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文化理性的欠缺決定了他經濟理性的欠缺——沒有把經濟學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是他沒有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不能對中國經濟現象作完整系統思考的根本原因。有經濟學觀點沒有自身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不但不符合真正的經濟學家的要求，而且這些觀點之間往往互相沖突，使之不能自圓其說。郎咸平整體否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使他無法傳承中華民族的精華，特別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對稱思維方式，而陷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

　　文化理性是辯證理性。“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世界本質是辯證的。所謂辯證理性，就是本質地看問題、全面地看問題。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辯證理性就是思辨與實證的統一、抽象與具體的統一、形上與形下的統一，通過揚棄西方實證主義為主流的經濟學，使經濟學的規范性與實證性得以統一。用辯證理性看，產權明確是實證與規范的統一。郎咸平批判新自由主義“產權至上論”、力推私有化、“國退民進”、把私有化和產權明確劃等號的改革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但郎咸平因此否定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必要性、認為不存在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問題，所謂國有企業改革就是加強監管不要產權改革的觀點，也同樣是明顯錯誤的②——他們雙方都不能做到產權問題上規范與實證的統一，既不能做到產權真正明確，也不能真正做到避免國有資產流失。不可否認，郎咸平確實是財務管理方面的優秀專家，但專業優勢不應該成為專業限制，包括財務管理在內的所有經濟管理都離不開經濟學的思考、經濟學形而上學的思考。任何企業，包括財務管理在內的所有經濟管理都是末，產權才是本。我們和新自由主義者的分歧不是國有企業要不要產權改革、要不要產權明確，而是產權明確、產權改革的方向途徑不同。毋庸諱言，現有國有企業產權理論上明確、實際上不明確，在產權實際上不明確的基礎上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監管，所以必須產權改革;但產權改革、使國有企業產權實際上明確的目標不是新自由主義者鼓吹的私有化、賣光分光或“國退民進”，而是明確產權的歸屬;產權改革的根本途徑是通過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確立勞動者的企業主人翁的地位。這樣的企業制度就是共有制。什么是共有制?共有制就是勞動力產權占主導地位的股份制③。在確認勞動力產權、建立完善的勞動力產權制度的基礎上，使勞動力產權在股份制企業中占主導地位、勞動者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在此基礎上對企業經營者進行有效的監管，提高企業的科學管理水平，就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基本方向。在這里，建立完善的勞動力產權制度是既避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又可以把國有企業產權明確落實到實處的關鍵。郎咸平出于反對私有化得出國有企業不要產權改革的思路，把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和私有化畫等號，說明他骨子里仍然認為私有化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唯一出路。這說明雖然在具體問題上有分歧，但郎咸平的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沒有本質的不同——屬于同一個經濟學范式。

　　貫穿老子思想的基本線索是對稱：無與有;智與愚;正與反;進與退;剛與柔;近與遠;靜與動;大與小;奇與正;多與少;有限和無限。老子的辯證法就是對稱辯證法。對稱辯證法在經濟領域中的運用形成對稱經濟。 對稱經濟，就是通過資源優化配置實現資源優化再生的經濟增長方式，就是用對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經營方式，就是用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客體與客體的對稱代替均衡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根據對稱辯證法，產業鏈是再生經濟的復雜系統，而不僅僅是一條線性的“鏈”。把握產業鏈必須用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把產業鏈放在經濟發展的復雜系統中整體考察。

　　文化理性是整體理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系統整體思維是中國文化的精粹。所謂整體理性，就是用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方法觀察現象，考察經濟現象。從分別來看，中西各自的思維結構、實踐結構、社會結構之間是不對稱的，從整體來看，人類的思維結構、實踐結構、社會結構之間是對稱的。只有用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方法才能完整把握這種作為人類整體理性的對稱結構。根據這種整體理性，我們不能用靜態的純金融的方法分析金融危機，而應該把金融危機放到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分析隱藏在它背后的歷史必然趨勢，找出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明確金融體制改革的正確方向。郎咸平正確地看到了國際“熱錢”對國際金融體制的沖擊是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但由于他對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缺乏深層次的思考，僅僅把國際“熱錢”的無序運動看成是國際金融資本的“陰謀”，只看到全球性金融危機后面投機的主觀因素(陰謀論)，僅僅把金融危機歸咎于金融衍生品過度投機使用、看不到金融危機背后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的歷史必然性，所以他所提出來的金融體制的改革方向——要大力發展中小民營銀行的思路不對頭。郎咸平：“國際金融業巨頭的進入，已經對中國銀行業構成了巨大壓力。事實已經證明，中國銀行業的改革不應該只限于引入外資上，應同時大力發展民營的金融機構，上市銀行在組建股份公司時，要在本土吸收足夠的民營企業、機構投資者和個人參加，這就意味著讓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④郎咸平在這里不但原則肯定了外資進入國內銀行業的必要性，而且提出讓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必要性。郎咸平提出來的金融體制改革方向與加強金融監管、建立金融危機防火墻的要求背道而馳。這說明他只懂全球性金融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不懂全球性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與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共同本質都是貸款膨脹造成金融泡沫，泡沫破滅后引發金融危機，形成金融泡沫又使其破滅的直接原因都是金融投機，根本原因是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所要求的金融發展的歷史邏輯與金融體制現狀之間的不對稱。包括東南亞、美國的金融危機雖不是全球化的，卻是全球性的，根源在于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的生產相對過剩X(經營權中心同所有權的絕對分離+國際大量游資即“熱錢”的無序運動+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貸款膨脹=泡沫經濟→通貨緊縮與通貨膨脹的周期性金融危機。它標志著以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已走向全面瓦解，世界歷史已在進入新階段：以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階段。擺脫生產能力相對過剩和投資、消費疲軟的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的辦法，是運用財政和銀行手段扶持直接投融資，直接投融資又以創業型直接投融資為主導。創業型直接投融資可以充分利用國內游資，避免大量引進外資短期貸款造成的受制于人等弊病;通過直接投融資特別是創業型直接投融資，改變間接投融資造成的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實現經營權為中心同所有權的統一，使社會不但直接占有資本，而且直接占有生產資料。直接投融資、特別是創業型直接投融資是知識經濟時代資本運營的邏輯和資本運營的歷史的統一，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途徑。知識經濟時代金融體制改革的方向，將從金融機構的所有制性質及其功能兩方面體現出來。金融體制改革的雙向運動是：共性化和個性化。共性化是經濟全球化、銀行國際化、貨幣一體化;個性化是投資銀行的發展、企業直接投融資的發展、中小企業的發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強，國有因素越大，以利于政府宏觀調控。個性化、市場化越強，非國有因素越大，以利于增強活力。在增強企業活力的同時，加強金融監管，防止過度投機，回避金融風險，實現金融可持續發展。這是新型的金融體制，新型的“銀企關系”。其優點：在把行政手段納入市場化軌道的同時，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二者同時得到強化。加強金融監管、防止貸款膨脹、金融膨脹的金融體制改革，應該是銀行國有化、投資銀行民營化。⑤但郎咸平卻認為要大力發展中小民營銀行，不知道大力發展起來的中小民營銀行怎樣控制貸款規模、避免貸款膨脹與國際熱錢的無序運動。實踐已經證明并將進一步證明，國際金融業巨頭的進入不僅僅是對中國銀行業“構成巨大壓力”，而且是瓦解了中國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防火墻;外資和民營資本進入我國銀行業只能強化貸款膨脹，增加我國產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并促使這種可能性轉變為必然性。郎咸平在原則肯定外資進入國內銀行業的同時，又提出讓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說明他對金融危機的內在本質、展現出來的全球金融體制改革的必然方向缺乏清醒認識，他所提出來的阻擊“金融超限戰”的措施只能使“金融超限戰”火上澆油。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與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區別在于由于金融衍生品工具的介入使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泡沫更大，金融泡沫破滅后的危機也更嚴重。但如果由此完全否認金融衍生品工具的作用，認為只有消滅金融衍生品，才可以避免金融危機，則是因噎廢食。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來投資，也可以拿來投機。如果拿來投資，可以回避、分散風險，通過杠桿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資金。如果拿來投機，就只能擴大風險、并產生多米諾骨牌連鎖反應，產生經濟危機。所以我們要反對的是金融衍生品投機而不是金融衍生品本身。至于金融本身作為資本運作，其功能是資產運作與產品運作的整合器與催化劑，在生產社會化、經濟系統化時代現實的資產運作與產品運作離不開資本運作，金融作為經濟系統的高端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與樞紐。但由于郎咸平把直接原因當做根本原因，把金融投機這一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當做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為了防止金融危機不但否定了金融衍生品投機，而且否定了金融衍生品本身，甚至否定了金融本身。“如果把我們這些學金融的人全部一腳踢開的話，這個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好。我們學金融的人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帶來了無窮的禍害，股指期貨也好，衍生工具也好，都是禍害。……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那些腳踏實地、勤勤懇懇、一步一個腳印做制造行業的人，是科學家”。⑥郎咸平在這里是通過把虛擬經濟混同于投機經濟而把虛擬經濟混同于虛幻經濟。首先，虛擬經濟雖然“虛”字當頭，但絕不等于虛幻經濟。虛擬經濟不僅以網絡虛擬空間等信息平臺為載體，也以金融工具等知識運營手段來運行。但不管哪一種類型的虛擬經濟，本質上都不是虛幻經濟。虛擬經濟之所以不是虛幻經濟，是由于虛擬經濟有實際價值，而虛幻經濟沒有實際價值。以實際價值這個概念為中介，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可以統一起來。離開了實際價值，虛擬經濟只能成為虛幻經濟。應該把利用虛擬經濟來投機、不能產生實際價值的虛幻經濟和虛擬經濟本身區別開來。投機等虛幻經濟不但可以通過虛擬經濟來進行，也可以通過實體經濟來進行，所以把虛幻經濟等同于虛擬經濟沒有事實與邏輯依據。即使當今時代投機更多和虛擬經濟相結合，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的作用使投機功能得以幾何級數放大，虛擬經濟也不因此就等于虛幻經濟。把虛幻價值混同于虛擬價值，用虛擬價值給虛幻價值批上科學的外衣使之合法化，會使配置型經濟大行其道而形成泡沫經濟，而金融危機的根源就在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節。但也不能因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節、虛幻經濟的存在而因噎廢食，否認虛擬經濟的意義和作用。金融體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消除造成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的根源——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通過創業型直接投融資使資本運營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以知識運營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通過知識運營的主導作用，使資本與資產、資本運營與資產運營由分離重新走向統一，使金融體制由間接投融資為主導轉變為以直接投融資為主導、以再生型直接投融資為主導。在創業型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知識運營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中，虛擬經濟的作用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郎咸平徹底否認虛擬經濟的觀點與無限夸大虛擬經濟作用的觀點是兩極相逢，共同點都是把虛擬經濟與虛幻經濟混為一談，根源于不能正確認識金融危機產生的真正根源，都是片面的、非文化的思維方式所致。

　　虛擬經濟是人類新的增長方式——知識運營的組成部分，知識運營是知識產業為龍頭產業、知識要素在經濟增長中占主導地位的增長方式。知識運營體現了經濟增長中主客體中心地位的轉移，因此是經濟領域的“哥白尼革命”。

　　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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