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文主要在企業管理學的層面上討論“全民資本集團”的構建問題，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討論的重點不在政治學或經濟學層面上。

　　當然，這是在《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以及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的“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之基礎上展開的構建。只有在人民通過合法的形式加以授權，把屬于人民的資本委托給全民資本集團專權獨立運營，構建才能合法地進行。在授權之后，應當確立的原則是政府的行政權力只能依法進行宏觀調控而不能直接指揮或干預全民資本集團的人事和運營，也不能要求集團上繳應當屬于全民的紅利。從某種角度講，這才是真正的變官營為民營。某些人所謂的“民營”其實是指私有和官僚家族的官有。而人民——整個民眾的大群體才是真正的“民”，由這樣的“民”委托授權的經營才是名副其實的民營，而不是官有、官營。因而，集團的領導班子應當由人民代表大會(不是官員代表大會)特設的工作機構全民資本監管委員會依照專門的法規規定的程序從資深的職業經理人當中公開競爭招聘任用。這是“國企”去官僚化的實質性步驟。

　　而所謂“資本”，在本文中其狹義的涵義界定為：作為新生產的手段的積累勞動。而不是廣義的、涉及到社會生產關系的涵義。在中國，“資本”一詞由來已久，本意是指“本錢”。在西方，最經典的的經濟學涵義是亞當·斯密的資本“是供未來生產使用的儲備的一部分”，“是帶來利潤的一部分儲備”。“資金只有當給自己的所有者帶來收入或利潤的時候才叫資本。”大衛·李嘉圖則認為資本是“從利潤的儲蓄得來的”，即資本是“積累的勞動”。馬克思則認為資本是“作為新生產的手段的積累起來的勞動”;“資本包括原料、勞動工具和各種生活資料”;“資本即是對他人勞動產品的私有權”;“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

　　關于如何改變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屬性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屬性問題的討論屬于政治經濟學范疇，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或留待日后的其他論文專門討論。其涉及的主要問題就是在社會主義過渡階段如何使資本從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轉化為有利于建構勞動階級的生產關系而成為發展生產力的有力工具的問題。

　　構建

　　一.理念：明確全民資本集團的整體功能主要是造福民生，而不僅僅是資本增值。

　　全民資本集團(下文簡稱“集團”)被其法定的所有者——人民授權而控制一部分全民資本之后，依法獨立進行市場運營，其整體功能不是簡單的資本增值。而是以資本為工具有效控制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家的經濟活力和國際競爭力，達到穩定地發展生產，改善民生的目的。集團適度的盈利或資本增值只是為達到目的而采用的必要手段。其盈利水平應當與市場平均利潤率相適應，并考慮到當前民眾的利益和企業發展生產給社會帶來的長期利益的均衡。不能謀求像當前的銀行暴利，中石油暴利，日美汽車暴利，沃爾瑪、麥當勞、辛巴克咖啡暴利和房地產暴利那樣的“高效率”。那不是企業楷模，而是一種罪惡。應當像廈門夏商集團以“民生所需，民興所為”為企業目標的廉價“民興超市”造福市民，建發集團推出的廉價住房，格蘭仕開發的優質廉價微波爐等等那樣的兼顧顧客利益與企業發展的合理利潤。

　　為了形成集團的這種整體功能，必須依照復雜系統的規律性來進行構建，而不是僅僅照辦一些規定細則就能建成的。

　　系統科學把整體才具有，孤立部分及其總合不具有的性質稱為整體涌現性(whole Emergence)。涌現性就是組成成分按照系統結構方式相互作用、相互補充相互制約而激發出來，是一種組分之間的相干效應，即結構效應。不同的結構方式，不同的相互激發產生不同的整體涌現性。整體涌現性的產生不是單一的，是規模效應和結構效應共同的結果。比如原子按一定的結構形成了分子才可能具有部分所不具有的某些整體特性，原子不形成分子或者大分子，簡單的混合是不會具有這種層次的特性的。以此，要把一些要素整合成一個具有整體特性的強大的全民資本集團，就不能是若干要素的簡單堆積，而是按照某種相互作用方式結構而成的，具有整體涌現性的集團。

　　系統學家霍蘭(John Holland)說：“涌現現象是以相互作用為中心的，它比單個行為的簡單累加要復雜得多。”霍蘭在《隱秩序》一書中還指出：在演變的過程中，較小的、較低層次的個體通過某種特定的方式結合起來，形成較大的、較高層次的個體，通過聚集的相互作用，涌現出復雜的大尺度行為，從而能隨著環境的變化產生較好的適應性表現。該理論進一步指出，組織中的個體之間、個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不是簡單的、被動的和單向的因果關系，而是主動的“適應”、互動，甚至是互為因果關系。其中各種反饋作用交互影響、互相纏繞，這使得復雜適應系統的行為難以預測并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性質和狀態。

　　涌現性表明，一旦把系統整體分解成為它的組成部分，這些特性就不復存在了。也就是說，如果把集團構建的整體方式分拆成互不互相作用的部分的簡單堆積，視為簡單的教條來一一照搬，那么具有強大功能的“全民資本集團”就不復存在了，構建也就歸于失敗。

　　二. 核心：構建集團的核心——董事局是關鍵。

　　集團被授權之后，集團董事局集體對人民負責任。集團董事局的董事和主席應當由在全民資本監管委員會(或其分機構)主持下，依照專門制定的法規來組建和運行。其成員必須是資深的經濟管理專業人員，譬如資深的職業經理、財務或金融專業人員和經濟法律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專職雇員，少部分是作為客戶代表、職工代表、智庫代表和黨組織代表的兼職人員。嚴格禁止政府官員兼任或下海擔任，也禁止董事會成員兼任官員。董事局主席是集團的領頭人，帶領董事局一班人集體發揮功能，而不是獨裁的老大或老板，董事局主席不得兼任企業總經理，其他專職董事也不得兼任其他任何職務，包括公司經理等公開或暗中的兼任職務。以斷絕借機出賣企業利益肥己的暗道。

　　集團董事局負責制定和實施集團戰略，建設企業文化，投資組建全資子公司，或控股和參股的各種公司。譬如與其他全民資本集團同時投資于銀行、鐵路公司、石油公司、汽車制造公司、軍工公司、通訊公司、連鎖超市、大型農場等，或者收購、參股網購公司、網絡媒體公司，保險公司，食用油公司等。

　　集團集中收繳資本紅利，其中一部分用以再投資，一部分用以開辦平價中西醫醫院、平價公租房公司、社會健康鍛煉活動場所，以及管理與技術職業學院等益民事業;使用情況必須向社會公布，接受監督。國家機構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義收繳或侵占全民資本的紅利。集團董事局對授權的原始資本和增值資本的流失負刑事責任。

　　集團董事局主席應當成為整個集團的精神領袖。其他懂事也必須成為集團企業文化的楷模。集團的組織類型應當努力建構成現代的M型領導構架，而逐步擺脫陳舊的A型領導構架，以適應現代的全球競爭，提高組織的活力。(詳細請參考筆者的《M型領導構架》、《從A型組織到M型組織的變革》、《人本管理哲學》等)

　　集團里的黨組織應當充分發揮堡壘作用，保證企業的社會主義方向。(依照黨要管黨的原則開展工作，而不是代替董事局的職能)

　　三、管理：形成投資管理的合理機制。

　　集團的全資或控股子公司的董事會，總經理、財務總監和信息總監直接由集團公開招聘任用，并直接監管董事會和企業三大要員的工作，保持其互相配合互相約制的正常機制。

　　子公司的總經理、財務總監和信息總監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互相約制，不能由一伙人包攬，形成獨立王國。以保證公司的健康運作和最佳運營效果，防止全民資本被浪費或流失。不僅要禁止公司的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大權獨攬。同時也要禁止公司職員公開或暗中兼任其他公司的職務，或借口采購、外包、委托培訓等內外勾結，出賣公司權益謀取個人私利。更要嚴防商業間諜的破壞，嚴防內鬼出賣企業的商業秘密牟利。

　　集團應當監督子公司實施人本管理和質量管理，尊重員工的人格，讓員工參與管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以優質產品為顧客服務。而不得使用簡單化的只問賺錢的結果，不問服務過程的懶人管理和不道德管理——目標管理、績效考核與末位淘汰。更不能借口開拓訓練侮辱員工的人格，對員工實施奴化訓練。也禁止違法無限加班來獲取高盈利，制造高“效益”。

　　集團應當正確使用激勵方法并建立健康的激勵機制，即在管理上，管理者與員工共同確定了目標，員工實現此目標后的評價很好，就能起激勵作用。而并非單單是獎金多才能激勵。獎金激勵不應當只跟利潤目標掛鉤，那樣就破壞了全民企業的營運目的，陷入了唯利潤的陷阱。獎金激勵應當與完成全民企業目的之效果評價掛鉤，激勵員工自覺完成企業目的。而更重要的是建立正面的激勵機制，而不是負面的激勵機制。即重員工的工作能力和效果，無視員工對其上司的“忠誠度”和所謂的“群眾反映”(人情關系網)。重員工的工作能力和服務效果的觀念一旦真正體現為現實的行為準則：有工作能力和效果者不斷受到重視、嘉獎、晉升。企業中對人員、工作的評價受此準則的約制，就能形成另一種正面的激勵機制：激勵有能力和有效果的行為，抑制對上司“忠誠”，拉幫結派混日子和拼后臺的不良行為。正氣上揚，員工實干而有成效的局面就能形成，企業運行效果就會良好。

　　至于全民資本集團應但采用的人本管理模式簡要說明如下：

　　所謂的人本管理(或稱人性化管理)就是要重視企業內外最重要的資源——人，以人為本位的企業管理。

　　但這還遠遠不是“人性化”——徹底依照人性來管理企業。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重視人這種“資源”。無論是把“人”當為一種特殊的“物”，依照物的規律來加以利用，還是把“人”當為一種動物，即使是“有理性的動物”來加以利用，都已經是過時的理論。前者被歸結為X理論，人被當成一種遵循物的一般規律性的“資源”，可以用科學方式來提高它的利用率;后者被歸結為Y理論，人被當成一種“有理性的動物”，可以遵照他的群居規律性——人際關系方式來提高它的利用率。而Z理論則是把兩者疊加起來，人不但是“物”，也是“有理性的動物”，必須兼用科學方式和人際關系方式來提高對它的利用率。當代的理念則有了本質性的變化：人本管理。在企業管理中，人這種“資源”——特別稱為與物的資源有別的“人力資源”，它不僅僅具有一般“物”、“有理性的動物”所具有的規律性，更具有自己特殊的規律性——人性。最關緊要的是依照人性來管理，發揮人力的關鍵性作用。管理哲學觀念的變化，正在還“人”本來的價值和尊嚴。

　　關于人性的假設可以簡潔地表達為：

　　1、本性假設：人具有遺傳而來的本性，如惰性、趨利避害等等本性;本性難移，但可以順其自然，引導利用。

　　2、習慣假設：人能夠適應環境，在塑造機制下形成行為習慣;習慣左右著人的許多行為。

　　3、習俗假設：人不僅依靠本性求生存，而且依靠人類群體共通的習俗、文化求生存;文化也左右著人的另一部分行為。

　　4、創新假設：人和人的群體都是自組織系統，都能創新演化，具有創造力，能夠適時改變自己的習慣和習俗以適應外界環境。

　　至于對世界的假設，從X理論、Y理論到Z理論，都并不顯山露水，只是隱性的假設，而不是顯性的假設;因為它們有本質上相同的假設，無需特別表明。而現代管理理論就不一樣，他們關于世界的假設正在變化，從機械論走向系統論，走向整體論。也就是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我們可以通過對它的部分以及部分之間的關聯性的分析和整合了解它的功能，并在觀察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互相控制和如何協同之中力求把握整體突現的功能。因此，企業管理者不再把企業當為一部由許多零部件組合而成的賺錢的機器。而是把它視為自然、社會、市場中的一個有機部分，而這個部分也具有自己的整體性，它內部的許多要素的整合所突現的整體特性使它能夠成為自然、社會、市場的一個相對穩定的部分——企業因此能夠生存和發展。

　　因而，企業應當順應人性從四個方面入手進行管理：

　　1、尊重人的本性，順其自然加以引導。

　　2、進行行為塑造，利用習慣進行管理。

　　3、營造企業文化，利用文化規范行為。

　　4、注重人的創造力，利用創新推動發展。

　　四、監督：形成嚴密的監督機制。

　　集團對自身及下屬公司的監督不能只依靠直上直下的信息通道，必須建立環形的信息通道，下面的運行情況必須有其他通道能夠反饋給集團領導班子。信息反饋除了總經理的述職通道之外，還有財務總監和信息總監的通道。同時，公司信息系統必須能夠實時給集團反饋真實信息。公司的信息專員等人事安排，集團必須干預。以保證信息的暢通和真實，確保信息不被刻意掩蓋或扭曲。同時強化信息網絡的安全防護，防止惡意入侵。

　　集團應當注重監事會和客戶反饋信息的監督作用。不能使其成為擺設。集團的運作信息必須定時通過全民資本監管委員會——人民代表大會的渠道和直接向社會公布信息的渠道實現人民監督的機制。

　　此外，集團還必須設置法律工作室，充分利用法律來防止外來的權益侵害，防止內部腐敗犯罪和內外勾結侵害集團權益。并保證紅利用于社會福利的部分不被挪用侵吞。

　　五、科技：組建集團的智囊機構和創新機構。

　　集團必須重視自己的或利用社會的智囊機構，幫助集團領導班子認識市場規律，正確決策。

　　集團必須重視自己的或利用社會的商業模式和技術創新機構，幫助集團領導班子認識市場和技術規律，正確制定企業戰略，借助科技的力量增強企業發展的推動力。

　　軍工企業自主創新的成功經驗應當學習。

　　鐵路總公司開發高速列車的成功經驗應當學習。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自主研發“蛟龍號”載人潛水器的成功經驗應當學習。

　　格力集團自主創新的成功經驗應當學習。

　　張小泉公司繼承和發揚傳統質量管理和金字招牌戰略的成功經驗應但學習。

　　華為公司堅持自主創新，認真學習外來技術并善于消化與再開發，堅決抵制外資控制，從而獲得強勁競爭力的成功經驗應當學習。

　　經理人馬云的模式創新的成功經驗應當學習，而馬云把企業拱手讓給日美壟斷資本控制的嚴重罪過必須嚴密提防。

　　聯想公司放棄自主開發的大方向而主打產品組裝代售，力主“國際化”、“與國際接軌”，一心依靠洋人甘當附庸而屢遭挫折的嚴重教訓必須吸取。

　　六、模式：建構集團整體的結構模式。

　　集團的整體結構應當是能興旺的“泰卦”模式，而不能成為日益敗落的“否卦”模式。

　　當前中國的許多企業在整體模式上產生了棄興旺模式而取敗落模式的顛倒現象，而導致企業的疲弱破敗。如同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中國毒奶企業和美國“兩房”的破產那樣。

　　這種顛倒現象，究其哲學緣由，就在于哲學模式的顛倒。也就是用否卦模式擠兌了泰卦模式使事物的發展陷入困境。

　　在企業的目的(造福民生)與手段(資本增值)所形成的結構之中，造福民生的目的是能動的，具有陽的特性，屬于純陽模式(《易經》的乾卦);資本增值的手段是由目的所確定的，它是被動的，具有陰的特性，屬于純陰模式(《易經》的坤卦)。由純陽模式乾卦與純陰模式坤卦兩個三維模式重疊而成的系統模式有兩種可能性：即泰卦和否卦。(詳細清參考：《《易經》：通用模式實用手冊》)因而：

　　集團的系統狀態一：如果系統的狀態是目的能夠控制手段，目的是根基，也就是造福民生是目的，適度盈利則是手段，則形成下乾上坤的卦象：泰卦。

　　集團的系統狀態二：如果系統的狀態是手段掩蓋了目的，目的僅僅是一種華而不實的標榜，手段反而成了根本，也就是盈利成了唯一目的，造福民生的口號則只是宣傳手段，則形成下坤上乾的卦象：否卦。

　　我們來看看這兩個復合模式，即兩個別卦，以便用它來觀察上述兩種集團系統狀態的結構以及它的發展預期。

　　《易經》泰卦，坤上乾下。這是以目的為本，手段為表的模式。

　　泰：小往大來，吉，亨。意思是說《泰卦》象征通達安泰：弱小離去，強大到來，吉祥，亨通。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意思是《象辭》指示：《泰卦》的卦象為乾下坤上，陽氣上升，陰氣下沉，呈相互交合的態勢，整個系統順暢通達;君主要善于裁節調理，以輔天地交合之道，促成天地化生萬物之機宜，護佑人民。

　　也就是說，如果集團系統的狀態是造福民生的目的能夠控制資本增值手段，則形成下乾上坤的泰卦結構，則這種結構象征通達安泰，目的與手段能夠呈相互交合的態勢，順暢通達，系統處于開放狀態，會逐漸強大起來。

　　《易經》否卦，乾上坤下。這手段變成了根本，目的反而成為掩飾之詞的模式。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意思是說《否卦》象征閉塞：閉塞的系統，人之間往來不通暢，不便利，君子則應堅守正道;強大離去，弱小到來。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意思是《象辭》指示：《否卦》的卦象為坤下乾上，為陽在陰上之表象。陰氣下沉，陽氣上升，相離而去，陰陽不可能互相交合，所以整個系統阻塞不通而呈現否定的、破敗的態勢;在這種狀態下君子要保持節儉的美德以避災難，不宜乘機用不良手段謀取榮耀與豐厚的俸祿。

　　也就是說，如果系統的狀態是盈利手段掩蓋，甚至替代了造福民生的目的，目的僅僅成了炫耀的空洞口號，甚至成為不良行為的遮羞布，則形成下坤上乾的否卦結構。這種結構象征著閉塞和不通暢，系統處于封閉狀態，集團就會逐漸破敗下去。如果系統的目的被手段所掩蓋，而手段反而成了唯一的控制力量，目的與手段實際上已經是毫不相干的兩碼事了，這時陽在陰上，陽氣上升，而陰氣下沉，相互分離，陰陽因而不能互相交合，所以閉塞不通，理論與實踐相脫離，只能起破壞作用，導致集團系統的災難。

　　為什么一些掌權者要棄使企業良性發展的泰模式，而就讓企業陷入惡性發展的否模式呢?為的是棄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顧客的利益)而保官僚奸商等極少數人的利益。為此，只能犧牲顧客的利益來維護官僚奸商等少數人的利益。基于這種不可告人的祈求，他們別無選擇。

　　集團一旦選擇了造福民生的目的控制資本增值手段而形成下乾上坤的泰卦結構，則整個集團系統的各個要素之間就能夠順暢互動，涌現系統的整體功能。尤其是，上下能夠同心(都為了造福民生，而不是各為私利而互相拆臺)，上下能順產溝通信息(無須掩飾);各個崗位能合力，不會因目標各異而勾心斗角。實行人本管理而拋棄目標管理就容易推行;產品和服務質量至上就成為共識，不會因各人的盈利績效考核利益而弄虛作假。創新就會成為最佳的企業發展手段，而通過賄賂搞官商勾結，內外勾結，欺騙顧客等不道德的商業行為也就能順利消除。由此，企業的根基就會不斷地得以強化，長期的發展就有了可靠的保障。這樣，一個愿意并且用能力為人民創造福祉的全民資本集團就能夠順利建構，成為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中國經濟的超級航空母艦，國際競爭力的主力。

　　總之，上述各要素之間形成如下結構：各要素圍繞核心——董事局，依照核心理念——造福民生并適度資本增值來展開各種機制——投資管理機制、監督機制、創新機制形成集團的整體結構。從而涌現出集團利用不斷合理增值的資本力量造福民生的整體功能。而整個集團的結構模式成為泰卦模式，從而能夠長期保持興旺。

　　結語

　　我們在序言中已經提到資本的雙重屬性—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即資本是“作為新生產的手段的積累起來的勞動”的自然屬性和 “資本即是對他人勞動產品的私有權”; 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的社會屬性。本文雖然主要從其自然屬性出發討論全民資本集團的建構問題，但依照核心理念——造福民生并適度資本增值來展開各種機制而形成集團的整體結構，從而涌現出集團利用不斷合理增值的資本力量造福民生的整體功能本身也已經發揮了資本作為新生產的手段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有益方面，即造福民生的積極作用，強化了它的自然屬性。同時，也有利于消除資本“對他人勞動產品的私有權”的消極作用，即利用資本占有他人勞動剩余價值供自己消費的剝削功能。全民資本控制下的勞動剩余價值一部分被用于發展再生產，提高社會生產力，造福社會，一部分被用于社會公益事業直接造福社會，從而完全堵塞了把剩余價值用于個人消費的渠道。這就有利于逐步消除資本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屬性的禍害，即占有他人積累起來的勞動來驅使他人勞動而獲取剩余價值供自己享樂甚至為非作歹危害社會，制造分配的不公和社會的兩極分化的禍害。因而也就有利于解決在社會主義過渡階段如何使資本從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轉化為有利于建構勞動階級的生產關系而成為發展生產力的有力工具的問題。

　　另一方面，人民的所有權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具體工作機構全民資本監管委員會的渠道，直接授權給全民資本集團的實體代理所有權的行使，也就把空洞的人民所有權落實為可操作性的權力。并通過收取全部紅利用于再生產提高社會生產力與社會公益直接造福民生實現了資本對民眾的直接回報，而不是虛無飄渺的利益。全民資本集團信息透明，向社會公布營運信息的制度，也有利于落實人民的監督權。克服了此前“全民所有制”的名不副實的嚴重缺陷。

　　同時，多個全民資本集團競爭性地占有銀行、鐵路、通訊、石油、網絡等容易形成壟斷的企業的股份，互相約制，還可以有效阻止這些企業的高管官僚化，并與直管的高官勾結在一起獨攬企業大權搞暴利玩腐敗。并在不同全民資本集團控制的銀行、石油等等企業之間以及和私企、外企之間形成公平競爭的局面，有效反制壟斷破環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促使市場健康化。

　　最后，使得全民資本具體地避開了政府行政權力的干涉而演變為官有企業的危險，堵斷了官僚權力尋租和通過私有化鯨吞全民財富的渠道。是實現“把權力關進籠子里”訴求的有力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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