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

　　世界是“變”的，而且永遠在變，作為應變之策的任何一種“戰略”，都應該體現“一切以時間地點為轉移”的哲學思想，順應世界變化的基本規律。“致人而不致于人”是戰略的精髓，根據良好愿望預先設定框架，不管外界情況如何變化也不適時調整的做法是危險的“作繭自縛”，只能導致在瞬息萬變的國際政治和外交領域一再被動。

　　從三個世界到三大戰場：冷戰后世界進入“溫戰”時代

　　冷戰結束后，世界向哪個方向發展?很多人希望歷史大幅度轉彎駛向和平。不幸的是，它還是沿著原來的慣性并且加速沖入了戰爭。美國把蘇聯垮臺當作建立世界帝國的天賜機遇，立即展開海灣戰爭，并接著在歐洲拔除最后一個社會主義據點南聯盟，然后又以反恐為借口，在全球范圍內大肆奪取前蘇聯的戰略遺產，占領世界戰略制高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多管齊下，壓縮、包圍潛在對手。以信息化為特征的新軍事革命，就是美國在這20年的時間里打出來的。

　　1985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博士，寫了一本書《競賽方案：進行美蘇競爭的地緣戰略綱領》，毫不避諱地提出美國統治全球的戰略目標。他認為美國的全球利益集中在三條戰線上：一是歐洲戰線，斗爭焦點在東歐;二是遠東戰線，斗爭焦點分別在日本、中國、朝鮮半島，最關鍵區域是韓國、菲律賓、臺灣;三是遠西戰線，戰略焦點是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的利益是確保三條戰線同時設法向前推進，美蘇競爭的實質與意識形態沒有關系。布熱津斯基現在是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今天美國正是按照多年來的戰略導師布熱津斯基為美國設計好的大戰略進行布局的：美國鎖定對自己的世界帝國地位有潛在挑戰能力的伊斯蘭世界、俄羅斯和中國，在三大戰場騰挪轉移，全面推進：在伊斯蘭戰場，從顛覆、肢解伊拉克、利比亞、蘇丹、也門到現在對敘利亞、伊朗的包圍，順便還糾結著巴基斯坦;俄羅斯方向，在北約東擴的基礎上，美國正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進一步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并試圖對俄羅斯新一輪總統選舉發起“摧毀性的攻擊”;在中國方向，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把中國周邊“攪得周天寒徹”。

　　美國不管哪個黨執政，在國家大戰略層面總是一以貫之，今后依然如此。改革開放，中國改變了自己的戰略思維，事實上放棄了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不劃陣營不搞對抗。

　　但中國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國際關系的本質，更不可能改變美國稱霸全球的一貫戰略。埋頭于經濟建設的中國人，和當年馬克斯?韋伯批評過的德國人一樣，到處彌漫“軟乎乎的幸福主義，懶洋洋的樂觀主義”。

　　按照兩次世界大戰的標準對今天國際現實進行定性，很容易陷入當前和平發展是世界主流的認識誤區。筆者認為，20世紀至今的歷史，和以往一樣也是一部以戰爭為主線的歷史：在殖民美洲和亞洲的長期戰爭基礎上進入20世紀，先是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和日俄戰爭拉開血腥序幕，然后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中葉，中間只有短暫的停歇，接著便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及其作為大背景的美蘇陣營冷戰;然后是20世紀末美國以各種理由發動、實質為征服世界的戰爭。這種戰爭直到今天還在進行。

　　就在這貌似和平之中，美國有條不紊地實施著“征服”，在民主、自由、人權、反恐的旗號下，導致殘酷的平民傷亡和人道主義災難。這是近代歷史上歐洲、中東和東方三大政治力量體系一盛二衰、一強殺兩弱的博弈形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勢后的繼續。冷戰結束，北約不僅沒有因為主要對手而消失，反而形成并擴大為一個更加緊密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板塊，同時力圖將伊斯蘭世界和俄羅斯以及已經在近代史上被敲碎的中國進一步碎片化。這就是美國時而指責伊朗、伊拉克、朝鮮為邪惡軸心，時而把中國、俄羅斯、朝鮮、伊朗列為核打擊對象的原因;這是美國不顧嚴重的金融危機加速研制空天飛機等新一代戰略武器，實行“一小時打遍全球”的原因;這又是歐洲一直跟著美國在伊拉克、在巴爾干、阿富汗、利比亞血戰，眼下又跟著美國圍堵、制裁并準備進攻伊朗的原因;也是歐洲以防御伊朗導彈為由執意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美國在中國周邊構筑反華聯盟、進行對華空海一體戰部署的原因。

　　冷戰結束后的這種狀況，我稱之為“溫戰”，它既比冷戰激烈，又不如熱戰那樣看上去明火執仗、陣線分明，但它依然是一種廣義的戰爭狀態，照樣會給世界帶來無窮無盡的苦難。中國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基本考慮，就是要對當今世界發展的大勢有一個正確的判斷。今日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國維護世界霸權和各國抵制美國獨霸世界、實現自身發展之間的矛盾。所以，中國如果要構建當前形勢下的利益共同體，在時間要素確定之后，仍然離不開戰略的空間要素：敵、我、友。

　　美國全球戰略是打一個、夾一個、看一個

　　“溫戰”的基本特點是，美國按照鞏固世界帝國的戰略目標，率領歐洲盟軍，憑借廣泛的地區聯盟及各地盟軍，對美國自己認定的“無賴國家”進行帝王削藩式的依次征服，簡而言之可稱為一個帝王與三大戰場。

　　這個“帝王”各方面都居于獨步天下的位勢。美國政治學者威廉?恩道爾說：“傳統上和平的美國，通過規模巨大、難以想象的社會改造，轉型，已經從根本上變成一個處于永恒戰爭狀態的斯巴達國家。”艾森豪威爾當年說美國的危險是出現了一個軍工綜合體，今天，美國已經是經濟、軍事、工業技術、資本、政治一體化國家。只有全世界的資源才能支撐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基本上可以理解為全球美國化，美國當下爆發的金融危機，本質上就是美國憑著它的軍事和金融霸主地位揮霍世界財富造成的。所以，美國在世界的擴張和掠奪，已經不能用普通的政治道德標準去評判它，正如不能用好壞的概念去評論獅子的胃口。

　　被稱為“21世紀的諾查丹瑪斯”、預測準確率達85%的美國著名軍事政治專家喬治?弗里德曼說：“美帝國最少還有500年，中國在以出口為主的結構和貧窮的沖突下，未來10年內將陷入危機，日本將再次崛起為亞洲最強國家。”自我稱謂帝國雖然沒有出現在美國官方的文件中，但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不宣稱保持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在這個堅定不移的國家戰略目標下，是美國明確的軍事戰略、外交戰略、經濟戰略和文化戰略。就像普遍意義上的“政府”主要靠貨幣和軍隊進行實際統治意義，美國今天事實上的帝國地位，也主要依靠世界通用的美元和全球部署的美軍。這也預示著世界將在漫長的時間內處于“溫戰”狀態，除非美國的霸權地位被平衡或顛覆。

　　在分割歐亞大陸、各個擊破的戰略意圖下，美國征服世界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是很清晰的。當下，是以立體圍堵方式對中國、以戰略擠壓方式對俄羅斯進行威懾性戰略牽制，在一系列軍事勝利的基礎上，包圍和進攻中東最后的戰略孤島伊朗，并為此掃清敘利亞和巴基斯坦等外圍，然后再把戰略重點逐次轉移到中國和俄羅斯。這種態勢可以簡單地歸納為打一個(伊朗)，夾一個(中國)，看一個(俄羅斯)。

　　所以，如果一定要對2012年及未來世界局勢作一個預測的話，我認為今年有可能爆發伊朗戰爭。美國全球戰略目標的終極需要、美歐轉嫁金融危機的現實需要、以色列對國家安全的強烈擔心，將當今世界和中東地區最強大的軍事、政治、經濟力量集結起來;與此同時，歐亞大陸各政治力量卻一盤散沙。一邊倒的戰略打擊態勢已經成型。美歐正在醞釀的對伊朗石油禁運，其實就是宣戰令，之前作為序幕的雙方間諜戰、網絡戰、暗殺和國家心理戰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美、以、伊都已經做好了戰爭的前期準備。打掉伊朗，對中國是釜底抽薪，對俄羅斯是唇亡齒寒。俄羅斯已在一年前做好了“世界末日大決戰”的準備。

　　出于美國全球戰略目標的需要，巴基斯坦也會有麻煩。美國已經設想了巴基斯坦內亂的場景。美國的戰略家一直有一個隱秘的夢想：那就是沒收伊斯蘭世界唯一的核武庫。此舉美國還可以一箭雙雕，同時切斷中國通往印度洋的陸地接口及與伊斯蘭世界的聯系。還是出于同樣的原因，后金正日時代的朝鮮，也在美國的強烈關注之中。

　　在美國戰略目標的驅動下，不僅2012年的世界仍將戰云密布，未來很多年世界都不可能從戰爭的陰影中走出來。作為必須仰望星空的中國學者、軍人和外交界，面對這樣的現實，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歷史上遭受了陸地帝國、海洋帝國的入侵之后，今天中國正處于人類歷史上空天帝國的威脅之中。

　　美國對中國的C形合圍正在收緊并呈立體進攻之勢

　　孫子兵法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這是戰爭的四個階段，也可以看作是大國博弈的四個層面。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在前三個層次上都有巨大的進展。這些進展全面體現在政治高壓、經濟控制、軍事威懾、地緣包圍、文化瓦解等各個領域。

　　美國從冷戰年代至今，不僅沒有放棄反而利用中國的全面開放，全力實施以“中情局十大誡令”為代表的分化、瓦解、滲透、演變中國的整體戰略。它不斷炮制中國威脅論，然后賊喊捉賊式地組織“亞洲北約”;率領工業化國家對中國武器禁運和高技術封鎖;撬走中國周邊的衛星國;干涉臺灣、西藏、新疆等地區內政，支持民族分裂勢力，悄然完成對中國的C形地緣包圍。2010年2月，美國發表《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將中國列為主要戰略對手;4月，美國公開宣布實施專門為中國量身定做的空海一體戰。2012年1月5日，美國總統、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一起公布了未來十年的美國軍事戰略，宣布放棄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策略，改為打贏一場戰爭，同時在另一場戰爭中破壞干擾敵人的行動，并強調中國應被特殊盯防。這說明美國已經開始進行調動、部署軍事力量等“伐兵”階段的戰略威懾。

　　美國調動了以技術工業體系、美元金融體系、軍事力量和地區戰略聯盟為核心的硬實力;以貿易、匯率，自由、民主、人權的文化體系和附著其上的宗教元素等軟實力，并以上述兩種實力的運用為“巧實力”，合圍中國。

　　中國追求和平不能無底線讓步

　　前不久，《環球時報》在北京舉辦了以“世界變局?中國戰略”為主題的年會。著名理論家鄭必堅先生做了《尋找利益交匯點，構建經濟共同體——追求人類共同利益》的主旨發言。鄭先生說，現在是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相互依存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誰也離不開誰”。但是，就在他暢想“人類共同利益”的時候，美國政府智囊蘭德公司2011年10月份公開發表一個《對華沖突》報告，提出為防止未來與中國爆發軍事沖突，美國應準備“相互確保經濟摧毀”，因為“這兩個經濟體之間以及它們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關聯程度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該報告還建議美國“威脅運用核武器”。美國2012年總統參選人、前駐中國大使洪博培日前在CBS辯論節目中說：“我們應該聯合我們的盟友和中國國內的支持者扳倒中國。”顯然，美國戰略家并不認為美國離不開中國，也根本沒有與中國建立“利益共同體”的意思。

　　其實，對于中國來說，全球化從鴉片戰爭打響的那一天就開始了，而那時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多極化，除了中國是弱者，其他歐美俄日列強實力相當。但是，那時的全球化和多極化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了嗎?

　　20世紀至今的歷史已作了血淋淋的回答。這種多極化隨著二戰的結束被美蘇兩極化代替。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世界進入的是單極化狀態，美國迄今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維持這種一極壓制、領導多極的政治生態。

　　在這種政治形態下展現的所謂經濟全球化，實際是世界經濟生產大分工：美、歐、日憑借多年工業化的基礎，靠技術和資本獲利，總體上相當于世界資本家的角色;中東、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憑借上天的恩賜，以出賣礦產資源為主，相當于世界大地主的角色;而印度、非洲、中國及亞洲的一些小國，基本上可以看作給上述兩類“經濟共同體”打工的工人和農民，處在全球生產食物鏈最低端，工作辛苦，環境惡劣，而收獲微薄，既受制于技術和資金，又受制于礦產原料，自己讓出全部市場卻還要依賴它們的“市場”。這本質上是以經濟形式進行著的國家斗爭。世界上沒有孤立的政治，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為了維護這種食利性的經濟形態，美國、歐洲和日本統一步調，對中國禁止出售先進技術和武器;而礦石和石油跨國組織則聯合盤剝中國。美國更利用其世界霸主地位，享用并巧妙劫取中國外匯。

　　德國19世紀戰略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在《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一書中說：“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各民族之間相互斗爭的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并沒有使各民族為捍衛自己的文化而使斗爭變得更加容易，而恰恰使得這種斗爭變得更困難，因為這種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沖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而反對民族的未來。”稍有政治經濟學常識的人，都不難理解這段歷史性論述的現實意義。

　　鄭必堅先生的“戰略”視角只突出經濟，這難免會造成其他方面的思維死角。社會是一個綜合系統，經濟只是其中的一個單元，在它之上有政治，在它之下有軍事，在它之外有外交，在它之內有文化。只從經濟的角度看世界，很容易陷入以無底線讓步追求和平共處的認識誤區。宋朝就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在澶淵之盟帶來長時段的邊疆安寧之后，統治者不僅在經濟繁榮中安于現狀，反而迷信以金錢換和平的萬能魅力。北宋神宗年間，西夏屢次寇邊，朝廷不張撻伐卻賜歲幣試圖安撫，當時的邊將說：“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虜生心，敢爾狂悖，今若再賜歲幣，是益令玩視，愈褻國威。”由經濟到政治再到外交和軍事，是一條直線。只有思維混亂的人才在這些看似孤立的概念中糾纏不清。

　　歷史留給中華民族的機會可能并不太多

　　透過所謂全球化的紛亂世象可以看到，歷史并沒有中斷。西方列強仍然橫行于世，中國還沒有完成現代化轉型，中華民族遭受欺壓、威脅的總體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好轉。

　　國際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中華民族在當代最大的歷史機遇。靠著這一思想武器，中華民族從西方列強和日本侵略的鐵蹄下解放出來。近30年，美國搶奪世界要地的過程中，中國聚精會神搞建設，積累了資金，開始了城市化進程。這是中國抓住的第二次歷史機遇。但是，由于政治銜接問題，中國并沒有在這兩個機遇中完成工業現代化，沒有足以和美歐老列強“競逐富強”的國家體力。在技術決定社會變革的根本規律面前，財富數字的對比是沒有意義的，這也是筆者一直以來痛批“GDP”主義的原因。小平同志提出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本意是解放思想，結果卻成為各行各業急功近利的尚方寶劍，這給國家的吏治、道德、思想、文化、環境及經濟領域的幾乎一切方面，都帶來了巨大影響，積累了大量社會矛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美國正是看到中國的這一根本性缺點，所以，加速對中國構筑包圍圈，同時準備策動中國內部動亂。以歷史的眼光看，今天的世界和中國，很類似于甲午戰爭前后的整體形態。

　　2012：中國國家戰略如何規劃？

　　鄭必堅先生還提出2012年應該是“戰略規劃年”。筆者對鄭先生的憂國情懷十分敬重，但對于“戰略規劃”仍想商榷幾句：戰略規劃是國家發展的頂層設計，早就應該進行;戰略規劃的起點應該是國家利益，終點是更大的國家利益。從來沒有高于國家利益之上的人類共同利益。

　　道不同不相為謀。中國要想構建利益共同體，必須對現在世界各大國的利益有一個基本分析。與中國利益一致的國家，才可能尋找到利益匯合點;根據利益的重疊程度，才能構建利益共同體。而對于那些與中國利益有沖突的國家，則需要分析利益沖突點，能避免則避免，不能避免則要堅持自己的利益。在知己知彼基礎上的縱橫捭闔才是真正的“戰略”。中國固然不應該采取冷戰思維，但也沒必要不合時宜地固守不結盟原則，戰略之魂在于“戰勝”，戰勝之道在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和平求不來，買不到，但和棋卻可以通過博弈、運籌來實現。

　　以當下的國際現實論，美國的國家戰略是清晰的：率領西方國家，包圍分割世界財富和資源最集中的歐亞大陸，壓制其他大國的工業實力和軍事實力，維持以美元為核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和以美國核心的世界政治體系。故美、歐、日是世界范圍內的利益共同體，而中、俄、伊斯蘭世界部分國家則是美國內定的利益沖突集團。在大幅度削弱俄羅斯和伊斯蘭世界的同時，美國未來10年的戰略重點是削弱、壓制中國發展。當前，美國正從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收緊C形地緣包圍，加大經濟抽空中國的力度。

　　在這種大勢下，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表白不愿意對抗，不做美國的敵人，都是自作多情。中國應該正視這一現實，調動全部的戰略智慧予以破解，而不是幻想通過退讓獲得暫時的安定。毛澤東早就說過，“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這是經驗，也是世界矛盾運動的一般規律。中國對美國必須放棄幻想，確立正常國家關系的發展思路，力爭和平，不怕對抗。

　　鄭必堅先生所說的和所有國家尋找利益交匯點構建利益共同體，和他以前說的和平崛起，只能是一種外交政策宣示，對內沒有任何戰略指導性。和平崛起和構建經濟共同體，是愿望，是目標，如何和平崛起、如何構建利益共同體才是戰略。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十分正確的，但這種和平發展和近代史上一樣是在一個充滿戰爭風險的時代進行的，仍然可能被內憂外患的合力所中斷。對和平的執著追求，不應該以放棄思想上的警覺意識為前提。中國要有為和平不惜一戰的氣概和準備，有備才可無患，敢戰方能言和。筆者相信，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解和全面發展，催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一步解放思想，創新理論有利于我們破解新的時代難題。中華民族有著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中國有著無數智慧的頭腦和英雄的人民，走過可歌可泣悲壯歷程的中國人，不僅可以化解一切危機，還可以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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