意、日三國實際都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想。這種反思的共同成果都是和平主義，也都是和平主義成為牢固的主流思想。雖然日本的反思程度顯然不如德國，但要說日本沒有普遍地實現深刻的歷史反思想，以至于說日本的主流思想仍然是右傾的，那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二、和平主義與民主制度相結合，使軍國主義更加成為不可能

　　日本過去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不僅有其社會思想基礎，而且還有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基礎。

　　二戰前，不僅德、意、日三國國內有法西斯主義思潮，而且美、英、法等國國內也有法西斯主義思潮，但只有前者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后者卻走上了反法西斯道路。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美、英、法諸國的社會發展程度較高，初步形成了比較穩固的民主體制，而德、意、日三國則是封建殘余較多的國家，有限的、脆弱的民主遠不足以遏制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勢力的蔓延，以至于出現了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的戰爭政權。

　　二戰后，為確保日本不再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麥克阿瑟主導制定了日本的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的新憲法，在日本建立了民主制度。經過六十多年，日本的民主制度已經十分鞏固。倘若日本重走軍國主義道路，那就意味著推翻民主制度，重新實行軍閥統治，但這已經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了，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誠然，即使是民主國家，也有可能發動侵略戰爭。但在日本，對此又有兩道特殊的防線，這就是憲法第九條和和平主義的主流思想。

　　首先，修憲需要得到眾參兩院全體議員2/3以上的同意，還要經國民投票并獲得半數以上同意，門檻非常高，目前尚無可能性。

　　其次，民主制度與和平主義相結合，尤為一道特別堅固的防線。因為，一方面，和平主義的主流思想意味著，日本選民普遍反對一切戰爭，特別是反對侵略戰爭，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又會使任何好戰的政客都會被和平主義的選民和議會所淘汰。

　　如，安倍的支持率絕大多數來自于選民對于他的國內政策的支持，而其支持率的兩次大幅下降又都來自于選民對于他執政后的對外政策的危險性的擔憂。如果他公然主張侵略中國(這當然是不可能的)，那就會被立即趕下臺。

　　所以說，和平主義與民主制度相結合，已經消除了日本重走軍國主義老路、侵略擴張的可能性。即使是憲法第九條被修改，也仍將是這樣;盡管有此憲法條款，當然就會更加安全些。

　　三、現代日本經濟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侵略戰爭

　　日本的和平主義不僅基于戰爭反思，而且還有現代日本經濟需要和平這種深刻的現實經濟根源。

　　現代日本經濟需要和平的原因有四。

　　一是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已經從一個經濟體對另一個經濟體的戰爭，轉變為了同一經濟體內部的戰爭，也就是轉變為了自已打自己。這在主要經濟國家之間，尤為如此。這種蠢事沒人干。

　　二是在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今天，日本經濟對于中國經濟已有很強的依賴性。在這種情況下，如以侵略戰爭破壞中國經濟，那就無異于經濟自殺、自斷前程。所以，日本社會普遍期盼的是永久和平，中日互利互惠，而不是爆發戰爭。

　　三是麥克阿瑟解散了作為軍國主義經濟根源的日本財閥。時至今日，甚至私人控股并掌握決策權的大企業也都自然消失了。日本大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已經全部是高級經理人員了。他們依靠的是自己的專業能力，而不是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把他們想象為曾經導致二戰的日本財閥，那是根本錯誤的。

　　四是日本已從二戰的慘敗和戰后的和平繁榮中深切地認識到，以和平的商業途徑獲得資源、能源、市場等等，這才是發展經濟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總之，戰爭不符合現代日本的經濟利益，日本也就沒有重走軍國主義老路的經濟動機了。

　　四、日本沒有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財政基礎

　　走軍國主義道路意味著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這就需要有雄厚的財力支持。如要大規模入侵中國這樣的經濟、軍事大國，其所需要的軍事預算更是天文數字。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根本就不可能擁有如此雄厚的財政基礎。

　　首先，日本目前正在面臨長期的財政困境。如果說中國現在的主題仍然是“發展”，日本現在的主題則已是“保持現狀”了。但“保持現狀”很不容易，是很大的挑戰。財政的基礎是經濟。日本經濟的結構性下行壓力實際相當大。特別是少子化、老齡化、人口減少、進取精神減弱、創新不足、競爭力下降、巨額國債、巨額貿易逆差等等長期的不利因素，尤使日本社會普遍深為憂慮。日本社會真正關心的核心問題實際是在這里，而不是在外交和軍事。經濟保持現狀尚已艱難，財政何以脫困，更何以“雄厚”，軍國主義又何以可能呢?

　　其次，在長期的財政困境中，社保支出與防衛預算之間也出現了深刻的矛盾。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其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在日本的民主體制下，擴大財政支出的社會壓力主要來自于社保支出。日本政治人物為了獲得選票，誰都不敢怠慢選民的這種要求。這在長期的財政困境中，必然抑制防衛預算的增加。其結果，直至2012年財年，日本連續11年未能實現防衛預算的實質性增加。2012年安倍當選后，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如2014年財年日本防衛預算較2013財年增加了2.8%。但這并不是通過壓縮社保支出實現的，因為2014年財年日本社保支出較2013財年增加了5%，比防衛預算增加的還要多。不僅如此，這種依靠增發國債增加支出的做法也是不可持續的。而若不是依靠增發國債、而是依靠大幅壓縮社保支出實現防衛預算的大幅增加，那就會被選民立即趕下臺，所以也是不可能的。

　　這就表明，日本增加防衛預算的空間很狹小，根本就沒有、也不可能有走重走軍國主義老路的財政基礎。日本既不想打仗，也沒錢打仗，所以有些人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顯然是過慮了。

　　五、日本沒有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軍事條件

　　軍國主義的崛起還須以能夠擁有和實際擁有相對強大的軍事力量為條件。這也是日本當年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一種基本條件。但在現代國際軍事環境中，這種基本條件也已不復存在了。

　　首先，駐日美軍使日本已經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了。

　　美日兩國曾在太平洋戰爭中激烈交戰，美國絕不希望再次出現一個窮兵黷武的日本。美日安保條約和駐日美軍具有防止日本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重要功能。中美建交談判時，周恩來曾經表示擔心駐日美軍撤走后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基辛格也認為日本的擴張主義是危險的，并反復強調，駐日美軍會成為抑制日本強化軍事力量的閥門，《日美安保條約》就是為此而存在的。實際上，直到前幾年，美國還曾把日本作為頭號假想敵。

　　對于唯一曾經攻擊過美國本土的國家，美國的擔憂和防范實際始終放不下。根據美日安保條約，該條約“到日美兩國承認的期限為止擁有效力”;這就是說，只要美國不松口，該條約就無以終結。時至今日，無論是明里針對中國還是暗中針對日本，美國使該條約繼續長期化都是必然的。

　　這就表明，即使日本自身沒有復活軍國主義的可能與企圖，強大的美軍也仍然是一道長期的、十分重要的“追加保險”，因為它又從軍事角度完全杜絕了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任何可能性。這對中日兩國國民來說，實際也是一種福音。

　　其次，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軍事大國，也使日本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了。

　　軍國主義恃強凌弱，客觀上也是以鄰國的積貧積弱為前提的。反過來，只要弱國變為強國，那也足以打消任何軍國主義的狂妄念頭。

　　歷史發展到今天，東亞同時出現了中、日兩個強國，這是前所未有的。中國不僅成為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而且也成為了一個世界軍事強國。面對這種新形勢，現在的日本更加無人幻想征服中國大陸了。

　　不僅如此，面對身邊迅速崛起的新強國，許多日本人還產生了莫名的恐懼感，“中國威脅論”也就隨之流行。“中國威脅論”實質上是對中國的誤讀，同時也是防御性的。基于“中國威脅論”，又產生了“為了防止中國入侵、保衛和平，那就要提高防衛能力”的呼聲，這當地也是防御性的。

　　日本對中國有誤判，中國對日本也有誤判。基于前述所有事實和分析，日本有限地增強防衛能力，并不意味著它要重走軍國主義老路。實際上，這也是中國的強大使日本更不可能走軍國主義老路的一種表現。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應該有信心。

　　綜上所述，日本當年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這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現象。二戰結束后至今，整個人類和中日兩國都實現了歷史性的巨大進步。人類已經進入到了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歷史時代。以往導致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全部基本條件均已消失，所以日本重新倒退到軍國主義時代也已完全不可能了。極少數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已經成為了可笑的歷史陳跡，他們既無力量、也不可能扭轉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我們應當對于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有信心，也對于我國文明進步的成果和力量有信心。只要中日兩國能夠處理好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中日和平友好的未來就一定是光明的。(作者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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