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旗鼓：一百年來的婦女解放運動

孟飛

自1910年以來，100年間婦女解放運動曾經蓬蓬勃勃，婦女的地位曾經廣泛提升，但是眾所周知，近三十年來，婦女的地位特別是中國婦女的地位在社會生活中迅速邊緣化和裝飾化，婦女在公眾場合正在和已經成為某種可有可無的點綴，甚至正在從公民社會領域消失，有可能重新閾限于瑣碎的家庭，再次淪為男權的附屬。
首先，在現實生活中，女性甚至從出生之前，就已經開始受到有意識的歧視。1982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8.5；到2000年，這個數字升高到了116.9(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為119.92)，到2008年，已經上升至120.56%。其根本原因，在于部分父母出于對擁有一個男孩的渴望，千方百計采用B型超聲探測胎兒性別，進而用墮胎等手段謀殺胎兒甚至女嬰。

其次，女性教育、勞動等基本權利正在受到嚴重侵蝕。適齡女性輟學率，遠遠高于同齡男性。據不完全的查，初中農村女學生輟學率為5%左右，高中農村女學生輟學率高達15-20%。輟學原因或者是由于早婚，或者是外出打工，供養兄弟繼續求學。由于文化較低，缺乏勞動技能，往往輟學務工女性只能從事最簡單的體力勞動，薪酬低微且缺乏勞動保障。至于就業問題上的性別歧視已經廣為人知。幾乎絕大多數用人單位，都傾向于男生優先，在男生和女生之間，即便女生比男生強很多，最后的天平依然傾向于男生。至于同等條件下，更是男生優先。《南德意志報》2009年10月28日報道說：“婦女獲得更多平等機會原本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取得的最驕人的成就之一……但與此同時，過去幾年也出現了性別歧視加重這樣一種明顯的倒退趨勢。領導崗位上的女性仍然很少，而且對于相同的工作，女性得到的工資普遍比男性低。無論如何，這在中國就像在地球上其他大多數國家一樣，是個不爭的事實”。

再次，消費主義文化嚴重腐蝕、異化女性心態。馬克思早就指出，資本主義表現為商品的巨大堆積。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勢必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和消費的相對不足。自《共產黨宣言》發表160余年來的歷史證明了馬克思論述的科學性。但是，歷史永遠比理論更復雜。鑒于資本主義普遍遭遇的消費不足，以大眾傳媒為載體的消費主義文化應運而生。消費文化宣傳享樂哲學，培育消費欲望，尤其是培育對于豪華商品的消費欲望，這種文化利用女性購物的非理性傾向，將女性的身體——頭型、皮膚、服飾乃至極為隱私的身體部位，徹底轉變為消費的對象。事實上，從普通的口紅，到路易威登手提包等一系列原初并不具備實用價值的商品，其消費需要都是由消費文化特地為女性量身定做的。放眼全球，當代女性已經成為最為龐大的消費群體，中國女性也不例外。無數跨國公司，主要是由女性消費者的購買欲望支撐……可悲的是，女性大多數消費欲望并不是出于自然的需要，而是來源于流行性消費文化。于是，消費文化生產女性的消費欲望，女性的消費欲望刺激資本主義生產，進而女性的身體不再屬于女性自己，而是屬于大眾傳媒宰制下的消費心理。在某種意義上，當代女性正在為消費文化所奸污。

最后，性交易的死灰復燃，給女性帶來了深重生理和心理上的災難。新中國曾是徹底消滅性病的奇跡國度。改革開放以來，賣淫這一古老的罪惡，在神州大地迅速沉渣泛起。據《華聲報》2003年6月20日報道，到2002年，中國性病患者已達600萬人，且以平均15%的速度年度遞增。性病和艾滋病的防治，已經成為極為嚴峻的社會問題。

從表面上看，近三十年來重男輕女之風愈演愈烈，是由于東亞地區輕視婦女的傳統思想仍在束縛人們的頭腦。這種說法固然有著一定道理，但是顯然無視了這樣一種流行說法，自五四以來的九十年，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激烈地反傳統的九十年。在文化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看來，中國傳統似乎已經喪失殆盡，這一激進反傳統的趨勢在“文革”期間達到頂點。問題在于，男權主義為何在經過將近六十年的激烈動蕩之后，為何仍然如同夢魔一樣束縛人們的頭腦，乃至揮之不去？

任何留心近三十年思想變遷的人們都清楚地知道，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統治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自由主義，特別是溯源于米塞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站在精英立場，否認起點公平以外的任何平等思想和平等措施，公然提倡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新自由主義的流行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全球化蔓延在上層建筑領域的折光。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意識形態。

在新自由主義旗幟下，女性和男性只能站在統一起跑線上競爭，由于女性生理狀況的天然弱勢（順便說說，這種弱勢也是生產方式的歷史產物。在精細化和信息化生產成為趨勢的今天，這種弱勢本來存在縮小的可能。但是由于既成的社會關系的頑固性，這種可能性至今沒有成為現實），女性勢必在競爭中經常性地輸給男性。今天的男權主義，正是新自由主義在社會心理層面的一種折光，在本質上，當代男權主義并不等同于菲勒斯中心主義（Phallocentricism），而是以金錢和資本為其中心的。因為在生產環節，男性是更為趁手的工具，所以，在就業領域就公然對女性進行排斥。基于同一邏輯，在消費領域，女性則被給予奪目的光環。只要留心遍布中國的大大小小的商場，很容易發現大多數購物中心的一層都設有化妝品專柜。這種安排，正是為了迅速捕獲女性眼球。如果說在生產環節，資本青睞于男性，那么在消費環節，資本則向女性獻媚。

可見，正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剝奪女性謀求體面生存的最基本權利，為女性制造就業壁壘，另一方面則讓女性成為消費動物，進而消費女性的身體。面對這一現實，任何真正謀求婦女解放的運動，就不能不將當代資本主義作為她們最兇惡的敵人；而任何左翼政治訴求，如果拒絕婦女，都將變成一種虛偽的改良主義。回歸左翼，正是當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必然抉擇。

但是，回歸左翼，并不意味著將婦女解放運動簡單地等同于革命運動。在婦女解放運動史上，確曾有一個階段，簡單化地將婦女解放同民族和階級解放等同起來，以至于很多人曾經錯誤地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之后，男女不平等現象將自然消失。然而歷史地看，婦女問題的產生固然以階級對立的出現為基礎，但是決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階級問題。女性生理的特點，幾千年男尊女卑思想的無意識沉淀，生育和家庭的負累，并非一次社會革命可以畢其功于一役的問題。婦女解放，顯然包含社會革命無法涉及的訴求和任務。

1942年，身在延安的丁玲以一種和時間、地點非常不合拍的口吻寫了一篇曾被認為是毒草的文字：“我自己是女人，我會比別人更懂得女人的缺點，但我卻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們不會是超時代的，不會是理想的，她們不是鐵打的。她們抵抗不了社會一切的誘惑，和無聲的壓迫，她們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都有過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與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奮斗或卷入庸俗，）這在對于來到延安的女同志說來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著很大的寬容來看一切被淪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們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這些女人的過錯看得與社會有聯系些”（丁玲《三八節有感》）。丁玲發人深省地發現，革命并不必然消滅男女不平等。在革命隊伍內部，仍然有太多對女性的偏見和誤解。六十年后的今天重讀此文，不能不承認丁玲作為女性文學家感覺的纖細和敏銳。

今天，在國際勞動婦女節一百周年的歷史時刻，婦女解放運動必須正視自己面對資本主義的沉重失敗，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使命和現實訴求，再次考察自己和左翼政治的歷史關系。回歸左翼，重整旗鼓。

最后，讓我們重溫傅立葉睿智的格言：“在任何社會中，婦女的解放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并謹以此獻給婦女解放運動的偉大先行者克拉拉•蔡特金和羅莎•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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