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必須治本，這個“本”究竟是什么

　　中國藥科大學 張志坤

　　中國的反腐敗事業正在向縱深發展，治本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大概是當代中國罕有的幾個共識之一，即反腐敗必須標本兼治，首先要治標，因為如果不能很好地治標，所謂的治本就無從談起，但治標只是第一步，只是反腐敗的起點，最根本的還要治本，這是反腐敗的最終落腳點，只有確實解決了治本的問題，才能真正贏得反腐敗的勝利，可以說，是否治本，這是反腐敗成敗與否的根本標志。

　　但是，究竟什么是反腐敗所治之“本”呢?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要治本首先就得知道什么是“本”，不把什么是反腐敗所治的 “本”搞清楚，所謂治本就無從談起。

　　有人說，這個所謂的“本“其實就是制度。對于這個制度，狹義上講，就是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各項具體辦法，不給權力留有任何尋租的空間，使人不能腐、不敢腐。這大致上是機制層面的;廣義上講就是民主制度，有人說，民主制度有選票，有監督，民主國家一般都沒有腐敗問題。這大致上是體制層面上的。

　　堅持上述意見的很多都是專家、學者，他們認為，腐敗在中國之所以蔓延泛濫到今天這般嚴重的程度，核心問題是制度問題。對于這種意見，我們不妨將其形容為制度決定論。

　　還有人認為思想意識是根本。人們經常可以在電視上看到這樣的場景：被揪出來的腐敗分子面對鏡頭侃侃而談，什么辜負了黨的培養教育，放松了黨性修養與思想改造，世界觀人生觀出了差錯云云，于是乎人生連同官位就一并悲劇、嗚呼哀哉了。確實，在人們所接觸到的廉政與反腐敗懲防體系中，思想教育是重要的一環。

　　從這個角度出發，腐敗就成了思想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即只要正確的思想意識坍塌了，腐敗就不可避免。

　　堅持這種意見的很多都是身體力行從事反腐敗的官方人士，特別是各級領導，他們在反腐敗的有關講話報告中，往往要濃墨重彩地強調加強思想建設的重要性。對于這種意見，我們不妨將其形容為意識形態決定論。

　　還有人認為，中國腐敗問題之所以發生發展，這是現階段中國特定經濟、文化及歷史背景下的必然產物。他們認為，中國快速發展，經濟規模迅猛膨脹，市場競爭無孔不入，利潤最大化是全社會的總目標總追求，在這種情況下，腐敗難以避免，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經歷這樣一個階段，更何況中國傳統上所固有的人情社會，倫理文化，都會助長中國的腐敗具有全般、全面與全社會的突出特征，甚至說，當代中國并不只是官員與權力腐敗，而是整個社會集體腐敗，腐敗的思想、意識、行為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所以，中國的腐敗問題只有在超越功利主義金錢至上的這個歷史階段，并在揚棄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

　　這種說法由來已久，特別是前幾年反腐敗雷聲大、雨點稀的時候，一些人在教導老百姓全面看、辯證看的時候，這一說法甚為流行。

　　這種意見，顯然是站在歷史文化的高度挖腐敗的根子，對此，我們不妨將其形容為歷史文化決定論。

　　三種意見談及了腐敗問題三個方面的“本”，應該說，上述三種說法各有各的道理。但這樣一來，有關反腐之本的問題就更加突出了，因為按照人們慣常的思維邏輯，所謂“本”只能一元而非多元，這就如同靶標的靶心只能是一個而不能是多個一樣。但問題是，反腐敗治本，究竟應該瞄準其中的哪一個定的為本呢?

　　以制度為本，優勢明顯，一是可以按需制訂，缺什么補什么。二是可望立竿見影，直接拿來施用;但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制度說到底還是他律，而世界上任何他律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百分百地有效，人類社會的一切制度無非都是一種契約，要靠大家從內心里認可認同并自覺地遵守，如果有人要刻意鉆制度的空子，沒有哪個制度不能鉆開。形象一點說，所謂制度反腐，就像是小偷與警察之間的博弈，也譬如老婆看管丈夫的外遇，所以，制度靈不靈，關鍵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制度下的人。在當今中國，無數制度成為可憐的擺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以思想意識為本，問題直指信仰信念，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宗旨問題，的確切中要害，因為當今中國的腐敗如此熾烈，就是人的私心欲望洶涌澎湃的結果，如果把腐敗比作一口大鍋，市場經濟所主導的社會架構比作爐灶，則“一切向錢看”的無盡私欲就是熊熊燃燒的底火，正是在私欲澎湃的蒸熏中，無數的人才丟掉了基本的信仰與人生的正確指南。在這種情況下，不去規范束縛人們的欲望，而想遏制腐敗，是典型的揚湯止沸，緣木求魚。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歷史課題。中國改革開放一個重大的結構性缺陷就是顧此失彼，物欲的潘多拉盒子一經打開就一發不可收拾，結果就是當代中國社會一方面是經濟上的全般崛起，而另一方面則是精神上整體性的坍塌。時至今日，坦率地說，如今的中國在規范約束人心欲望上可用的資源實在貧瘠。西方有宗教傳統，在相當程度上支撐著人們的信念，教堂為凈化靈魂而懺悔。與此相對應，中國則是有迷信沒信仰，寺廟香火鼎盛，大多為升官發財而跪拜;傳統的倫理文化本來在天理人欲上積淀深厚，但先有“五四運動”的徹底打倒，后有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文化的洗刷，以至于到現在仍然灰頭土臉，上不得臺面;而正統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又遭遇了普世價值的強烈沖擊，至今還處在艱難的恢復期。凡此種種，都使任何一個經略體國的人面對當今中國人欲橫流的現實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使得攻心為上的治世要訣(反腐敗也是如此)找不到切實有效的抓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境界至高無上，但臻于這等思想水平無異于圣人之列，古往今來鮮有其人!)，令人望而卻步。

　　至于第三種歷史文化決定論的說法，理論上不無道里，但沒有任何實踐意義。中國不能因為歷史文化的原因就對腐敗現象有所容忍，也不可因為市場經濟就對腐敗予以適當都放縱。這種歷史文化決定論的說法等于是把問題往后拖，把任務交給未來。這不僅僅是政治偷懶，而且還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社會態度，站在歷史的高度上看，這差不多構成了一個歷史流氓的現實標本。

　　比較上述三種反腐敗治本之說，可以看出，反腐敗所治之本不是制度，而是人心，人心代表自律，制度只能他律，沒有自律，他律靠得住嗎;人心是靈魂，制度是外衣，沒有靈魂，外衣再怎樣包裝也無濟于事。

　　當然，做思想文章，抓靈魂所止，歷來是最艱難最深層次的治理任務，從來都只有那些體元立極、德化天下的人才敢于問津，對大多數人而言，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所以也就只好孜孜于功利上的得失了。但是，歷史發展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現如今的中國已經把這樣一個歷史任務突出了起來，不管收治人心這項工作有多難多艱險，中國的執政者都要責無旁貸地擔當下來，這是中國改革轉型的重要內涵，也是中國社會發展轉型的重要內涵，是一項相當艱巨的歷史任務。正因其難，方為其本，便宜便捷或者唾手可得的“本”從來都不存在。

　　這充分說明，反腐敗治本必須政治掛帥。

　　“政治掛帥”是一個很久不見的詞句，在很多人看來，這個詞是“文革”的符號，是“左”的代稱。自從改開以來，人們避之唯恐不及，世俗以只講經濟不談政治為尚，說“政治掛帥”可能要被當做怪物。這其實是偏見與短視。事實上，政治仍然是社會生活中決定一切的東西，一切社會生活的對錯是非，最終還是要歸咎于政治上的取舍，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反腐敗也不例外。在反腐敗這個問題上，追本溯源，思想信仰仍然是一切問題的核心，如果對內心的私欲之魔無能為力，以為外在的制度約束可以包打天下，注定要歸于失敗。

　　所以，面向未來，反腐敗的基礎是必須重塑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并依靠這一信仰將我們的民族從物欲橫流的苦海中解脫出來，所謂“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是也。不解決這個問題，不管多么好的制度，也要最后淪為虛設。

　　這還說明，反腐敗在中國還必須大力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今中國，究竟需要資本主義精神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這曾經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命題。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世事滄桑，現在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清楚，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自己如今都陷入危機中而不能自拔，資本主義精神更無法帶領中國走向未來。在肅清腐敗還中國以清廉這一點上也是這樣。資本以及由資本而來的資本主義在給中國帶來繁榮的同時，也造成中國驚人的墮落，而腐敗就是諸多墮落中的一種，可以干脆地說，腐敗是當代中國資本主義化的直接產物。因此，繼續資本主義化對只能是飲鴆止渴，要挽救中國的腐敗墮落，必須借助于優秀的傳統文化，把中華民族文化基因中所固有的忠節文化發揚光大，使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新的揚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成為規范中國人生存倫理的具有宗教意義的價值規范。中國只能自救而不能他救，指望資本主義那里有什么可治中國腐敗的疫苗，要么是天真幼稚，要么就是別有用心。

　　這還說明，反腐敗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它不可能孤立進行，必須與其它一系列重大社會與政治設計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它是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對于當今中國的執政者而言，沒有全面深入的執政黨建設為背景為基礎，反腐敗就是孤魂野鬼，不會獲取應有的政治合法性;它是重塑精神世界的基礎性工作，因為如果不想用金錢填補人的內心世界，那么就得尋扎另外的替代品，這就是一個精神再造的過程，而反腐敗就是這一過程的重要抓手;它也還是中國社會與歷史再覺醒的砥石，中國社會必須經過一場反腐敗暴風雨的洗禮才能輕裝上路，而如果不經過這樣一場洗禮，所謂的“中國道路”就將泥濘不堪，而在這條路上所做的“中國夢”，也一定是不干凈的。

　　寫到這里，筆者不禁想起了蘇軾評價韓愈的話來：“文起八代之衰， 道濟天下之溺”。當今中國的反腐敗大致上也是這樣，反腐敗不是為反腐而反，說到底還是為了尋求一種“道”，這個“道”應該能夠“濟”當今中國的“天下之溺”，為此必須找到真正的“本”之所在，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反腐敗只有把正確的“本”鮮明地樹立起來，其所追尋的“道”才能光芒燦爛地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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