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文明史視野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任軍鋒、林暉*　　

美國已故著名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指出，現代中國并非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它是一種披著現代國家外衣的文明，“可以認定，現代中國的歷程是中國人與外國人合力將一種文明強塞進現代國家這一強制性框架的努力，而作為一種制度構造的現代國家是西方文明解體的產物。在西方人眼里，中國的奇跡在于其驚人的統一性。這一奇跡要是在西方，即意味著羅馬帝國和查理曼大帝統治下的歐洲延續至今，且作為一個單一民族國家運轉?！?A style="mso-footnote-id: ftn2" title="" name=_ftnref2>[1]　　

白魯恂這一深刻洞見提醒我們，對于建立在世界偉大文明體之一即中華文明基礎上的現代中國來說，其政治文化表現出極強的生命力，而這正是任何企圖認識現代中國的學術努力的基本前提。若沿著文明史的進路，政治與文化、國家與民族、政黨-國家與民族-國家、毛澤東與孔夫子之間所謂的矛盾便可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甚至消弭，許多看似難以調和的矛盾，其內在的精神可以說是連續的、統一的，并未因為政權的興替而被斬成數截。如果能夠借助文明史的視野分析現代中國政治史，當代中國學術思想界想必會省卻許多無謂的意氣之爭?！　?/p>

若從洋務思想大家馮桂芬于1861年完成《校邠廬抗議》算起，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正滿一個甲子，再經一個甲子至1980年鄧小平開啟改革新政，現代中國歷經兩個甲子，終于走上民族富強的正軌，社會進步的常態。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中華文明在列強交逼下實現集體自救的強有力政治依托，其在現代中國政治史上發揮了且正在發揮著無可估量的作用。然而，作為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核心符號“五星紅旗”，其文化意涵至今晦暗不明，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本文擬借助文明史的視角，分析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核心符號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豐富的政治文化意涵?！　?/p>

一、關于“五星紅旗”意涵的諸多傳言　　

有關五星紅旗旗面上各個符號元素的意涵，坊間流傳的說法主要有以下兩種：①、五顆星中的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代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即所謂的“四民”，還有的說四顆星代表各民主黨派。四顆小星環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個角尖正對大星的中心點，象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大團結和人民對黨的擁護。整面紅旗象征著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至于旗面上的兩種主色調，據說其中紅色象征革命，有的說代表烈士的鮮血，五星呈黃色，有象征中國人為黃種人之意。②、五星中的大星代表漢族，其它四星分別代表滿、蒙、回、藏，象征“五族共和”，五位一體象征全中國，還有的說大星代表大陸，四顆小五星分別代表臺灣、香港、澳門、海南（有的說是外蒙古）。旗面紅色象征革命紅色政權，黃色表示中華民族為黃色人種。　　

顯而易見，諸如此類的解釋根本經不住推敲。如果四顆小星代表“四民”，那么隨著中國新的社會階層（如律師、媒體人、職業經理人等等）的出現，應該再增加小星，這便類似于美利堅共和國的做法：即每接納一個新邦，星條旗上即增添一顆星。若是沿著這一思路，僅憑常識，當初設計方案的制訂者應該能夠預見到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以便為后來者留下足夠的補充修正空間。而認為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顯然是牽強附會。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農聯盟，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但它并非自外于工人和農民的組織。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整體，將大星附會成中國共產黨，顯然違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宗旨?！　?/p>

　1949年6月30日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總結指出，孫中山去世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兩個基本經驗：即在國內和國際建立兩條統一戰線，其中在國內，喚起民眾，“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統一戰線，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 title="" name=_ftnref3>[2] 按照五星紅旗草稿提供者曾聯松先生的說法，毛的這篇文章正是他當初的靈感來源，但從“國旗設計委員會”[3] 修改后的最終方案來看，將工人階級降格為與其他三個階級毫無分別的地位，顯然與毛的這篇文章的基本精神相違背，即把毛澤東關于新中國作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之國性篡改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階級共和國”。如果國旗上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分別用五角星代表，國徽上卻轉而用齒輪和嘉禾代表，那么，國徽上方的五星又分別代表什么？將五星附會成“五族共和”與旗面上五星的幾何比例并不匹配，說大星代表漢族，這恰恰是中國共產黨一直反對的“大漢族主義”，如果只有滿、蒙、回、藏在國旗上有各自的象征元素，那么未能在國旗上有對應象征符號的其他少數民族將做何想？如果認為五顆星象征理想中的大中華各個地區，那么如今港、澳、瓊既然已經成為中國主權的一部分，五星紅旗上的四顆小星中應該去掉三顆才對。而認為其中有一顆小星代表外蒙古更是無稽之談，不值一駁。　　

二、“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　　

本節標題語出太史公《史記·天官書》，原句為：“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边@里的“中國”，往往泛指當時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中國以外，稱“西方”、“夷狄”或“外國”。這里的“五星”，在先秦時代一般指歲星、熒惑、鎮（填）星、太白、辰星，秦漢以降則分別對應于五行，即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在深沉而豐厚的中國古代星占學概念系統中，五星與五行、天象與政象、天文與人文、天道與人道之間往往存在著內在的有機聯系，在天有日月星辰，在地有蟲獸草木，即所謂觀象察法，通神明之德，類天地之情，借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觀乎天文以示變，觀乎人文以成化，政教兆于人理，祥變應乎天文。翻開中國古代文獻，有關方面的記載可謂不絕如縷。按太史公書：“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薄端鍟ぬ煳南隆酚小叭帐臣?，人主亡，陰侵陽，下伐上?！卑础杜f唐書·五行志》：“夫災變應天，實系人事，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薄缎绿茣の逍兄尽分赋觯f物盈天地，五物為最大最多，即木、火、土、金、水，“其見象于天也為五星，分位于地也為五方，行于四時也為五德，稟于人也為五常，播于音律為五聲，發于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古人畏天，每遇天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君王恐懼修省，罪己改過，集群臣直言政之得失，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以圖轉禍為福，化咎為祥。這或許正是前引白魯徇所驚嘆的中華文明維持千年一統的“奇跡”之所在。近百年來，雖然在政治上歷經滄桑巨變，其文明之根系終能一陽來復，轉危為安。　　

1995年，正值中國經濟騰飛之際，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1號墓地8號墓出土了一件彩錦護膊，長　16.5厘米　，寬11.2厘米，時間大致在東漢末年至魏晉時期，錦面上織有兩行醒目大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除了這一在古文獻中常見的星占文辭外，錦面上還繪制有青龍、朱雀、白虎和麒麟四組動物，[4] 關于這四組動物與五行之間的對應關系，可參下表?！拔逍欠e于東方”、“五星出東方”，即五大行星在某段時間內，在日出前同時出現在東方，這種天象非常罕見，一般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出現一次，星占學上往往將其視為名主出現、改朝換代的大吉之兆：《文獻通考·象緯十六上》有“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公將伯，五星聚箕”同書《象緯三》有“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不失行，則年谷豐昌”。據現代天文學推算，漢高祖二年即西元前205年五月至七月，確實有過一次五星連珠的天象發生，當時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都在黎明時出現在東方天空，而且會聚在井宿，為此，《漢書·高帝紀》有這樣的記載：“（漢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以歷推算，歲星先主，四星相隨，這里的東井，即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有圣人以義取天下。另據《新唐書·天文志》載：“大歷三年（即西元768年）七月壬申，五星并出東方。占曰：‘中國利’?！薄稌x書·天文志》：“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歷度者，為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為亂行。亂行則為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云?！薄段墨I通考·象緯考十六下》有：“慶歷三年（即西元1043年）十一月壬辰，五星皆在東方，占曰，中國安寧。”　　

將五行學說發揮到極致的當數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和東漢班固《白虎通》，《春秋繁露》有陰陽五篇，五行八篇，天地陰陽一篇，《白虎通》則包括五行七章。其中五星、五行、五方、五帝、五官、五德、五事、五聲、五色、五味、五獸分別對應。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木，五行之始，水，五行之終，土，五行之中，此為天次之序：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生以成器用，萬物生滅，相勝相生，循環往復。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藥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火竭其忠；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父子之序，其中以土最貴，五行相生相勝，君臣之義，父子之序，皆取自土。木居東方主春氣，火居南方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主冬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氣乃五行最尊，天之股肱，其德茂美，不可名一時之世，以此由五行而入四時。為了明晰起見，筆者以這兩部文獻為基礎，另參《淮南子·天文訓》以及相關史書，表列如下：　　

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遠非以往的改朝換代所能企及，對深諳中國古典文明史的毛澤東一代來說，在國旗設計上可謂下足工夫，用心良苦。也只有順著這一思想脈絡去解釋，才具有說服力，才能凸顯新中國作為文明-國家的豐富內涵?！　?/p>

關于五星旗上的兩種主色調，說黃色代表中國人的膚色，明眼人一看便知，此黃非彼黃，簡直風馬牛不相及。稍讀《周易》便知黃色在中國古代五行系統中的核心地位，《坤·六五》爻辭就有“黃裳元吉”，黃，中正美好之色，中即忠，外剛強內柔順，忠誠之意，直率坦誠而能和順，信用之意。按《程傳》“坤雖臣道，五實君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按《程傳》：“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為元吉。”按《易·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边@里“黃中通理”，即以黃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職，通曉物理，正位居體，居中得正，是正位也。美積于中，通暢于四體，發見于事業，德美之至盛。按《隋書·天文下》：“天子氣，內赤外黃正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坤·上六》爻辭是“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千字文》開首便是“天地玄黃”，天玄而地黃，玄，天之色，黃，地之色也。“天地玄黃”，玄應指黑色，對應北方。國旗的紅、黃兩色，五行中分別對應火和土，火可生土，紅色利于黃色。國旗以紅色做底，黃色出于其中，似暗示必經紅色革命，中土方可浴火重生而定。此外，紅色對應南方，中國革命亦興于南方，廣東、井岡山，其后，我紅軍始蜿蜒龍行至北方，終得“北方玄水”，水火相濟，終開出一番新天地。　　

按《淮南子·天文訓》：“音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卑础洞呵锓甭丁の逍小罚骸巴琳撸逍凶钯F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于宮，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蔽逍瞧炱烀嫔系募t（赤）黃兩色與中華民族的始祖炎（赤）帝和黃帝適成對應，正合炎黃子孫之意境。五星中的大星當指鎮星，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黃帝，即軒轅氏，中央天帝，掌管雷雨之神，位居五帝之首，神國的最高統治者。黃帝既是三皇之一，又冠五帝之首，其核心地位自然無可質疑。五星皆黃，也能找到文獻依據，前引《史記·天官書》中就有“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文獻通考·象緯三》有“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谷蕃昌?！薄　?/p>

而將國旗上的紅色附會鮮血，簡直是無厘頭的臆測，想象力貧乏真讓人目瞪口呆。在絳、朱、赤、丹、紅諸色中，由深而淺，赤屬最正色?！渡袝た嫡a》有“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赤子，即百姓，暗示人民政權。赤道與黃道，兩種顏色正是中國古代天文歷算中的主色調。漢高祖就曾自稱“赤帝之子”，據考證，從那時起，紅色便成為中國人崇尚的顏色。漢以降，我國各地崇尚紅色的風俗習慣基本趨向一致，并一直沿襲至今。　　

國旗上五星皆黃，似暗示本朝國運，份應五個甲子300年天下。大星衰而小星可上位化大星易之，四易而亡，終為金所替。黃色象土，紅色象火，火土二象始終主本朝國運。土應火而生，下火上土，即坤上離下，是為“明夷”卦。按“明夷”本義，“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明夷”之前卦為“晉”卦，晉者，進也，進而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按《程傳》：“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群賢并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于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明夷”，秉“晉”之德，然終傷于“晉”之急進。同樣從馮桂芬于1861年作《校邠廬抗議》倡洋務算起，到1921年“明夷替晉”，也是一個甲子。洋務在中國如“日出于地，升而益明”，是故“晉”卦離上坤下，即火上土下，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按“晉”卦本義“康侯用錫馬藩庶，晝日三接”。所謂“康侯”者，治安之侯。離上坤下，象上之大明，而下亦能同德以順附，是謂治安也。因治安，則能受寵，故曰“錫馬藩庶，晝日三接”，言寵遇之至也。離上坤下，意謂上德耀下，下能承順。洋務本是自上而下的。洋務乍興，寵遇之勢已不可擋，中國千年變局已定，亦是天命?！皶x”卦之“上九（即此卦第六爻為陽）”為陽，以陽處上，剛之極也，此陽應于晉卦之上九，則謂進之極也。故第一個甲子末，洋務終以“五·四”等剛猛急進之象收場。至于辛亥之故事，已是命數所致，而非關運勢延變之最緊要關節。　　

第二個甲子，即自1921年起，我黨結社而興，應于晉卦后之“明夷”卦。如按十年（1921-1931）作一爻，則明夷之“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初九”為陽，在明夷之下離上坤中謂陽明上升之象，故曰“于飛”；“垂其翼”，謂見傷之象，我黨初興即于大劫?！熬佑谛小?，謂君子能明見傷之端，故行而避之?！叭詹皇场?，言困窮之極也，此之謂我黨退藏山間叢林以待時勢之象?！　?/p>

1941-1951，在明夷即“九三”為陽：“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贝素潮玖x為以剛居剛，在明體之上，即下離火之最上，而屈于至暗（上坤土）之下，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故曰“不可疾貞。”我黨處此爻而達至剛，即上升之象之極致。此爻講狩，是為用兵，向南掃蕩席卷勢無可敵，然欲得“大首”，急切間卻不可?！　?/p>

1966-1976，在明夷則為“六五”和“上六”?！傲濉?，即明夷之第五爻，為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爻本義為“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五”，本為君位，然此明夷卦，“上六”（第六爻為陰，處最上）處坤之上，陰暗傷明之極者，故說要學箕子，是商紂之同姓近臣，尚且要自晦其明，避禍而藏，方可利貞。本朝有劉姓者處“君位”而不知避走，又有林姓者近上而不能自晦，僅鄧姓者則學箕子而自晦其明，故終能利貞?！　?/p>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其本義為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此爻為明夷卦之終，又為明夷之極。明在至高（即第六爻，上），本當遠照（“初登于天”），明夷既傷，故不明而反昏晦（“后入于地”）。此“天”，即此卦至高處；此“地”即此卦之上坤之地。地倒懸于上，是謂明夷之極也。地之倒懸，晦而無明，是故需“撥亂反正”。　　

火土之象，始終主本朝之變勢運數：自我黨勃興，靠土地革命奪得天下，至第一個甲子（1921-1980）滿，已經耗盡原先的火土之德，至于明夷之極。第二個甲子（1980-2040），國旗中原先那顆大星已經移位，讓位給原先的一顆小星，這個小星大約是子貢后人。在我黨主政天下之第三個十年，即1980年代，又是一場土地革命，土地再次懸于烝民之上。當然，火總能生土，如生得好，便是絕美瓷器，也就是中國本義，生得不好，便是窯變，窯變需要各種不合適的環境。本朝近二十年的發展，可以看做窯變，各種不合適的偶然性的要素太多，火太猛，土太多，還四處漏風。窯變的怪象在于，只知驚嘆其罕見炫目成品，而不知同時必然有絕大多數陪葬的泥土。這算是方便的解釋。　　

三、“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代結語　　

2008年夏，人民共和國剛滿一甲子，川蜀大地山崩地裂，死傷無計，國朝上下人心丕變，此后政象亦為之一新。1976年，周、朱、毛于是年首尾相繼仙去，中經直隸京畿地動山搖，死傷枕藉。兩年后即撥亂反正，重開紀元，改天換地，中國從此政歸于常，實乃國人之大福，此時距中國共產黨誕生正滿一個甲子?！　?/p>

對于治人者來說，水旱癘蝗、三光錯行，諸如此類的天變本身或許不足畏，然而真正當畏的卻是，天變發生，在上者依然我行我素，渾然不知返躬修省，簡政愛民。就星占學而言，與其說是古代人缺乏現代科學知識，還不如說它是古代人歷史觀和政治觀的集中折射，按《新唐書·五行志》：“王者之有天下，順天地以治人，取材于萬物以足用，政得其道，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民以安樂，是為至治；政失其道，用物傷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天地災異之大，皆生于亂政。”　　

當然，星占學很容易陷入穿鑿附會，擾民亂政，歷史上也不乏其例。[5] 然而，只要運用得當，卻有可能為我們觀察歷史與當下提供全新的視角。據中國現有天文記錄，五星上一次聚合（間距＜30°）的時間是西元1921年，這一年正好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時間，而1921年至1980年鄧改革正滿一個甲子。據現代天文學推算，下一次出現五星聚合的時間當在西元2040年。[6] 而這一年恰好是鄧改革正滿一個甲子之時。此似為中華國運之“天機”，天機不可泄露，然而現代中國既已進入尋求富強之正軌，如今似乎說穿也無妨。嗚呼！在天命和人事之間，人類至今無法真正穿透其中之奧義。[7] 　　

在21世紀正跨入第二個十年之際，中華民族將面臨更為艱巨的歷史重任：即民族的精神重建和文化重建。我們完全有理由預期，下一個三十年將是這個東方古老民族脫胎換骨的階段，我們在期待著她為我們的子孫后代帶來更大驚喜的同時，也應當牢記自己作為中國人所承載的使命。不難想見，到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文明-國家，五星紅旗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其本身豐富的文明史意涵必將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揮?！　?/p>

文章最后，還是讓我們重溫《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薄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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