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速發展讓中國成為世界的經濟奇跡，但是家庭的毀滅會不會是過于昂貴的代價呢?

　　當黃東燕在2011年回家過年時，她的兒子不愿管她叫“媽媽”。38歲的黃試圖用孩子的語言和呵癢來吸引兒子，但5歲的張翼根本不搭理她，把臉埋在帽子里。在家這段時間里，他一直在躲避她，總是跟在17歲的姐姐張娟子身后。黃每一次親密的嘗試——做游戲、外出購物、擁抱——都被拒絕了。“在兒子看來，我就是一個陌生人。”黃極力控制著即將流出的眼淚說。

　　14年前，黃離開了司龍村和她的孩子，到離湖南省500英里外的廣東去尋找工廠里的工作。黃最終落腳在煙霧彌漫的深圳，這里是珠江三角洲生產制造業的中心，比鄰香港，對廉價勞動力有似乎無盡的需求。

　　僅僅三十年前，深圳還只是一個小漁村。今天，這里的GDP達到1500億美元，坐落在這里的工廠為全世界最知名的公司制造產品，包括消費電子類產品生產商富士康，它在深圳的工廠雇傭了大約23萬名員工。拜中國極速發展的經濟所賜，這樣的變化也同樣發生在打工者身上。

　　黃離開之后，她的婆婆留在湖南照顧孫子，因為黃的工作只允許每年回家一到兩次。黃和她的丈夫張長永在1998年離開大女兒娟子，她當時只有4歲。隨著時間的推移，娟子和他們逐漸疏遠了。上六年級的時候，這個曾經因為父母離開而偷偷哭泣的圓臉小女孩，已經不大在乎父母是否回家了。對于父母詢問她生活的問題，她感到越來越厭煩。打電話已經變成了例行公事，除非當她需要錢的時候。她的弟弟小翼在很小的時候就不愿意接父母的電話，每次他們想擁抱他時，他都會躲進姐姐的懷里。黃說：“兒子不想與我相處。”像很多農民一樣，黃是計劃生育政策的例外，可以要兩個孩子。過去三十多年里，中國的農村居民大批轉移到工業城市尋找工作機會，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據2011年的統計數據，這個國家有2.21億流動人口，其中大約三分之二從農村向城市遷移。雖然這樣的流動為中國經濟增長注入了動力，但它同時也造成了內部的混亂和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近年來，研究人士估計有5800萬像小翼和娟子一樣的孩子，在生命中重要的性格形成期缺少父母的指導，而自由摸索。在父母看來，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卻又不得不這樣做。因為這些孩子一旦進入城市，就等于放棄了教育補貼、醫療保護和其它基礎社會福利。

　　旨在控制人口流動和促進經濟的戶口制度出現于50年代，它為城市提供了少量、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而并非洶涌而來的勞動力大潮，因為中國官員擔心這會引起城市人口的不滿。這項制度的存在，讓農民很難離開土地，同時讓城市居民享受到了農村居民無法企及的豐厚社會福利待遇。二十年后，工業城市逐漸需要越來越多的廉價勞動力，于是官方開啟了泄洪閘，但還留了一手：打工者無法獲得城里人享有的社會福利。

　　這是平平常常的一天，黃從竹席上醒來。她住在深圳東北區城郊工業園區的一幢公寓中，這里離她上班的地點走路需要12分鐘，她的丈夫在50英里外的另一座城市中上班。她的房間面積大約100平方英尺(譯者注：約合9平方米)，墻上貼滿了可愛寶寶的圖片，這里勉強可以容納一個人居住。她起床后穿上工作服——白色襯衫和藍色裙子，出門向工廠走去。

　　黃在一家LED工廠上班，具體工作是在顯微鏡下檢查LED燈泡是否有瑕疵。她的旁邊，微弱的光線籠罩在流水線工人的身上，年輕的男女工人熟練地把芯片和電線連接在一起，再用迅速凝固的液體覆蓋接頭。深藍色的窗簾擋住了日光，除了機器的蜂鳴聲，房間里幾乎沒有別的聲音。

　　在沒有孩子的日子里，黃會在電視機前打發時間，其實每天晚上也就那么幾個小時的時間。有時候，她會和女伴在一起吃零食。工廠女工們穿上裙子和涼鞋，一邊吃飯一邊嘻嘻哈哈地分享她們難以見上一面的孩子們的故事。黃說：“我有時候覺得自己還是20歲。”

　　黃努力在遠方施展她的母愛，但是她的電話讓娟子很不耐煩，這個活潑可愛又自信的女孩管她媽媽叫話匣子。黃說，只有當她需要錢買新衣服或者給手機充值的時候，她才會認真說幾句話。黃的兒子小翼根本就拒絕和她講電話，除非奶奶給他錢去買糖。即使他拿到了錢，也只會拿起話筒說一句你好，然后馬上掛斷。黃說：“現在，我只有心情好的時候才會給家打電話。”她和丈夫每周見面一次，但這絲毫令人興奮不起來。“我們都老了，不再有浪漫的感覺了。”

　　黃唯一一次中斷深圳的工作是在5年前，她接到大姑子的電話，說家里出事了，讓她趕緊回來。村子里的居民議論紛紛，說12歲的娟子經常逃學，和朋友在一起胡鬧，與當地男孩子關系曖昧。大姑子說：“你一定得回來。”

　　娟子從小就非常獨立，但這樣的性格在老一輩人看來不適合女孩子。5歲的時候，她就能獨自長途旅行，坐12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到深圳去。將近10歲的時候，她經常去到鎮子外邊，走過雜草叢生的小徑，遠離家長的監護，到大山邊與朋友相聚。她還經常夜不歸宿，她更喜歡與朋友一切過夜，這些孩子的父母也都外出打工。

　　接到娟子肆意胡為的電話之后，她請了6個月的假回家處理這件事，她和女兒做了幾次長談。黃說：“如果你不好好上學，一輩子就只能做低等工作。”她自己念完初中就離開了學校。她讓娟子給她寫了一個承諾書，說如果不專心學業，她就要到深圳和母親一起工作。

　　黃認為，這6個月的時間拯救了女兒。娟子老老實實寫下承諾書，收斂了自己的行為，順從媽媽的意愿。她每天晚上都會回家寫作業，在自己的床上睡覺。

　　對黃來說，娟子的順從是真正的改變。但是對娟子來說，這只不過是暫時的妥協，她可以在母親返回深圳前稍作忍耐。娟子說：“我認為其實沒什么改變。”她不和母親爭吵，不過是因為在母親的“暴脾氣”面前最好沉默。在母親回到深圳之后，娟子又恢復了老樣子。

　　她說：“媽媽根本不了解我，”她似乎更愿意相信村里的流言，而不愿真正理解我的生活。“我沒有逃學。”至于和她關系密切的男孩子，娟子承認她的確有一些柏拉圖式的男性伙伴，但僅僅是下課后可以開開玩笑的“哥們”。有一次，一個男孩子在眾人面前隨意拍了拍她的肩膀，她的名聲因此一落千丈。

　　黃回到深圳之后，娟子回到她獨來獨往的生活方式中。她的青春期生活中點綴了越來越多的在女朋友家過夜的經歷，以及一次令人難忘的在網吧徹夜游戲的經歷，這僅僅是為了好玩。還有一次，她說那是一次完美的14歲生日聚會。她和其他一些留守的朋友把啤酒帶到山上的一座廟里，一整天在那里喝酒、互相投擲蛋糕。還有成年的游人送給她生日禮物，甚至還和他們一起喝啤酒。

　　在私下里，娟子對她和父母間缺乏了解感到悲傷，由多年無法見面所造成的這種兩代人之間的斷層，似乎是無法得到修復的。當想到她從未享受過母親的愛時，娟子的聲音顫抖起來：“就好像有東西堵在我的胸口，讓我無法呼吸。”有些打工者會把孩子帶到他們打工的城市。肖紅霞是一家女性打工者服務組織的創始人，她把兩個孩子從湖南農村老家帶到深圳，試圖讓他們擺脫與世隔絕的生活。但是送孩子進入深圳的學校，每個孩子每學期需要繳納160美元到320美元的費用。據多位打工者證實，農村地區的教育——當然條件要差一些——每個孩子每學期只需要63美元到95美元。黃和她的丈夫每個月只有781美元的收入，為兩個孩子支付城市的學費幾乎是不可能的。

　　對黃來說，留在農村也是不現實的。黃的婆婆在田里營務一些花生、青豆、玉米和辣椒，還在后院養了幾只雞和羊，但這些收入無法養活一個家庭。黃說：“對我們農村人來說，如果不外出打工，生活就不能繼續。”她說村子里現在幾乎見不到年輕人，“我們沒有選擇”。華盛頓大學地理學家Kam Wing Chan曾經研究過戶口制度，他說，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良降低了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廉價的消費類電子產品，比如電視和手機，讓農民越來越向往城市里的物質生活。技術的發展和流動生活改善了農村的生活條件，但也形成了一種“攀比”的心態。如果孩子的父母留在農村，家里就永遠過不上其他家庭享受的安全和舒適生活。

　　在2011年春節回家之后，黃仔細思考了她和孩子的關系。娟子已經長大，疏遠的關系恐怕無法挽回，黃擔心她和兒子之間的關系也會走上同樣的道路。在經過幾個月的討論之后，黃和丈夫決定把小翼接到城市，和他們住在一起，盡管這會給他們本已入不敷出的收入帶來更大的壓力。于是，在2011年7月悶熱的一天，黃收拾好行裝準備回到司龍村接小翼。娟子已經在臨近城市找到了一份幼兒園老師的工作，她也和母親一起回家。在一整天極度疲勞的旅程之后，汽車在凌晨4點把他們帶到了距深圳500英里外的村莊。小山村一片寂靜，娟子跑在前面，邊喊弟弟的名字邊消失在樹林里。透過一片黑暗，黃任由她的雙腳帶她走上回家的熟悉的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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