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治體制優劣比較和我們的選擇

侯小寧

最近閉幕的“兩會”重申了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尤其是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的工作報告強調，“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這確實如同網友所說，體現了人民群眾的意愿，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

在討論國家政體時，我們不能不涉及到一個并沒有完全澄清的問題：多黨制（即多黨輪流執政）是不是必須的？在部分人中間一個相當流行的觀點是：多黨制可以有效監督執政黨，發達國家的事實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所以，一部分人在討論國家政體時，在探討政治體制改革時總是傾向于搞多黨制，似乎這是唯一的選擇。這和擁護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使得人們自然地會覺得似乎我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確實應該“同國際接軌”即向西方看齊。尤其是當人們面對改革中的問題時，當人們反思“反右”、“文革”時，這種觀點更為流行。現在，傾向于“向西方看齊”的情況早已不只局限于理論討論了，早已反映在經濟活動的實踐中，日常生活的言論中。甚至一些文藝作品也開始由炫耀、羨慕西方的富裕生活，向傾向、渲染西方的價值觀轉變。雖然擁護“向西方看齊”的觀點、建議和論證汗牛充棟，但是，所有擁護“向西方看齊”的言論，都沒有從歷史和邏輯上論證其合理有效。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如此風行時尚的理論，實際上只是一場大規模的侵害中華民族健康的流行性感冒。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就從歷史和邏輯兩個方面，以中西對比的方式看看東西方經濟政治體制有什么特點和局限，分析決定經濟政治體制優劣的基本因素，分析共產主義運動所應有的經濟政治體制，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最后來探討最有利于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所應該具有的基本特點。

一.被忘記的所有制社會化

西方國家的政黨產生于資產階級同封建主義的斗爭時期，不僅是政治斗爭，也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兩種生產方式的斗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政黨政體的產生、發展是同一的歷史過程。在討論這一歷史過程時，最容易被忽略的是西方國家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特點。

所謂社會化是指由于生產力發展所推動的生產社會化的發展所決定的人的所有社會關系越來越和整個社會緊密結合，具有更全面深刻的社會屬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所有制的社會化。就世界范圍來講，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各種所有制形式的產生大體上沿著個人私有制——家族所有制——打破血緣關系的勞動者合作制——打破血緣關系的個別資本的股份制——勞動者集體所有制——股份制——國有制的發展道路演進。我們看到，這個演進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由個人所有制不斷向某種更大范圍的集體所有制發展的過程，這一過程的最終結果必然是產生公有制，我們就把這一趨勢稱為所有制的社會化。所有符合這一規律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同程度地推動了社會進步。

在我國古代，自奴隸制形成的時期開始就形成了氏族貴族家族所有制，在進入封建社會后這一所有制形式在全國范圍、在所有階級中得到確立。所以，我國封建社會的私有制實際上是封建家族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把封建家族所有個人的“私有”變成了家長的“私有”。雖然是長子繼承制，但沒有繼承權的其他家族成員同樣享有對家族財產的部分使用、占有權力，而且家長對全家族的生產、生活都負有終身不能推卸的責任，故其對家族所有的財產并不能隨心所欲地處置。當然家長利用專政特權可以多拿多占，但那畢竟是見不得陽光的。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封建家族所有制可以看成是在家族范圍內的類似不徹底的“股份所有”和類似“集體互助合作”的混合體，尤其是范仲淹提出建立家族公田制以后。這一制度的本質是提高了所有制社會化的水平——以家族小集體的所有制替換個人私有制。而且，在此之上，還有西方國家（除英國外）封建君主想都不敢想的王權所有制（封建國家所有制）。

和我國封建私有制制度不同，西方國家無論是封建時期還是資本主義時期，其私有制（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制）都是完全細分到了個人的私有制。在封建時代，以“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為最明顯的特征。直到股份制產生后，西方國家才突破了個人私有制桎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體現出優勢，才取得了巨大地發展。

所有制的不同，是造成我國燦爛的封建文化和西方國家黑暗的中世紀之間巨大差異的最基礎的經濟原因。由于我國封建所有制提高了個人所有制的社會化水平，實現了對私有制進行在那些年代最為優化的限制，所以，取得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熵最有效地控制，從而使得我國封建文明高度發達輝煌燦爛。西方文明也只是在有了股份制，在提高所有制社會化水平方面突破了封建家族的血緣壁壘，才超越了中國封建制度，之后，西方才真正開始“發達”了。從歷史可以看出，提高所有制社會化水平能有效地限制私有制，就能有效地控制熵，有效地控制熵就能有效地推動文明發展、社會進步。

二.被忽略的政治社會化.

西方國家以股份制對個人私有制進行的限制，是私有制被生產力發展推動所做的讓步，是不情愿的。股份制使個別資本自身與他人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共有”，這對于個別資本來講是件痛苦的事情，因為這阻礙了自己控制其他個別資本的道路；而通過股份制使自己能參與控制更多的以前單依靠自己的資本所控制不了的其他企業，對于個別資本來講又是件快樂的事情，因為這又極大地擴張了自己控制其他更多的人的勞動和生活的力量。就這樣，西方國家的個別資本和它們的人格化資本家就生活在這快樂和痛苦交織在一起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制度中。這種所有制就決定了整個資產階級的經濟活動的基本特征：當野心超過了自身的力量時，尋求和其他個別資本、其他資本集團聯合，甚至充當附庸；當自身控制的力量強大時，尋求吞并或瓜分其他個別資本、其他資本集團的利益。這種經濟活動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按利益形成了不同的資產階級政黨的政治活動：

——當野心超過了自身的力量時，聯合成黨派甚至是多黨派的聯盟，如網友所說“通過對競選規則的控制，通過媒體運作，控制公眾的信息接受，廣泛而深度地影響社會輿論與公眾認知，進而影響選民的選擇”。目標當然是取得競選勝利——因為利益最大。

——當自身控制的力量強大時，例如取得競選的勝利，則通過其控制的立法機構或政府機構進行對本黨派資本集團有利的立法或行政活動，以獲取最大利益。

這種政治活動與其稱之為輪流執政，不如說是一群獅子輪流分享獵物。

上面的分析表明，西方國家的多黨制實際上是對個別資本私有制的限制僅僅只發展到股份制的水平，沒有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我們看到其對私有制的限制是非常不情愿、非常松散、非常脆弱的。由于股份制極大地加強了個別資本控制他人的力量，資本主義私有制得以能夠更加瘋狂地推動熵的急劇擴展，在全世界兇殘地殘害人民，破壞整個生物圈，威脅全人類的生存。從歷史來看，販賣黑奴、屠殺印地安人、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二戰后的幾乎所有局部戰爭的背后都有借助股份制擴張而沒有被限制的私有制黑手的操縱。而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多黨制之所以基本可以做到“平穩的權力更迭”，并不是由于大資本集團的善良和資產階級政黨的無私，而是由于三大獨立于其外部的原因：一是國內工人運動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反抗；二是發達國家整個經濟實體都在分享弱勢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創造的剩余價值，利于其轉嫁危機、緩和國內矛盾；三是核武器的制衡，能毀滅人類幾十次的核武器，給發達國家所有的大財團的黑手都戴上了避免刺激核戰爭爆發的緊箍咒。有此三大因素，即使沒有多黨制，西方國家的政治也會象現在所標榜的那樣“公平”、“廉潔”。

對于我國來講，如果把西方生長于個人私有制土壤之上的多黨制般到中國來，那就不可能進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運動了，那只會引發建設西方化的個人私有制的運動。多黨制的政治運動必然導致形成多個個別資本集團操縱中國經濟政治的局面。即使退一萬步，暫時不討論多黨制是意識形態倒退的問題，只要我們看看我們祖先的選擇，我們也能得出結論：擁護多黨制是標準的意識貧困。

如前所述，在將近三千年前，我們的祖先面臨的是和西方相差無幾的生產力水平和文明程度。但我們的祖先選擇了以提“限制個人私有制”的方式來建立國家的所有制制度。這一所有制社會化的發展是與我國生產社會化程度相適應的——歷史學家指出我國的封建地主經濟在與商品經濟的融合性方面比歐洲領主經濟明顯要高。其結果是奠定了至少從秦朝建立直到明朝中期的這一千多年中，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先于世界的所有制基礎。那么，在這一千多年中，與西方發達國家對比，我國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活動又有什么特征呢？答案很簡單——“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以社會化的政治活動限制各封建貴族和地主的利益集團為其小集團謀利的政治活動。我們來看看秦始皇統一后的幾大措施，其中的郡縣制、書同文、車同軌、修驛道，是典型的提高政治活動的社會化水平的措施。尤其是郡縣制的確立，保證了地方政府官員由中央政府任命、指揮，基本上斬斷了由地方貴族和地主集團控制地方政府官員，從而操縱地方經濟、政治、文化的黑手。西漢時期的獨尊儒術，是初步的統一全國官員思想的措施。而隋朝確立的科舉制，不僅強化了統一官員思想，而且更進一步把選拔政府官員的范圍擴大到全社會各階層所有能讀書的人，科舉考試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使得整個官員選拔活動完全公開化、制度化，完全割斷了豪強地主集團控制選拔政府官員的途徑。這樣，政府官員的選拔、考核、檢察、任免、調動工作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各級政府官員自然只效忠于中央政府，效忠于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而通常不會與個別豪強地主集團結成同盟。而皇帝通常都會以特定方式（如欽定）賜予進士以師生關系，進士得以成為“天子門生”。這當然是為了進一步強化割斷政府官員和豪強地主集團利益紐帶的各項措施的效果。這些制度綜合起來就構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員系統，這比西方的文官系統早了一千多年。這套相當完整的以提高政治活動的社會化水平為中心的政治制度，在封建主義條件下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地主階級中的少數豪強地主集團圖謀集團利益的政治活動，最大限度地促進了國家的政治活動為整個地主階級整體謀取長遠利益，成為我國封建社會時期經濟文化繁榮發達的政治保證。

討論到此，如果你是正常人，你就會發現：“限制個人私有制”和“限制個人私利集團的政治活動”是我們祖先所實踐的最偉大的真理。雖然在封建社會條件下，這兩個原則只是被畸形地部分得到落實，但它依然使我國文明輝煌了一千多年！既然這條規律能在私有制的封建社會能夠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那么在現代也必然會發揮振興中華的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你希望振興中華，希望中華文明在未來更加燦爛輝煌，那么你就應該雙手贊成限制私有制，限制資本集團的政治活動，就應該全力反對引進多黨制。如果你贊成“向西方看齊”，那只能說明你還不了解我們的祖先在將近三千年前就已發現的真理，你的智力還不如三千年前的古人，教我如何不說你是弱智！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古代限制個人私有制的制度是畸形的，它有力地強化了專制統治，科舉制度在明朝被改為八股取士后成為限制社會思想和科技進步的桎梏。我們當然應該批判中國封建宗法制度的殘酷無情，更應該批判中國古代暴君的滅絕人性，批判科舉考試的荒唐。要知道，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全面反封建運動的主要意義在于砸碎自十六世紀以來已變成禁錮社會發展的枷鎖的落后的封建制度，推動社會進步以救亡——拯救中華民族和中國。這并不是說中國古代封建制度與同一時代的歐洲相比落后。你可以對比一下同一時期的歐洲，對比一下同一時期的歐洲人的人性和中國人的人性；看看同一時期的歐洲人可以自豪和驕傲的是什么，對比一下自己作為中國人可以自豪和驕傲的又是什么。如果你還有理性，你就應懂得“兩害相比取其輕”了。

三.和平還是戰爭，這是個關鍵

擁護“向西方看齊”的人必然會理所當然地指出：以股份制為最高水平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以個別資本集團操縱的多黨制結合使西方國家成為了發達國家，足以證明其有效性。那么我們就來對比一下中國古代的輝煌和西方近現代以來的發達有什么不同。

自商周起，一直到清朝中期，中國的領土總體上呈擴大的趨勢。但是，這些領土的擴大幾乎都不是掠奪來的，而是通過或驅逐侵略者或民族同化融合甚至是外族主動要求并入中國領土而取得的。例如有名的與匈奴的關系。在工業革命前，人類所能控制的自然力中，馬的馴養是非常有意義的，不僅在交通運輸，更重要的是軍事意義。借助于馬的機動能力和沖擊力量，騎兵擁有步兵所永遠沒有的機動性和沖擊力，所以游牧民族的軍事力量具有巨大的優勢（只是在工業革命開始幾十年后多項技術成果的匯集綜合出機關槍后這一優勢從喪失），所以通常更具有侵略性。自西周時起，作為游牧民族的匈奴就長期侵略西周，在此后的幾百年間，只要一有機會，匈奴軍隊就會入侵中國，成為幾百年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大敵。無奈之下，中國的政府開始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長城以防御匈奴的侵略。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就是中國人民在外敵入侵和奴隸主、地主的壓榨下悲慘遭遇的寫照。直到漢武帝時，中國中央政府的決策者們在用盡了所有辦法仍然難保和平后，無奈的認識到：不通過戰爭徹底消滅匈奴，中國就不可能得到和平。此時西漢王朝通過長期的準備也已積累起消滅匈奴的力量。戰爭的結果大家已經知道：匈奴作為國家基本被消滅，其部分國土被西漢占領，匈奴人除被消滅的外，不愿“歸順”的被驅逐，凡愿意“歸順”西漢的匈奴人都成了西漢人，融入了中華民族。目前的中國人相當部分就擁有匈奴人的血統。在這場連綿數百年的直接威脅到國家民族生存的反侵略的殘酷無情的戰爭中，西漢的統治者對于匈奴人所采取的政策比之當代西方的人權標準也毫不遜色的人道的措施。只要“限制個人私有制”和“限制個人私利集團的政治活動”的體制有效，則中國古代歷代王朝的帝王們，在對外政策上大多實行的是“和為貴”的政策，即使是明清時期閉關鎖國被長久批判的政策的初衷也主要是力圖避免戰爭，類似隋煬帝侵略高麗的對外侵略戰爭屬少數例外。

在中國古代各封建王朝中，由少數民族入侵中原建立的國家，其對外侵略的傾向要明顯強于漢族統治者建立的國家。這主要是由于少數民族由氏族社會晚期或奴隸制社會社會形態向奴隸制或封建制社會形態演化的過程中，存在著向漢族統治者學習統治思想和制度的過程，存在著建立“限制個人私有制”和“限制個人私利集團的政治活動”的過程。由于同處于同一疆域，所以對其經濟政治制度特點的研究將會更有利于我們認清問題。我們就以最為典型的元朝的經濟政治制度來做說明。

元朝大規模的對外侵略，主要是前四汗時期（太祖、太宗、定宗、憲宗，1206—1259）。這個時期，蒙古統治者不斷地進行大規模的征服戰爭，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地域從朝鮮半島直到東歐，建立了空前龐大的世界帝國。其統治方式和剝削方式雖因不同地區社會經濟基礎的差異而有一些變化，但基本上是推行蒙古統治者制定的制度。這方面最有名的是千戶制和斡耳朵官帳制。

所謂千戶制，就是把全國百姓（游牧民）統一按十進制編組，分千戶、百戶、十戶三級，共劃分為九十五個千戶，并劃定各千戶的牧地范圍，分別授予建國有功的貴族將軍們世襲管領，封他們為千戶那顏。千戶體制中的多數千戶既是軍事單位同時也是地方行政單位，完全取代了舊時代的氏族部落組織。千戶制表明元朝統治者對國家行政管理手段基本上是世襲制，這決定了蒙古在擴張過程中，進行掠奪，軍將所攻下之地，即歸他統治，各軍將在作戰中所俘擄的人口，也即成為他的奴隸，因此史稱“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是典型的掠奪侵占。千戶制后來雖有較大改動，但國家管理中的世襲制成分卻沒有改變，與郡縣制有極大差異。

所謂斡耳朵官帳制是指大汗設大斡耳朵及第二、第三、第四等四斡耳朵。由大汗妻妾中地位最高的妻妾管領，其余妾妃統屬于四大斡耳朵。大汗的私人財富，分屬四斡耳朵。大汗死后，由四斡耳朵分別繼承。這個制度明確表明元朝帝王家庭內部對財產（包括所奴役的奴隸、所屬的“投下”）的繼承是個人化的，而不是統一繼承的，與中國宗法制度完全不同，埋下了皇室家族奪權戰爭的隱患。

隨著領土的迅速擴張，只靠千戶制已無法控制廣闊的領土，于是成吉思汗把蒙古的占領地區，分封給諸子，作為世襲的封地，不僅建立了察合臺、欽察、伊利等汗國，還建立了廣泛的“投下”制度。這一階段，元朝的政治管理體系和所有制和西方國家奴隸制封建制社會幾乎完全一樣，完全沒有建立“限制私有制”的經濟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的政治制度的行動。

自忽必烈起，元朝統治者才開始學習建立“限制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的經濟政治制度即推行“漢法”。但為了保證蒙古貴族在政治上的優勢地位和經濟上的特權，又保留了不少蒙古制度。兩種制度一個擴張個人私有制、加強統治階層各利益集團對經濟政治的控制，另一個要限制私有制、限制統治階層各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這必然導致矛盾沖突，使得采用“漢法”的進程出現起落反復現象。雖然后來仁宗、英宗進一步實行改革，如恢復科舉，限制“投下”領主的權力等，但改革屢遭挫折。最終元朝的最高統治者也沒有能建立達到漢唐宋水平的“限制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的經濟政治制度，而是依然保持了更象是西方國家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制度特征。這方面最典型的是“投下”制度。

所謂“投下”又作“頭下”、“投項”，是指諸王駙馬勛臣所屬的人戶或封地。投下領主享有政治經濟特權，建有獨立的官僚機構，對所屬人戶進行統治，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擁有很多特權，本質上是他們對大汗權力的分享。如諸王通過擄獲、分封、招收等手段占有的人戶（被學者稱為投下私屬戶），是元朝政府“大數目”以外的人戶。元朝政府力圖對這類人戶進行管理，但在有元一代，諸王投下擅自招收各種漏籍、析居等人戶作為私屬戶的現象經常發生，官方雖三令五申，但收效甚微。

“投下”領主的經濟權益主要有：一是歲賜。包括指五戶絲和江南戶鈔和每年分賜諸王貴族的金銀幣帛。二是不定期賞賜。三是與皇室關系密切的諸王、駙馬在經濟上擁有更多的特權。四是賦稅收入。元代“投下”領主對其所屬的人戶有收賦稅的權力。——這一切都使領主對“投下”經濟的控制成為一定程度的“國中之國”，這是最極端的個人私有制。

“投下”領主的經濟特權使其擁有自己獨立的財政權力，必然導致其在政治上分享有特權：建有專門管理投下及財賦的行政機構，投下官的任用不同常選，投下官世襲罔替，可以不遷轉。尤其在參預國政方面，元朝職高權重的中書省斷事官，多由諸王投下的代表充任，最多時多達四十三員。諸王投下在中書省、大宗正府等最高行政、司法、軍事機構中都有代表參議政事。這必然決定了元朝官員銓選制度具有以下三個不同于前朝的特點：一是高級職位中有相當部分被由“怯薛”出職的世勛子孫所占據——高官和王室貴族階層的利益集團一體化。二是中、下級官員中的絕大部分，乃至少數高級官員，多由吏員出職，甚至由官復吏，再出職升任品級較高的官位——利于高官和其他領主、地主利益集團結合。三是元代前期一直沒有設科取士，后來雖然實行科舉，對整個官僚構成的影響，也遠不能與唐宋諸朝相比較——缺乏與各領主、地主利益集團割斷聯系的官員。四是元朝銓選制度優待蒙古、色目人。一般漢人、尤其是“南人”，很少能進入高級官僚的行列——難以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的統治思想。這四個特點說明：元朝政府完全沒有限制貴族階層的私人利益集團操縱政府的政治活動。

從以上的簡單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投下”領主對于“投下”經濟的控制和代表“投下”領主私人集團利益的高官們的政治活動和西方國家奴隸制封建制乃至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政治制度的特征多么相似，所以它們的對外侵略活動也是多么相似。所以，元朝對外侵略成性的制度上的原因是：元朝統治者建立了“投下”制度和“斡耳朵官帳”制度這兩個與“限制私有制”、“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的原則完全相違背的最重要的制度，所以沒有建立一種最有利于整個統治階級長遠利益的管理體制，也就不斷發生由其內部各利益集團所驅使而發動的內部戰爭和對外戰爭，也就更富于侵略性。所以，盡管元朝統治者完全控制了馬政，完全掌握著馬這一在當時是陸地上人類所能控制利用的最有力、最主要的自然力，在軍事上擁有最強大的突擊力、最靈活的機動力量，但是依然過早匆匆地結束了自己的統治。其統治階層各利益集團為了私利無所不用其極的壓榨人民和內部拼斗，最終過早地斷送了其整個統治階層的利益——強奪來領土丟了，自己也退出了中國。元朝的情況從反面證明了“限制私有制”、“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的制度更傾向于和平；對于處于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人來說，選擇了“限制私有制”、“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就是最大限度地選擇了和平；反之，則是選擇了戰爭。

所以，可以說中國封建時代的制度，是所有剝削階級統治的制度中唯一能對剝削階級的侵略性進行約束的經濟政治制度。所以中國在絕大多數時間內能執行和平的對外政策。中國的和平政策使得中國的周邊國家在和中國的長期交流中獲益良多。雖然這些國家常常要進貢，但這些貢品只能滿足一下中國帝王的虛榮心，比之于其從中國得到的先進的制度、文化、科學技術，以及繁多的物產等等微不足道。

四.靠掠奪屠殺發達

那么，西方國家又是如何發達的呢？

西方的資本主義是隨著歐洲強盜對非洲、美洲、亞洲和澳洲國家和土著人民最為兇狠殘暴的屠殺、掠奪而發展的。由于其罪惡罄竹難書，我們在這里只能以一些通常被忽略的事實來揭開西方經濟政治體制華美的外衣。

（一）.股份制經濟主要是應掠奪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

1.股份制應掠奪的需要而生

從14、15世紀開始，在德國南部、奧地利和捷克境內，有農奴和城市破產欠債的小手工業者聚集在一起，組織協作的合作社團，用簡單的工具采礦，共同勞動，分享產品。后來有些商人以入股的形式參加進來，結果富裕的人把持了資產，使原來的合作發生質變。馬克思指出：“原來由合伙的勞動者構成的礦業組合，幾乎到處都變成了靠雇傭工人開采的股份公司。”

2.股份制應掠奪的需要而繼承

15至16世紀初，所謂“地理大發現”，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紛紛向海外發展，進行遠航貿易，這需要較大數額的資本，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靠單個資本家來經營是無法辦到的。于是一種合股經營的叫做“康梅達”的經濟組織便產生了。康梅達從事海外貿易，負責籌集資本，由專人經營，利潤在集資者與經營者之間協商分配。以后，這種組織發展到內陸城市，出現了入股的城市商業組織，如意大利的“大商業公司”，入股者有商人、貴族、教授、廷臣和平民。這種股份經濟一般由自由城邦組織，官方進行業務監督。資產階級國家為了鼓勵商人和資本家積累資本向海外擴張，以攫取更多的財富，不僅為股份集資提供了法律保護，并且給予商業獨占權和免稅優惠等特權。

3.股份制應掠奪的需要而正規化

1554年英國成立丁第一個以入股形式進行海外貿易的特許公司“莫斯科公司”，它的成立標志真正的股份制度的產生。之后，由相繼成立了西班牙公司、伊士特蘭公司、勒凡特公司、幾內亞公司、東印度公司等等股份制公司。其他歐洲國家也紛紛起而效仿。例如荷蘭1602年成立東印度聯合公司，1621年成立西印度公司，法國、德國、瑞典等國也先后成立了股份貿易公司。這些公司都成為了殖民主義者擴張、掠奪大軍中的精銳部隊。尤其是臭名昭著的東印度公司，它獨占從好望角直到東方一切國家的貿易，還享有對殖民地軍事和政治的全權。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助長了歐洲殖民者屠殺掠奪

在１６—１７世紀，歐洲殖民者還不具備絕對的優勢以擊破亞非各大國的抵抗，而只能占領一些分裂的弱小的國家和地區。

１７世紀中葉至１9世紀初，由于股份經濟的發展歐洲殖民者的力量倍增，黑奴貿易在這一時期走向高潮。工業革命后，歐洲資本主義開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殖民者的力量就更大了，終于擊破亞非各大國的抵抗，屠殺掠奪侵略瓜分世界的氣焰更加囂張。

（三）.黑奴貿易比奴隸制破壞性更大；滅絕性屠殺印地安人，強占整個美洲的行徑完全是在實踐法西斯主義

黑奴貿易與世界各國和非洲歷史上奴隸制時代和封建制時代的奴隸貿易有著根本的區別。非洲黑奴貿易是一種純粹的掠奪制度，是非洲自身勞動力的純粹損失。資本主義的奴隸種植園制度的發展并非傳統的奴隸制的高級發展。種植園奴隸制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主要不是為了生活的需求，而是為了出賣。這類集約式的奴隸種植園是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經濟聯系在一起的。

1978年在海地太子港召開的非洲奴隸貿易專家會議上，據一些學者的估計，如果把捕獲奴隸時的死傷、經非洲各地陸運過程中的損失、漂洋過海時的死亡等因素都考慮進去，在四個世紀的大西洋奴隸貿易中，非洲損失的人口達2.1億。以至于在奴隸貿易的400年間，非洲人口竟然毫無增長。英國廢奴主義者威廉·福克斯在1792年向英國人民揭露：在每一磅蔗糖中，他們吃下去兩盎司人肉。這種所謂的“貿易”，這些所謂的股份制企業的“經營活動”所屠殺的人民竟然比二戰期間上千萬裝備著飛機、坦克、大炮和毒氣的法西斯軍隊所屠殺的人民還要多！

在美洲，歐洲強盜滅絕性屠殺印地安人，強占了屬于印地安人的整個美洲的行徑，完全是在實踐法西斯主義。只是這時歐洲的強盜資本集團還沒有積累起建立起帝國主義時代的實力，所以比他們的學生兼繼承人希特勒、裕仁之類的更需要也更善于偽裝，竟然宣揚是印地安人強奪了他們的土地和財產——這是“強盜喊殺強盜”，比之“賊喊捉賊”要兇狠殘暴狡猾的多得多！

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向我們證明了鐵打的事實——“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29頁。即《資本論》第一卷829頁）

（四）.歐洲禁止奴隸貿易的活動是資產階級內部各利益集團間的利益爭奪的借口，與美麗動聽的什么“人權”、“民主”、“自由”沒有關系。

１８世紀末到１９世紀７０年代，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在歐美的迅速進展，工業資產集團的力量的增強，使他們急于打破商業資本家對貿易的壟斷，把非洲變成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然而，只要商業壟斷公司控制的黑奴貿易繼續存在，非洲就無法成為工業資產集團所希望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如果歐洲人對非洲的廣闊內陸一無所知，非洲成為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的地域也是極其有限的。因此便打出“自由貿易”、“自由勞動”的口號，于是才有了禁止奴隸貿易的運動和非洲內陸探險的風潮。有數以百計的探險家和探險隊進入非洲內陸。盡管也有一些探險家抱著科學研究的目的或對非洲人的善意去從事考察，但他們脫離不了資產階級的總目標——蒙哥・帕克、利文斯頓這些著名的探險家都與工業資產集團勾結,到世界各地尋找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

１９世紀初年，歐美各國相繼通過了禁止奴隸貿易的法令。但黑奴貿易長期禁而不止，走私販賣幾乎持續了近一個世紀。歷史學家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國、巴西、古巴、馬斯克林群島的資本主義奴隸種植園依舊保存。

西方資本集團在吃人的同時，還不忘要做宣傳。16到18世紀既是西方人道主義口號喊得最響唱得最美的時期，也是奴隸貿易和屠殺印第安人最猖狂的時期。

（五）.掠奪為歐洲工業革命積累了資金

黑奴貿易為英國工業革命積累了資金，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

展。例如瓦特發明第一架蒸汽機是由富商用黑奴貿易積累起來的資金資助的。威爾士的石板工業改進了屋頂建筑材料，這也是用奴隸貿易得來的錢創建的。

五.“政治平等”息不滅“作惡發動機”

不僅在原始資本積累時期，即使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體制也同樣不放過作惡的機會。盡管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的政治平等有很大發展，但平等的口號也一樣不能息滅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驅動的“作惡發動機”，只要資本主義再生產繼續，“作惡發動機”就不會熄火。這方面的例證實在太多。作為中國人，幾乎人人都能列舉出自新中國成立起，為了重新奴役中國人民，帝國主義極其走狗發動一系列的針對我國的戰爭。只有立志作買辦的賣國賊才會忘記這些事實。作為當代中國人，人人都會發現一個事實：中國國家和人民的尊嚴是靠武裝斗爭，打敗帝國主義取得的。對此我們不僅要感激、緬懷我們的革命英雄，而且還要感謝我國古代摸索、研究、倡導、制定、維護封建制度的智者，由于他們的智慧和勇氣，我們才有了同一的中華民族和廣饒的國土，使我們能夠挫敗帝國主義顛覆我國的一系列的陰謀和武裝入侵。即使目前，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依然未死。在這里我們僅舉兩個正在發生的與我國密切相關的例子來證明。一是西方意圖破壞我國和蘇丹的關系。近十多年來，由于我國本著平等互利的原則，所以和蘇丹經濟合作的效果顯著。蘇丹的經濟已保持了十年的平穩發展，在主導產業如石油工業方面開始擺脫西方資本集團的控制。眼見蘇丹經濟向健康、自主的方向發展，西方的資本集團、政黨、政府紛紛跳出來使用各種卑鄙的手段破壞我國和蘇丹的關系，意圖達到重新控制蘇丹經濟、阻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目的。另一個例子就是全國人民都知道的西方支持“藏獨”，干預我國內政的惡行。要記住，這是在我國擁有由百萬人民子弟兵組成鋼鐵雄獅，裝備有能毀滅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核武器，我國經濟平穩發展，經濟實力大增的情況下發生的！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對于那些實力弱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帝國主義會如何的壓迫和奴役。僅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就能看出盡管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西方的經濟政治體制作為“作惡發動機”的本質是沒有改變的。

以上我們所列舉的事實充分說明，西方的“發達”是屠殺、掠奪、戰爭的“發達”。如同威廉·豪伊特所說：“所謂的基督教人種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和殘暴無恥的人種都無法比擬的”（威廉·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歐洲人對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歷史》1838年倫敦版第9頁，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20頁。即《資本論》第一卷820頁）這段話的精妙之處就在于“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揭露出為了資本利益資產階級會盡全力去實現奴役他人的罪惡嘴臉。

通過對比，我們發現，中國封建時期在經濟政治文化領先世界的一千多年里，對周邊國家和人民的傷害小而貢獻大，對世界人民的傷害小而貢獻大。這并不是中國實力弱小的結果，在那些年代的絕大多數時間，中國的國家實力要比同一時期的任何西方國家的實力大的多。決定中國沒有如同西方國家一樣向外擴張、四處搶掠的原因是在制度上“限制個人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相配合促使統治者以整個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為重，在思想上以儒家“仁”為中心的“家天下”的思想作指導，使得國家管理結構與家族管理結構相同而有效地抑制了侵略擴張的動機。所以，中國封建體制在各方面明顯優于西方封建體制。與西方資本主義相比，中國封建體制對整個人類的傷害小，而貢獻較大；西方資本主義體制對整個人類的傷害太大了，雖然表面看其所謂的貢獻很大，但其中大部分是反對西方資產階級的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所造成的，真正屬于資本主義的很少。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體制的畸形之處是：股份制突破了狹隘的個人私有制的限制，有利于生產力發展；但在政治上卻完全沒有從法律上限制個別資本集團的政治活動，沒有采取措施割斷所謂實行“三權分立”了的所有立法、執法、行政機構的官員和個別資本集團的利益關系，使“三權分立”成為真正的遮羞布。由于沒有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個人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的制度配套，資本主義對人類的危害要大于資產階級革命所帶來的進步。

所以，我們的結論有點出乎人們預料——中國古代的封建體制比西方資本主義體制更適宜人類生存發展。與其說西方的“人權”、“民主”、“自由”觀念是所謂的普世價值，還不如說中國的“限制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的觀念更具有普世的價值。

六.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優劣問題

讀到這里，可以肯定絕大部分人都會批評作者違背馬克思主義理論，因為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先進可以說是“眾所周知”。但，我要告訴你的是，鼓吹“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先進”的多是總愛吹噓“永恒的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和肢解馬克思主義的人，馬克思并沒有判斷世界范圍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劣問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其中所說的“封建的”生產方式是指歐洲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并不是指通常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由于條件限制（當時對除歐洲外世界范圍的古代文明的研究還處于收集資料的階段，對于氏族社會的研究還幾乎是空白），馬克思不可能對世界范圍的古代社會制度進行全面研究。所以并沒有認定“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先進”。在沒有作出具體說明時他所指出歐洲資本主義比之封建制度進步時所說的“封建”也是指歐洲的封建制度。馬克思了解到一些東方國家包括中國古代的生產方式（包括奴隸制和封建制度）體現出的異于歐洲的顯著特點，常用“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來表示其不同于歐洲的特點。同樣由于條件限制，馬克思并沒有能夠對亞細亞生產方式進行全面研究。所以，“亞細亞生產方式”只是馬克思進行東西方對比所用的詞匯。對此，任何人都沒有理由去批評馬克思。因為很難想象，沒有世界范圍的幾代科學家對古代社會的以考古資料為證據的系統研究，一個外國人能夠對三、四千年前的東方古代經濟政治文化進行有價值的全面研究。就以中國為例，如果沒有中國幾代多個學科的學者辛勤的開拓研究，一個外國人不可能對近4000年前的中國古代經濟政治文化進行有價值的研究，因為別說缺乏資料的問題，僅僅語言文字的障礙就無法克服，而這個語言文字的鴻溝如此之寬就是中國人要克服也都非常吃力。而我國學者對中國古代經濟政治文化有意義的研究是從上世紀初才開始的。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侯外廬才基本解決這個問題。其主要結論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點是氏族貴族所有的生產資料和家族奴隸的勞動力二者間的結合關系，這個關系支配著東方古代的社會構成，它和歐洲“古典的古代”是同一個歷史階段的兩種不同路徑。馬克思在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根據那一點可憐的資料所得出的判斷，已經是天才了。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決定社會進步與否的關鍵并不是其所標注的標簽，而是作為經濟基礎中最為基礎的所有制的社會化水平以及上層建筑中最主要的部分政治活動的社會化水平。由于歷史的局限，中國封建制度在經濟方面不可能建立平等的超越個人所有制的所有制，而是以專制的家長個人私有制強行剝奪其他個人的部分所有者權力，所以只能算是“限制個人私有制”；在政治方面也不可能將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力真正落實到人民群眾手中實現真正的社會化，而是以代表整個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的政治活動作為社會化的政治活動，所以只能算是“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這兩的特點決定了中國封建制度具有極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就是限制了思想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想建立最有利于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的經濟政治體制，還需要當代的中國人民，主要是工人階級創造。

七.為什么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沒有有效地改造資本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制度

所有善良的人在了解到歐洲殖民主義者在全世界的暴行時都會自然地產生疑問：為什么西方民主的政治活動沒有有效地遏制其殖民主義的暴行？簡單地說，這主要受制于工人階級的產生、發展和覺悟。

工業革命前的工人還只是手工業工場的手工業工人，他們之間的關系雖然比農民之間的聯系要密切得多，但還沒有形成一個整體，依舊十分松散。那時的資本還主要是商業資本，手工業資本的力量也很弱小、松散，商業資本處于壟斷地位。此時西方真心倡導“人權”、“民主”、“自由”的人士并沒有工人階級可以依靠，也沒有工業資本的力量可以借助，在商業資本集團股份制經濟力量和政治集團的絕對優勢的力量面前十分軟弱。工業革命開始后，工業資本逐漸壯大，開始同商業資本爭奪利益，于是真的的人道主義者才能夠借助工業資本的力量，（還要拉上商業資本集團對付封建貴族）實現一點可憐地進步。1789年8月26日法國制憲會議訂立著名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就是很好的例證。《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第一條說“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第十七條說“財產是社會不可侵犯的權利”。初看給人的感覺是偉大得不得了，但細看就會發現：僅僅一個沒有法律約束的宣言都不敢公開批評黑奴貿易、屠殺印地安人、強占美洲和澳洲，甚至也不敢公開批評封建制度。它所能發揮的主要作用就是反對封建貴族利用封建特權強奪資本家的財產，強調資產階級的自由的“人權”，順便敲打一下開始處于下風的商業資本家——不要反對“自由”而壟斷貿易。

可憐的進步！　　

進入18世紀后期，工業工人的力量增長很快，覺悟迅速提高，于是反抗資產階級壓迫的工人運動開始迅猛發展。但此時工人運動的成果并不大。其最重要原因一是缺乏科學的理論指導；二是沒有自己的政黨組織，即使有組織也是區域性行業性的，所以沒有形成統一的組織，不能集中整個工人階級的力量。直到1848年馬克思發表《共產黨宣言》，由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開始興起。共產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是人類社會社會化程度最高的社會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建設公有制，在政治制度方面要建設工人階級領導的全體人民管理社會的制度。與共產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相比，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限制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的局限性就暴露無疑了——共產主義是要“消滅私有制”和“消滅私人利益集團控制政治的活動”。

到這里，不用人提醒作者就知道該回答為什么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沒有有效地改造資本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了，因為這也是作者非常想知道并且思考了二十多年的問題。對于這個可能是世界上最難以回答的問題，作者只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希望大家能夠多提意見，共同探討。

西方國家是共產主義運動的發源地，西方國家共產主義運動沒有有效地改造資本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原因應該主要從共產主義運動本身來尋找。作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一）.沒有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所以沒有科學有效的革命理論來及時指導共產主義運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畢生都在進行創立和完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的工作，由于是第一次以工人階級要解放全人類的立場來研究自然和人類社會，所以體系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尤其是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方面都是人類有史以來首次進行科學化的工作。這些工作消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畢生的精力。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相當長的時間里，馬克思主義理論不但沒有被繼承和發展，反而被修正主義肢解、歪曲。直到列寧主義產生，才有了轉機。但由于種種原因，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依然沒有重大進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整地剖析開來，對于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建立的問題，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充分研究就相繼逝世。之后的共產主義理論研究，對于如何建立公有制，如何建立計劃經濟，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這些基本的理論問題都沒有解決，所以如何發展失去了理論指導，陷入了困境。　　

（二）.沒有真正建立統一的代表整個工人階級整體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

工人階級和農民完全不同，農民作為小生產者是個別私有者；工人階級卻不占有生產資料，因而不具備除勞動以外的其他任何本質。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條件下，工人的本質是雇傭勞動；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工人的本質是聯合勞動。再也沒有任何一個階級能夠如此地與勞動相一致了。農民猶如一袋馬玲薯般彼此分離，單個的農民依然可以保持農民的一切特征，而全部農民的集合也沒有發生質變；而工人由于只具備勞動的特征，而只有整個社會再生產領域的全部勞動活動才是完整的社會勞動，所以只有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各領域工人的整體才能完全代表工人階級，單個工人和部分工人是不完整的，不能完整地保持工人階級的先進特性。這個特點決定了工人階級只有整體聯合起來組成社會組織才能維持其本質特征。這就決定了工人階級政黨只有組織起整個工人階級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而工人階級只有整體團結在一個政黨的周圍才能完整地保持本階級的先進特性。在這里，整個工人階級團結一致的意義在于保持階級的先進性，這比團結所聚集的更強大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更為重要。這就是為什么共產黨要堅持一黨制的最根本的原因，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努力組織一個統一的共產主義政黨，并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你們號稱是工人階級政黨，卻又分成多個黨派，那就表明你們各黨派只代表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就決定了你們保持不了工人階級的先進特性，這必然會使你們擁護部分工人的利益而忽視其他部分工人的利益，這就是在分裂工人階級——所以你們自稱工人階級政黨是掛羊頭賣狗肉。

而歷史也證明，無產階級的政黨在領導工人運動的過程中由于主體同一——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目的同一——解放全人類而必然向著組織和行動的同一即一黨制方向發展。無產階級的政黨解放全人類的目的決定了其必然地自覺接受全社會、全體人民的全面監督，在全體人民的監督下自覺服從人民需要，不斷改正缺點，從而必然地克服多黨制的局限。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對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中否定之否定規律在人類社會領域里的自覺遵循——自我否定。我們知道，生物體與無生物相比發生了質的飛躍是由于生物體能夠自我否定。同樣，無產階級政黨以自己的自我否定帶動無產階級的自我否定，推動全社會的自我否定，從而使社會主義社會與以前所有形式的舊社會相比發生質的飛躍。可以說，做不到自我否定的政黨，不能說是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夠自我否定的社會，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愛吹噓“永恒的資本主義”，標榜資本主義社會可以“永恒”，但是它依然需要外力才能否定自己，與之相比，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真正“永恒”的。

（三）.沒有建立屬于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也就是說沒有社會化水平更高的公有制來超越資本主義私有制。

沒有建立統一的代表整個工人階級整體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的政治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沒有開展建立屬于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的經濟活動。“代表整個工人階級整體利益”并不僅僅意味著領導全部工人罷工，抗議資產階級的剝削，更意味著必須要建立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這對于共產主義運動至關重要：

1.建立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是建立公有制的基礎，共產主義運動只有建設社會化水平更高的所有制即公有制，才能算是共產主義革命活動，才能表現出社會主義超越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優勢，否則只能是在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維新改良。

2.建立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是將整個工人階級團結在一起的經濟基礎。現實生活中，工人階級被不同的行業、企業、區域、職業、工種等等分割成不同的小團體，他們有著明顯的利益差別，這很不利于整個工人階級的團結。尤其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能很輕易地把工人階級分裂成不同的利益團體。這種情況下，即使有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也難以將工人階級真正團結起來。建立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則可以大大改變這種局面：把全部工人的利益聯系在一起，以企業的實力抵御資本集團對工人的壓迫，成為工人在受到資本集團的進攻時的防御、反擊的武器。不僅如此，工人階級可以利用共同所有制企業幫助、教育、同化其他被剝削階級，成為實踐解放全人類理想的有力武器。相比之下，罷工、示威僅僅能算輕武器，而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則算得上是核武器了，威力不可同日而語。

3.建設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是共產主義運動消滅私有制，分化、瓦解、改造資產階級的主要內容，是工人階級參與國家管理，最終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而不建設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共產主義運動就只能被動地防御私有制，共產主義運動就始終受到束縛，就始終沒有進行革命活動，所以難以有長足發展，最終陷入維新主義的泥潭。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是這樣成為維新主義運動的。

八.革命：建設公有制企業

我們認為以上三大缺陷構成了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沒有有效地改造資本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原因。其實，讀者會發現二十世紀已經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前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也主要是沒有克服上述三大缺陷所致，我國的改革所遇到的問題的主要根源也類似于此。雖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三大缺陷的內容和形式略有不同，但本質上是同樣的問題。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93頁。請注意，由于當時對原始社會的了解還幾乎是空白，而對于除歐洲外的奴隸制封建制社會的研究也還只處于收集材料階段，本著科學嚴謹精神的馬克思在這里用“傳統的所有制關系”來指已經認識的歐洲資本主義制度、奴隸制和封建制度的私有制形態以及其他還沒有條件詳細研究的私有制形態。對于馬克思這一論述，郝貴生的《《共產黨宣言》中的“兩個決裂”思想及其現實意義》一文中有很好的論述。原文見于《馬克思主義評論網》〕也就是說共產主義運動的目的，共產黨人的最高綱領就是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失誤主要是沒有建立真正的公有制經濟，只建立了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低級形態的準公有制形式，并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即使是認識到了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巨大缺陷的前南斯拉夫也是如此——他們發現了國有制的嚴重缺陷，卡德爾指出國有制“它表現為把工人及其勞動同對社會資本和勞動的其他客觀條件的直接管理相分離”[注：卡德爾《公有制在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矛盾》第8頁]，不能消除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產品相異化的狀況。針對國有制的嚴重缺陷，他們提出了“社會所有制”理論，要建設“全社會所有”。但是他們并沒有能真正建立一家真正的“全社會所有”的企業，“社會所有制”最終仍然被建設成了集體所有制。（對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建立公有制的問題可參見拙作《傳統經濟體制公有制建設失誤反思》地址http://blog.people.com.cn/blog/s/288095）我們現在根據幾十年來的實踐教訓認識到，國有制經濟距離真正的公有制經濟還有很大差距。相對來講，建立國有制經濟是方便、簡單、有效的社會化措施，能為建立公有制建立良好的環境，為建設公有制的打下基礎。而建立真正的公有制經濟要比我們所認識到的要復雜、艱難的多，其過程也比我們想象得要曲折漫長的多。在建設公有制的過程中，由于個別生產者眾多，不可能同時全面改造成社會生產者，只能從最易于改造成社會生產者的部分企業入手，逐步實現。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所以，所有在經濟領域建立符合公有制原則的企業以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活動都是深刻的革命，符合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綱領。應該認識到，共產主義運動并不是只能在進行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后才能夠建立公有制經濟。強調奪取政權以后才有條件建立公有制經濟的觀點是建立在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制經濟看成是公有制經濟的錯誤觀點之上的。而過去西方國家的共產黨舉行的武裝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沒有能控制社會再生產領域，使再生產沒有能生產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來分化、打垮、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為革命服務。

沒有建設公有制經濟的后果是災難性的。經濟上，沒有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經濟，工人階級被分割成很多個存在利益差別的小團體和階層，各團體、階層間沒有直接利益聯系，很容易分裂；政治上，共產黨領導整個工人階級管理并改造全社會的共產主義運動主要是通過整個工人階級對全社會所有制企業從而整個社會資本的共同管理活動來進行的，沒有了這個活動會使整個工人階級分割成眾多團體和階層，很容易喪失先進性。我國目前深層次的經濟、政治、文化問題莫不根源于此。

九.銀行的社會化

下面我們就來討論在西方資本主義條件下，共產黨建設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的可行性。請注意，我們所討論的所有關于建設工人階級所有制企業的觀點大多不用調整就適宜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建設公有制企業，只有少數需要稍微調整。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是共產黨執政，而且擁有國有經濟，建設公有制經濟應該更加有利并且更加徹底。

建設“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應該在整個經濟領域首先選擇所有制水平最容易擴大到整個工人階級直至全體人民范圍的企業作為開路先鋒。我們發現，再也沒有比銀行也更合適的企業了。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由于生產社會化的發展，決定了所有制也向社會化方向發展。資本主義就是借助于股份所有制提高了所有制的社會化水平，才大大提高企業經營活動的社會化水平，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迅猛發展。落實到具體企業來說，經營的社會化程度首先迅速提高的企業就是銀行。大企業也是借助了與銀行的融合而大大提高了其生產經營的社會化程度，才形成了跨地域、跨國界的巨型競爭性壟斷企業。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銀行經營的商品是貨幣，是社會化程度最高的商品。交換的發展直接推動了一般等價物的社會化，產生了貨幣。貨幣這種特殊商品不需要通過“致命的飛躍”就能實現其價值和使用價值。而信用又借助于貨幣超前的社會化了。這里有兩層意思，一是信用工具的社會化，紙幣的發行就是最好的例證；二是信用機構借助信用工具社會化，最成功的例證就是銀行。銀行借助于信用的高度社會化而取得了最高的社會化程度，尤其是大型商業銀行，其經營活動首先實現了社會化：

一是吸收存款的廣泛性使之籌集了社會資本。借助于信用的高度社會化,配合銀行的股份制對所有制水平的提高兩項優勢，股份制銀行迅速大型化，吸收存款的范圍和規模空前增大，吸收存款的范圍擴大到幾乎到所有的人，使其籌集的資本更加社會化，成為真正的社會資本。

二放款作為社會資本的廣泛運用推動了經濟的社會化。銀行社會資本的運用推動社會化有兩層含義：放款作為社會資本的經營活動，微觀上看是提高了貸款企業的社會化程度；從宏觀上看，放款的廣泛性導致了區域甚至全國、全球的各個產業領域都受到社會資本經營的影響。

總之，無論存款還是放款，都導致了大型商業銀行的社會化。也就是說，大型商業銀行的經營活動的社會化了——影響跨地域的經濟，使銀行利益也社會化了——受區域經濟、國民經濟甚至全球經濟的影響。到現代，已到了影響全國甚至全球的程度。這使得大型商業銀行就成了最先社會化的個別生產者、個別經營者。成為其他個別生產者、個別經營者社會化的橋梁。

大型商業銀行推動企業社會化的主要途徑有兩個：一是以貸款形式向企業提供更注重長遠利益的社會資本。二是銀行參股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銀行提供的社會資本與企業從證券市場籌集的個人和小集團的資本即個別資本有很大不同。銀行籌集的資本雖然來自存款人個人，但當其貸放出去時卻是代表了全體存款人的共同資本的投資，就企業使用來講，已基本不受存款人個人的影響了，不象從證券市場籌集來的資本受短期的贏利情況影響巨大。同樣，銀行自有資本參股企業也是把個體投資者的影響限制在了銀行系統，對企業的影響也大大降低。也就是說銀行提供的社會資本使企業受個人投資者的個別資本影響大為減少，使企業相當程度上擺脫時時存在的個人投資者的影響，利于企業的長遠穩健經營。銀行的社會資本與產業領域內社會化的資本融合即產融結合有力地推動了資本的社會化。

這方面最有名的例證就是有關導致美日企業的經營差異的體制原因。二十世紀六十——八十年代，日本企業長遠穩健的經營與美國企業的短視的經營的鮮明對比，曾引起了經濟學界的熱烈討論，而最后的定論似乎完全歸結于日本企業的“以人為本”的策略。直到全世界都知道了日本企業職工竟有“過勞死”，才知道這個結論真是大錯特錯了。事實就是這樣，日本企業的成功完全不可能是由于所謂的“以人為本”，日本尚保留的長長的封建尾巴使其企業的人本意識遠較美國企業的人本意識差。導致美日企業經營策略差異的是日本間接金融優勢體制下，證券市場成為被稱為為銀行處理善后事宜的機構，企業經營受證券市場的影響很小；而美國企業則受證券市場中個人和小集團投資者的個別資本影響較大，不得不注重短期效益。隨著日本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許多企業，尤其是大企業舍棄銀行轉而上市籌資，不僅誘發了金融危機，而且使的日本企業經營的優勢迅速喪失。而自八十年代后期起，美國由于一是機構投資者迅速發展。非銀行機構投資者籌集的不同程度社會化了的資本配合銀行的社會化資本，在證券市場上部分抵消了個人和小集團投資者的影響。二是對證券市場的改革，加強了證券交易所對大宗交易和異常交易的監督檢查權力，大大限制了個別資本利用證券市場干擾企業經營的力度和廣度。使得美國企業也有效降低了個人和小集團投資者的個別資本的影響，而更多地受社會化的資本的影響，使企業經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短視的缺陷，推動美國經濟有了較長期的增長。這一段美日企業經營優勢的換位歷史，清楚地表明了銀行社會化對企業社會化發展從而對整個經濟社會化的積極影響。也證明了從產權經濟學角度看，所有制社會化水平提高利于企業提高效率，隨著生產社會化推動的企業的大型化，加劇了企業的社會化同個別資本所有權的矛盾，迫使資本主義部分揚棄私有制。

商業銀行經營活動的進一步社會化發展也受到了銀行所有制的限制。在私有制條件下，與生產的社會化同私有制的矛盾一樣，銀行經營活動的社會化與銀行私人所有制也存在矛盾。這決定了資本主義條件下，銀行的社會化發展具有兩重性：

一方面銀行的社會化限制、排擠了資本主義個人私有制，部分揚棄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信用制度固有的兩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度形式。”[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499頁]這里所講的“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度形式”的含義主要有兩層：第一層含義是資本主義信用的高度發展，推動了不僅僅是金融企業，還包括了資本主義工商企業以不同程度社會化了的社會資本（大集團的資本）排斥個人資本和小集團的資本的趨勢，這是對私有制的部分揚棄。以美國為例，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個體投資者提供的資本只占整個工業資本的5%左右，各種不同程度社會化了的資本如大企業積累的自有資本、各種社會化的信用工具籌集的金融資本以及社會保障資金轉化的資本占了產業資本的大多數。所以代表個人資本和小集團資本的股東的權力受到排斥。小艾爾弗萊德.錢德勒曾指出：在美國“1963年，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中有169家或84.5%是由經理控制。這些公司中有五家公司的家族的確仍然有影響力，但這是因為該家族乃是職業的專職支薪高級主管，而不是由于他們所持有的股份之故。”[注《看的見的手》小艾爾弗萊德.錢德勒商務印書館北京1987年版581頁]。第二層含義是共產主義運動可以利用之加以改造，建設公有制。

另一方面，銀行的社會化更利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資本集團掠奪剩余價值。盡管銀行的社會化順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銀行的私有制把銀行社會化的成果大多掠奪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資本集團手中去了：一是利于資本家和被當作資本家的人利用銀行籌集來的社會資本占有他人的勞動、控制社會勞動。二是利于資本家和被當作資本家的人利用銀行籌集來的社會資本控制、支配資源。三是利于他們排斥占大多數的存款人對自己的存款即對銀行的債權的管理和保全。損害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歷次的金融經濟危機中，少數銀行家們的失誤使的廣大存款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四是這個矛盾限制了第三世界國家銀行業的發展。從而限制了其經濟的發展。不利于經濟落后、總量小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銀行、企業與西方銀行和企業的競爭。

十.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銀行

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完全可以通過突破銀行經營活動的社會化與銀行私人所有制的矛盾對銀行社會化發展的限制，推動銀行所有制進一步的社會化發展，建設“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銀行”。在前面討論股份制時談到，資本主義股份制經濟起源于剝削階級對勞動者的合作組織的掠奪，體現了剝削階級卑鄙兇狠殘酷的特性。但是由于股份制突破了個人私有制的壁壘，本身含有對個人私有制的揚棄，所以共產主義政黨可以加以改造，利用來為無產階級服務。

股份制最為體現私有制特征的是入股者按股份多少即資本多少來分配對股份制經濟的控制權，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法權（即資產階級的法定權力），保證了資產階級在“自由”、“平等”、“民主”的旗號下控制他人的勞動，控制整個經濟從而控制政治的行為“合法”、“合理”。所以共產主義政黨在建設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的過程中，必須要始終明確：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應該按股份分紅，以實現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個人所有制，但絕不能按股份多少行使決策、管理企業的權力，否則就成了資本主義私有制了。私有制企業按資本分配管理權力是因為其本質是為個別資本的私利服務，而工人階級共同所有制企業是為整個工人階級的共同利益服務，兩者有本質不同。

在對銀行的決策、管理活動中應該完全體現“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特征：不論入股的資本多少，所有的個人、集體、階層都只能憑借科學、真理和正義來參與銀行的管理，即只能按最科學、最有理、最符合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為準則來管理銀行。這是建設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企業的第一準則。這是無產階級法權，也是實現真正的經濟政治平等的基礎。

在這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包括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制特性與以前所有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同，以前全部的所有制單位之間都是私有者之間的關系，是局部與局部之間的關系，而工人階級共同所有制與其他所有制之間是公有者與私有者之間的關系，是全體人民與小集團的關系，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所以我們需要全新的、完全與以前不同的觀念。對于這種屬于整個工人階級的企業的各方面，如資本金、債權、債務、監管等等，理所當然地要與目前基于所有種類的所有制形式如私有制、國有制、集體所有制的資本金、債權、債務和股權的關系，在觀念上、立法上相區別。

1.資本金。

承認個人私有制的法律都會規定，支付企業注冊資本金的人即為股東，擁有企業的所有權。在沒有取得政權的條件下，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可以采取以約定放棄以所占股份金額多少來行使決策、控制權力為條件由黨員集資注冊的方法注冊銀行，或者將集資集中成一個共同所有的基金用于購買、控制按資本主義方式注冊的銀行，此時這個基金必須按資本主義方式即以資本金額所占比例來行使全部權力以對付私有資本集團。

由黨員出資注冊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意味著一旦企業經營失誤，將首先由共產黨員來承擔損失。這表面看是刻薄不近常理，但這對于共產黨吸引并團結整個工人階級十分有利，表示出共產黨與私有制觀念徹底決裂的具體行動，具有劃時代的革命意義。

2.“全體工人階級的投資”。

依照西方現行的觀念和法理，“存款”是客戶對銀行的債權，不能形成股份，不可能是“投資”，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觀念。（目前的社會主義國家由于沒有建立真正的公有制銀行，所以也是如此。）但是，這些觀念和法理產生于私有制社會，是與剝削階級統治相適應的。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銀行吸收的存款都是作為“負債”而存在的。這樣，除了組建銀行以及購買銀行股份的個別資本以外，銀行就對以存款方式投資的投資人的權力進行了限制：除了破產后進行債務清償外，在對銀行經營各方面，就排除了以存款方式投資的投資人參與管理、監督銀行經營的權力——存款人喪失了對自己的資本的支配權。而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只需付出一些利息就可以通過銀行貸款取得對社會資本、社會勞動的支配權，從而支配他人、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而且銀行的股東也通過銀行支配他人的勞動。這是最典型的資產階級法權。這一法權最不公正之處就是銀行憑其債權可以對借款人行使監督權、參與決策，而存款人卻不能憑其債權對借款人（銀行）行使監督權、參與決策。就如馬克思曾指出的那樣：“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別人的財產，從而別人的勞動的權利。對社會資本而不是對自己資本的支配權，使他獲得了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496頁。]這樣，資本主義的信用體系，資本主義對“銀行存款”與“投資”的法律規定就剝奪了除資本家以外的全體人民管理、支配“銀行存款”這一金額最大的社會資本的權力。存款人如果想行使對自己的財產的管理、監護的權力，就必須通過某種途徑使自己成為銀行的股東（資本家），即把自己的存款變為投入銀行的資本。資本主義的法律為了保護個別資本（如投入銀行的個別資本）的利益，而限制和剝奪“銀行存款”這一社會化程度最高的資本的利益。可見資產階級標榜的口號名義上是財產不可侵犯，而實際上從法律制度上、行政活動上卻執行的是“私有資本神圣不可侵犯”。資產階級出于維護私有資本對社會資本的支配權，對于銀行存款這直接威脅到個別資本的社會資本必然會進行種種限制。

所以，現行的關于“銀行存款”、“投資”、“借貸”、“股份”等等觀念、法律都只是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奪了人民大眾管理自己創造的社會資本的權力，剝奪了人民大眾支配自己的勞動的權力。所以，對共產黨來講將存款人被剝奪了的對自己的資本的參與管理、監督權力，歸還給存款人，使之收回對自己的資本的支配權，是天經地義的。所以，把全體存款人的銀行存款視為全體人民的投資也是建立公平社會的要求。這就是我們把銀行存款稱為“投資”的理由。

3.所有者的權利

如前所述，私有制銀行對以存款方式投資的投資人的權力進行了限制，排除了以存款投資的投資人參與管理、監督銀行經營的權力，在這同時也就取消了以存款方式投資的投資人投資數額大小的差異。而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銀行，已剝奪了個別資本通過股份控制銀行，從而支配社會資本的權力，也當然要剝奪任何個人、集團、階層憑借其存款投資的份額支配社會資本的權力，這必然會形成由全體存款投資人平等地共同行使對銀行社會資本的支配權。也就是說，在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銀行，從而對銀行的社會資本的管理監督權力方面，所有的人無論投資多少，都一律平等。任何個人、企業、集團、階層對銀行經營的干預都不能憑借其存款投資的份額行使權力，而必須以科學、真理、正義，通過公開的銀行監管活動來實現。這是無產階級法權，也是社會經濟政治平等的基礎。

建設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企業實際上會導致形成建立全體存款人所有的銀行。在現代，由于需要銀行服務的人數眾多和銀行服務內容的雷同，存款人會自然地從工人階級擴大到其他階級，銀行的發展也自然會形成向全體存款人所有的銀行演化。這正好可以方便工人階級團結其他被剝削階級，分化瓦解資產階級，使銀行向全民所有制方向發展。由于銀行信貸資金其實是社會資本的特殊性質，使其成為第一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當然是極其自然的。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提出在西方私有制條件下可能通過和平手段建設整個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還基于在西方部分銀行的經營管理活動中建立有在一定范圍內吸收職工參與企業決策和監督的機制的事實。這方面以三家全能銀行為主的德國銀行系統就是很好的參考。從德國銀行的權益不僅集中在所有者階層，經理層和職工對企業也有事實上不容否定的某種所有權，德國的員工參與式的治理結構,重視職工參與的共同決策機制的優點可以看出：對于一些受到其他財團的壓制而面臨危機的個別資本集團來講，是無法不對強大的工會做出讓步的。如果有著統一的共產黨領導的步調一致的整個工人階級則對資產階級各個集團進行分化，各個擊破的勝算很大。

十一.公有制銀行的管理

如前所述，工人階級共同所有企業的管理需要以科學、真理、正義為準則，這與所有的私有制企業以自己利益為準則的經營活動有本質不同，所以需要建立與其他一切私有制企業絕然不同的管理體制。

要保證工人階級共同所有企業的經營活動符合整個工人階級的最大利益，企業的管理體系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按社會主義民主的原則建立。社會主義民主的原則是接受整個工人階級的全面監督。處于社會再生產各領域的工人范圍廣泛、人數眾多，要實現對企業的監督就必須要有組織、有分工、分層次的公開的監督、管理體系——這當然只有工人階級政黨才能做到。

這種分層次的全民監管體系的基本構架是：

（一）.以共產黨組織為核心，打破資產階級的行政系統、行業系統、企業管理系統對共產黨員的分割、限制，動員組織全體黨員突破所有現有管理體系的限制，以最利于崇尚科學、追求真理、堅持正義的原則組建黨內機構組織。在此基礎之上，組織動員盡可能多的工人團結在自己周圍，使工人階級形成整體組織。

（二）.在企業內部也應該以崇尚科學、追求真理、堅持正義的原則組建黨內機構組織。這些組織的任務一是動員全部企業職工參與民主管理，二是吸收企業外的共產黨組織所組織的工人對企業的民主管理。

注意：以上所講的共產黨組織必須是真正的民主組織，不是專業的企業管理的機構或工會內的行政機構。共產黨員必須要記住，自己和黨的組織的目的不是要成為行政管理機構，而是要深入到所有工人活動中，以科學、真理、正義引導、團結工人，改造工會組織，以實現工人階級作為所有者憑借科學、真理、正義經營監督好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從而對社會資本的運用、經營進行管理，實現工人階級對經濟的控制管理。如果共產黨組織成為行政管理機構，不管是企業的內部機構還是工會組織機構，都會使自身向行政化的方向發展，其結果就是共產黨組織會向著憑借權力來實現所謂“領導”的發展而脫離工人階級，同時黨的自身也會由于行政化而被割裂，失去工人階級的先進性，最終喪失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資格。

（三）．對工人階級共同所有銀行的監督管理大致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首先以銀行內部黨組織和銀行內的經營、監管機構或部門的共同活動打破銀行內部各部門部門、專業、區域的分割限制，組織所有黨員進而組織全體職工共同參與監管。

其次是以整個共產黨組織與各銀行的聯合組織活動，進一步在全黨范圍打破行政分割，把監管活動公開，動員、領導各全體黨員和銀行以及相關企業的員工和個人參與監管。

最后是把監管活動向整個工人階級公開，由黨動員、組織整個工人階級參與監管。

我們之所以特別強調由共產黨統一組織監督管理活動，其終極原因是為了克服熵的擴大。私有制是人類社會擴大熵的最主要動力，熵的擴大破壞社會的次序，反過來又利于剝削階級集團掠奪，損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改變這一局面，只有由工人階級政黨以崇尚科學、追求真理、堅持正義為自身行為準則來團結領導工人克服個人作為私有者的局限，以科學、真理、正義管理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使企業的經營最有利于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從而實現為絕大多數人服務的目標。

建設工人階級共同所有的企業是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的任務，在這偉大而艱難的運動之中，所有的個人，尤其是企業的員工都會受到整個工人階級的教育、改造，這是最佳的消除企業和銀行經營的“道德風險”的體制。這種體制完全可以克服在世界范圍由于經濟一體化、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而帶來的監管困難的難題。世界上通行的監管活動是以行政系統的監管來進行的，它適應于生產社會化程度低的條件下單一的企業、單純的銀行；對于高度社會化巨型化、深入各經濟領域、全面混業經營的現代銀行就很難進行有效監管了。而監管活動的社會化正是克服這一矛盾的最佳選擇。由于資產階級政黨的局限，不可能產生這種組織全體人民群眾共同監管的體制。這一創舉只有共產主義政黨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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