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改革的今昔與未來

奚兆永

三個月前，我曾寫過一篇《否定簡化字：一股倒退的逆流》的文章，不過那篇東西只限于談簡化字，而沒有涉及整個漢字改革，所以說得也不夠深透。近來又讀了一些這方面的議論，深感進一步認識漢字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仍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故特再作此文，談談漢字改革的今昔與未來，申論漢字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后退之理，同時對于反對的觀點提出批評的意見。

一、一部漢字史就是一部改革史

現在有人說，漢字是老祖宗傳下來的寶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動不得，改不得。還有人說，漢字好得不得了，說什么“一路走來，一往情深”，還準備拿去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便讓它永世不變地保存下去。對于這些高論，本人實在不敢茍同。

其實，漢字并不是從來如此，一直不變的圣物，一部漢字史，就是一部改革史。

漢字的變革，包括兩個方面：一、從字形上來說，它是一部不斷由繁變簡的歷史；二、從功能上來說，它是一部由表意逐步轉為表音的歷史。

我們知道，人類是先有語言而后才有文字的。最早的文字，其實就是畫畫。比如想表現一條牛，就畫一頭牛，要表現一條魚，就畫一條魚。我們從原始社會的遺存里，還可以看到那時的人們所畫的牛和魚。也許這還不能叫做文字，不過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文字的前史。后來在埃及、中國出現了象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因為難寫后來沒有能夠流傳下來，而中國的漢字在不斷改革的過程中卻得以保留至今。漢字最初是象形文字的甲骨文，跟畫畫有類似之處，但是它所突出的已是輪廓和特征而不是細部，取其象征意義，而不是寫實，比畫畫當然要簡單許多；同時它還采用了會意和指事的方法，彌補象形的不足來表達意思。但是，這些字書寫起來畢竟多有不便，特別是在當時書寫工具是用刀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在甲骨文之后，出現了金文——鐘鼎文，由于是用模范鑄造，字的線條變粗，字形也由長方而轉為長圓。以后出現的大篆和小篆也是長圓形，寫字用圓轉的方法，比較費事，效率不高。后來出現了隸書，字形由長圓變為扁方，圓轉改為方折，寫起來也當然也較為方便。

但是，無論是篆書還是隸書，筆劃都較多，書寫起來都較慢，于是又出現了草書。草書大大簡化了筆劃，因而也就大大提高了書寫的速度。不過，草書由于過于簡化，也常常令人讀起來感到困難。俗話說，“草字出了格，神仙不認得”。繼隸書和草書之后又出現了楷書?？瑫鵀檎叫?，是典型的方塊字。但是楷書依舊難寫，于是又創造了行書。行書實際上是草書和楷書的結合，它與楷書接近，比草書好認好記；而它吸收了草書筆劃少的優點，書寫比較方便?？傊?，漢字字形的變化是一個由繁而簡的歷史過程。魯迅說，“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象形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余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并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后，就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使人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簡單，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里面的。（《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1-92頁）

繁難的漢字又迫使人們盡量少用漢字，實際上，所謂文言文就是這么產生的。有人說漢字好，用減少的篇幅就能表達較多的內容。其實，這只不過是一個表面現象。事情的本質在于：因為漢字難寫，因此當人們要用書面語言來表達時就力求用很少的文字把意思表達出來，這樣就出現了所謂文言文。魯迅說，“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摘要，是后人的古文?！保ā遏斞溉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頁）顯然口語的摘要和口語是不一樣的。口語是口頭語言，而一旦成了口語的摘要，就變成文言了?？谡Z是大眾都會說的，但是，文言就成了少數讀書人的專利了。現在人們把文言文說成是古代漢語，好像古代中國人就是像文言文那樣說話的，這樣說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由于言和文的不一致，也給老百姓帶來許多困難。老百姓只能說話但卻不能讀書。讀書成了所謂讀書人的專利。一些統治者正是利用這一點來愚弄老百姓的，這使文字成了統治階級的一個工具。

與此相聯系的是，由于文字繁難，人們也一直力求用簡化字取代繁體字。應該說，簡化字并不是近代才出現的，更不是新中國成立后才出現的，它由來已久。早在甲骨文時代就已經有了簡化字。我們知道，文字不是哪個人的創造發明，而是人民群眾的共同創造。在甲骨文里同一個字就有幾種不同的寫法，最后能夠夠廣泛流傳的，實際上是人們選擇的結果。人們一般愿意選擇比較簡單的字，而不愿意選擇比較繁復的字，這是很自然的。后來，在漢字的發展過程中也不斷有人創造新的簡化字，這些字被稱為“俗字”，但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有很好的群眾基礎，這些字按照約定俗成的原則被收進規范的簡化字中應該說也是名正言順的。

漢字的改革，不僅表現在字形方面，還特別表現在功能方面。人們說，漢字是表意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應該說，就漢字的初始階段來說，這樣說是正確的。但是，從漢字的發展來說，這種說法就值得推敲了。如果漢字都是由象形、會意、指事之法形成的，說它是表意文字當然可以，但是，事實上，僅僅用這三種方法形成的表意漢字是無法記錄語言和滿足交流的需要的。于是六書中還講到了轉注、形聲、假借之法。用這些方法形成的字，與其說它是表意的，不如說它是表音的。就以在漢字里占據最大數量的形聲字來說，表面上看，形旁是表意的，音旁是表音的，但是實際上，那個形旁表意的功能是微乎其微的，主要的功能還是靠表音的聲旁。比如三點水旁的字與“水”有關，但是僅僅知道這個字與水有關你就知道這個字的意思了嗎？顯然不能，因為三點水旁與水有關的字有幾百個，你是無法從這個形旁了解它的真正意思的?？渴裁创_定它的意思？還得靠音旁，靠它的讀音。當然，這也會遇到同音字的問題和一字多義的問題，但是，只要把字擴大為詞來理解，它的意思就很清楚了。我們就舉三點水旁的注字為例，單有形旁顯然我們還不能理解它的意思，關鍵還是聲旁的讀音，當然同音字還有“住”、“駐”、“著”、“?！?、“助”、“囑”、“朱”等字，但是只要我們把“注”字擴大為一個詞如“注意”，其意思就完全清楚了?！白ⅰ弊秩绱?，其它形聲字也莫不如此?？梢赃@樣說，隨著漢語里形聲字成為主體——占90%左右，漢字的表意功能已經退居于次要的地位。至于轉注，其實不過是形聲字的一種，而假借實際上是同音替代，更直接與表音功能有關，是無需多加論述的。

二、方塊字是一個死癥，非進一步改革不可

鴉片戰爭使中國人覺醒，認識到列強的船堅炮利，與他們的科學技術發達有關，而科學技術之發達又與其教育有關。聯系中國之教育，過去只知誦讀孔孟經典，讀書人通過所謂“十年寒窗”所掌握的知識也就是這么些老古董。這樣當然不能改變落后挨打的局面。于是當時先進的中國人決心向西方學習，廢科舉、興學校，以為這樣就可以救中國。在這方面，漢字繁難，難認、難記、難寫，成了一大問題。過去的讀書人只要掌握這些漢字能夠誦讀孔孟經典就行了，現在不同了，中國人不僅要學繁難的漢字，還要掌握科學文化知識。這樣一來，繁難的漢字實際上成了一個絆腳石。一百多年來許多仁人志士之所以熱心于漢字改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魯迅曾說，“我們中國的文字，對于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坎：難。但是這條門坎，倘不費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頁）光這道漢字的門坎就要花十多年工夫，再學科學文化知識又如何得了？許多有識之士提出了改革漢字的意見，更有人在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拉丁化的方案。那么，拉丁化方案較之于方塊漢字究竟有什么優越性呢？

世界上的文字大體上有兩種：一種是以漢字為代表的表意文字，另一種是以拉丁字母為代表的表音文字。最初的表意文字還有埃及的象形文字等，但是后來都湮滅了。最初的表音文字是腓尼基文字，后來它傳播到世界各地，發展為拉丁字母、希臘字母、阿拉伯字母等。由于表意文字難學難記難寫，其發展受到了很大限制；而表音文字則以其易學易記易寫而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表音文字較之于表意文字具有很大的優越性。許多志士仁人都主張要走世界共同的拉丁化的道路，他們顯然不是沒有道理的。當有人提出拉丁化的提議后，魯迅也立即表示贊成，認為“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關鍵?！彼€進一步指出，“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的犧牲掉舊文字。走哪一面呢，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于中國大眾的存亡的。”（同上，第119頁）在這里，魯迅把非語文核方塊字稱作是“結核”，須知在上世紀30年代時，“結核”是一個不治之癥，也就是說是一個致命的死癥。這樣說并不過分，因為它是關系著“中國大眾的存亡的”。

毛澤東也竭力主張走拼音化、拉丁化的道路。記得52年前，即1957年那年的春天，時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福州軍區司令兼政委的葉飛將軍到廈門大學給師生傳達中央關于整風的精神，他決定把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記錄稿印發給全校師生學習，我也因此有幸生平第一次讀到毛澤東的講話記錄稿。毛澤東在講話中就曾經說到，他在火車上看到李立三在蘇聯讀小學的孩子能夠閱讀文學名著，而中國讀小學的學生是絕對做不到的，由此而談到漢字必須改革。毛澤東舉的這個例子很典型，很有說服力。能夠說俄語的人學俄文很簡單，只要掌握32個俄文字母以及相應的拼寫原則就行了，就可以進行閱讀和書寫了。但是，會說中國話的中國人要做到能讀會寫不掌握幾千個難認難記難寫的漢字，是談不上能讀會寫的。

請不要以為這是小事，每一個中國的讀書人都要比其它國家的讀書人或知識分子更多地把生命的一個不小的部分耗費在學習這個繁難的漢字上，這是是對生命的無謂的耗費，也中國人最吃虧的地方。中國的中小學生既要跟其它國家的學生一樣學必須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又要為這繁難漢字花費比其它國家學生更多的時間，他們的學習負擔又怎么能夠不重呢？為了這沉重的學習負擔，中國的青少年只好作出巨大的犧牲：他們失去了充足的睡眠，他們失去了童年的歡樂，他們也失去了健康的身體！據統計，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青少年患近視最高的國家，高中生的近視檢出率達到72.8%.臺灣的情況也是一樣，可能還更加嚴重。據臺灣師范大學衛生教育系系主任陳政友教授提供的資料，臺灣小學一年級學生的近視率為20%，二年級級升為65%，初三時達81%，而他所在的臺灣師范大學教育系學生的近視率則高達95%。這是怎么造成的？繁難的漢字顯然是一個罪魁禍首。臺灣青少年的近視高過大陸的原因也好理解，因為那里至今還在用繁體字，而繁體字較之于簡化字也更難認難記難寫，而筆劃繁多的繁體字對于目力的傷害也更大，所以近視率更高也就不奇怪了。在這種情況下居然有人提出“識繁用簡”的口號，要大陸的學生在簡化字之外還要補學繁體字，進一步加重青少年的學習負擔，真是喪盡天良，忍心害理！我們要大聲疾呼:救救孩子，救救中國！現在中小學生的學習負擔已經過重，他們的童年已經變得缺少樂趣，他們的健康已經受到摧殘，豈可再雪上加霜？！中國的漢字已經拖了中國這么多年的后退，我們還要讓這種現象無限期地拖下去嗎？！今天應該提上議事日程的，絕不是再花時間學繁體字，搞什么“識繁用簡”，恢復那據說好得不得了的繁體字，而是要繼續推進文字改革，包括使更多的漢字簡化，大力推廣普通話和漢語拼音，為漢字的根本改革創造條件，以大大減輕我國青少年學生的沉重負擔，讓他們進一步從繁難的漢字中解放出來，讓我們的國家不再受漢字之累而更輕松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這方面，漢字的拉丁化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只能前進，不能后退，后退是沒有出路的。這是一個關系到中華民族繼絕存亡的大問題，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是“好了瘡疤忘了痛”，明明自己花了好大功夫才學得漢字，知道其中的甘苦，但是一旦自己掌握了漢字以后就把漢字說得多么好，不再去想那些還未掌握漢字的人的苦衷。更有甚者，有些人掌握了繁難的漢字，就自以為高人一等，表現出一種優越感。這種人其實也很可笑。魯迅早就看出了這一點，他說，“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保ǎā遏斞溉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頁）甚至連外國人也早就看出了這一點。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在《中國語和中國文》一書里說，“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也不懂?！睂Υ?，魯迅寫道：“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學者，至多也不過抵得上中國的普通人，休想爬進上流社會里來。這樣，我們‘精神上勝利了’。為要保持這種勝利，必須有高妙文雅的字匯，而且要豐富！五四運動的‘沒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會怕人諷示他們不懂文言?！保ā遏斞溉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383頁）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反對白話文，反對文字改革，其原因就是這樣的見不得人。

現在有些人反對文字改革也很有些類似，因為他們掌握了繁體字，似乎就覺得自己比只會簡化字的人更有學問了，講起話來也很有一些高人一等的味道。其實，這算什么學問？說認識繁體字可以讀古籍，其實，只識簡化字的人照樣可以讀古籍，因為許多古籍早就有了簡化字的版本。問題在于，能不能讀古籍的關鍵并不是識繁體字，而在于是不是懂文言文。這是兩回事。問題還在于，在今天，需要讀古籍的只是一部分專業人士，對于大眾來說，有興趣者當然可以去讀，但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其實并沒有這個需要。

這里附帶還要說一說，有這種自以為是正宗、自以為高人一等思想的人，處處都會表現出來。去年12月下旬，大陸贈送給臺灣同胞的大熊貓團團圓圓即將赴臺，馬英九于21日在臺北賓館宴邀記者，有人問他對這次熊貓赴臺有何看法，馬英九糾正記者說，“不是熊貓是貓熊！你想想看那是貓還是熊？當然是熊嘛！依據中文的用法，既然是熊，熊就應該放在下面，稱作貓熊才對，你們媒體能不能拜托正名一下，讓貓熊恢復它真正的名字”。 馬英九強調，他這樣的說法是有根據的，當年政府在大陸的時候，就是叫貓熊，蔣夫人宋美齡當時推動在重慶博物館展示，展示場上掛的牌子從右到左寫的就是貓熊，在動物學的分類上屬于熊科、大貓熊屬，后來大陸高層弄錯了，把它叫熊貓，于是大伙將錯就錯一直叫它熊貓，而且還改為大熊貓屬，其實這是不對的，他過去負責對外翻譯時也都是翻成貓熊，既然現在團團圓圓要到臺灣，我們不能沿用大陸原有的錯誤，應該稱為貓熊。馬英九的這些話看似有根有據，其實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語言習慣，完全是沒有根據的。熊貓被人發現的時間并不是上世紀40年代“政府在大陸的時候”，而是要早得多。據查，熊貓是1869年法國神父、博物學家阿爾芒·戴維所“發現”的（其實四川當地的居民早就了解，正是當地人逮到了熊貓后送（或賣）給了他，只不過是他把大熊貓介紹給了世界罷了）。因其相貌既像熊又像貓，當初既有人稱它貓熊，也有人稱它熊貓。這一點從一些辭書可以看得很清楚。據朱建頌在《北京科技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說，1915年出的《中華大字典》用的就是“熊貓”而非“貓熊”。我手邊也有一本中華書局在民國5年（公元1916年）發行、民國25年（公元1936年）出版的第5版《中華中字典》，該字典在“熊”字的第二義項下也是講的“熊貓”。這就說明，“熊貓”的名稱由來已久，與所謂1940年宋美齡搞的展示場的牌子左讀或右讀并無關系。而且，在1940年時，大陸橫讀的習慣也是自右而左，應該讀成“貓熊”，怎么大家都自左而右地讀成“熊貓”呢？少數人讀錯是可能的，怎么會大家都讀錯呢？這是說不通的。值得一提的是，大陸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和《辭海》用的就是“貓熊”與“熊貓”并用的做法，而國民政府編的《國語詞典》倒是用了“熊貓”。顯然，馬英九說什么“大陸高層搞錯了”是毫無根據的。問題在于，為什么開始的“熊貓”與“貓熊”兩種說法并用后來卻只說“熊貓”而不說“貓熊”了呢？這個“大陸高層”操縱得了嗎？其實，語言本來就是一種習慣，大家習慣怎么說就怎么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東西，不是哪一個人規定要怎么說就怎么說的。我以為，“熊貓”取代“貓熊”，從語言上來分析有一個原因，就是貓是第一聲（—，高平），熊是第二聲（∕，由低而高），由于第一聲是高平，轉第二聲時又要回到低點才能由低而高，這樣兩字的轉換就會有一個間隙，因此說起來就比較拗口；而由第二聲轉第一聲，由于第一個字是由低而高，聲調已在高位，讀第二個字的第一聲（高平）就很順口。我看中央電視臺的《海峽兩岸》節目，聽臺灣時事評論員伊乃箐講到“貓熊”時也十分拗口，而且那個熊字已經讀變了調（第二聲讀成了第一聲），遠不如說“熊貓”時那么利索。而從心理上來分析，人們對于熊本來就沒有什么好感，中國人罵人或賭咒就有用“狗熊”的，而對于貓卻不同，則常常將其當做寵物來飼養，因此人們樂于稱“熊貓”，而不愿意稱“貓熊”。再說，事物的名稱對于事物來說本來就是外在的，只是一個符號而已，而且“名從主人”也是語言的一條通則，在這種情況下，馬英九對名稱問題大加評論顯然是很不適合的。這里我還想反問馬英九一句：如果因為熊貓是熊科就應該叫貓熊，那么，虎是屬于貓科的，是不是也要改稱為虎貓呢？更不用說，將熊貓列入熊科也還不是定論，大陸許多學者就認為熊貓的生物特征和生活習性與其它熊科動物差異很大，主張應獨立為一科，就是說，這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絕不是“想想看”就“當然”能夠得出結論來的。還要指出，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大陸送給臺灣同胞熊貓“團團”和“圓圓”是一種善意的表示，凝聚了大陸同胞對于臺灣同胞的骨肉親情，哪有在收到這一珍貴禮物時就說這個禮物不應該叫什么而應該叫什么，“大陸高層搞錯了”，到臺灣應該改叫“貓熊”的？看來，馬英九很有點夜郎自大，又兼當上了高官，自以為高人一等，可以凌駕于一切之上，這些話說得太忘乎所以了！而且它嚴重地傷害了大陸同胞的感情！在我看來，作為一個炎黃子孫，馬英九應該反思：你的言行是不是也太離譜了？太不識相了？太不懂禮貌了？在這方面，居然還有人為馬英九捧場，說什么在這里分出了“文化的高下”，真好像是一個阿Q，明明暴露了文化的缺失，卻還要說自己文化高、別人文化低，這不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什么？！諸如此類的表現，實在令人感到可悲。當然，作為炎黃子孫的大陸同胞，具有博大的胸懷，他們是不會因為某些人的無知妄說而影響對廣大臺灣同胞的骨肉親情的。

三、民國時期的漢字改革

漢字要改革，這是中國廣大民眾和一切有識之士的共識。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可是，好景不長，袁世凱竊取了總統寶座，中華民國變得有其名而無其實。不過人民群眾和有識之士致力于漢字改革的熱情卻并未因此而稍減，這也就迫使北洋軍閥政府也不得不在這方面要有些作為。

——1912年7月,北京政府召開臨時教育會議，在教育總長蔡元培的主持下，于8月7日通過了“采用注音字母案”。

——1913年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又召開讀音統一會，由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和王照分任正副會長，為濁音字母和入聲存廢問題，南北兩方會員爭論了一個多月。后來該會審定了6500余字的讀音，并正式通過審定字音所用的“記音字母”為“注音字母”。

——1916年,蔡元培等人組織國語研究會，繼續推動注音字母的頒行。次年,新任教育總長范源廉特撥?？钪С肿x音統一會開展工作，吳稚暉將《國音匯編》依據《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編寫出《國音字典》，經讀音統一會會員商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頒行全國。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它是一場政治革命，它同時也是一場文化革命。在“五四運動”中，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提出了“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簡化漢字”、“改革漢字”等一系列主張，大大推進了漢字改革的進程。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國共合作所推進的北伐戰爭更使有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的革命運動推向高潮。但是蔣介石在1927年發動的4.12政變篡奪了革命的勝利成果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蔣介石上臺之后繼續把矛頭指向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打起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戰，直到1936年的雙十二事變爆發才告結束。不過，也不能說在這十年中，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什么好事也沒有做。在許多先進知識分子的強烈要求之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在文字改革方面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繼續推行注音字母。1930年4月,國民黨中常會第88次會議根據吳稚暉的提議,將注音字母改稱為注音符號。1932年5月7日,教育部公布了在逐字審改《國音字典》13000余字基礎上,以北平地方國音為標準而成的《國音常用字匯》,取代了行之有年的《國音字典》。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由“國語羅馬字研究委員會”成員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在1926年制定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這之后，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等于1931年9月在蘇聯海參威舉行的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制定并通過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周恩來說，這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拉動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保ā吨芏鱽磉x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頁）

——1934年3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公布吳稚暉創作的《注音符號歌》。11月，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39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了《漢字注音銅模應由國家鑄造推行案》，次年1月,教育部呈準行政院于該年度教育文化經費中開支二萬元,委托中華書局鑄造“注音漢字”鉛字銅模，以便于印刷普及注音字母之讀物。同年，南京政府教育部改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為國語推行委員會，聘吳稚暉為主任委員,以加大國語普及的力度。10月，頒布《促進注音國字推行辦法》，規定:國民學校成人班、婦女班及初級補習學校之課本，其文字均使用注音國字;國民學校、初級小學、中心國民學校、高級小學之國語科，其課本生字均用注音國字;一年級上學期應以國語科教育時間一半以上教授注音符號與國音課本，今后凡編輯小學國語教科書，應另以注音符號編輯首冊，動員報刊雜志盡量采用注音國字。各書店以注音漢字出版的小學課本、兒童和民眾讀物約3000萬冊以上。

——1935年2月，上海知識界著名人士發起“提倡手頭字（即簡化字）”運動，蔣介石找教育部長王世杰詢問漢字簡化的可行性。王世杰說：“一些從事語言文字教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對簡化漢字比較積極，但反對的人也很多，我個人認為，有的漢字筆畫確實太多，書寫起來很不方便，應該作些簡化。但這個問題只能逐步進行?！?蔣介石贊成王世杰的意見，并當即指示，逐步推行簡體字。

——1935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于公布了《簡體字表》，根據“述而不作”、“擇社會上比較通行之簡體字，最先采用”和“原字筆劃甚簡者，不再求簡”的原則，從錢玄同的《簡體字譜》中確定罷、發、閥、殺、壓、價、拔潑、羅、個、樂、覺、爾、竊、厲、雞、離、禮、義等一共324個字為第一批簡體字，并表示以后還將“由教育部分批編定，陸續公布”。與此同時，還公布了《推向簡體字辦法》，規定：“凡小學、短期小學、民眾學校各課本，兒童及民眾讀物均應采用部頒簡體字。”并且規定：“自1936年1月起，上述范圍新編課本、讀物不用簡體字不予審定。”但是，由于國民黨右派代表人物戴季陶的堅決反對，因為戴玉蔣關系特殊，蔣只好對其讓步，時隔不久，行政院又發布命令，“1936年2月起暫緩推行。”

——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倪海曙等學者在40所難民營收容所的3萬難民中進行掃盲實驗，取得顯著成績。

——1938年1月，延安邊區新文字促進會成立。3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令文稱，“中國字拉丁化如不妨礙或分散國人抗日力量，在純學術之立場加以研究，或視為社會運動之工具，未嘗不可。若仍有反動分子用此為宣傳工具，則仍需嚴加取締?！?938年冬，延安普遍設立新文字冬學。

——1940年5月，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主管人員”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說，“如要試驗拼音文字，則可以試行‘國語羅馬字’?！?/p>

——1946年2月，重慶《國文雜志》第三卷發表呂叔湘主張拼音文字的文章，文中提出贊成拼音文字的4點理由：1、從學習的觀點說，漢字難學，拼音文字容易學。2、就文化工作的效率說，漢字效率低，拼音文字效率高。3、從溝通中西文化的觀點說，漢字不及拼音文字便利。4、就中國語文本身的發展說，拼音文字可以促成中國語文的發展。3月17日，上?！段膮R報》發表郭紹虞的文章，認為“中國文字的難學與難記，即是推行普及教育的絕大障礙，假使僅僅喊掃除文盲，而不顧到文字的改革，恐怕無論如何推行平民教育，或規定基本漢字，總不會有良好的結果的。只有改為拼音文字，然后易學易記，才可收掃除文盲的功效?！?/p>

——1946年7月，上?！稌r代日報》副刊《語文周刊》發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對中國文字拼音化意見的信，回信的結果是百分之百的人贊成文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80%的人贊成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民國時期，無論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還是蔣介石統治的南京政府時期，抑或是抗戰在陪都重慶時期，在漢字改革方面都是做了一些工作的，雖然在這個過程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取得的成績也不能說很大，但是，總的來說，在這一時期，對于漢字改革的方向卻并未加以否定，所采取的態度應該說還是比較開明的。

四、新中國成立后的漢字改革

毛澤東早在1940年就已指出，“文字必須在一點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就為在全國范圍和全體規模上進行漢字改革創造力條件。漢字改革也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951年，毛澤東總結近百年特別是五四以來有關漢字改革的研究成果，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各國共同的拼音方向?！彼瑫r指出，漢字的拼音話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各項準備。這是文字改革的正確方針。（吳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頁）

——1954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由吳玉章任主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是國務院的直屬機構，執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簡化和整理漢字，推廣普通話，制訂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1955年4月，吳玉章在全國政協作《關于漢字簡化問題》的報告，指出：“在漢字拼音化以前，首先適當地整理和簡化現在的漢字，使它盡可能減少在教學、閱讀、書寫和使用上的困難，就有迫切的需要。漢字簡化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吳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92頁）

——195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與文化部聯合發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淘汰異體字1055個，并以常用漢字代替生僻地名35處。

——1955年10月，《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經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通過，會后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根據討論的結果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草案經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申請委員會審定。1956年1月28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3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國務院的《關于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和《漢字簡化方案》。

——1955年10月，國務院成立“漢語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1957年11月1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通過《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準《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

——1956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與教育部和共青團中央聯合召開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4屆；與語言研究所合作成立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審議異讀詞1800多條和地名讀音190多個，編成《普通話異讀詞三次審音總表初稿》。

——1956-1964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與教育部、語言研究所聯合舉辦普通話語音研究班9期（1956～1961）

——1964年，發布《簡化字總表》，其第一表有352個不做偏旁的簡化字；第二表右132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有1754個簡化字?？傆媽?384個繁體字簡化為2238個簡化漢字。

——1954-1964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成立的10年中，其所的屬文字改革出版社編輯出版了600多種文改書刊。

——1972年，郭沫若在《紅旗》第4期發表《怎樣看待群眾中新流行的簡化字》一文，指出“漢字必須簡化。”，

可以說，新中國的文字改革由于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方針正確，也由于老一輩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和廣大工農群眾的積極參與，無論是在簡化字的制定和推廣，普通話的推行，還是在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廣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績。周恩來在講到簡化字給人們帶來的好處時說，“簡字已經在報紙、刊物、課本和一般書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大家稱便，特別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確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位老師寫小學生介紹簡字，說‘豐收’的‘豐’今后可以簡寫成三橫一豎的‘豐’字，孩子們高興得鼓掌歡呼。天津一個工人說，‘盡、邊、辦’這三字學了半年了，總記不住，這回簡化成‘盡、邊、辦’，一下就記住了。李鳳蓮同志（延安時期的勞動模范，當時在全國總工會工作——引者）有個弟弟，寫信給李鳳蓮同志訴苦，說農民普遍感到漢字難學。農民常用的一些字，像‘農民’的‘農’，‘穀子’的‘穀’，‘麵粉’的‘麵’，‘麥子’的‘麥’，還有‘雜糧’（即雜糧——引者）這兩個字，這一類字都不好寫。李鳳蓮同志給她弟弟寄了一本簡化漢字的書去，她弟弟高興極了，回信說‘這些新字好學得多’，還埋怨他姐姐沒有早些給他寄去。簡體字是要比繁體字好學好寫，因此包括工人、農民、小學生和教師在內的廣大群眾熱烈歡迎簡字，這是很自然的事?！保ā吨芏鱽磉x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281頁）

由于簡化字好學好記好寫，加上又有漢語拼音作為學習的工具，這就大大提高了掃盲和普通教育中語文教學的水平。這也是很自然的。長期擔任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曾在一篇文章里比較了解放前后的小學教育，他說：

“國民黨反動派留給我們新中國的小學，許多同志已經記不得了。小學一年級，讀了一年只識二百多個字，讀了五年，只識一千五百多個字。不會寫信，不會閱讀書報。學生家長怨聲載道，認為這樣的學校，讀了劃不來，還不如早點就業養家?！庇捎谟辛撕喕?，加上漢語拼音，同時又進行了“集中識字”、“大量閱讀”和“分步習作”的實驗，漢語教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經中央教育科研所對遼寧黑山北關小學五年級畢業班的測試，識字量：最多識字達4040個，最少識字3810個，平均3984個。看拼音填詞（50個）：正確率98.7%。聽寫短文《蜜蜂的啟示》（235個字）：正確率99%。閱讀分析初中教材《難忘的小伙伴》一文，評語是：劃分段落比較準確，能按所問回答問題，有較強的閱讀分析能力。作文，題目《給親友寫一封信，匯報今天上午參加測定的事》。評語是：中心突出，內容具體，字跡清楚，最多寫七百字，最少寫五百字，平均六百字以上。陸定一看到這個結果非常興奮，認為“小學語文教學新體系”“不但是成功了，而且是已經成熟了”，“應該在全國推行了。”“我們的子孫，將受到戊戌變法以來最好的教育。”（《陸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74-876頁）當然，這還只是縱向比較，如果作橫向比較，我們和直接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比較，應該說，還是存在差距的。

由于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那些原來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創造民族文字也方便了。外國人學漢語也方便了，我們在人名地名和科技術語的翻譯方面也方便了。

這些都是新中國漢字改革的偉大成果，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

五、臺灣地區的漢字改革

現在臺灣的領導人把漢字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漢字就是中華文化，改革漢字就是否定傳統文化。他顯然不知道，國民黨政府不僅當年在大陸曾經搞過漢字改革（包括頒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公布《簡體字表》，宣布324個字為第一批簡體字，表示以后還將“由教育部分批編定，陸續公布”，還公布了《推行簡體字辦法》等，就是到了臺灣以后對于漢字改革也并未持否定態度。事實上，國民黨到了臺灣之后，也曾研究過要推行簡體字。1953年9月，曾經是五四運動的干將之一、時任考試院副院長的羅家倫曾發表講話說，“欲保存中國文字，則必須簡化，使廣大民眾易于學習?！彼闹v話曾遭到一部分守舊勢力的反對。1954年3月，他又在《中央日報》發表《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的長文對于反對者進行了批駁，此文后來印成《簡體字運動》單行本。在反對者中，時任立法委員的胡秋原是為首的一個。胡秋原是一個復雜多變的人物，早年參加過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過反蔣的“閩變”（“福建人民政府”），后來又參加了國民黨，成為《中央日報》的副主筆；他宣傳過歷史唯物主義，卻又和魯迅進行論戰，被稱為“第三種人”；他掩護過瞿秋白，營救過馮雪峰，但后來又從香港到臺灣，追隨蔣介石；他既曾為反對雅爾塔協定關于中國的條款而被蔣介石免去“本兼各職”，也曾為反對簡化字、漢字拉丁化奔走呼號，為臺灣的守舊勢力所擁戴，還曾因為訪問大陸、主張統一而被李登輝開除出國民黨。在簡化漢字問題上，他認為漢字是中國文化的根，甚至還莫名其妙地認為漢字改革是蘇俄要分裂中國。他對漢字改革簡直如同挖了他的祖墳一樣，惶惶不可終日。他用盡渾身解數，通過一些關系，聯絡美國、新加坡的一些華人學者、作家在報刊上寫文章批評簡化漢字。蔣介石見社會上不斷有人反對文字改革，感到此事阻力太大，便不再提簡化漢字之事，而臺灣“教育部”早已準備好的漢字簡化方案也未能出臺。蔣介石的第二次改革漢字的計劃再次夭折。不過到了1969年6月，何應欽在國民黨中央第十次全會上提出了《整理簡筆字案》；蔣介石又批示，“本案至為重要”、“有關單位約集專家學者，組成項目小組，運用科學方法，審慎詳加研究?！钡仓皇钦f說而已，并沒有什么大的行動。

     這以后，蔣氏父子相繼去世，臺獨勢力有所發展。臺灣對漢字改革的態度頁更趨保守，沒有什么人再講漢字改革了，對漢字改革甚至有一種恐懼的心理。究其原因，我想這和過去的領導人曾經經歷過“五四”，多少受到過那場文化革命的熏染，而后來的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經歷、缺少這樣的文化熏陶而又不注意這方面的學習有關。當然，這里還有意識形態的因素，具體地說，就是把自己看成是“正宗”、“主體”，“以我為中心”的思想在作怪，把“簡化字”與大陸與共產黨聯系起來，你用它我就偏不用，偏要反對它。這不僅表現出思想的偏狹，而且也并不符合歷史的實際。簡化字，漢語拼音，過去國民黨在大陸時都提倡過，簡化字甚至到臺灣后也曾提倡過，這個歷史怎么都不敢承認呢？

魯迅說，“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象形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惫湃松星抑篮啽愕暮锰?，難道今天的臺灣人就如此愚蠢，不知道簡便的好處嗎？當然不應該是這樣。1979年3月，臺灣當局曾公布《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和《標準行書范本》，不過回避了“簡體字”的提法，但仍然選用了不少簡體字。比如臺灣二字本應寫作“臺灣”，但是現在除“臺灣大學”校名及其他少數地方仍然使用“臺灣”外，其它地方的“臺灣”二字的“臺”字都寫為“臺”字。又如“才”字是簡化字，臺灣也用它，而不用那個絞絲旁的很難寫的繁體字“纔”。再如，“瞭然”的“瞭”字則用筆畫簡單的“了”字取代。許多簡化字，臺灣同胞甚至還很欣賞。如用“塵”代替“塵”，“滅”取代“滅”、“眾”取代“眾”等。但是，不可能每個簡化字都能夠這樣會意表意，這正是漢字的局限性所在。在這方面，他們認為有些簡化字簡得不好。比如有人說“愛”字簡化成“愛”，心都沒有了，還叫什么“愛”？這是不是太拘泥了呢？反過來說，難道有心就有愛嗎？“惡”字也有個心，原來還有壞心惡意，并不是有心就好。更何況，把心和思想聯系在一起，所謂“心之官則思”，是一個陳舊的不科學的說法。心并不是思想的器官，大腦才是思想的器官。在科學昌明的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拘泥于這些不正確的觀念呢？一些人還特別不滿于一些基于同音替代產生的簡化字，其實用同音替代的辦法簡化漢字的字數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也是漢字由表意轉向表音的一個重要表現，其擴展空間很大，正應該大力提倡才是。

當然，如今的情況已經大不一樣。實際上，許多臺灣人都在讀簡化字的書，并且還用簡化字寫字，甚至反對簡化字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在用簡化字。前段媒體曝光，她在信里就把“民進黨”寫成了“民近黨”。臺灣有嘴尖薄道者說簡化字“黨（黨）無黑”、“體（體）無骨”，其實，“黨無黑”有什么不好？難道都要把政黨搞成黑社會才好？而簡化字的“黨”字，在“尚”字下面是一個“兒”字，政黨做人民的兒子有什么不好？至于說“體無骨”，請不要忘記“體”的右邊是一個“本”字，難道“本”字不含有骨的意思嗎？倒是那個繁體字的“體”字，骨是有了，但是它沒有肌膚，是不是可以說它是“體無膚”呢？我們知道，“體無完膚”是罵人的話，“體無膚”就更是罵人只有骨頭而沒有生命的骷髏了。我并不想罵人，我說這番話也只是對一些無聊攻擊的批駁而已。實際上，我也不是認為繁體字一無是處。繁體字在歷史上也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社會發展到今天，它已經成為一個妨礙我們繼續前進的累贅，應該對其進行改革，這是無可回避的。實際上，今天的臺灣也早已不再是反對漢字改革者的一統天下。據中廣網一篇文章介紹，目前臺灣的學生為了自己的前途，都很迫切地要學簡化字，他們認為，如果不學就落后了。在臺灣學漢語的留學生，也是如此。他們要求校方給他們教簡化字和漢語拼音。臺灣有10多個大學設有語言中心，專門教授“老外”中文的聽說讀寫拼，為了吸引外籍學生，也只能迎合時勢，開設簡體字和漢語拼音課程。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國語研習班主任王玉琴說，以流通的程度來說，簡體字早就打敗繁體字。外國學生來臺灣學中文，多半也會要求學漢語拼音和認識簡體字。臺灣過去教注音符號和繁體字的課程，已經不能滿足“老外”的需求?？傊?，漢字改革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了的。

六、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飛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我們回首這六十年的漢字改革時，不能不看到，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漢字改革工作出現了某種裹足不前甚至是倒退的現象。

首先是簡化字沒有進一步推行。早在50年代初，毛澤東就提出了“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的方針，但是，自1956年簡化漢字以來迄今已有53年時間，這個時間并不短，差不多是兩代人的時間了，但是卻沒有推出新的簡化字。就當前的情況看，不僅沒有再推出新簡化字的跡象，還出現了社會上有少數人要恢復繁體字的聲音。這一來就只有“踏步”而沒有“前進”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倒退。

當然，在七十年代，也曾經出過一批簡化字。那是1972年2月，郭沫若在《紅旗》第4期發表了《怎樣看待群眾中新流行的簡化字》一文。3月份，中國科學院下設文字改革辦公室，文字改革工作開始恢復。7月，文字改革辦公室開始擬定《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并廣泛征集群眾中流行的簡化字。1973年國務院同意恢復“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名稱，歸國務院科教組管。1975年文改委擬定出《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以下稱《二簡》。1977年文改委在廣泛征集各方意見的基礎上，擬定出《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修訂稿，收錄了簡化字853個。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并于次日開始試用《二簡》中第一表中248個簡化字。1978年3月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國統編教材一律試用《二簡》中第一表字，開始推行《二簡》。由于當時一些人把這批簡化字和文化大革命聯系到一起，意見很大。這是一個誤解。其實，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恢復和《二簡》的制定是鄧小平1972年復出以后的事。我們對《二簡》應該采取分析的態度，而不應該一概否定。實際上，從1980年起，有關機構就開始修訂《二簡》，一直持續到1985年。但是在似乎修訂完善的時候，卻被政府廢止了。1985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更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1986年6月24日，國務院批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于廢止《二簡》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并在通知中明確指出，“1977年12月20日發表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達之日起停止使用?！?/p>

對于中國的漢字改革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轉變。這個轉變是從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人事變動開始的。1984年8月，國務院正式任命劉導生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此公30年代在北大讀書時曾經接觸過拉丁化運動，曾熱衷于拉丁化拼音的宣傳，還是一個世界語的熱心推行者，本應是文改會主任的合適人選，但是，人的思想是會變化的，此時的他，雖然還承認用拉丁字母拼寫中國話有簡便易學的先進性，但實際上已經不贊成漢字拉丁化的方向了。他認為拉丁化有許多缺陷：一是無法表示“四聲”；二是漢字表意字很多，拼音難以表達本意，特別是一萬多個成語更難表達；三是現在有了電腦，更對用拼音代替漢字產生了根本懷疑。（劉導生：《文字改革的方向在哪里？》，《百年潮》2009年第4期）在此我想也提出三點看法：一，一個字一個字去注“四聲”并無必要，只要按詞連寫，在具體的語言環境里其實是不難準確地進行閱讀的。二、漢字的表意字并不多，還不到10%，形聲字的所謂表意功能很不準確、很不充分，人們實際上也不是通過一個字一個字的字形去理解意思的，而是通過詞語的聲音來理解意思的，拉丁字母讀出了聲就是語言，就能夠理解。成語有一萬多個，但是真正在現代漢語里還有生命的成語其實并不多，而那些實際上已經死去的文言成語也不應該再去提倡。魯迅和毛澤東用成語都不多，就是用，也往往要加以解釋，并不會造成理解的困難。三、電腦的出現并不能解決學習漢字的困難，而用電腦進行輸入也不能完全代替手寫漢字的麻煩。應該看到，在電腦輸入的多種方法里，拼音輸入是最簡單的，它的重碼率雖然高，但這也正好說明現在推行簡化字特別是用同音替代的方法大大減少漢字數量的必要。

本來，如何對待漢字改革當然各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讓一個不贊成漢字改革的人去當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這個問題就大了。據劉說，他到文改會后，“首先拜訪了幾位已退休的的領導人。在交換意見中，不少人很是反對我對拼音化的看法，特別是其中我的一位北大的老同學對我的看法‘上綱’很高，說‘你丟了文字改革的大旗’，特別是認為我反對推行拉丁化拼音逐步代替漢字，就像丟掉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一樣嚴重。踏著是說我背叛了我們青年時代提倡新文字的這面旗幟。”（同上）問題還不只是一個文改會主任劉導生，在中央高層里，也有人對漢字改革是持反對態度的。劉文說，“胡喬木想堅持拉丁化拼音逐漸代替漢字的做法，不同意我只把拼音作為掃盲識字和推廣普通話注音符號的主張?！痪煤鷨棠靖嬖V我，他找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就拉丁化問題交換過意見，碰了釘子。萬里告訴他：‘你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不要提，即使提出，也不會通過?！边@說明，我們的一些高層領導對于漢字改革的迫切性是缺乏足夠認識的。據劉說，他還對李鵬匯報過這個問題，說“過去中央對文字改革的基本方針有不同意見，在延安時，毛澤東曾贊成實行拉丁化，但周恩來幾次講話都說，‘這是個重大問題，大家有不同意見，可以爭論么。’李鵬馬上表態：要按照周總理的意見辦?！保ㄍ希τ趧⒌倪@些說法我很懷疑。毛澤東關于漢字改革的方針，曾經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講過，解放后也講過不止一次，吳玉章曾多次在其有關文字改革的報告中作為方針加以宣傳，怎么中央在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是還有不同意見呢？至于說周恩來有不同意見，我們從他在1958年1月10日在全國政協所做的報告看，也并不如劉文所說。在那里，周恩來說，“至于漢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萬歲永遠不變呢？還是要變呢？她是向著漢字自身的形體變化呢？還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還是為另一種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不忙做結論。但是文字總是要變化的，拿漢字的過去的變化就可以證明。將來總是要變化的。而且可以說，世界各個民族的文字形式將來總有一天會逐漸統一，甚至預言最后也會逐漸統一。人類語言文字發展的最后趨勢是逐漸接近，到最后也許就沒有多大區別了。這種理想不是壞的，而是好的?！保ā吨芏鱽磉x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頁）試問，周恩來在這里所說的，和毛澤東提出的“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各國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方針究竟是不一致的，還是一致的呢？我認為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說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說話的場合和對象不同，講話的方式不同。毛澤東講的是帶結論性的意見，而周恩來則是循循善誘，一步一步地把人們的思考引入到正確的方向上來。在這里，劉導生向李鵬匯報的方式顯然是很不嚴肅的，而李鵬對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不進行調查研究就馬上做出回答，也是非常不鄭重的。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國務院于1985年12月16日發出將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是極其錯誤的。難道中國的文字改革已經完成了嗎？今后就不需要繼續進行文字改革了嗎？而接下來的行動，就是在1986年6月24日由國務院宣布廢止《第二次簡化字》，并且提出今后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度，使漢字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這實際上是在否定拼音話方向以后對簡化漢字也采取了否定的態度。文字改革是一百多年來那么多仁人志士是堅決主張的，也是許多第一代領導人所熱烈追求的目標，采取如此輕率的態度加以否定，這樣做顯然是極其錯誤的。事實上，我國制定和推行簡化字，歷來都主張“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的方針，一個方案的提出都要經過多次反復的討論和修訂，即使已經付諸實施的方案也常常在實行過程中還要進行修改，又怎么能用“今后漢字的簡化持謹慎態度”這樣的說法來加以否定？這樣說的直接目的，顯然是為了全盤否定《二簡》。其實，《二簡》也并不像有的人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有些字其實也是簡得很好的。比如社會上廣泛使用的“燉”字就出自《二簡》。又比如把“彩”簡化為“采”，把“芭”、“笆”簡化為“巴”，把“?！睂懗伞柏辍弊?，“部”字簡成“卩”字，“餐”寫成“歺”字，“蕭”寫成“肖”， “信”簡成“伩”，將“副”寫成“付”等。還有，把一些表意字也做了簡化。如把“家”中的豬改為人等等。《二簡》 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來自群眾，是群眾中早已流傳的簡化字，有群眾基礎；再一個是它的筆畫特別少，書寫極其方便。現在許多人之所以還很懷念《二簡》字，甚至還在使用《二簡》字，其原因恐怕就在這里。

現在有人批評簡化字說，“一個‘干’字代替了繁體字的“干”、“幹”、“乾”三個字，且讀音也不完全相同，容易造成混亂。其實，單看一個字是不能確定它的意義的，要聯系到詞才能正確理解。如將“干”字擴展為 “干凈”、“干燥”、 “干枯”、“干勁”、“干事”“干練”等詞匯，就不會產生錯誤的理解。還有一個“面”字取代了過去繁體的“面”、“麵”二字，一些人也不以為然，認為“面孔”的“面”和“麵粉”的“麵”不分似乎不可理解。其實，過去的面粉都是用麥子做原料的，所以有一個“麥”字做形旁，而后來出現了用玉米、高粱作原料磨出來的“玉米麵”、“高粱麵”仍然用這個麥字做偏旁反而是不準確的。總之，漢字中的形旁的所謂表意功能是極其有限的，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它已經越來越和客觀事物不相適應，用同音替代的辦法去掉這樣一些形旁，漢字就會大大減少。而且，許多所謂“形聲字“，形旁不能表意，聲旁不能表音，過去說，“秀才認字讀半邊”，現在由于字音的變化很大，“讀半邊”往往就讀錯。這樣的字應該大力進行整理、淘汰，就此而論，漢字簡化的空間是很大的。

現在簡化字推行不力，是和一些領導人的態度分不開的。本來，像推廣簡化字這樣的事，領導人是應該以身作則，起帶頭作用的。但是我們看到的事實卻是，有些領導人恰恰起著相反的作用。這一點，在前總書記江澤民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他在擔任總書記期間寫了不少題詞，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用繁體字寫的。記得曾有小學生寫信給他，希望他寫簡化字，但是得到的回答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他在1992年12月就語言文字工作曾提出了這樣三點意見：“一、繼續貫徹國家現行的語言文字工作方針政策，漢字簡化的方向不能改變。各種印刷品、宣傳品尤應堅持使用簡化字。二、海峽兩岸的漢字，當前可各自維持現狀，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將來去討論。三、書法是一種藝術創作，寫繁體字，還是寫簡化字，應尊重作者的風格和習慣，可以悉聽尊便?！北砻嫔?，這里也講到“漢字簡化的方向不能改變”，但是，他把用簡化字限制在“各種印刷品和宣傳品”這樣的范圍，至于“書法”，那就要尊重“作者的風格和習慣”，“可以悉聽尊便”了。人們不禁要問：總書記題詞究竟是一種宣傳呢，還是作為書法家進行藝術創作？我想，人們請總書記寫字，并不是因為他是書法家，而是因為他是總書記，而作為總書記，當然也應該利用題詞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應該寫繁體字，還是應該寫簡體字，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江澤民總是以一個書法家自居，總是只寫繁體字，而從不寫簡化字。寫到這里，不禁讓我想起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里講的一段話來。他說：

“早幾年，在延安城墻上，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個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日勝利?！@個標語意思并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地兒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彎子，寫成了‘  ’字。人字呢？在右邊一筆加了三撇，寫成了‘  ’字。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意的了可視他卻要寫在抗日時期延安這地區的墻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打過他的意思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否則就等于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頁）

作為黨的總書記，我相信江澤民是讀過毛澤東的這段話的。為什么就不能聯系自己想一想、改一改呢？在這方面，我們倒是看到一些真正的書法家，在給人家題字或寫牌匾時，用的都是簡化字。在這方面，啟功先生就是一個典型。事實證明，字寫得好不好，美不美，并不決定于你是寫繁體字還是寫簡化字，而是決定于你的功力。在我看來，一些繁體字筆畫太多，寫出來黑壓壓一團，其實并不美。一個“繁體字”的“繁”字，讓馬英九很不舒服，因為“繁”字固然可以與“榮”字、“華”字結合而為“繁榮”、“繁華”，具有褒義，但是在多數情況下它是與“雜”字、“難”字、“瑣”字結合在一起而成為“繁雜”、“繁難”、“繁瑣”，都是貶義詞。但是作為簡化字的對立面，就只能是繁體字，作為“簡”字的反義詞就只能是一個“繁”字，而不可能是別的字。這是毫無辦法的。而“簡”字卻天生就是褒義的。我們說“簡單”、“簡潔”、“簡明”、“簡約”、“簡練”“簡省”等等，無論哪一個都是褒義而不是貶義的。從藝術的角度來說，人們主張“刪繁就簡”、“寧拙毋華”、“返樸歸真”，其實也都是對美的追求。說簡化字不美，其實是一種偏見。當然，關鍵問題還不是美不美的問題。作為總書記，考慮的首先是應該自己對人民的職責，而不是什么書法藝術問題，否則就是舍本求末了。

由于上述種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文字改革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而未能取得應有的進步。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本來，由于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文字改革工作的環境和條件應該說比過去更好了。比如就推廣普通話來說，交通發達了，廣大勞動群眾在全國范圍乃至在世界范圍的流動大大超過了以往，推廣普通話的必要性比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迫切，而廣播、電視、電腦的普及也為在全國范圍推廣普通話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有關推廣普通話的活動（辦班、競賽、評獎等）卻比過去少了。不知為什么，在我們的廣播電視里正宗的普通話還常常夾雜著一些港臺腔，一些電視劇也熱衷于模仿領袖人物的方言而不講普通話。這對推廣普通話來說，起的無疑是負面作用。又比如就推廣簡化字來說，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的文化需求也隨之提高，同時生活節奏也大大加快了，對簡化字的需求當然也更加迫切，但是簡化字的制定和推廣工作卻停頓了下來。一些領導人熱衷于寫繁體字，也影響了社會的風氣，以致一些不該用繁體字的地方也濫用繁體字，甚至一些政協委員還提出要在學校恢復繁體字教學的提案，形成一股倒退的逆流。再比如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來說，現在對外開放，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與外界的聯系大大增加，本來是運用漢語拼音的大好時機，可是有些著名的大單位卻抱殘守缺，拒不使用漢語拼音，堅持使用早就過時的舊的拼寫方法或使用英語代替漢語拼音。現在電腦普及，用拼音輸入法的人很多，本來也是進行漢字拉丁化的改革的極好時機，但是，決策者卻沒有明確的方針，處于麻木不仁、得過且過的狀態，坐失良機?？傊F在是進行漢字改革的最好時機，只要統一認識，有所作為，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不是這樣，將會背上歷史的罵名。

最近，我國發生了7.5事件。我們當然知道這是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所挑起的事端。但是，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訓。現在，在新疆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的干部已經成長起來，一些少數民族干部的普通話水平幾乎不亞于漢族干部。他們在許多場合直接用漢語講話，而不用自己的民族語言講話。這佯作會影響他們在少數民族群眾中的形象，對于進一步發展少數民族和漢族的關系其實是不利的。應該強調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干部學習少數民族語言，鼓勵漢族干部用少數民族語言與少數民族進行交流和溝通，這是對少數民族人民的尊重，使他們感到他們是自己地方的真正主人。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就提出，但是，從實際情況看，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族干部在學習少數民族語言方面還是很差?，F在有了漢語拼音，學習的條件比過去好多了，關鍵是要在思想上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在這方面能夠推行漢字拉丁化，將來少數民族也會接受拉丁化字母，全國各民族就有可能出現統一的字母，這對各民族之間相互學習彼此的語言，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肯定也是大有好處的。

總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漢字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文字發展的規律的，我們只能前進，不能后退。一時的曲折當然會有，但是它改變不了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少數人的主觀意志也絕不可能根本改變事物發展的大方向。讓我們行動起來，為實現革命前賢給我們指明的偉大目標奮勇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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