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中，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是一個中心環節。

　　理論界的一種流行意見，主張國企應該實行徹底的產權改革即私有化。理由是：私有企業才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國有制的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而對現實中國有企業效益的提高、在各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則找出種種理由予以貶低或否認。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決定基本的社會制度，這是眾所周知的道理。在全球市場化的今天，中國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家要不要掌握國民經濟關鍵領域的控制權主導權，國有企業能否在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關系到國家發展的方向、道路，關系億萬人民未來的命運。

　　國有經濟的實際狀態和趨勢，它的成就和問題怎樣，如何深化改革和改善管理，使企業保持活力，這些具體而又事關重大的問題，則需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斷從實踐中總結和探索。

　　社會主義公有制必然表現為國有制

　　首先，馬克思主義認為，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消除資本主義的勞資鴻溝、消除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的根本途徑。

　　有人說，馬克思設想的未來社會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是公社制和股份制。此論意在說明：今天的國有企業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不能把國有制企業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總之是要抽空社會主義“旗幟”的“經濟基礎”。

　　理論討論不能脫離現實的背景。一個多世紀來社會主義的實踐說明，“依靠世界市場的大工業、聯系全國和全世界的交通，以及地方性中小工業、服務業和農業等性質迥然不同的生產并存，必然要求全社會的組織協調。鐵路工廠要交給全社會……必定要求一個龐大的管理機構”[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 科學出版社2013,283頁。]。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全民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只能是作為全民代表的國家所有制。

　　由政府機構具體管理國有企業或國有資產，必然提出用何種形式保證全社會所有的實現、防止公權私用的問題。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嚴格透明公正的管理規則和監督機制，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嚴格考核管理、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等等，是防止“全社會所有”被異化的基本條件。

　　其次，就一般意義看，國有企業是國家推行經濟社會政策目標的最有力的組織保證。工業化初期的西方國家，在公共設施建設領域(市政管網、鐵路網等)中就遭遇私人企業競爭的種種弊端，最終違背“自由競爭原則”改為政府建設和運營。二戰結束后，西歐國家的國有經濟曾經達到很高比例，主要是因為私人資本缺乏基礎工業巨額長期投資的積極性或管理能力。

　　后發展國家，凡是成功實現工業化追趕的，從來都不是單一自發的市場演進過程。后進國家要克服“后發劣勢”發展本國工業，必須動用國家的組織力和動員力，在市場機制和國家干預政策之間取平衡。西方經濟學史的“自由貿易論”和“生產力論”之爭，實質上也是工業化早期的國家發展戰略之爭。

　　蘇聯和中國在其工業化起步時期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后進國家的工業化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經驗。新中國如果沒有貫徹全社會的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可能在“一窮二白”的起點上集全國之力，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科技教育體系。社會主義國有制企業是窮國推行工業化戰略的最有力的組織形式。

　　今天我國的產業體系是歷史發展的產物。這一體系的運行有其內在規律，不能隨意“推倒重來”。原蘇聯牽頭的經互會體系突然瓦解，其體系的內在經濟聯系被斷然切斷，再加上采取“休克”式的私有制改革模式，導致俄羅斯工業體系癱瘓瓦解，陷入長期經濟衰退，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歷史教訓。

　　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

　　背景、過程、成果和爭議

　　我國1978年后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其主要動因，一方面是“文革”的后遺癥(工業管理松弛、干部職工積極性下降);另一方面，更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本身的原因。由于經濟規模的擴大、經濟活動日益復雜，原有的計劃管理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國有企業直接隸屬于行政機構，管理部門條塊分割、重復交叉，指令性計劃涵蓋企業幾乎全部生產經營活動(人財物產供銷等);固定價格無法反映實際需求、衡量企業績效、企業負盈不負虧;出現分配的平均主義和“鐵飯碗”傾向。企業活力衰減，資源配置失當。

　　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在國有企業領域進行了多項改革嘗試：擴大企業自主權和提高留利水平、撥改貸、利改稅、允許企業跨地區跨行業投資等。目的是“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1982。]。當時由于國企體制的種種缺陷，在放活企業的同時，出現了投資無序、工資攀比、企業截留利潤、負盈不負虧等問題;宏觀上的表現是“投資工資雙膨脹”。要改變僵化的計劃管理體系、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需要在價格、財稅、流通等等方面進行配套改革;而如果企業不能真正自負盈虧、優勝劣汰，則市場機制也難以發揮效果。在這個意義上，國企改革成為改革的中心環節。基于此，國企改革的目標，最終定位為以股份制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管理機制從行政管理轉為資產管理。

　　1992年以后，在世界經濟進入一體化的背景下，我國經濟改革快速推進。配套改革措施(計劃、流通、價格、勞動、工資、稅制、信貸、投資、外資、外貿、外匯)相繼出臺，原計劃體系不復存在。市場化程度的空前提高，為國企的全面產權制度改革掃清了道路。

　　1990年代，民營、鄉鎮企業迅猛發展，外商直接投資猛增，市場競爭壓力陡然增大。而此時，我們的國企體系應對能力不足，加上種種因素的拖累(資本金先天不足、稅利上繳比例過大、干部精神滑坡、監管機制薄弱、企業辦社會包袱太重等)，企業效益普遍下滑、甚至產生大面積虧損。國企和非國企的稅費負擔過分不平等，更削弱了國企的競爭地位。國企改制中有關產權界定、評估、招股、處置等事項缺乏細則與監管，導致普遍出現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國企的產權改革遂演變為全面的私有化浪潮。

　　1995-2005年期間，原有國企中50%被拍賣出售轉為私營，26%被合并或破產，地縣級中小國企基本消失。國企職工從1.1億人銳減到4288萬人。由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剛剛起步，數千萬人下崗，成為廣泛的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被不少學者所推崇和廣泛實行的“管理層買斷”，直接導致貧富分化和干群對立，引起全社會的不滿。其后，在戰略性制造業的骨干企業改制中，試圖引進“戰略投資者”的做法更是引起有關方面的警覺，并予以糾正。

　　有人認為，由于社會上對改革實施中的錯誤進行抵制，造成了改革的“停滯”。這種看法是顛倒了大道理和小道理。如果一項政策在實行中挑戰了公平正義底線，損害社會穩定團結和國家治理根基;或無視產業運行基本規律、漠視國家經濟安全，僅顧眼前的“效率”，這就違背了改革的“三個有利于”原則。如果把這種單線思維的“惟私有化”作為改革的“中心環節”，就走錯了方向。

　　各種所有制同臺競爭，

　　民企增長洶涌，不存在“國進民退”

　　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已經形成國有、民營、外資同臺競爭的情況，不存在“國有經濟獨大”問題。現有的統計年鑒沒有提供經濟總量中的所有制結構。有學者計算，到2010年，國有經濟在GDP總量中占21.7%，其他所有制成分(集體、民營、三資)占78.3%。全部國有(國有控股)企業數量，從2002年的15.9萬家減至目前的9萬家左右(2012年國有控股企業法人27.8萬，占全部注冊企業法人1/30)。

　　中共十四屆到十七屆代表大會的文件均指出，“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就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體現”。圖1是全社會經濟資產中所有制演變的情況。

　　圖1 全國經營性資產中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比重的演變2000-2010

　　(轉引自趙華荃：關于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評價《當代經濟研究》2012.03期)

　　就工業領域看，1992年國企占工業總產值的一半，2005年降至1/3，2010年降至1/4。集體企業比重從1992年的35%降至目前的2%以下，內資民營企業從不足5%增加到50%以上(見表1)。

　　表1 2000-2012年中國工業各經濟成分變動情況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3)

　    當前工業行業中各類所有制的分布情況如下：

　　國有企業占優勢的行業有：重點礦山、煤礦、油氣田、電力、石化、冶金、重大裝備(包括軍工)等基礎性戰略性部門，以及交通運輸骨干網、金融、戰略物資儲備等，這些都是關系國計民生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和領域。國企在裝備制造業產值中占1/4(電子、儀器儀表僅1/10)，集中了為國防和基礎工業提供重大裝備的“國寶”級企業。國有經濟結構布局調整的任務已大體到位。

　　在多數制造業(化工、造紙、制藥、建材等)中，國有、民營和外資3種成分不相上下。

　　我國累計吸收各類外商直接投資超過1.4萬億美元，跨國公司活躍在各個已經放開的領域。在紡織服裝、輕工類、電器設備等行業占據銷售額的30-40%，在制藥、一般裝備制造業占40-50%，在日化、電子通訊等行業占70-80%。外資在不少輕工部門(日化、飲料食品、五金制品等)占據了壟斷或寡頭或行業主導地位。外資還在向種子、物流(流通)、快遞、高端零售、金融及各類服務業(會計、律師、咨詢、信息)延伸。外企獨資比重在不斷提高。

　　綜合以上情況可以看到：多年來我國所有制結構演變的基本特點是“國退民進”，不存在“國進民退”問題。在放開競爭的領域，“中退洋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國有經濟比重的不斷下降，將動搖公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外資對部分產業和市場的控制導致國民財富流失、國家調控能力削弱。

　　對各種所有制要理性分析，

　　國有經濟支柱作用不可否認

　　盡管國有經濟在總量中的比重不斷降低，但進入新世紀以來，國有企業的績效已經大大改善。國有經濟改革和結構布局調整，使骨干國有企業卸下了包袱、輕裝上陣;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家產業政策的調整，也是國企績效改善的貢獻因素。

　　就全部國有企業看：2002-2012年間，銷售收入從8.5萬億元增至42.4萬億，年均增長17.3%;毛利(企業利潤+各種稅費)從1.06萬億增至5.5萬億，年均增長18.0%;凈利潤從3786億增至2.2萬億，年均增長19.2%。2012年，中央企業占全部國企銷售額的61.5%，凈利潤占到68.5%。表1反映的國有工業企業的發展情況，也印證了國企總體增長的良好態勢。

　　關于國企和非國企的效益對比，可以肯定的是，在部分競爭性行業(如裝備制造業)中，就工業增加值率指標來看，各類所有制企業之間差別很小(都在26%左右)。私營企業的資產利潤率雖然遠高于國企，但因工資成本差異、各行業資本構成的差異等因素，故資產利潤率只能說明部分問題。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2001年的報告指出：工業行業可分為“市場驅動”和“技術驅動”兩類;典型情況如：服裝廠需要具備按市場變化快速調整產品樣式的能力，而電廠的效益主要來自技術設備和管理水平。不同類型的企業都可以在適合自身優勢的領域發揮作用。我國國企目前主要分布在技術驅動性強、規模效益顯著的行業，這是和國企管理體制的特征大體適應的。

　　國企對經濟社會的貢獻，不僅僅表現為量的增長和效益的回升。

　　產業支柱作用。如大型裝備制造業具有很高的關聯度，一家大企業可帶動數十乃至上百家零部件、輔助材料廠和下游服務業，拉動社會需求和就業。大企業和眾多中小企業是共生共存的關系，龍頭企業的發達就等于中小企業的興旺。

　　國有企業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國企僅占經濟總量的20%，上交稅金占全部稅金的38%。就企業上交稅費占全部盈利(企業利潤+各種稅費)的比重看，國企為60%，私營和外資企業在30-35%之間;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所交納稅金、附加和增值稅，國企為8元，私企為3.2元，外企為2.3元(2011年)。這導致國企利潤率明顯低于非國企。

　　國企職工的工資收入普遍高于其他所有制普通職工的工資。一般情況下，國有企業工人的平均工資是其他類型工人的2倍以上。所謂“國企職工收入高造成貧富差距”的說法是很牽強的，非公企業高管薪金與工人工資之間的巨大差距，是貧富差距的主要因素。國企工資水平較高，實際上是平衡一次分配格局的積極因素。

　　在全球化競爭中，骨干國企對提升綜合國力起到了中堅的作用。過去10年，國內成長起一批特大型企業，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躋身世界500強行列，其中絕大多數是國有企業。

　　表2 1990-2012年四大經濟體世界500強企業比較(單位：個)

　　(注：歐盟企業數為27國合計數。 數據來源：Fortune Global 500)

　　(轉引自：胡鞍鋼，《紅旗文稿》2012-10)

　　國有企業在自主創新進口替代、重大工程建設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石油和天然氣的勘探開采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保障了國內巨大需求。鐵路系統將自主研發和引進消化相結合，使我國鐵路裝備制造和鐵路運輸能力跨上了新臺階。國有骨干裝備制造業近年來實現了多項技術突破，如百萬千瓦超超臨界火電機組、70萬千瓦水電機組、世界領先的特高壓交流/直流輸變電系統、第三代核電設施國產化、百萬噸級乙烯裝置、大型施工機械、港口起重機械，以及多種高端機床、工業控制系統……的技術突破和應用，帶動了整體工業的技術升級，提高了人民生活質量，在一系列敏感領域沖破了西方的技術封鎖。

　　關于“國企壟斷”問題，屬于自然壟斷范疇的鐵路、電力網、電信網、城市供排水系統，以及油氣體勘探開采等事關全社會福利和國家戰略的領域，由國家增強控制力和影響力是必要的。為避免因壟斷造成的價格、腐敗等問題，則需要加強政府監管。這一類行業的運行效率更多來自技術和管理，且更強調社會責任。如果委托私人企業運營，則效率和社會責任的效果不一定理想，反而會提高政府監管難度和運營成本(如英國鐵路私有化的教訓)。

　　事實證明，在多種所有制并存和市場化的環境下，國企通過自身的改革逐漸適應了市場競爭。國有企業不僅沒有“拖經濟發展后腿”，而且對國家的結構優化、技術創新以及兼顧收入分配的公平方面，都起到了正面積極的作用，發揮了特有的優勢。曾經流行的“國企冰棍論”，只反映了特殊時期的情況。

　　中國經濟已經形成了國有、民營、外資三類所有制并存、競爭和互動的局面。

　　國有企業由于歷史發展的原因，一般組織管理較規范、技術水平較高;但普遍存在機構臃腫、官僚作風等問題。

　　各類民營企業在規模上已經居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且正在壯大之中。目前，除少數大中型企業和數萬家科技型企業之外，絕大多數企業規模偏小，停留在低成本競爭狀態，管理水平參差不齊，很多停留在初級的家族式管理。這導致很多行業集中度過低，技術檔次低，行業協調差。

　　外資企業在中國注冊，遵守中國法律，帶來了資金和現成技術，拉動了就業，但從權益的歸屬、資源可動員性與可調控性的角度看，外資企業不能計入綜合國力的有效部分。

　　我們的改革研究應該實事求是，既不要把民營企業理想化，也不應片面夸大國企的弊病和失誤。今天我國以公有為主體、公私并存的市場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上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經濟結構的缺點問題需要逐步完善，不能拔苗助長，重蹈前蘇聯覆轍。

　　我們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充分發揮國企的中堅骨干作用和民企的靈活反應優勢。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結構優化升級任務緊迫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心任務是以自主創新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這是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

　　2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發揮低工資優勢、出口導向，拉動經濟快速增長。2008年以來，國際市場擴張受阻，加之人民幣升值、工資成本上升等因素，調整傳統發展思路已經提上日程。

　　我國的工業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一，這容易導致“工業化已經實現，進入后工業化時期”的誤解。從工業技術水平和整體競爭力看，中國工業的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是頭號工業大國，但又是品牌和知識產權小國、技術弱國。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超過50%，很多開放型行業缺自主核心技術。高端技術裝備、元器件、零部件大量依賴進口。我國年產1000萬輛轎車，但發動機等關鍵部件大部分靠進口;鋼產量7億多噸，每年卻要進口近8千萬噸高級鋼材。最具比較優勢的紡織服裝業，所需的高端纖維、面料、加工設備也要依賴進口。工業產值的1/4用于出口，其中一半是外資的“三來一補”，位于國際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只能拿到微薄的加工費。缺乏自主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使國民收入大量外流。

　　開放引進對經濟增長功不可沒;但由于偏重數量型擴張、過于依靠技術引進及外資“技術溢出”，忽視自主消化和再創新，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的循環。企業自主開發的高技術產品難以獲得市場支持。自立自強的建國方針被淡化。理論界一度盛行“依靠比較優勢、被動服從國際分工”的發展思維。

　　我們開放的目標是引進國外資源為我所用、增強自身實力，開放的底線是確保本國政治經濟的獨立自主性。

　　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轉變舊的發展思維。關鍵是要以提升國際競爭力為導向，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作為國家戰略，貫穿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2006。]。

　　自主型的產業升級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本質內容。它將有效提高工業附加值，為農業現代化和城鎮、三產的發展提供可靠的支持;將為新一代青年技術人員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改善國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將有條件運用和推廣國人用得起的節約型環保型技術裝備。這是后發展國家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徑，沒有其他捷徑可走。

　　國有企業是推動產業升級和戰略轉型的中堅力量

　　有人以為，只要充分發揮市場活力和私人積極性，就可以解決技術創新的問題，這是一個誤解。當今是知識經濟時代，發達國家位居技術進步的前沿，跨國公司的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競爭，實際上是國家間爭奪技術優勢和產業制高點的競爭。

　　這樣，一國創新能力的問題就已經帶有國家戰略的性質，它已超越企業層次，成為提升全社會整體創新效率的問題，即“國家創新體系”。由于科技和經濟的規律不盡相同，全社會的創新效率，涉及科研機構和企業的效率、綜合運用競爭-協同-國家組織動員機制、知識在創新各環節間的順暢流動等多方面問題。企業處于研發-產品-市場實現的中樞位置，故被視作“創新主體”;市場機制和政府職能不可偏廢。

　　國家在創新體制中的職能包括：對技術-產業發展的前瞻性預測，制定發展規劃，資助各類創新機構，組織協調“官產學研用”各方實施科研攻關項目，重點突破、帶動全局，鼓勵科技成果加速應用和產業化的政策，等等。

　　后進國家的產業升級戰略，必然要進入高端技術領域，和先進國家進行正面競爭，這就必須克服兩方面障礙：一是本國技術能力和創新效率的差距;二是開放環境中發達國家企業的市場壟斷。這就更需要政府的組織協調和全社會努力。需要統一明確的戰略方針，和相應的體制政策的安排。要綜合市場機制和政府作用，消除阻礙科技成果推廣應用和市場實現的種種因素;要規劃和組織行業共性應用技術的研發推廣、組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以及適度的支持和保護政策。

　　對我國來說，創新體制還要注意到如下具體情況：

　　第一，企業作為創新主體是有條件的。這包括：創新環境、企業規模與戰略、可用資金、技術隊伍與持續研發活動的積累等。西方的巨型跨國公司有能力組織從基礎科研、應用科研到產品推向市場的幾乎全過程，而我國絕大多數企業還無法與之相比。

　　我國數百萬家民營企業中，絕大多數處于成本-價格競爭階段，沒有技術創新能力;十幾萬家民營科技型企業(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水平不一)，和少數具有研發能力的大企業(如華為、三一、比亞迪、吉利)，則表現突出。但由于規模的限制和協同機制的欠缺，民營企業的技術創新，多是有限范圍內的“單打獨斗”。

　　前沿科技項目往往需要多學科大范圍的協作和巨額投入，技術標準的制定修改要由權威機構執行。這需要國家出面組織、由那些有能力承擔此類任務的特大型企業牽頭實施。目前，作為各行業龍頭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科研機構，匯集著全國70%以上的技術人才，仍是國家科技和產業升級戰略的主力，其戰略地位尚無人可替代。不論什么所有制企業，如果實行一言堂的家族式管理，沒有基本的職業穩定，沒有技術民主的氛圍，就不可能吸引高素質人才，就沒有創新效率。

　　第二，“自主創新主體”也有限定的條件。“自主創新”必須是由本國機構和人才掌控的創新過程、技術成果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能夠增進國民福利并具有可動員性。自主創新的主體，只能是中國公民及法人控股并實際運營的企業。

　　第三，中國企業在高技術和競爭性行業的弱勢地位突出了國企的戰略地位。我國國內市場早已國際化，西方跨國公司以技術和品牌優勢占據國內高技術市場。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在規模、組織能力、技術和營銷方面的競爭力，遠不是跨國公司的對手。當今我國市場經濟的最大問題，主要不是“國企壟斷”;而是在各細分市場中，民族產業受到跨國公司的強大壓力、乃至被其并購、喪失獨立性的危險。而在高科技市場，本國民營企業處于更為弱勢地位，更容易被外資擠垮，不少很有潛力的中小型高技術企業因經營困難被外資收購。

　　在這一局面下，國有骨干企業所堅守的基礎性戰略性領域，是抵御跨國公司強勢競爭、保持經濟結構穩定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可靠力量，也是推進產業升級的不可替代的平臺。

　　第四，“國企退出競爭領域”是錯誤的命題。世界各國都有大型企業在國內壟斷、同時面對國際競爭的情況(如波音和空客的競爭)。這是國家間在戰略產業領域的競爭，各國都沒有用“反壟斷”法規束縛本國企業的手腳。

　　我國是技術追趕型國家，其基礎性支柱性工業(冶金、石化、裝備等)和高技術領域，既具有高度競爭性，同時具有戰略性。其中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基本上都是行業技術進步的骨干。在開放條件下，它們面對著跨國公司的競爭，競爭的成敗關系國家安全與產業升級的能力，不能任其被淘汰(如美國政府2009年出手救通用)。

　　所以，在各關鍵行業保持國有骨干企業、支持其做強做大(同時也支持本國民營企業做強)，是國家保持對這些行業控制力與主導作用所必須。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要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或以“反壟斷”為名將國有骨干大企業拆解招股;其最可能的結果，是把其控制的主導權拱手讓給強勢跨國公司，自動解除國家對這些重要產業的控制。工業和經濟的自主權是國家安全和發展的最基本保障，我們必須有起碼的居安思危意識。

　　很多國外研究機構對中國的改革提出過好的意見。但也要看到，中國企業的壯大必然構成對西方的潛在競爭威脅。一些關于中國國企限期私有化的建議，實際上符合了西方跨國公司的利益，而非真正愿意看到中國富強。東歐和拉美一些國家曾經盲目接受國外“全盤私有化”的建議，其命脈性國企被外國資本控制，導致經濟主權旁落、政策執行力削弱，直至政局動蕩。前車之鑒，值得我們注意。

　　綜上所述，講要點綜述如下：(以下部分鋪淺色底)

　　第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再次重申“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國有經濟要“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

　　改革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改革研究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要結合生產力特點、結合國際競爭環境，為國家發展戰略服務。鑒于經濟發展戰略轉型的要求，體制的安排將要有利于以自主創新支撐產業優化升級這一核心，要平衡政府和企業、微觀競爭和宏觀協調、分散和集中、開放性和自主性等關系;要處理好改革開放、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關系。

　　第二，我國民營經濟規模迅速擴張;但就各類企業的平均素質和綜合競爭力看，目前國企作為自主創新主力和中堅的地位無人替代。建設創新型國家，要發揮兩類企業各自的優勢，取長補短。在高度開放條件下，國家主要通過骨干國有企業保持對戰略性核心產業的控制。這是保持國家經濟自主性的基礎，國家獨立、安全和發展的保障，也是廣大人民的長遠利益之所在。

　　第三，多數國企已經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總體的績效水平和競爭水平不斷提高，國企改革的主體任務已基本完成，對此要實事求是。當今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已經是國有、民營，外資三分天下的局面。根據當前的發展態勢，應提倡“國進民也進”，不宜再單方面鼓勵非公成分。要保持國有經濟的數量基礎，在支柱性戰略性領域保持主導地位，并做強做大。

　　第四，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原則，適度增加民間參股，同時保持其結構的穩定。在發展混合所有制中，要堅持骨干企業的國有控股地位。目前國企管理暴露出不少問題，但不能以此否定國企存在的必要性。國企目前在體制上的弊病，主要來自企業主管任命考核的行政因素(相對于企業管理者素質因素)，以及監管的漏洞。要跳出“產權決定”的思維慣性，考慮在既有前提下，理順資產管理部門、行業管理部門和企業的責權關系，提高國有企業管理經營水平。主管部門的管理和考核，應更切合企業“自主創新主體”的功能，更符合技術進步的規律。現代社會是高度組織化的社會，而非小農社會，國家的“現代性”不在于市場化的“完美”，而在于管理能力的高低。我國在向現代化邁進的征途中，提高管理水平(特別是巨型組織的管理)，將是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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