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鄧鐵濤(1916～)，廣東開平縣人。幼承家學，及長又攻讀于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曾懸壺于廣州、香港及武漢等地。解放后曾任廣東省中醫進修學校教務主任、廣州中醫學院教師、教研組主任、教務處副處長等職。現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常務理事、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中醫理論整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史學會委員、廣東省第四屆政協委員、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廣州分會副理事長、中華醫學會廣東分會副秘書長、廣州中醫學院副院長、教授。從事中醫工作四十余年，有較深的理論素養和豐富的臨床經驗。長于心血管病、消化系統疾病的治療，對中國醫學史與各家學說亦有研究。先后參加主編和編寫的主要著作有《中醫診斷學》、《中醫簡明教程》、《中醫學新縭))、《新編中醫學概要》、《簡明中醫辭典》、《中醫辭典))、《學說探討與臨證》。其中某些著述被譯為日文在日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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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中醫家庭，先父名夢覺，畢生業醫。自幼目睹中醫藥能為人們解除疾苦，乃有志于醫學，及長就讀于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學習五年，為中醫學打下了基礎。畢業時(1937年)正是中醫備受壓迫摧殘之秋，國民黨勒令我校改名為「中醫學社」。在這樣的環境下，中醫出路何在?當時有人提出「中醫科學化」的口號，乃為我們所接受。提出這一口號的是廣東譚次仲先生，上海惲鐵樵與陸淵雷先生等，并正進行這方面的工作，這些前輩的著作，對我的思想有過一定的影響。

中醫科學化，如何化法?限于三十年代的歷史條件，這些老前輩在學術研究上沒有新的突破，只能說是唐容川等「中西匯通」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并在中醫學術界提出了新的問題，以圖找尋出路。三十年代這方面的著作，體會到中醫不能停滯不前，但要發揚中醫，不是少數人所能做得到的。有了目標，還要有方法，要大眾一心，同心協力才能成功。在舊社會，縱使想得高，想得遠，但餬口問題，卻往往占諸首位，要實現理想誠非易事。在這樣的環境和條件下，當時的前輩學者實在無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就更不用說我們年青一輩了。2

正值思想傍徨之際，又逢日本侵華鐵蹄蹂躪，先避大轟炸于鄉，繼而避難于香港。國家存亡成了思想上的重擔。在救亡運動、進步文化的影響下，開始接觸馬列主義和毛澤東同志著作，啃了一點唯物辯證法。雖然學得既困難又膚淺，但深深覺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我學習、鉆研中醫學有很大的幫助。同時發現中醫學中有不少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內涵，從而增強了為中醫學而獻身的信心與決心。

先父在學術上，對「傷寒」，「溫病」兩派無所偏執。他幾十歲了，經常背誦《內經》作為一種樂趣。由于廣東地處南方，濕熱為病最多，所以在臨證上，使用溫病派的方藥較多。他對吳鞠通、王盂英及唐容川的著作相當重視，同代人中比較敬崇張錫純先生。因此我對這些著作也較為重視。他主張我多跟師臨證，因此我在讀醫專時自找實習門路，前后跟隨了幾位不同派別，各種專長的老前輩實習。雖然那時所謂的實習，只是站在老師座后的「侍診」，還比不上今天的見習，但應該說仍然是頗有收獲的。見老師用過的方藥，自己就敢用，做到心中有數。如親見家父使用仲景治產后腹痛的枳實芍藥散，治愈一例需注射嗎啡才能止痛幾個小時，藥力過后又復劇痛的產婦，才體會到這個既簡單而又不屬于止痛之劑的藥散，卻有驚人的效果。有些經驗是老師們自己摸索出來的，如陳月樵先生治小兒好用「夜游蟲」(即蟑螂)，其祛痰熄風之功甚妙。通過學習、跟師、臨證，深深體會到中醫這個偉大寶庫有三大構成部分；一是浩如煙海的中醫典籍；二是在中醫尤其是老中醫腦海里的寶貴學識與豐富經驗；三是在廣大人民群眾之中的秘方驗方。

自己臨證實踐后，雖然日積月累，有些收獲。但對我來說，學術鉆研的真正開始，是在解放以后。解放后我較早從事中醫教育工作，對交給我的教學任務從不推托、選擇，故先后任教的科目有好幾科。教學相長。正如前人所比喻的；「你給學生一壺水，自己必須有一桶水」。長時間的教學，迫使自己不斷學習，不斷吸取營養，在理論上日漸有些收獲，從而在前人的基礎上，能提出一些自己還不成熟的見解。如傷寒派與溫病派之爭已二、三百年，當我在中醫進修學校教「溫病之研究」時，翻閱了不少文獻，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這些文獻，初步認為；兩派的論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溫病學派實在是傷寒學派的繼續發展，兩者的理論與經驗都是寶貴的，不應繼續互相排斥。這一淺見曾得到一些同志的認可。

理論上有所收益，對于自己來說只是得到一半，更重要的另一半是實踐。指導不了實踐的理論、實踐證明不了的理論，是空頭理論，或只是「設想」而已。雖然自己幾十年來，從未中斷過臨證治病，但真正給自己以較大鍛煉的是一九六0年，我和幾位教師與一九五九屆高研班幾十位學員到解放軍一五七醫院協作搞「脾胃學說研究」之時，那是一段值得懷念的日子。在那里有機會參與危重癥的搶救工作。該院謝旺政委十分支持中醫藥的治療，決定病人開不開刀，往往要征求中醫的意見，并尊重中醫的意見。這使我們有機會，和該院的醫護同志一起，為了堅持中醫為主的治療，度過無數個捏著汗守護在危重病人床邊的日日夜夜。當時和「西學中」的同志一起還進行了一些實驗研究。時間雖然只有一年多，對我來說是十分寶貴的。因為解放以前醫院甚少，床位更少，中醫對危重病人是在病人的「家庭病床」邊進行搶救的，那時中醫仍有機會救治危重病癥。解放后，醫院增加很快，但病床99％是由西醫主管的，中醫只有會診的機會，主管權不在自己手上，我們自己的附屬醫院病床又少得可憐，中醫已失去搶救危重病人的機會。在一五七醫院不同，參加救治危重病人的決定權最少也有50％，有時達75％。因為當時的確用中醫藥解決了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取得醫院的信任與支持。如一個急腹痛的病人，用了阿托品等藥物治療無效，由于診斷未明未敢用嗎啡類止痛藥。一位教師卻為之一針而愈。又如一腸套迭已三天的患兒，經用中藥及針灸也治愈了。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受到考驗與鍛煉。我深深的體會到，中醫學的發展必須在理論研究整理的同時，不斷提高中醫中藥的治療水平，如果只有理論，而不能用中醫藥的辦法去解除病人的痛苦，中醫學便有日漸消亡的危險。但可嘆的是中醫學院的附屬醫院病床既少、設備也簡陋，從一九七八年以后，才有些改進，但進展仍慢。

學醫后感到自己文化基礎薄弱，遂饑不擇食地看書，文，史、哲及其它自然科學知識等都看，課外讀書雜亂而無計劃，貪多嚼不爛，化費了一些時間，但自己摸索著走路，付出了光陰作為代價，初步養成自學的信心與習慣，還是值得的。讀書亂不好，但讀書雜有好處，今天我仍然認為，知識面既要有深度，也應有廣度。積累知識好比建筑金字塔，底寬頂尖，乃能巍然屹立。我們是社會上的一員，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除了醫學領域之外，還有人生其它思想活動的領域。知識的廣度可以使我們視野開闊，能幫助克服保守思想，能推動專業知識的深化與發展，文學、藝術使我們接觸時代的脈搏與生活氣息，因此在業醫之余，也就成了我的愛好。

《內》、《難》、《傷寒》，《金匱》等古典醫籍，經過反復多次地實踐與教學，對它們價值的認識

不斷加深，這些著作的重要性是大家所公認的，就不細說了。<<內經》這一古典著作這么重要，說明我國醫學源遠流長，沒有醫學史的知識，不足以了解幾千年來的成就與發展。因此，我對醫學史有興趣，而醫學史又和中國通史息息相關。中學時代的歷史知識遠遠不夠，不得不涉獵一些通史。《內經》充滿哲理，其理論的產生和古代哲學有血緣關系。金元時代我國醫學的爭鳴亦與當代哲學上的爭論有直接和間接的關系。《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得簡要而又深刻「儒之分始于宋，醫之分始于金元。」儒與醫前后并論是有根據的，而促使自己去讀一些中國哲學思想史。當然，對通史、哲學思想史我至今仍屬門外漢，但我認為這是要列入自己學習領域之內的必修學科。

針灸與按摩，我學得很膚淺，但對于治療危重病癥，有時卻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目前中醫講究分科，有利于深入發掘與鉆研，這是好的方面，但不宜絕對化。我認為一般中醫都應懂得針灸與按摩，因為這些治療手段在臨床各科都有其適應證。特別是它十分方便，我曾在路邊用按摩方法救治過昏厥的患者，曾用梅花針搶救過大吐血的患者，用艾灸隱自、大敦救治過產后大出血的患者。遺憾的是我對這兩科未登堂室。

各家學說這門學科，設立得很好。我擔任過該科的教學，對其中一些名家學說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討，

并在臨證時加以驗證，這方面的收益是比較大的。有些名家的一家之言，應該拿到臨床中去驗證，不能草率地批判拋棄。一家之言，有些好像是一塊璞玉，經過加工，晶瑩乃見。例如，李東垣陰火之論，張景岳曾給以嚴厲的批評。但李氏治陰火之法，是值得重視的，而且其源實出于仲景，只是說理上有些失當之處罷了。至于有人說他的「甘溫除熱法」是騙人的，這只因批評者自己缺乏經驗罷了。一家學說，往往是其畢生學術經驗的總結，我們宜把重點放在吸取其所長，才能有更大的收益。批判前人所短正其謬誤，不能說不需要，但應持審慎態度，并應注意其所處之時代背景。對前人學說，歷史地、辯證地給予正確的評價，也是我們今天應做的工作。歷代醫家學說是值得我們發掘的大寶藏。回顧自己這方面的工作實在做得很不夠。

中醫學術發展的道路中央已指出來了，彷徨幾十年的中醫可說已走在大路上，就看現代中醫、西學中和有志于研究中醫的其它科學家們的努力了。

中醫學的前途有如萬里云天，遠大光明，我們的責任，任重而道遠，故以「萬里云天萬里路」為題。(鄧中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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