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要求廢除簡化字，恢復繁體字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從學術界少數幾個人的討論走進公眾話語，且連續兩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提案。以至時隔50年后的今天，簡化字的存廢居然成為了一個社會問題。
　　其實，倘若就純學術的角度考慮，要求恢復繁體字的理由一個也不能成立。漢字本身是一個不斷由繁到簡的可變化系統，自甲骨文到籀文、小篆、隸書、楷書，漢字幾千年來始終都在變化之中。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軸心時代，而當時并無通行文字，倘若一定要說何種文字是中華文化的根，恐怕甲骨文才是，繁體楷書只能算是孫子輩的。
　　論及漢字簡化不合理，那就更為荒謬。其實很多簡化字早在唐宋時期作為民間俗字或者草書標準就已經出現。簡化字最主要的來源是民間俗字、草書楷化、異體字中簡單的字型，此外吸收部分解放區人民已經通行的解放字，在極個別情況下另造新字。另造新字的數目據說可憐到只有1個“鄧”字。概在繁體簡化過程中，聲旁“登”簡化為“丁”，如“燈”簡化為“燈”，據此類推，則“鄧”應簡化字型為“丁阝”。由于審核過程中某位領導認為太難看，最后才最終新造了“鄧”字。漢字簡化在大方向上和漢字的發展規律是一致的，不過是一次異體字的整理和歸納，而絕非別出心裁地割斷了漢字發展的歷史。
　　所謂毛澤東急功近利，極左思潮干擾，更是荒謬的說法。在漢字簡化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問題上，毛澤東恰恰是很少發言的。漢語拼音簡化方案最初就有注音符號、拉丁字母、俄文字母等多種，毛澤東本人傾向的注音符號，專家通過調查最終予以否定。在聽取專家建議的基礎上，毛澤東才提出漢字最終要走拼音化的道路。
　　當然，漢字是否最終是否應該廢除，那是另一個問題，完全可以討論。這里只想指出兩點：第一，毛澤東從未想過一天早晨就廢除漢字，所以只是致力于推廣漢語拼音、逐步簡化漢字；第二，廢除漢字并非毛澤東別出心裁，而是五四以來，錢玄同等語言學家一直致力實現的學術理想。毛澤東的意見完全是建立在專家論證基礎上的，他從未將個人意見強加于語言學界和教育界。
　　至于說簡化字的推廣不利于閱讀古籍。這個理由根本不存在。50年來，所有重要的古典文獻，從詩經到紅樓夢，都已經有了簡體橫排讀本，中等以上文化讀者完全可以直接閱讀簡體字版本。至于必須接觸古文獻的傳統哲學、中文、歷史和中醫等專業學生，通過短時間訓練，閱讀繁體字并無困難。這是由于簡化字和繁體字在造字方法上本來一脈相承，熟悉簡體字的人很快就可以認讀繁體字。至于繁體字的書寫，在當代有什么必要呢？即使臺灣地區，也完全可以利用GB碼到big5的轉碼工具，順暢閱讀簡體字文本。
　　簡體字推行50年來，對于掃除文盲，推廣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其影響早已超出國界。新加坡也在使用我國的簡體字。日本、韓國學者也都對漢字簡化表示出濃厚的興趣。
　　目前，全球還在頑固拒絕簡體字的只有臺灣一地。但是臺灣拒絕簡體字從來不是因為學術原因，而是由于意識形態。其實曾任臺灣“中研院”院長的胡適本人，對簡化字評價相當之高。反對使用簡體字的學者，均屬于被稱為“現代新儒家”的保守主義陣營，其動機從來不是學術的，而是政治的。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動不動就拿胡適來說事，緣何在簡體字問題上卻故意裝聾作啞呢？
　　自由主義不是呼喚全球化嗎？在全球化的時代，漢語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其重要性自由主義者想來也是認可的。但是漢語教學過程中，一個很明顯的障礙就是漢字的書寫，難寫難記。教學實踐證明，用3個月時間讓歐美學生掌握漢語聽說并不難，難的是漢字。事實上，漢字已經成為漢語走向世界的一個障礙。國外很多漢語教學班并不教授漢字。在這種情況下，漢字繼續簡化更顯出其必要性和緊迫性，怎么可能重走回頭路？
提到那個祖國統一問題，必須指出，正如但丁的《神曲》確立了意大利民族語言一樣，漢字簡化和普通話推廣，確立了中華民族的現代國語。在一定意義上，正是有了簡化漢字，才有建國以來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民族凝聚力的高度增強。只有繼續理直氣壯地推廣簡化漢字，彰顯簡化字的優勢，才有可能讓漢字文化為祖國統一貢獻力量。
說到底，這些年鼓吹恢復繁體字的人，大多數都有一個小心思，就是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一切。君不見，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已經被否定的差不多了？據說，那個時代政治上極端專制，經濟上貧困落后，外交上閉關鎖國，文化上封建專制，可是奇怪的是，怎么還有老百姓不斷懷念毛澤東呢？精英們百思不得其解。竟然發現，原來還沒有否定掉簡化字！于是，《漢字文化》雜志鼓吹在前，社會賢達吹捧在后，一場對毛澤東時代新的口誅筆伐開始了。不過，這次打著的旗號不是自由主義，而是傳統文化。奈何本質并無區別，一樣是某些勢力豢養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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