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的意識形態斗爭實踐中,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了成熟而有效的意識形態掌控及外攻措施。它們在保證其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基礎上,意識形態外攻達到甚至超出了預期的目的。

　　一、通過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加強對知識文化界的思想政治影響

　　西方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對外施加文化影響和從事文化滲透。近年來,越來越重視以各種基金會、研究機構等名義舉辦名目繁多的國際性學術交流活動,各種“國際訪問學者計劃”、“培訓中心”、“文化和學術交流中心”等成為文化交流與人員往來的主要載體。從歷史上看,美國往往有目的、有計劃地把文化權力作為實現國家利益的一種特殊工具加以使用,并通過制定和實施文化戰略去實現美國的對外政策目標。[1]向意識形態對立國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機構頻繁地發出邀請,以期通過所謂的學術交流達到影響知識分子思想進而影響其社會輿論的政治目的。歸納其途徑有以下幾種:

　　(一)利用“研究中心”及各種基金組織,以國際交流合作等方式召開各種學術研討會、國際會議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動的機會,展示西方的思想文化,同時也直接支持對象國家反對派的反政府活動。

　　目前,西方國家有幾百個國際政治研究中心,如美國的斯拉夫促進協會、世界資源研究所、政治現代化協會、美國知識協會理事會、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對外關系委員會、經濟發展委員會、蘭德公司、和平研究所、東西方研究中心、保護人權協會、國際科學研究和交流理事會等,基金會如美國亞洲基金會、美洲研究基金、索羅斯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高等院校研究所如哈佛大學俄羅斯東歐中心、耶魯大學國際和地區研究中心等。其中一大部分學術中心和團體的主要贊助者是美國國會、五角大樓、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海軍學院等政府部門,少部分為個人出資建立。

　　美國亞洲基金會、美洲研究基金等機構經常針對各國優秀大學生等精英群體舉辦各種各樣的多邊論壇、研討會等活動。福特基金會在中國曾資助過“中國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國際學術研討會(1999年)、“中國非政府小額信貸和農村金融”國際研討會(2006年)等國際學術會議。而哈佛-燕京學社(實際上是基金會)的受資助者則多是學術界的帶頭人,其資助項目包括訪問學人、博士獎學金、博士培訓以及資助書刊雜志的出版和發行。“從1954年開始,在中國以外的東亞地區已資助過700多位,在中國大陸也有幾百位了。”[2]目前該學社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以及香港、臺灣等地區共有50所合作院校。在中國的合作高校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南開大學等。

　　在原蘇東地區的政變過程中,通過這種國際交流項目建立起的青年反對派組織網絡發揮了經驗分享、國際聲援等重要作用。在“顏色革命”中,這種支持表現得更為直接和明顯。西方國家通過多種形式的培訓和講座,提高當地反政府青年組織和青年對抗政府的實戰技巧。如索羅斯基金會、美國民主基金會、國際共和黨研究所等。在原蘇東各國甚至中亞、拉美、東南亞都設有辦事處或分支機構,經常性地選派工作人員或來自美國的所謂選舉、司法、人權專家定期與美國外交使團聯合或單獨地為青年組織舉辦講座。索羅斯的基金會為格魯吉亞反對派的“克馬拉”培訓人員,有時反政府青年組織代表還到國外參加培訓性質的講習班。2003年,美國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開辦講習班,格魯吉亞反對派領導人薩卡什維利應邀前往接受有關進行塞爾維亞式“溫和革命”的培訓。幾個月后,薩氏便在格魯吉亞成功發動“玫瑰革命”,隨之登上了總統寶座,而“索羅斯基金會”駐格分支機構就是卡什維利2003年發動“玫瑰革命”的“小金庫”;政府中1/5的部長曾在“索羅斯基金會”工作;從總統到街頭交警,每月的工資都有一部分是索羅斯提供的“補貼”。2004年秋,美派遣1000余人分赴烏克蘭14個州,為“橙色革命”及時培養、輸送了大批骨干。[3]而在烏克蘭政權變更前的兩年時間里,美國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和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等民間組織向烏克蘭反對派提供了超過6500萬美元的政治資金,以培養當地的青年活動積極分子,支持獨立媒體,資助選舉監督和組織民意調查等。

　　從1990年到2004年,“索羅斯基金會”在烏克蘭設立了25個分支,共投入8200萬美元,資助反對派組織。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就是”索羅斯基金會“下屬”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董事會的成員。“索羅斯基金會”在俄羅斯有專項計劃——大規模地向俄地方媒體滲透,企圖以此影響當地精英,試圖煽動地方分裂主義傾向。同時,基金會還向一些大學提供研究資金。如莫斯科一些大學的課程表上,就增加了不少傳授西方價值觀的課程。在烏茲別克斯坦,“索羅斯基金會”投入了2200多萬美元,用于邀請各類人員出國訪問,培養親西方的社會精英。據報道,2006年6月,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悄然進入中國,出現在中國一家民間組織的資金捐贈者名單上,捐資金額約為200萬元人民幣。[4]

　　(二)直接資助對象國研究團體或個人承擔旨在宣傳西方自由、民主、人權觀念的科研課題,以擴大西方主流思想和價值觀的影響力,增強滲透力。

　　2001年,福特國際獎學金項目在全球近22個發展中國家實施,總投資為3.75億美元,在中國主要面向那些屬于或代表缺乏深造機會的人群,例如:貧困人群、少數民族、婦女及殘疾人。目前共有231名來自全國24個省、市、自治區的申請人入選。如資助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刑事訴訟配套措施和保障機制”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的“加快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普及義務教育步伐的實驗研究”、山東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現代化與中國婦女地位變遷研究”、上海社科院的“中國離婚研究”(1950-2000年)、西南大學西南民族教育與心理研究中心“中國西部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農村勞動力不充分就業調查研究”、華東師范大學“聽證制度研究”等,這些研究項目多數屬于邊緣課題或敏感課題,可見其鮮明的目的性。

　　在原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美國通過建立大學、設立獎學金等途徑,擴大與獨聯體國家的人文交流,在青年人中培養西方的價值觀;在獨聯體國家積極活動的國家民主研究所(美國民主黨資助)、國際共和研究所(美國共和黨資助)、自由之家、索羅斯基金會、歐亞基金會、國際新聞網等機構密切合作,幫助獨聯體國家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政治組織,從事各種反政府、反總統、反對親總統政治派別的活動。美國甚至出資幫助建立獨立的新聞媒體和出版印刷機構,傳播領導人及其家族腐敗的各種丑聞。1993-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參加赴美國交流計劃的有2700人。[5]在長期的意識形態滲透中,這些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機構不可避免地都帶有西方色彩。

　　(三)通過學者互訪和講學以及高等教育跨國交流等形式,如交換留學生、互派訪問學者、基金學者等,從事各種研究,以求為政治上的多黨制、多元化、自由化和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化方面施加影響。

　　教育交流尤其是交換留學生計劃,是美國對外文化關系的核心部分。美國國務院甚至認為:“交換留學生的計劃，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執行工具之一。”[6]冷戰期間,美國最重要的規模最大的對外交流計劃是富布賴特計劃。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由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提出的《富布賴特法案》,其中心內容是“可將在國外出售戰時剩余物資所得到的非美元貨幣用于教育目的”,并允許“獎學金的重點應放在青年身上、重要用于人文學科方面”;同意美國教育基金會提出的“外國留學生在美國機構學習時,應加深對民主制度的認識為目的的建議,同時指出,這種學習應從屬于美國外交政策的總目的”。[6]冷戰后期,富布賴特計劃逐漸對亞洲國家傾斜,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紛紛以“富布賴特學者”身份赴美國學習。50多年來,有255000人參加了該計劃,其中96400來自美國,其他國家158600人。[7]2000和2001年度,美國政府對富布賴特項目的撥款均為1.12億美元,2003年度撥款1.229億美元,并專門撥款用于對越南的富布賴特學術交流項目,另有撥款資助對俄羅斯交流項目(埃德蒙·馬斯基獎學金)等,旨在通過更為廣闊的學術交流項目影響和改造這些共產主義實體。除此之外,美國新聞署的國際訪問者項目每年使5000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從業者赴美國與同行業人員之間進行交流。其真正的目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方式進行文化滲透。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還撥款資助西藏流亡分子前往美國作“訪問學者”或“讀書”,學成后送回印度和尼泊爾“開展工作”。

　　美國還開展“和平志愿者項目”等對外援助活動。美國把本國教師、傳教士、醫生派遣到海外從事志愿工作,向海外贈送圖書、雜志、畫冊、錄像帶或幻燈片等。這些志愿活動既含有西方文明中的”慈善”成分,也帶有美國自身利益的考慮。一個現實的結果是,通過這類文化援助,美國的價值、觀念及意識形態被傳播到海外。從某種意義上講,富布賴特學術交流項目、新的和平志愿者項目等是美國“促使非民主化國家”發展變化的重要手段。

　　學術交流活動也是美國施加意識形態影響的重要手段。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的各種學術中心和團體與蘇聯的各級官員、媒體負責人和學術界重要人物往來頻繁,提供去西方訪問、講學的經費。這些學術中心和團體還積極到蘇聯境內活動,以討論、講學之名傳播西方觀點。90年代以來,我國通過高校交流途徑出國的青年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越來越多,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受到美國邀請,并獲得資助去美國進修、參觀訪問和學習,美國的目的也是使其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物質文明,希望通過實實在在的西方式熏陶,潛移默化地培養來訪者的美式價值觀。一些西方社會理論通過各種渠道傳入中國,經濟自由主義、文化多元主義、政治上的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由于這些西方政治經濟理論對人類政治經濟發展中的某些現象有一定的解釋力,因而在社會科學領域甚至在全社會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通過培植、扶持和豢養對象國“持不同政見者”、“反對派”,達到意識形態外攻和顛覆對象國政權的目的

　　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興起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參加者多為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在政治上主張“政治民主化”、實行“多黨制”,為反對蘇聯政權進行著精神和意識形態上的準備。[8]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持不同政見者”一夜之間從“反社會主義分子”變成了“改革”的先驅。到1987年中期,“持不同政見者”的著作開始公開出版。在1988年5月底6月初,美國總統里根訪問蘇聯并公開接見了“持不同政見者”,使其備受鼓舞,隨后里根在莫斯科大學的講話更是“鼓舞了全蘇的改革者”,[9]更加堅定了“持不同政見者“公開反蘇共、反社會主義的立場,成為蘇聯改革失控的重要因素。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1989年6月9日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第一條建議就是“憲法第九條作廢”,即取消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在后期的改革中,“持不同政見者”的思想也深刻影響了戈爾巴喬夫,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外交、民族關系等方面都與其不謀而合,如實行人權、取消蘇共的領導地位、推進國家民主化,以及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展開合作的思想等。[10]“持不同政見者”的作用與影響力在蘇聯后期及其整個解體過程中得到證明。

　　在所謂的臺灣問題、新疆問題、西藏問題上,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進行遏制、阻撓,甚至是顛覆。尤其是西藏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開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務。1954年,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始在藏族人中召募特工人員,在臺灣訓練,回到西藏后制造恐怖和麻煩。1979年9月,十四世達賴喇嘛自出逃印度后首次獲準訪問美國。從此,達賴喇嘛把美國作為主要活動場所,傳教、演講、會見政府官員,游說“西藏獨立”,期望在美國的幫助下恢復逝去的“喇嘛王國”。[11]美國政府多次以西藏人權為借口干涉中國內政。1987年6月18日,美國眾議院通過所謂《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西藏人權的修正案》。同年12月15日和16日,此案經增修后,再次交參眾兩院正式討論并分別通過,附在《1988-1989財政年度美國外交授權法》后面,22日由里根總統簽署。隨后,其他西方國家議會也紛紛效仿,通過干涉中國西藏事務、指責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支持達賴喇嘛的議案。[12]此后,西方國家相繼創辦藏語廣播頻率,集中力量對西藏自治區進行廣播宣傳,其中尤以“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廣播電臺”最為猖獗。

　　1989年10月,西方國家把當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分裂中國的政治流亡者達賴喇嘛,肯定并支持他分裂祖國的行動。1998年8月,美國國務院公布一批冷戰時期的檔案,其中中情局“西藏計劃”的一份備忘錄稱:“支持在尼泊爾的2100名西藏游擊隊50萬美元;給達賴喇嘛的津貼8萬美元。”該文件接著羅列了其他費用,最后說:“合計173.5萬美元。”后來的一份文件表明,此類年度開支持續到1968年為止,此后又采用了其他更靈活的方式支持達賴集團。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開始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對達賴集團進行經濟支持。根據NED自身公布的數據,2002年-2006年,NED向達賴集團提供了135.77萬美元的專項資金援助,其中2006年,向達賴集團“西藏婦女協會”、“九·十·三運動”等組織提供了8.5萬美元資金。2008年2月27日(即拉薩騷亂發生前半個月),達賴集團的“九·十·三運動”還向NED緊急申請資金,以作為“活動家們應對危險時期的資金”。此外,近年來美國國會批準每年向在印度的“西藏流亡者”提供約200萬美元經費,國會還敦促政府再提供200萬美元以支持這些人的所謂“民主活動”。[13]

　　從香港、馬尼拉到漢城的半月形地帶,約有30個廣播電臺針對中國大陸宣講宗教節目。這些媒體宣揚“美國富強因為是基督教國家”,“基督教超越國家、民族界限”,全世界都要接受上帝的福音;歪曲中國宗教狀況;攻擊中國政府“迫害宗教”;鼓動信徒對抗國家政策法令。在拉薩“3·14”事件發生前,“自由亞洲廣播電臺”藏語廣播的時間增加到每天8小時,“美國之音”則增加到4小時。從3月18日起,這兩個頻道每天又增加了兩個小時的廣播時間,并捏造了3月14日“八角街到處都是示威者的尸體”的新聞,利用暗語傳達境外的指示、通報境內的相關動態,不斷地把達賴喇嘛的煽動性言論傳遞到藏區。“西藏問題”具有明顯的“反共反華”冷戰烙印,也進一步印證了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教滲透活動就是為顛覆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政治目的服務的本質。[14]

　　除宗教問題外,美國還大力扶持所謂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即在1989年大力倡導并推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劉賓雁、魏京生、方勵之、王丹、胡平、嚴家其、劉曉波等人被其捧為“民主斗士”、人權運動的”領袖”和”政治精英”,美國給他們提供資金援助,并掩護其逃往國外。1989年10月,美國肯尼迪紀念基金會還公然宣布授予方勵之“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在東歐劇變中,波蘭的持不同政見者在西方和教會勢力的支持下,多次組織罷工,并爭取到合法地位,在大選中擊敗了波蘭統一工人黨。從而成功顛覆了共產黨政權。

　　三、注重利用突發事件、特殊時機、特殊人物或對象國問題等進行意識形態外攻

　　冷戰結束后,西方發達國家意識形態外攻中,一方面繼續利用傳統手段,一方面還特別注重利用對象國發生突發事件、特殊時機以及國內危機四伏、弊端暴露的時刻實施攻擊滲透。近年來,美國大肆利用“法輪功”非法組織、“中國駐南使館被炸”、“黨內腐敗”等事件,利用臺灣大選、中國加入WTO、“八九政治風波十周年”等時機對我國進行滲透和顛覆活動,竭力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丑化社會主義中國的形象,并把“妖魔化的中國”形象滲透給西方國家的民眾,把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滲透給中國人民,從而希望達到和平演變中國的政治目的。

　　如在對2003年3月中國“非典之戰”的報道中,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美聯社等幾乎完全忽略中國在控制疫情過程中的努力,而大肆攻擊中國。《華爾街日報》刊登社論認為中國的“非典之戰”不透明,并建議其他國家應取消通往中國的航班。《紐約時報》社論稱,“專制政府通常被認為是饑荒的主要肇因之一”,而非典型性肺炎的蔓延正顯示了“極權對于健康也是威脅”。加拿大一家全國性大報甚至評論說,“中國輸掉了世界”,[15]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形象,充分暴露出西方國家主流媒體在描畫中國形象時依舊殘留的冷戰思維。

　　在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的關鍵時刻,意識形態西方化的所在國媒體也充分體現了“美國意識”,其“攻效”極其顯著。在東歐劇變初期,美國媒體大肆攻擊匈牙利的卡達爾、東德的昂納克、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等共產黨領導人,煽動動亂。當這些國家進入選舉的關鍵時刻,美國媒體又開足馬力為自己“中意”的候選人造勢,為其”合法”上臺鳴鑼開道。在南、格、烏、吉等國的“革命”中,美國媒體口徑一致,異口同聲地指責這些國家的當權派“選舉舞弊”、“違反民主”,為反對派翻盤制造“法理依據”和提供強大的輿論支持。[16]2005年2月,就在吉爾吉斯議會選舉進行前,《MSN》刊載了一幅修建中的阿卡耶夫總統“豪宅”照片,激起了民眾對阿卡耶夫政府的強烈不滿。此后,該報還不斷刊登所謂“民調”,繼續火上澆油,反對派領導人還成卡車地把此報在全國范圍內免費分發。“革命”開始后,該報的日印刷量居然達到了20萬份,而吉爾吉斯斯坦人口還不到500萬。

　　在對象國進行大選的關鍵時刻,西方媒體總要自告奮勇地在當地進行所謂的“民意調查”,直接干預選舉,并組織指揮“革命”。這種“民調”帶有明顯傾向性,往往能起到先聲奪人甚至一錘定音的作用。在2000年南斯拉夫大選之前,西方媒體搶先公布“民意調查”結果:科什圖尼察將取得壓倒性的勝利。這等于先來一個下馬威:假如計票結果和這些民意調查不一樣,那就一定有問題!2004年10月,在烏克蘭總統大選過程,第五頻道頻頻報道說政府在選舉中舞弊,并組織所謂“獨立民調”;選舉結果尚未揭曉,該臺便搶先宣布反對派已經獲勝。當國家廣電委員會決定撤銷該臺播出執照時,第五頻道立即報道了這一信息,迅即引發了絕食抗議,成為“革命的導火索”。這些反對派媒體不僅動員民眾上街,還及時報道游行的時間和地點,為反對派在各地的分支提供行動信息。當格魯吉亞“玫瑰革命”進入最后時刻,受西方資助的“魯斯塔維-20”電視臺對謝瓦爾德納澤政府遭受圍攻的場景進行現場直播,并操縱事態發展。1988年6月,拉脫維亞非政府組織“赫爾辛基-86”為紀念1941年被逐的拉脫維亞人,計劃舉行5000人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拉脫維亞自身媒體很不發達,但設在慕尼黑的“自由歐洲電臺”和“美國之音”對此積極進行報道。其中“美國之音”在10天前就反復廣播示威活動舉行的確切時間和地點。

　　意識形態“外攻”之借助媒體,如果占領了一國的輿論宣傳陣地,在顛覆政權中則可發揮舉足輕重作用;而如果對象國的執政黨讓出輿論陣地,輿論一旦失控,則意味著政治慘敗已經開始。在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過程中,美國不惜斥巨資支持這些國家的反對派創辦報紙、電臺、電視臺,讓其近距離反復宣傳鼓動民眾反對政府,組織發動“街頭政治”,通過直接輸出意識形態,達到了“革命”的目的。

　　考察過去10余年來,國際性英語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正面報道不斷減少;大量充斥媒體版面和屏幕的是對中國充滿歪曲甚至敵視的宣傳。從“銀河號”事件到所謂的“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口導彈及零部件”的報道,美國媒體一方面企圖把中國描繪成地區局勢穩定的破壞者,以此達到在美國內外抹黑中國形象并且挑撥中國同周邊國家關系的目的;另一方面橫加指責中國的人權狀況,不斷挑動對中國的敵視情緒。[17]從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1994年“銀河號”事件、1995年吳宏達事件、1996年上海孤兒院案件、亞特蘭大奧運會NBC播音員攻擊中國體育代表團事件、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事件、李文和案、“法輪功”事件、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以及一直被炒作的臺灣問題和中國“威脅論”,無不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偏見。[18]種種事實表明,在今天的美國媒體等西方媒體中,中國仍然是一個神秘的、復雜的、動蕩的、不穩定的和帶有強烈擴張意識的大國,是一個時刻都要提防和遏制的假想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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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西方發達國家進行意識形態外攻措施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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