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陷阱：無法走出的迷思
——讀人民日報社論《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大抉擇》

2010年3月1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署名“任仲平”的社論《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大抉擇》。這一社論無疑代表了未來一定時期中國政府至少是中央政府的思維走勢。對于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來說，顯然應對該社論予以足夠注意。

一、公開質疑三十年經濟發展

社論罕見地對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經濟建設給予公開批評，指出中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術、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更多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依靠資源能源的大量投入來賺取國際產業鏈低端的微薄利潤。‘世界工廠’的光環，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貼牌產品的尷尬”。作者警告說，這一經濟發展方式難以可持續發展，難以合理利用資源環境，難以提升國際競爭力，也難以提高個人福利。文中引用中科院一項研究成果強調，在現有經濟發展方式下，“中國在本世紀末晉級發達國家的概率僅為4%”，也就是說，該社論幾乎全面質疑中國現存經濟發展方式的前途和出路。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官方已經開始認識到改革以來的經濟“奇跡”并不像形形色色的宣傳機器渲染的那般輝煌呢？
斷言舊模式沒有未來，當然是為了引入某種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社論援引胡錦濤總書記講話，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必須“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推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可以發現，實現上述八個“加快”，絕非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體制可以應對，只能求助于國家力量對于宏觀經濟走勢的積極干預。而強化國家干預經濟職能，不再依賴所謂“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對于長期干擾中國改革走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而言，卻是明顯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社論明確警告，如果拒絕轉變發展方式，中國經濟有面臨“拉美化”的危險。所謂“拉美化”正是新自由主義泛濫的惡果。看來，社論透露出中共高層部分主要領導擺脫新自由主義理論誤導的決心。

二、超越時空的現代化理想

盡管對于以往經濟發展方式多有質疑，社論并未動搖對“現代化”這一既定目標的信念。相反，社論堅定認為，現代化是中國人“久盼的夢想”，是文明“深刻的嬗變”，是時代的主題。作者舉出英國、美國、拉美、日本和韓國等地域為例，希望證明存在一種普適的現代化道路：“在現代化進程的大舞臺上……有一條堪稱規律的結論：……關鍵是讓經濟發展方式始終與時俱進，找到符合時代潮流、契合自身發展階段的現代化路徑”，卻沒有顧及這些地域各自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時代特征，也沒有考量同時代的國際關系變化和階級力量對比。
由此可見，在“任仲平”看來，現代化無異于一種理想狀態或曰烏托邦，具有超越地域、疆界、階級、種族、民族、性別、宗教背景和文化淵源的普世性，是必然的浪潮和趨勢。按照這一邏輯，歐美的現代化道路也就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歐美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對于經過1950年代的人們，這一話語早已到了耳熟能詳的地步，只是當時有一個小小的地域名詞代換，將此處的“歐美”改寫成了“蘇聯”。
我謬以為，“任仲平”上述意見在深層次上包含一種典型的歐洲中心主義邏輯。
眾所周知，公元1500年前后，人類現代化進程最早從歐洲開始。此后，歐洲人利用其先行優勢，發揮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影響，將歐洲現代化道路宣布為人類歷史不可逾越的必經之路，并努力將這一現代化理論打造成為某種“共識”。正是在這一意識形態背景下，自1950年代以來，現代化理論成為顯學。無論羅斯托、阿爾蒙德、帕森斯等人有多么嚴重的分歧，但是他們無不追求一種普遍的、一般的現代化模式，強調后發國家只有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和文化模式，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學者似乎并不掩飾其現代化理論的意識形態性質。羅斯托名著《經濟增長的階段》副題正是“非《共產黨宣言》”。可以發現，在現代化理論學者的視域中，現代化不僅是西方化的同義詞，而且是資本主義化的同義詞。吊詭的是，上述現代化理論自1980年代開始，卻一直被視為超越意識形態的重要學術成果，從而深刻影響中國知識界。
然而這種通過西方化和資本主義化走向現代化的觀念很可能是可疑的。考諸歷史，除日本之外，至今尚無其他國家的發展可以證實歐美現代化道路具有普適性，而日本的現代化過程，則很可能具有歷史和時代的特殊背景，因而不足為證。在理論視野中，姑且不論西方思想家對于現代性資本的頗多批判，至少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過資本主義現代化帶給人類的并不是福祉，而是熔奇跡和罪惡為一體的雙刃劍。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固然一方面充分肯定“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另一方面也尖銳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和荒謬性——“在周期性的重復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仿佛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不僅如此，資本主義現代化還帶來人類精神世界的巨大荒蕪和人類自身生活境遇的異化。“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
從1848年到今天，160年的歷史進程進一步證明，西方式的現代化進程帶給人類的絕非天上掉餡餅的黃金時代。社論作者憂心忡忡的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和分配不公問題，不僅無法通過歐美現代化方式予以解決，反而正是這一現代化道路的結果。
“任仲平”顯然承認，現代化同時伴隨全球化。但非常奇特的是，全球化對于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影響，卻并未進入“任仲平”的視野。事實上，五百年來的歷史進程，早已將世界經濟分割為向心型的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歐美國家位于這個同心圓的中心位置。由于中心地帶在經濟、政治上的優勢，世界生產剩余從未停止從邊緣向中心地帶的回流。假如讀者對這一事實有些困惑，可以試想高達16000萬美元一架的波音飛機需要多少件中國西服才能換取。這種不平等的世界經濟體系正是戰后五十年來，世界不同國家之間貧富分化日益加劇的首要原因，也是導致后發國家資源、環境狀況日益惡劣的重要因素。
在這種并不公正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后發國家幾乎是不可能成為發達國家的。因為無論其資源、人才還是資金都在永恒地向中心地區流動，致使其基本上無法完成必要的物質積累。正如社論作者指出，中國“外貿依存度從改革開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事實上還沒有計算取道港澳的轉口貿易——這一依附性經濟格局的形成，恰是主動加入國際資本大循環體系的負面后果。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中國當前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無以為繼。
或許論者會舉出戰后日本和韓國通過出口導向快速經濟騰飛的例子反駁上述論斷。但是觀察者在看到其發展模式的同時，更應該看到這些國家不可復制的歷史機遇——戰后東西方對立的國際背景。在冷戰格局下，美國出于反中國、反社會主義的戰略考慮，才會主動支持日本、韓國發展本土化經濟，默許日本、韓國工業品沖擊美國市場，如果沒有美國認可，日本、韓國的戰后發展是不可想象的。
試想，全球后發國家如此之多，為什么戰后只有東南亞地區得以迅猛發展呢？經過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答案已經明朗化了。不是由于東亞地區傳統的儒教文明影響，而是由于該地區獨有的地緣戰略優勢，由于美國特殊的戰略支持。
歷史證明，中國作為在戰略格局上與美國對立的國家，走一條歐美式的現代化道路是必然碰壁的。這是當前世界經濟體系內在的不平等機制已預先設定的結果。科學的結論是，只有尋求非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才有可能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三、另一種現代化道路的可能

1940年，毛澤東發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在該文中，毛曾以一種跨越歷史的深邃，預見到中國如果選擇歐美現代化道路必將存在隱憂。他指出，“依國際環境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現在是帝國主義最后掙扎的時期，它快要死了，……但是正因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過活，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
這里，毛恰是站在全球戰略格局的高度上觀察中國未來走勢的。雖然由于戰后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今天殖民地半殖民地區域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帝國主義使用跨國公司、國際金融等更加“柔性”的手段，仍然牢牢控制著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區域的經濟和文化命脈。既然不平等的國際戰略格局并無根本改變。毛七十年前的思考就仍然不失為深刻的洞見。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于1953年擬訂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即把“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一體兩翼”的重要內容。從這時起，毛就開始著手探索一條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于蘇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在這一意義上，汪暉指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對歐洲和美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批判；但是，這個批判不是對現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的立場而產生的對于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形式或階段的批判。因此，從價值觀和歷史觀的層面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汪暉更進一步強調，“帝國主義擴張和資本主義現代社會危機的歷史展現，構成了中國尋求現代性的歷史語境。推動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和國家機器中的有識之士，都不能不思考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如何才能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種種弊端”。
全面回顧毛的現代化道路，非本文所能勝任。這里我只想指出以下四點：首先毛的現代化是強調擁有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現代化；其次，毛的現代化是承認商品經濟但有意識抑制商品經濟發展的現代化；再次，毛的現代化并不拒絕開放，但始終對西方勢力的滲透和分化保持嚴重警惕；最后，毛的現代化是關注社會階層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的現代化。上述四點論述，當然是頗為膚淺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筆者的意圖只在于指出另一種現代化道路的可能。
鑒于多數讀者對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嚴重隔膜，這里不得不引用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莫里斯•邁斯納的意見：“在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8倍，重工業產值增加了90倍。從1950—1977年，工業產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長，即使是從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長速度也在11.3％。與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及主要發達國家的早期發展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率是較高的，與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周期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也是較快的。在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這反映了中國已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成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國”。“盡管有著這些失誤和挫折，人們還是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的時代。50年代初期，中國從比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以來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
我認為，盡管毛開辟的傳統現代化道路由于種種原因，最終遭到了失敗，但是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始終需要正視這筆遺產，特別是正視其中深蘊的全球戰略思考和社會主義價值。遺憾的是，“任仲平”社論之真實意思似乎只是在否定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同時，堅持帶有資本主義導向色彩的現代化發展。通過一定程度的國家干預，減弱自發資本主義的負面危害，謀求某種較好的資本主義，至多是北歐式資本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這樣的經濟發展方式恐怕最終仍然難以走出現代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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