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主持人畢福劍的辱毛、辱軍視頻，引發輿論軒然大波。雖然他當時只是嘩眾取寵之舉(這個“眾”，當然是小眾，指的是參加聚餐并鼓掌叫好的幾位嘉賓)，但其言其行，無疑反映了他本人的觀點立場。作為國家形象代言機構的重要角色，畢福劍辱及開國領袖及軍隊的行徑，性質是惡劣的，如果見之于公共輿論，訴諸法律也不為過。

　　但是，畢福劍的表達畢竟是發生在私人空間，是其他人將之傳至網絡的。這種傳播，顯然非出于畢之本意，也為其所始料未及。憲法規定了公民享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權利，如果某個人心中的想法確實和畢福劍在視頻中表達的一樣，就是認為“毛澤東害了中國人”，那么，他應該擁有這樣想并堅持自己想法的權利;同時，這種觀點雖然不應張揚于公共輿論空間，但在現代社會，在私人場所，它也應該享有自由表達的權利。

　　這里所涉及的，是言論自由與主流價值觀的矛盾。言論自由由憲法賦予，因而是普適的，它覆蓋每一個公民，對應的是一種低標準的言論約束;主流價值觀既以“主流”為前置，說明它并非全覆蓋的，主流之外還存在支流、逆流，它對應的是一種相對于特定人群的較高言行和道德約束。所謂特定人群，一指國家公職人員(包括軍隊人員)，二指社會公眾人物，不同的層級，約束不一樣。層級越高，約束越嚴;離中心位置越遠，約束越松弛。有人可能要質疑：這豈不是說言論自由也要受到限制，私人場合也不能隨便講話了?當然，言論自由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會是無所限制的。對于特殊人群，更會有特定的要求。不妨設想一下：國家領導人能夠因為是在私人場所就隨便講話嗎?講當然也可以，但他必須要承擔隨之而來的后果。

　　同理，畢福劍也要承擔自己言行的后果。央視主持人當然不是國家領導人，但同樣也屬于特殊人群，他們既是國家公職人員，也是社會公眾人物，而且還處于較高層級，因此理當受到更多的言論約束和限制。但是，對惡劣或不當言論的處置，應該下接普適的言論自由標準，即不能真正損害言論自由，損害普通人在私下空間擁有隨意言說自由這一基本權利。所以，對畢福劍事件的處理，不宜采取法律手段，而應該適用黨紀國規：你既然想要享有與普通人相同的言論自由，那就做個普通人好了，不要再在央視待了。以此判斷，對畢福劍的處理取決于主管部門的寬嚴：嚴，可以開除出央視;寬，可取消其主持人身份，投閑置散?？紤]到目前正是官方構建主流價值觀的關鍵時刻，需要以判例為公共輿論立法，開除是最可能也最適當的選擇。

　　另一個問題是視頻傳播者的道德問題。由網絡觀之，斥之為缺德者眾：還讓不讓人放心吃飯、安心說話了?其實，對此行徑不可一概而論，因為傳播者的身份、動機、與畢福劍的關系，至今還未見之于眾。上述情況不一樣，評價必然不一樣。如果此人與畢福劍結怨很深，以此作為報復，就其個人而言當然無可厚非，基督山伯爵、趙氏孤兒還做得更過分呢，大多數人不也是贊嘆、認同嗎?如果此人是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或愛國主義者，視毛如長、如父，遇到辱長、辱父之事，豈能不憤怒并竭力反擊之?己力之不逮，必然試圖訴諸公共輿論，這同樣是人之常情。因此，社會是復雜的，不能簡單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妄斷他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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