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也可以說，如果將毛澤東管理學和人類社會以前的任何管理學相比，它是最溫和的，人類社會以前從未有出現過如此溫和的管理學。
在西方國家，實行的是法制的管理，或者也叫法治的管理?反正是學術上的術語一翻譯成中文，那就有各種說法。但是西方國家更多地以形而上學的態度來對待法律，就是說，以靜止的，片面的，僵化的觀點來看問題。
因此西學中的法律，經常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必須遵守的，如果違法就必究的。因為西方的法律這個詞，law和自然科學中的定律，也叫law，是一個詞，事實上西方人也將它們認為是一樣的，都是上帝制造的，規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例如現在流行的說法，叫“權大還是法大?”這個提法雖然由來已久，卻似乎已經成了學術界的共識，但是，卻是一種偽科學。事實上如果真要說大，那么當然是自然規律最大。而人類社會中的許多運行規律，也是自然規律，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也就是一個物質運動的自然的過程，不過就是物質運動的高級形式而已。
其實，信仰，責任，宗旨，原則，這些都是應當比法大的。
對毛澤東時代的流行的妖魔化宣傳，就是毛澤東時代之所以法律少，是因為權力者對人民有更多的壓迫，在宣傳者的頭腦中，權比法大就一定導致人被壓迫，在壓迫中痛苦地呻吟什么的。但是，我認為毛澤東遲遲不肯制定哪怕一個刑法，原因倒是相反的，是在法制社會中眾多的案件有可能一個人非得進監獄的，但是毛澤東管理學卻不讓這個人進監獄。也就是說，遲遲不肯設定刑法的根本原因，倒反而是有更多的溫和與寬容，是把許多原本按法制的原則應當進監獄的人，給放了。
比如說，按法制的原則，傅作義和李宗仁都是戰犯，但是毛澤東管理學卻可以讓他們都在共和國當高官，部級以上待遇。這本來就是違反法制的，卻是溫和的，不是說違反法制地不經審判地把他們都給斃了。就是說，違反法制，都是朝著更加溫和的方向違反，該斃的不斃，該抓的不抓。就是說，毛澤東管理學永遠都存在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浪子回頭金不換”這樣的機會。
在解放戰爭中解放大軍南下，結果重用了國民黨原政府的眾多技術官員，而且這些官員在國民黨的時期，是曾經大力搜刮民脂民膏，無官不貪的，如果認真按現代社會的標準來調查他們，可能個個都得進監獄，至少是身敗名裂。但是只要他們洗心革面，就可以重新做人，努力為人民服務，成為社會的新人。
其實，在我年青的時候，那時候對于宣傳槍斃劉青山張子善是宣傳得很少的，只是在改革開放之后，人們都在盼望著所謂的嚴刑峻法，這才把這個案例拿出來。而反復宣傳這事情，已經說明毛澤東對所謂“槍斃貪官”這事情是做得少而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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