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投機’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種技術創新的原動力，正因為科技創新是在‘創新’，所以就有風險，去做有風險的事就要有投機精神。……‘投機’不只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精神，而且是所有資本主義的精神，也是財富創造的必要動力。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國資本主義的核心精神不僅包括投機，還有它活躍的股票文化。”③“美國的蓋茨、戴爾等都是30歲不到就成為億萬富翁。正是股票這個折現機器加快了財富的實現速度。這些榜樣當然也鼓勵人們去發奮創新，從而催生了美國式的快速技術變革。”④在這里陳志武是把正常的資本運作、高科技風險投資、高增長性股票投資和投機混為一談，把知識運營主導下高科技高風險的資本運作和高風險的投機混為一談。在他那里所謂金融的邏輯就是投機與投機不加區分的邏輯。這說明陳志武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金融的邏輯。

　　什么是投機?投機：配置型的投入產出活動，是配置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投機的最本質特征是零和博弈，不會為社會產生任何新價值。

　　什么是投資?投資：再生型的投入產出活動，是再生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投資的最本質特征是正和博弈，為社會產生新價值。

　　投機通過各種不正當手段人為抬高或壓低物價，使價格與價值背離，是一種破壞正常的價格機制，擾亂市場的行為，與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對立的。在經濟微觀化時期，投機的危害性不明顯;但到了經濟宏觀化時期，投機將給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在經濟活動中，投機與投資應該哪個為主的問題，實質上是以配置經濟學還是以再生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配置經濟學看來，經濟活動就是資源配置活動，經濟學就是研究資源優化配置的;而資源配置是否優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標準，就是能否賺最多的錢。而投機、特別是金融投機帶來的配置的數量、速度與頻度，是投資所無可比擬的，雖然投機有風險，但風險與機會成正比，而且善于投機的也善于把風險轉給別人，把機會留給自己——反正能通過價差利潤賺到錢就行。但在再生經濟學看來，只有能產生生產力的活動才是有效的經濟活動;因此風險與機會成反比。高科技創業的投資風險與投機的風險有本質的不同。后者以資產轉移為目的，前者以資源再生為目的。再生經濟學要求銀市股市房市應成為投資的場所而不是投機的場所，因此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監管機制，在準許投資者進入與退出的同時，最大限度防止投機行為的發生。

　　金融屬于經濟系統的高端;股票等金融產品本質上是催化、促進投資的工具不是投機的工具。以金融產品為基礎的金融衍生品的遠期合約、套期保值、價格發現、信用約束、風險回避功能，說明市場越來越立體化、系統化、主體化、自覺化，市場的自發調節功能越來越讓位于自覺調控。金融衍生品是經濟系統的整合器、經濟系統功能的催化劑，不是投機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當作投機工具而片面長足畸形發展，必將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資性風險，但不能回避投機性風險。由于它的融資杠桿作用，可以通過強化、擴大泡沫來擴大與強化投機風險。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多樣與多元化，同鼓勵投機是兩碼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價格發現與風險回避功能歸功于投機。投機是配置經濟學中“風險越大機會也越大”理論的產物，本身是強化風險、制造風險的催化劑，而不是回避風險;這和本質上控制風險的金融衍生品創新在功能上是對立的。投機行為和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的異化，只能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來投資，也可以拿來投機。如果拿來投資，可以回避、分散風險，通過杠桿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資金。如果拿來投機，就只能擴大風險、并產生多米諾骨牌連鎖反應，產生經濟危機。是投資還是投機，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資還是投機上面。投機，是市場經濟早期市場無序化、平面化、微觀化、不規范的產物，在市場經濟宏觀化、有序化、立體化、規范化時期必須被立法取諦，以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的發展。那些以市場經濟完全自由競爭為名反對取諦投機的經濟學家，都是金融投機以及其它投機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代言人;而在背后支撐他們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是配置經濟學。要使金融產品成為促進投資的工具，使金融衍生品工具發揮其穩定型經濟的作用，避免它們成為投機的工具，必須使其建立在再生經濟學基礎上。這就要求金融的邏輯只能是投資的邏輯，既不是投機的邏輯，也不是投資與投機魚目混珠、魚龍混雜的邏輯。

　　金融是經濟系統的高端，屬于國民經濟的命脈。全球金融危機說明，為了避免由于金融投機造成的貸款膨脹與金融泡沫，避免金融投機，使金融監管切實有效，銀行只能國有。目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大力鼓吹的銀行民營化，是對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所體現的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然性趨向的反動。不能從全球金融危機的現象看到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然性的本質，在全球金融危機頻發的情況下仍然力推銀行民營化和金融自由化，既缺乏對金融危機的深層次思考，也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的態度。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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