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性是創造理性。“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所謂創造理性，就是創新、創造、創業思維。中國傳統文化中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就是主體價值觀、勞動價值觀、創業價值觀、自由自覺的勞動價值觀。在知識經濟時代，所謂創造理性，就是通過創意→創新→創造→創業→二次創業，使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資本運營帶動資產運營，資產運營帶動產品運營，通過強化主體的創造性、主客體關系的和諧性，強化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的對稱與統一，使知識主體化、個性化、功能化、價值化、增值化，使主體和客體、主觀與客觀、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的統一具體化、微觀化;就是用創造的、再生的眼光看待經濟現象，而不是用選擇、配置的眼光看待經濟現象;就是用創造理性帶動選擇理性，用資源再生帶動資源配置，用再生經濟學范式代替配置經濟學范式。配置型經濟與再生型經濟，是GDP增長觀與對稱經濟發展觀的本質區別。在對稱經濟發展觀看來，只有再生經濟學范式與再生經濟模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怎樣開發國內市場、怎樣提高老百姓消費能力、怎樣藏富于民等問題。而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最根本的，也就是變配置型經營環境為再生型經營環境。但從郎咸平的科學觀可以看出，郎咸平的理性屬于選擇理性而非創造理性。郎咸平：“在西方理念中，所謂科研就是積累和傳遞……所謂科研就要遵守規律……所謂科研就是加強對錯誤的測試和驗證……失敗就是控制和管理的失誤。”⑧郎咸平把“我們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標，如‘追求第一’、‘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相信奇跡，而且崇拜奇跡”看成是“浮躁文化”的例證，把“我國許多企業在高新技術產品開發過程中追求高目標，喊出‘世界最快超級計算機’的口號，甚至把追求‘國內首創’、‘填補國內空白’、‘填補世界空白’作為產品的研發目標”作為“非科學”的思維僵化的例證。科學的發展過程既是繼承的過程，也是創新的過程;既是“積累”的過程，也是范式轉換的過程;既是遵守舊規律的過程，也是創造新規律的過程;既是對錯誤的測試和驗證的過程，也是對內在因果必然性的邏輯分析過程。因此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突破都不是線性“傳遞”的過程，而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過程，經濟技術落后的國家通過自身努力 “首創”、“填補世界空白” 實現后來居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郎咸平只看到科學技術發展的積累和傳遞看不到范式轉換和后來居上，說明郎咸平的科學觀屬于選擇理性，而他經濟學的選擇理性正是源于他科學觀的選擇理性。經濟學的選擇理性使郎咸平局限于配置經濟學范式，范式的局限限制了郎咸平觀察中國經濟問題的視角與視野。

　　文化理性是主體理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創造理性以人為中心、以人的主體性為中心;選擇理性以物為中心、以資本為中心。以人的主體性為中心，就是用創造性的資源再生來帶動資源配置，用直接投融資帶動間接投融資，用創業帶就業;以資本為中心，就是用純資源配置的眼光來解決投融資問題，解決就業問題，為就業而就業。“為什么這么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為中國經濟缺乏對大學生的就業消化能力，因為中國缺乏足夠數量的高水準制造業。只有高水準的制造業，升級后的制造業，才能消化掉大量的高素質大學生……如果哪天中國出現一個10萬人的保姆企業，哪天中國通過我們餐飲業、連鎖業的快速發展，出現一家像麥當勞、肯德基這樣的10萬員工的餐飲企業，那時，解決低端就業問題就找到捷徑了。”⑨在這里，郎咸平認為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就業而不是創業。實踐證明：當今時代用就業來解決就業問題是舍本求末，只有用創業解決就業問題才是根本;創業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的社會系統工程，而不僅僅是現有產業的提升和擴大。產業升級不僅僅是制造業的提升;制造業的提升、現有模式低端服務業的發展確實對解決就業問題有利，但遠遠不夠。這說明郎咸平所屬的配置經濟學范式的時代局限性，只有再生經濟學范式才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指導、推動經濟更快發展。要使中國經濟足以消化大學生就業，首先需要足以消化中國經濟的再生經濟——創業經濟學范式。一個國家，不管它是先進還是落后、發達還是發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趨勢;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過程中能否堅持自身的主體性。如果能堅持自身的主體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趨利避害;如果不能堅持主體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場災難。一個國家的經濟主體性，以知識主體性為主導、以金融主體性為核心、以資產主體性為途徑、以產品主體性為歸宿。使我國制造業處于國際分工條件下的產業鏈低端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民族主體性問題，是能否在堅持民族主體性的基礎上實現本國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統一問題，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本國發展模式問題，而不是郎咸平的什么“產業鏈陰謀”。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經驗證明，開放不等于放任，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大分工、市場國際化中不能把中國發展戰略定位于“世界工廠”、原料產地與出口導向。發展模式轉軌的基礎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產業結構提升、產品技術升級，核心是經濟主體性的轉移。經濟主體性包括自主創新、內需導向、民族資本為主。經濟主體性中，內需導向是自主創新的基礎，自主創新是內需導向的主導，民族資本為主是把這兩個環節統一起來的核心，內需導向、自主創新、民族資本為主共同構成了經濟民族主體性的三個基本環節,堅持經濟民族主體性是一個系統工程；經濟民族主體性又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本國產品技術升級、產業結構提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保障，是使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統一起來的紐帶。郎咸平雖然在不少著述中也提到了擴大內需的重要性，但都沒有放在對外開放必須堅持民族主體性的框架中定位。他所謂只要“透過精英政府以嚴刑峻法建立一套法治化游戲規則來規范政府、企業和老百姓”的“中間路線”、“挖溝渠”就可以“絕對歡迎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大舉進入中國” ⑩與自主創新、擴大內需也同樣是不兼容的，與民族主體性的系統工程是沖突的。民族與國家的主體性是金融安全性的前提，金融安全性是民族與國家主體性的保證。金融的虛擬性、流動性、綜合性特點，使之具有承上啟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作用。所以，當我國講經濟主體性，強調要樹立自有品牌、擁有自己核心知識產權、控制重要資源時，不要忘了金融安全。金融安全首先是國內經濟增長方式和國際經濟增長方式的對稱。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其國內生產方式同國際經濟增長方式不對稱或落后于人類總體增長方式轉變的腳步，必然隱含著巨大的危險;即使沒有全球金融危機，也會造成國內泡沫經濟。如果說，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是由西方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增長方式的不對稱引起，那么國內經濟危機則主要是國內低端制造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與全球經濟增長方式不對稱使然。郎咸平一方面主張只要國內低端制造業的高端整合，另一方面把國內的泡沫經濟、經濟危機歸結于全球金融危機波及的結果，是本末倒置。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要建立經濟危機的防火墻，就必須做到經濟學范式與經濟發展模式的對稱、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增長方式的對稱、國內生產方式與人類經濟增長方式的對稱。而在郎咸平的頭腦中恰恰沒有經濟增長方式這個概念。金融安全其次是建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郎咸平把國際金融危機看成國際金融炒家陰謀制造出來的“誰也逃不掉的”“金融超限戰”。郎咸平：“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金融超限戰爭的年代。……要在這一場戰斗中取勝，只有兩個重要原則，第一你必須有最充沛的國際資本;第二必須有世界頂級金融操作高手。” ⑾在郎咸平對付國際金融炒家陰謀的全部兩個必要條件(因為郎咸平在“兩個重要原則”前加了“只有”兩個字作限定詞，所以在他看來這兩個必要條件加起來就是充分條件)中，唯獨缺少了阻擊國際金融陰謀、避免國際金融危機對國內沖擊的最重要的一環——建立國內金融危機防范體系。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對付國際金融炒家的唯一的辦法，既不是最充沛的國際資本，也不是世界頂級金融操作高手，而是建立國內金融危機防范體系;而建立國內金融危機防范體系，就必須正確定位金融發展的邏輯、金融體制的發展方向。金融發展的邏輯、當前金融體制的發展方向是什么?如果說，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是全球性的然而非全球化的，那么此次美國的由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則不但是全球性的而且是全球化的——美國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機不僅有象征意義而且有實際意義——美國的金融危機將通過其世界性的廣泛而緊密的聯系波及全球。這將標志著國際舊金融體系——以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在苛延殘喘十年后已走向全面崩潰;直接投融資將主導國際金融新秩序。中國政府應該自覺順應這一趨勢，用扶持再生型、創業型直接投融資，代替扶持圈錢型“直接投融資”，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銀行的政策資源，轉為扶持再生性創業工程。必須限制間接投融資的發展、避免貸款膨脹引發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炒家利用熱錢制造金融危機，禁止私人、民間、外資在中國開辦或參股銀行和保險公司;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應全部國有國營，不得上市融資，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圍，使其不致成為投機的工具;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購買國庫券外，嚴禁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社保基金參與直接投融資業務;鼓勵與支持私人、民間、外資創辦或參股投資銀行。投行與銀行的最本質區別，就在于投行通過直接投融資為實體經濟服務。必須嚴禁投行開辦間接投融資業務，投行的虛擬直接投融資必須落實為實體直接投融資。中國的外匯儲備只能拿來進口國內再生型直接投融資、特別是再生型基本建設所需要的緊缺物品，而不應購買國外投機性極強、風險性極大的金融產品。一個國家的金融安全也并不必然以其它國家的金融安全為前提。如果以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為名，自作多情地把建立金融危機的防范體系捆綁在某些大國身上，對于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自覺地擔負起救火隊員的角色，而不是筑起一道自身金融危機的防火墻，那么其結果，就是使危機變成機會，只不過是權貴階層把我國金融資產拱手送人、中飽私囊的機會。建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也不僅是靠揭露國際金融炒家陰謀、外匯管制、人民幣不可完全自由兌換、匯利率高低、人民幣升貶、巨額外匯儲備等來調控，不僅是靠“理性預期”的調整、“危機預警”的掌控。“政策調控”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僅僅著眼于金融政策與監控措施的“金融危機防范體系”將捉襟見肘、左支右絀，難以抵擋全球化的金融危機。應該淡化銀行功能、強化財政功能，并把提高財政能力作為提高政府執政能力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只有(要)從資金源頭上堵住金融投機、特別是國際金融投機的漏洞，才(就)能防范虛擬經濟演變成虛幻經濟，引發金融危機。金融危機防范體系看成是以國家和民族主體性為中心，經濟學范式與經濟發展模式對稱、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增長方式對稱、國內生產方式與人類經濟增長方式對稱的社會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既是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機對國內沖擊的必要條件，又是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機對國內沖擊的充分條件。只要堅持經濟全球化中的民族主體性，金融危機是可以有效防范的，⑿并不存在郎咸平所說的“誰也逃不掉的金融危機”。

　　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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