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從烏克蘭手里奪回克里米亞，全球范圍內因此受傷中創的群體大體上有三個部分：一是烏克蘭人，他們的國家被撕去重要的一塊，受傷受創最重;二是西方世界，有沒有保護好烏克蘭的完整其實并不是問題，畢竟在與俄羅斯的爭奪戰中他們得到了烏克蘭的大部分，但信譽和面子的損失卻相當嚴重，有點灰頭土臉;三是中國的公知，用一句著名作家的話說，此次烏克蘭危機，中國的公知們一片哀嚎，他們似乎在心靈深處遭受了重創。前兩者完全可以理解，但第三種情況則耐人尋味，克里米亞的歸屬居然讓中國的公知們心靈受傷，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公知”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近年來在中國思想輿論界相當活躍，是相當有勢力、有影響的一大派別。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公共知識分子”理應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也是“天下為公”的擔當者，具有超政治、超黨派的性質，并以其知識產品貢獻于國家、民族和社會。

　　但是，中國的公知實際表現卻與此大相徑庭。最近，國內外都斗發生了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們都有很到位的表演，對自己的身份與價值做了很充分的詮釋：

　　東莞掃黃——他們堅決反對，要支持妓女與嫖客堅決挺住;

　　四川打黑——他們照樣反對，說這又是黑打;

　　昆明3.01事件——他們旁敲側擊，把矛頭指向中國的民族政策;

　　反腐敗——他們說這是專制體制無謂的掙扎，高叫不能搞運動式反腐;

　　再結合此次烏克蘭危機，聯系到他們長期以來的一貫表現，人們不能不得出如下幾個結論：

　　他們總是站在中國政府的對立面，無論中國政府的政策得當與否，一概都為他們所鞭笞;

　　他們總是站在中國利益的對立面，凡是有益于大多數中國人的事情，統統都為他們所反對;

　　他們總是同美國及“國際社會”站在一起，美國贊同的，他們舉雙手贊成，美國反對的，他們堅決反對，從來沒發現他們對美國說過一個“不”字。

　　上述這些表現說明了什么呢?

　　這說明，當代中國所謂的“公知”，其實一點都不“公”，他們并沒有任何“公共”的意思，完全是為著特定利益而效勞的一伙。

　　這還說明，他們是有著特定政治色彩的政治派別，其政治本色決定了他們的社會角色，以至于他們只能進行上述表演，而不可能有別的表演。他們打著公共知識分子的旗號，其實不過是一種外包裝掩護和釋放的迷霧。

　　這就引出了一個相當嚴肅的問題，中國的“公知”具有怎樣的政治本色呢?

　　談到政治本色，就不能不從精神信仰、思想理論和理想目標等幾個方面來考察。

　　他們的精神信仰是西方社會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的核心是有關“人權”的理論，一切從“人權”出發是他們的基本法則，也是他們同中國政府、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社會全面對抗的有力武器。但這個理論也是靈活運用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在科索沃問題上，人權大于主權;在克里米亞問題上，主權大于人權。所以，同樣的事情，比如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在美國就屬于恐怖主義，在中國就是反抗行為;美國轟炸南斯拉夫、利比亞就是正義的，而俄羅斯接納克里米亞就是邪惡的，諸如此類，總之，他們的思想邏輯就是：西方=公理，這是“普世價值”必然的邏輯歸宿。

　　他們的理論基礎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學說，核心概念是“民主”，基本實現途徑是“憲政”，而為民主” “憲政”提供支撐的經濟基礎就是著名的私有化。只有私有化才有“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憲政”，這是他們基本的政治邏輯。把這樣的邏輯應用到中國，中國最普通、最基層的工農大眾就成了必須犧牲的大多數，因為只有他們的犧牲，才能有中國資產精英的發展壯大，才能為“民主”與“憲政”提供階級力量。這樣的“民主”與基層大眾根本無關，文革中還曾有普通工人農民一躍而登廟堂的，現在的人大政協還點綴一些疑似工人、農民的代表，而公知們的“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把基層的工人、農民“民主”上來，基層的民眾甚至連“民主”的味都聞不著，“民主”也好，“憲政”也罷，都完全是富豪與精英們的游戲(有關這個問題，可參閱筆者文章《關于民主的六個提問》)。

　　他們的奮斗目標是歐美的文明模式。在中國公知們看來，西方的民主是最完美的民主，西方的憲政人類社會政治上最后的歸宿，即歷史已經終結，最后的斗爭已經來臨，只要把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引領到西方的歷史軌道上，中國從此就走上了康莊坦途，否則就沒有前途、沒有出路。所以，中國的公知們不但否定中國的政治現實，也否定中國的歷史過去;不但否定現如今中國的制度模式，也否定中國的文化文明，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或者中國發展崛起這樣的概念，在他們看來根本就是狗屁不通，而“中國夢”不過是拾人牙慧的低級鬧劇。

　　這就是中國公知的政治面目，這些人自稱是中國的“良心人士”，但他們其實并沒有一顆中國心，而卻有一個滾燙的美國心，有人指責說這些人不愛國，不講究愛國主義，其實大謬不然。這些人有著強烈的愛國心，他們是最強烈的愛美國主義者，“逢美必贊、逢中必反”是他們最突出的特征。在他們那里，一切有益于中國的事情，他們都極力反對，一切有損于美國的事情，他們都瘋狂詛咒，這就是俄羅斯從烏克蘭手里奪回克里米亞中國公知們發瘋一般叫罵的原因。

　　那么，什么樣的因素促使他們演化成這般摸樣，他們這樣做的驅動力在哪里呢?

　　客觀地說，他們的確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部分，但是，知識分子歷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他們必然要隨著中國社會的分化而分化改組，分裂成為各個不同的群體，依附不同的社會階層。在當代中國發生劇烈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完成了深度裂變，他們早已經分化成為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言人：有些人因為與農村與貧窮有著天然的聯系并且良心未泯，所以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立場;有些人則由于同舊貴族舊王朝有密切的歷史聯系及血緣關系，因而對現行制度模式充滿敵視，總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攻擊;還有些人伴隨新興資產與新興富豪階層的發展而壯大，就天然地認為這個力量才能主導中國的未來，相信私有萬能，私有萬歲，因而逐步兌變成這一階級無條件的信仰者。上述第一部分人構成了當代中國的左翼，第二與第三部分構成了中國的右翼，而公知們橫跨第二與第三部分，又以第三部分為其中的骨干和主體。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兩個基本的結論：

　　其一，公知是中國資本主義化發展的結果，是中國資本主義精神的思想先鋒。

　　其二，公知還是中國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是國際資本主義價值體系里的新生力量。

　　因此，中國的公知有堅實的經濟基礎，有深厚的海外背景，有強大的外部支援，這一切都使他們能夠在中國發動一波接著一波地洶涌澎湃的戰略攻勢。

　　中國的公知借用改革開放的大旗，著力推動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并借助國際化、全球化的幌子，推動中國與西方一體化、融合化，他們領導著第五縱隊、帶路黨等，相互間組成規模可觀的神圣同盟，其最終目標，就是使中國成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其實就是附庸。

　　這就是中國公知真實的政治面目，這樣的面目決定著他們在一切問題上都要與中國唱對臺戲，這是一條基本規律。知道這樣一點，也就知道為什么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公知們要一片哀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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